三十八
舒明明寄信到龍－88，要我跟她打個長途電話。信上說：“如果你不打這個電話，我們的聯繫就斷了，如果你捨不得那點要命的錢，我可以給你出。”這個電話我不能在家裡打，帳單一來，思文就會明白一切。我跟葛老闆說用他的電話往家裡打個國際長途，帳單來了就從週薪里扣除。我算好星期天凌晨是國內的週末下午，星期六收工以後就沒有睡，靠著床頭等著。這件事怎麼辦，我沒有最後的主意。就這樣潦倒地一事無成回國去，我不甘心。在最後的關頭，現實的考慮終究戰勝了浪漫的懷想。從凌晨兩點到四點，我撥了二十多次，才接通到她家裡。我跟她通話有十幾分鍾，放下電話我竟想不起這十幾分鍾都講了些什麼。十多天後又收到她的來信說，一個人不可能作這樣希望渺茫的等待，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我不能給她希望，就不要再去打擾她的平靜。捏著信站在窗前，似乎失去了什麼，似乎鬆了一口氣，似乎又是一種毫無內容的空洞的沉重。我想明白這種沉重的確定意義卻又枉然，人有時候也會對自己感到陌生。我慢慢把信撕碎攤在手心，從窗戶裡伸出去，看著那碎紙一片片隨風飄逝，明白了這是一段生之經歷的最後結局。
在那幾個星期思文的眼睛失神地深陷下去，臉色蠟黃沒有了光澤。有時她對著鏡子凝視自己的面容長久地默然無語，顯出一種哲人似的深沉悲憫的思索。嘴唇間或沉默地蠕動，象在細細咀嚼著生命的感受。這讓人想到敏感的靈魂總是被痛苦永恆地覆蓋，在苦難的煉獄中掙扎不起，至死方休。我在一旁看了心驚膽顫，故意弄出一些大的響動，想使她從沉思中驚醒過來。我說：“思文，你這個聰明人，怎麼犯了傻，折磨自己！過幾天論文就寄回來了。”她轉臉望了我目光呆滯毫無表情。我說：“睜了眼做夢呀！”她嘴角微微扯動，露出一絲笑意。這天電話鈴響了，我等她去接，她木然不動。我接了電話，聽了幾句把話筒替給她說：“你老闆打來的，他說和渥太華通了電話──”她驚恐地睜大眼睛，嘴巴張開，手伸伸縮縮遲疑著不敢接話筒。我說：“通過了！”她一下軟倒在地毯上，掙扎著抓爬過來，伸手接了電話筒。她一隻手撐在地毯上打完電話，把手伸給我說：“扯我起來。”我拉了她起來，她往床上一倒，閉上眼睛。我怕她過份激動出了毛病，湊在她耳邊問：“一加一等於幾呢？”她說：“我休息幾分鐘。”這樣躺了幾分鐘她突然一躍而起，滿臉興奮地說：“我得救了，我得救了！買機票去，走！”
到自動提款機前按了個人密碼，取了五百塊錢。兩人揣了錢跑了一下午，比較幾家航空公司買了最便宜的機票。思文反覆說：“我太高興了，我心情很好。”我說：“你都說有幾百遍了，要不要通知全城人都知道？”她說：“人家高興就讓她說一下嘛，你不想聽我就不說了。我主要是太高興了，我心情真的很好。”
我向葛老闆辭工。他說：“是在這裡做得不高興了？”我說：“下星期要去多倫多。”（以下略去170字……）他說：“在別的地方做得不高興了，隨時回來。”我說：“那時候又有別人了。”他說：“你來你的位子總有的。”我說：“謝謝老闆。我去了讓老周來學炒鍋吧，他等了也快半年了。”他說：“老周他不行，不利索，太肉了。”
最後一晚我對葛老闆說：“明天早上我就去了，你們還沒起來，門怎麼關？”他說：“你從後門走，把門帶上。”說著遞給我一個信封說：“這是你這個星期的人工。”又把一個印著財神的小紅包塞到我口袋裡說：“一點意思。”我說：“謝謝老闆，真的不好意思。”他說：“你也別嫌少。明天早上就不送你了。”
