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專心致志於埋頭研究這個神秘的劊子手，而且馬上就有了一些小小的發現。第一，杜馬議員被害一案，雖然處於內務部的監督之中，但沒有被列入專案組要破獲的那幾起案件。因為，議員被害一案不屬於系列犯罪的範疇。第二，在某些州，向內務機關工作人員發出指示的數量明顯多於另一些也有系列犯罪的州。第三，劊子手的三個犧牲品正是在向內務機關幹部頻頻發出指示的那三個地區喪命的。
工作非常繁重，它要求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認真細緻的作風，驚人的記憶力。幾乎天天晚上，娜斯佳都是在計算機旁度過的，就連休息日也是如此。她要列名單，制簡圖，畫表格，擬定資料，整理計劃。她終於覺得，她已經把俄羅斯十個州內務機關有關人員的名字全都記住了，她定期從科諾瓦洛夫將軍那裏取回最新資料，還從他那裏領來了幾本厚厚的公文夾以及幾卷打印紙。將近兩個星期過去了，她還沒有得出第四點發現，而這第四點是最重要的。
娜斯佳去內務部找科諾瓦洛夫，隨身攜帶的提包裏裝了一個軟盤，她記得，將軍的辦公室裏有台計算機。説實在的，她一次也未見到亞歷山大-謝苗諾維奇使用過計算機。這一次，將軍沒有讓她長時間地等待，而是立即就接待了她。
“您看看，”娜斯佳邊説着，邊打開計算機，將隨身帶的軟盤插入計算機，“這是俄羅斯地圖，藍色的圓圈代表着還有一些系列犯罪案尚未查清的州，紅色的圓圈表示在1993年中曾發生內務機關幹部大變動的州。”
“那麼，黑色的圓圈説明什麼呢？”亞歷山大-謝苗諾維奇頗感興趣地問道。
“彆着急，您聽我往下説。在我從您這兒拿走的那個公文夾裏，有十二起系列殺人案件，對不對？”
“對。”總局局長證實説。
“請看這十二個藍色的圓圈，這其中五個藍色的圓圈旁邊有紅色圓圈，您能想到這是什麼意思嗎？”
“暫時還沒有想到，還是你説説吧。”
“這使人想起了世界歷史，”娜斯佳開玩笑説，“譬如：國會大廈縱火案，或是一些反對基督教誕生的片斷。”
“能不能簡單些？”科諾瓦洛夫緊皺眉頭。
“可以，”娜斯佳隨和地説，“在這五個地區中，只要發生系列殘酷殺人案件，內務機關係統中就會發生幹部突擊變動。但是，在另外七個地區中發生了同樣的殘酷殺人案件，卻沒有發生幹部疾風暴雨式的變動。作為領導人，您對此能否作出解釋？”
“無需作任何解釋，”科諾瓦洛夫聳了聳肩，“這是毫不相干的兩碼事。”
“什麼，難道沒有直接聯繫？您忘了，正是一年前，由於著名的莫斯科電視台記者被害一案，內務總局局長和檢察長被無緣無故地撤換，而且，在議會中有人對我們的部長甚至也表示出不信任。您不記得了？”
“説得很好。如果説，這兩件事有牽連，那麼我倒想聽聽您的解釋和建議。”
“行，只不過您要有耐心，亞歷山大-謝苗諾維奇。這就是説，我們已經查明，在這五個地區中，由於發生了系列犯罪案件，內務局領