上樓去水房洗澡，打開紅包一看，是兩張一百塊的票子。我一喜，赤了腳跳起來向空中抓了一把。洗了澡非常興奮，毫無睡意。回到房中看見周毅龍甩了拖鞋正準備睡。我說：“老周，明天就剩你在這裡了，要老闆讓你上灶。”他馬上說：“我無所謂，我無所謂，我幹幾天也不幹了，幹一輩子這也是幹不來出息的。”我說：“這事不能久幹，站了這幾個月，每天十幾個小時，我小腿上都靜脈曲張了。”說著指了腿上鼓起的青筋讓他看，“錢是什麼，是血汗，是自尊，是這條命。以前是看不起錢，現在可不敢小看了錢。”又說：“我去海邊走走，在這裡做了半年多，還是剛來的時候去看過一眼。”他說：“我也去看看。你還看了一圈，我看都沒看過。”幾個月來我們之間有著一種潛在的敵意，忽然在這一瞬間消除了。我覺得有些意外。
出了門兩個人在夜裡遊走，拐上一條狹窄的公路向海邊走去。道路在星空下泛著白光，蜿蜒到溶溶夜色中去。風挾著海潮聲吹過來，襯衣在風中呼呼作響。狗兒在吠，不知名的鳥正囀啼著最初的夜歌。路邊零散的房子一幢幢在沉沉的夜中顯出隱約的輪廓。幾個月來的敵意忽然消失，反而不知怎麼說話才好，似乎都有著點羞怯，等著對方先開口。夜色中一隻狗沿著路邊走過來，周毅龍吹著口哨去招呼那狗，忽然抬起腳猛地一踢，狗在地上打個滾，尖叫著從我們腳邊竄了過去，毛茸茸擦著我的小腿。我嚇得往邊上一跳，周毅龍笑了說：“狗你也怕。”我說：“咬一口就不得了。”他說：“這裡的狗和中國不同，一隻只都挺忸怩的。”我說：“這裡打狗是犯法的，狗受法律保護。上次報上登出來，兩個柬埔寨人打狗吃了，還被拘留了。”他說：“我就是要踹它一腳，讓狗主人心疼一下。”這時我感到打破羞怯的默契已經達成。
快到海邊我說：“這麼好的景色都被浪費了，每天做了就睡，從不出來看看。”他說：“空氣也好，這樣鮮的空氣上海絕對沒有。”我說：“老周，你愛上紐芬蘭了，為了呼吸到世界上第一流的空氣，你在聖約翰斯呆一輩子算了。”他說：“那還不要了我的命去了，這個破地方。你倒是好了，去多倫多。我還不知要折磨到幾時，趙潔她還想在這裡讀博士呢。”我說：“原來她是博士家屬，現在要輪到你了。”他說：“不是什麼好事，女人玩起來了，發了，威脅太大，男人做人就難了。尤其象我們，簽證都附在她們的學生簽證上，志氣兩個字講不出口。”我說：“女人都說男人玩起來了發了不是好事，要作怪的。”他說：“那倒也是，女人男人都是人，是人就要打個問號。”
看見海了，波濤一波一波湧上海灘又退下去。我們在海灘上坐了，我又跑下幾步，趁波濤湧上來用手指點幾滴放到口中噙了，坐回來說：“這大概就是我最後一次看看大西洋了，以後要到電影裡去看。”
他說：“老高，你真的想回國去？”我說：“誰知道以後，到今天我還是這樣想。”他說：“有移民機會把它放棄了，恐怕全加拿大隻有幾個。”我說：“誰不知道加拿大好地方？可我活著痛苦！在國內好歹也是個人，現在呢，除了我自己把自己當個人就沒人把我當個人，人整個地被閹了似的。”他說：“半路回去太吃虧了，這邊的沒得到，那邊的失去了。苦也吃了，臉色也看了，剛有點出頭的影子又要回去了，捨不得。不怕你笑我，原來想著人生許多許多，狗屁！現在只想發點財。人長到三十多歲，才明白了這點道理。世界也變得簡單了，就剩了眼前自己抓得到的那點點東西，別玩虛的！虛的許多許多都是虛的，活得了一千年嗎？我學歷史都學到博士了，什麼事沒想過？想多了倒捆了自己的手腳展不開，想著想著老了，兩手還是空空蕩蕩。想得越多越深越糊塗越痛苦越猶豫越沒有行動能力，自己看自己，清高呢，深沉呢，別人看去還不在心裡笑傻瓜。人一輩子都過了一半了，一年一年這麼閃過去，好恐懼啊！過了一半還猶猶豫豫糊糊塗塗不知道自己一輩子是怎麼回事，怎麼得了！”
我說：“知道了煩惱越多，山溝裡農民伯伯煩惱還沒你多呢。”他說：“不怕你笑，我現在最大的煩惱就是想發點財，不發點財回去，不怕別人笑你！活到三十多歲，忽然就發現時間變短了，事情變簡單了。搞幾年能變成葛老闆，我就安心了，對自己有個交待。”我說：“老周你是博士，你的文章我也看過，不是吹捧你，有真貨。你應該堅持下去。”他“哼”地笑一聲說：“古人從堯舜孔夫子到曹雪芹孫中山，都被搞學問的存在銀行裡，一代一代永遠提取利息，這麼回事吧。學問我也迷了幾年，寫那本書的時候我心也跳了幾跳，出版了又有點沮喪。圖書館書多得跟草一樣，你的書就塞在那個角落沒人理，也好比一滴水滴到大西洋去了，幹什麼呢，一輩子的？世界還是世界，與你無關。讀書多了最強烈的幻覺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自己寫的東西看得很神聖，哄自己呢？做一輩子歷史無用功還覺得自己了不起，偉大，給世界留了點什麼。這麼想我想了很多年，忽然發現錯了。”
我說：“老周你想得太多了，人間的事還經得起你這一細想！三國打了幾十年，死人無數，劉關張英雄一世，氣吞山河，到頭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世事不可看得太清想得太透，不然這活著就沒味道了。活著就是活著。”他說：“死了沒辦法就算了，活著不能太委屈。對不對？”我說：“對絕對是對，可是你現在委屈不委屈？”他說：“我是一步步往好地方走，可怎麼走來走去倒不如不走！出了國這不是好事嗎？找到工作這不是好事嗎？可就變成了癟三一個！心裡不服氣吧，那還不行，得忍著。晚上躺在床上想著，睡不著，人不能往深處想，想來想去萬念俱灰，還是莊子對。”我說：“又哄你自己了，你那個莊子是世界上第一個想得通的，你學得到？”他說：“老高，你倒是個談話的對手，看不出。”我說：“你還當我脖子上是結了個南瓜吧。”
我們站起來沿著海灘走。星光下我發現一些小魚被波濤推上來，在海灘上跳，蹲下去瞧了又發現很多已經枯死。遍地都是。趁著波浪推上來，我把一條留在海灘上跳著的魚踢到水中去，說：“救它一條命。”他說：“枯死在海灘上是它的命，是命就無可抗拒，下一波它還要被推上來，救不了的。”兩個人站在那裡，迎著海風。他說：“人呢，其實就象大西洋上偶然吹過的一陣風，刮過去就過去了，誰能告訴我這陣風有什麼深遠的意義？承認自己的渺小沒有意義也要有一點勇氣，人在心裡總逃避這個，我想逃避又逃避不了，人總不能對自己也連哄帶騙。”我說：“老周你太現實了點，這樣活了也沒有味道。”他說：“我是一個俗人，我只能去抓自己抓得到的東西，自己鼻子尖尖前的那一點點。”他說著身子往前一傾，雙手飛快地向前一抓又收回，做了一個捕攫的動作，“終極關懷的問題折磨了我好多年，人類精神命運問題也考慮了好多年，突然明白了最需要關懷的是自己的命運。文盲也懂的道理，我到三十多歲忽然才懂了。這才知道自己原來是一個俗人。”我說：“又哄你自己了，今天你不得不俗了，得找點什麼安慰自己。人最喜歡哄騙的正是自己，聰明人也逃不脫。”他笑了說：“那也是，那也是。”
再往前走看見一大片遊艇灣在那裡，有一座小木橋架在淺海中通到遊艇上去。我們順著木橋走過去，兩邊繫著的遊艇在海水中起伏，燈光點點，又有斷續的人聲在夜裡迴盪。走到木橋盡頭，我們伏在欄杆上看著海的深處，前面有一點一點燈在閃，是夜航的遊艇。我說：“夜裡冷了。”老周說：“哪裡就會吹病去了。書上說海風帶著一點鹹腥，你聞到了沒有。”我說：“怕是誰想出來的吧，水是鹹的，魚是腥的，風裡哪又聞得到。”他說：“再過幾個月我也走了。”我問他去哪裡，他說：“誰知道，天下總有個地方容得下我。”我又問他這幾個月託福可有了進展，他說：“進展個屁。”我說：“那麼多次你都捧了書睡著了。”他說：“那又是騙自己的，好象捧了書對自己就有交待了。趙潔都抱怨了，回去一次抱怨一次，我沒跟她掙臉！”
我試探著說：“到這裡女人都變了。”他說：“是呀，是呀！”我說：“也怨不得她們。女人誰不愛面子，誰又是超人呢。看了我們窩囊的樣子，心裡有了想法也是自然的。”他說：“我會服這個氣？當年她追求我，哭了多少次我一狠心才應了，現在在我面前跟個皇后似的。”我說：“你靠她才來的，憑這一點也把你的威風滅了。”他說：“一個國家活在世界上靠實力，誰跟你講平等！人也這樣，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去維護，靠自己的實力去爭，誰跟你講公平！感情可以有，要有東西做後盾，誰憑白就愛了你！天下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還是毛主席講得透。細想之下，現實總是冷漠的，它逼得你不斷地接受你不願接受的東西。痛苦嗎，痛苦！痛苦完了你還得接受。你得把自己的心鍛鍊得跟鐵一樣才行，鐵還不行，還要淬火。好多事就象鐵錘一樣打在我心上，把柔軟的那一部分都錘硬了。”我說：“老周，不要說得那麼恐怖，說得一股血轟隆隆衝到我頭上來了。”沉默了幾分鐘我說：“走吧，看著別人玩遊艇有什麼意思。”他說：“什麼時候活到這個份上，也象個人了。有錢了，沒處花了，買遊艇！錢就那麼有著也沒有意思。不過我到今天也沒信心做這個夢了。”
我們又往回走。快拐上那條路的時候，我說：“這就告別大西洋了，我給它敬個禮吧。”說著彎了腰鞠了一躬。他說：“海給人的感受很難表達，它總是使人想起一些事情。”我說：“它啟發人想到自己的渺小短暫。哪一天我們的骨頭成了化石，它還是這個樣子。”他說：“是，是，還有幾十年，要抓緊活。沒有誰賦予了我什麼使命，我的唯一使命就是對自己負責，要抓緊活！要有生命的緊迫感。可現在又是這個樣子，掙扎不起！”我說：“咬了牙關挺幾年，總會好些。”他說：“陷在這裡進退兩難了，看不到好起來的跡象。心焦啊，無可奈何！”我說：“老周你就這樣悲觀了，還有大半輩子呢。”他說：“細想起來心裡真是好委屈。”我說：“到這裡我也沒覺得自己有權力要求什麼，也就不委屈了。加拿大也沒欠誰的，委屈了誰也可以回去，又捨不得。”
回到龍－88，他躺下去說：“困了，明天做事會打瞌睡，肚子也餓起來了。”我說：“老周，你今晚的話就數這句最深刻。”他嘆氣說：“是的，到這份年齡，還說這些那些幹什麼，說什麼也多餘了。”我熄了燈說：“明天早上我就不叫醒你了。”我想著過幾天就到了多倫多，興奮得睡不著，又想跟他說幾句話，他卻已經鼾聲如雷。
三十九
機票買得便宜，時間不好，到多倫多已是晚上九點多鐘。飛臨多倫多的時候，從空中往下看，遠遠的是一片模糊的光，漸漸明亮起來，一片燈海望不到邊。然後，一條條街道，汽車的紅色尾燈一行行緩緩移動，都看清了。思文指著下面說：“多倫多，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說：“還是被我想到了。”她說：“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說：“這一年多倫多是我心中的聖地。”她說：“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看她的眼睛，她轉了臉望著外面，說：“一年了。”我說：“那也不一定就有了造化，出息不了的人到哪裡也出息不了。”她說：“那你還逃難似的逃離紐芬蘭？”我說：“多倫多不圖它別的，圖它有兩張中文報紙看。在聖約翰斯再呆兩年，我都會變成真的文盲了。”
兩部小手拖車拖了皮箱旅行袋，我和思文站在出口處等車。不斷有出租車開過來，問我們進不進城。在紐芬蘭有人告訴我們，出租車到城裡很貴。我隨口問了一個黑人司機，到唐人街多少錢，他說：“Maybefiftydollars。”我嚇一跳，還是等著，專線客車只要八塊錢一個人呢。在紐芬蘭這一年多里我們存了差不多兩萬塊錢，這已經超出了我們的預想，但能省還是要省，錢來得太可憐了點。思文抱怨說：“來了一年多還用國內的概念來算錢的，大概也只有你了。”我說：“那大概也只有我準備回去。”
機場到市中心花了半個小時，一路上巨大的廣告牌在夜中閃亮，看得我眼都花了。到汽車總站下了車，我說：“先找多大的學生聯誼會。”思文說：“都十點了，到哪裡去找。就是你要買便宜票，搞到天墨黑了才到。”站在路邊有出租車停了問我們去哪裡，我們連忙擺手。
把行李託到候車室，思文說：“今晚要住旅店了，省了機票錢，去了多的。這就是你高力偉做的事。”我說：“我還有那麼大的派頭住店，那不殺你幾十塊錢一晚。實在沒辦法先在這裡蹲一夜，還有靠背椅呢。”思文說：“我去打電話。”她拿出一張紙，上面抄了一些電話號碼，別人給的，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人。我們把兩毛五一個的硬幣都收攏來，有七八個，她拿了去打電話。過一會她回來說：“只通了兩個，聽口氣不肯來幫忙。”我說：“我一點都不瞌睡，你打你的瞌睡，我守行李。”我投了硬幣到自動售貨機裡，按了選擇鍵，掉下兩筒可口可樂。又把晚餐沒咬完的麵包翻出來說：“湊合一餐。”思文接了麵包，半天吃一口。我口裡苦澀苦澀的，勉強塞進口裡，用飲料嚥了。思文說：“今晚怎麼辦？”我說：“在這裡混一夜也好，挺剌激的，這麼多空位子，隨你坐。”她說：“錯了就錯了，還要找道理。你就沒做幾件漂亮的事讓人佩服佩服，跟了你總是受刺激，還說刺激好呢。”她眼眯了一會說：“睡不著。”我說：“睡不著你看看行李，我出去看看。”
從飛機上看，多倫多象一座玻璃城，現在看去卻平平淡淡。我朝著燈亮的那邊走，怕走遠了找不著回來的路，轉一個彎就停下來記住街角建築物的標誌。在一家小店裡我買了一張城市地圖，對著街口的街牌查到自己的位置，發現離著名的央街已經很近。我便橫過去，央街果然熱鬧得多，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來來往往，是國際大都會風貌。燈光下各種各樣的面孔閃爍起伏，如紙糊的臉飄浮在夢中一般。看著這無數的臉在眼前晃動，我覺得很陌生，又覺得很理解他們。
（以下略去380字……）
回到候車室，思文說：“啊呀，你回來了。剛才兩個人過來問我要不要住宿，嚇得我！”我說：“還有這麼多人啊，怕什麼！”又告訴她剛才遇見妓女的事。她說：“第一天來就走桃花運了，以後日子還長呢，這麼浪漫的城市。”我說：“一開口就是酸的，酸不溜溜醋罈子。”她說：“我醋罈子！以為自己是個什麼人呢。我倒希望自己有這種情緒。”我說：“我又自作多情了，好慚愧。我真是不要臉，我太不要臉了，我為什麼這麼不要臉呢。”我又虛張聲勢打自己的臉說：“看你還不要臉！打這張不要臉的臉！”她笑一聲，不說話。我想：“現在有機會就來兩下子，看起來離婚真的是無所謂了。”
思文側了身子去打瞌睡，我把箱子移到腳邊並排放了，腿分開用腳尖夾了，閉了眼想瞌睡一下，但總是剛一迷糊了又驚醒過來。過一會就有夜行客車進站出站，來往的人行色匆匆。我無聊地盯著那些出出進進的人，揣想他們在這半夜行車是怎麼回事。思文不時地醒來換一種姿式，又後悔沒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館住一夜。她說：“也就是跟了你，受這樣的罪，一錯再錯。”
我笑著說：“跟個有錢的這些錯都沒有了。”她氣了說；“你想這樣說，那也可以這樣說。”我不再說什麼，閉了眼假裝打瞌睡。一個老年的黑人婦女來討錢，我給了她一塊錢示意她離開。她接了錢又去別人跟前去討，總沒人理她。我擔心她又會過來碰醒思文，但她蹣跚著出門去了。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著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別人丟在座位上的SUN（太陽報）拿過來看，找到Rent那一欄，看到一間房都是四、五百塊錢一個月，嚇得心驚肉跳。掙扎著熬到天亮，我到門外手推車上買兩份熱狗，兩人吃了。思文說：“這些東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過來了。”我說：“中午還吃不到飯我們去餐館吃飯，到加拿大我還沒吃過餐館。”她說：“你天天吃餐館。”我一笑說：“倒也是的。”又說：“我查地圖了，這裡離多大不遠，我跑過去問問聯誼會在哪裡。近了拖車過去，遠了叫部車。”她說：“慢點，趙教授給我一個牧師的電話，昨天沒打通。這個彭牧師他自己也不認識。”她到投幣電話機那邊打了電話，回來說：“到門口去等，馬上來了。”我說：“這教會的人真還仁仁義義的啊！”
不一會彭牧師開車來了，他太太坐在車裡。彭牧師一身西裝筆挺，幫我們把東西放到車後。車開動後，彭牧師問我們什麼時候到的，思文馬上說：“剛才到的。”牧師說：“聖約翰斯這麼早就有班機過來這邊？”他太太回過頭來問：“你們加入教會沒有？”我說：“沒有，中國教會少，聖約翰斯那邊華人少。”她問我們有沒有興趣，思文馬上說：“有興趣。”彭牧師說：“有興趣過幾天接你們去參加我們教會的青年團契。”思文很高興地說：“那好，我正想去。”車轉來轉去，問了半個小時才找到聯誼會，離多大很遠，到唐人街上去了。彭牧師要幫我們提行李上樓，我馬上攔了他，千謝萬謝說：“耽誤您太多了。”他遞了名片給我說：“房子找到了打個電話過來，過幾天接你們去教會看看。”上了樓我對思文說：“你要說有興趣，又多出來一件事。”她說：“沒興趣你去說去，你坐在人家車上呢。”
這是多大中國學生聯誼會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過客，一人一天十塊錢。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種各樣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經歷。在這裡實在難得住下去，便到外面買了《星島日報》找房子。兩天以後，我們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條街道上去，住進二樓一間房中。房東是一對老年夫婦，很多年前從香港過來的。同樣一間房，比聖約翰斯貴了幾乎一倍，和那兩個老人討價還價半天，也沒能少一個錢。這幢房子的二樓三樓都出租了，我們的隔壁是剛從美國德克薩斯州來的一對北京人，兩個月前聽說加拿大有移民機會，博士學位也不要了，電視機也送了人，連夜飛到紐約去辦來加拿大的旅遊簽證，正遇上美國國慶，加拿大駐紐約領事館不辦公，耽誤兩天。趕到多倫多，正好移民申請在前一天對美國學生關閉。說著這件事丈夫拍著腿連連嘆息。聽說我們的移民申請已經受理了，羨慕得不得了。太太說：“你們幸福了，你們幸福了。”經他們這麼一說，我才知道移民這事原來真有這麼神聖，說：“移民的癮我還沒有那麼重，要是能夠換名字，兩千加元賣給你們算了。”那丈夫眼珠鼓出來說：“不想移民？說笑話吧！兩千塊，二萬塊也便宜得跟撿的一樣。一張綠卡值得五萬加元呢。”
思文去多倫多大學註冊了，拿回來一張支票遞給我說：“存去。”我一看是兩千九百塊，嚇一跳說：“這麼多！”她說：“一個學期的，一年就發三張。”我說：“讀這個書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她說：“先別高興太早，把我們自己的支票開一張五百塊的交學費。”我拿了支票本給她說：“你自己開。”她扯了一張填了，說：“收進來就高興，開出去就象割你一塊肉似的。”我說：“學費割一刀，房租割一刀，兩千九百塊幾刀也就割完了。”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買一份《星島日報》來看，找工作。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廣告，我心裡就很放心，這麼多機會總有一個要輪到我。好在我在龍──88了學了一點手藝，這使我有一點自信。每天我把可能的機會都作了標記，然後一處處打電話。不敢要求太高，錢比在紐芬蘭多點就行，累是不在乎的。多倫多市政府規定最低工資七加元一個小時，這在我看來已經不少。我還有個想法不敢告訴思文。到了多倫多，我覺得自己應該有更好的機會。多倫多有兩家中文報紙，《星島日報》和《世界日報》，每天都厚厚的幾十頁。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到裡面去謀個編輯記者一類的差使應該還是有點希望。《星島日報》發行量大，卻是香港背景，我不懂廣東話，不敢問津。《世界日報》是臺灣背景，語言上沒有問題。我算計著得先寫幾篇稿子給《世界日報》，讓他們也認識認識我。
這天我在報上偶爾看到一條消息，有個臺灣畫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畫廊辦畫展，就跑去了。展室不大，就是一樓的客廳裝修成的。幾十幅國畫都標了價掛在牆上，也有上千元一幅的，也有幾十元一幅的。看畫展的人只有幾個，我來來回回轉了半天也沒見有人買。兩個人坐在那裡說話，聽了知道是畫廊老闆和畫家。畫家的臉色陰沉，抱怨多倫多的華人不懂藝術，又說去年自己在紐約辦畫展，畫多麼搶手。老闆說多倫多畫的生意不好做，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賺錢，準備明年關閉了畫廊做別的生意去。美術方面的書我也看過幾本，模模糊糊都記不清了。
聽他們說了一陣，我鼓了勇氣插一句嘴說：“您的國畫還是走張大千的路子。”畫家看我一眼說：“你懂畫？”我說：“讀研究生的時候學過中國美術史。”撒了這個謊我心裡很鎮靜，露了餡我就說自己不是專業學的，都忘記了。他說：“我老師是張大千的學生。”我大了膽子說：“這些畫用筆很工細，意境卻平庸，也不說平庸，是沒有創意。”他說：“聽起來你是個內行。”我說：“內行不敢說，看過幾本書。”他說：“不過既然是國畫，你總不能畫成油畫。”我說：“國畫表現隱逸的情趣，幾百年不變，再好的東西也疲倦了。境界打不開，手頭功夫再怎麼樣也突不破的。”他拍了桌子說：“你倒說到點子上來了，照你說又怎麼個變化？”我說：“我沒專門研究過，也說不上來。”老闆說：“依你看怎麼叫人捨得往外掏錢來買？”我說：“我是外行，抓瞎說你們別笑。這種山水意境和現代人文化心理結構缺少有機的對應性，現代人有現代人的情趣、節奏和韻律。他們喜歡有力度的東西。”畫家不高興說：“去年我在紐約就賣得很好。”
我說：“你的畫我提點小意見。”三個人起身去看畫。我指了一幅畫說：“這幅畫你標題是《夏》，改成《圓荷凝露》意味就深遠些。這幅《冬》，改成《獨釣寒江》，意境更出來了。”跟他說了七八個可改的標題，他只否認了兩個。最後我說：“如果有地方發表的話，我寫篇評論文章，效果比廣告要好些。”老闆說：“寫得好，發表的事歸我，兩家報紙的編輯都是熟人。”畫家說：“你打算怎麼寫？”我說：“那當然是唱讚歌，這你只管放寬了心。老實說在技巧方面我也不太懂，你跟別人講色彩透視比例他也不懂。我想談一談你這畫的意義，讓誰也能理解。”畫家“嗯，嗯”著點頭。我說：“要說這些畫的內涵，你作者是最清楚，我只是想把它表述得大家都能接受，這很重要。”老闆說：“那當然，當然。”畫家說：“你說，你說。”我說：“我就用《疲憊心靈的停泊地》這個題目，不知合不合你的意思？意思是，現代人在殘酷的社會競爭中太疲倦了，心靈在持續壓力下總是處於緊張狀態，你的畫提供了一個暫時放鬆一下的機會，傳統藝術的現代意義就出來了。當然這了有點胡說八道，但別人不會想這麼多。你願意講講你這些畫的個性特點，那就更好。”
畫家遲疑一下說：“按你的意思寫。什麼時候寫好？明天總可以了吧。我給你送到報紙去，我認識他們。”我說：“明天給你了後天登出來？”老闆說：“沒有問題，要他們留了版面。要寫得好，兩千字。”我留下電話號碼要走，老闆給我名片說：“效果好了我們訂個長期協議，發表不是問題。”我看了名片說：“老闆您姓孫。”他說：“姓孫，孫子的孫。”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說：“孫子可真的是古代一位大軍事家，了不得哦。保不定那孫子就是您遠祖。”他說：“聽說是有這麼個人。”我說：“此孫子可不是彼孫子。”畫家送我到門口輕聲說：“寫好點。”
我到唐人街公共圖書館借了一本《國畫技法》，想熟悉一下術語，我需要術語作個筏子。晚飯後我對思文說：“到多大圖書館看書去了。”思文覺得奇怪，猜疑地望著我，好象是在研究我的表情，說：“你今天忽然想起要看書了。”我拍拍那本書說：“別那樣望我，不是去給誰寫信，那件事早就完了。”
一年多來我沒有正經寫過東西，好象有什麼油膩的東西堵塞了思維的通道。前面一段反覆塗改，寫了一個多小時才寫了幾句。寫了第一段，筆下順了起來，很快寫完了草稿。我把稿子看一遍，虛是虛了點，但給真正的內行看了我也不怕，還混得過去。想馬上謄抄了，又記起要用繁體字，沒帶字典了寫不出。旁邊那些外國人還在看書寫作業，我雙手抱了後腦勺，慢悠悠地去打量他們。
我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叫孟浪。文章登出來，我買了份報紙回家給思文看，漫不經心懶洋洋地指了那篇文章告訴思文是我寫的。她說：“這樣一篇文章多少稿費？”我說：“四、五十塊吧。”她說：“我要是你每天寫一篇，也不去打工了。”我說：“我有那麼大能耐！整個北美靠寫東西賺飯吃的華人都沒有幾個。”她說：“怎麼就起個筆名叫孟浪，證明你是個浪漫的人。”我說：“說得上嗎，你想象力太豐富了，我自己也沒想到。”她說：“你沒想到你的潛意識想到了。”我笑了說：“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她說：“何必辛苦又起個筆名，乾脆就用宋志就好了。”我說：“我想罵你吐酸水呢，我自己又太多情了，不罵你呢，又一股子醋氣直往外冒。”
文章登出來我高興了一天，又有點緊張，怕沒有一點效果，老闆下次就不找我了。也有點得意，多倫多剛來不幾天，就有了點小進展，忽然又覺自己還不必那樣自我輕賤。
過了幾天畫家打電話來，說自己明天要回美國，請我去翠園酒家喝茶。（以下略去1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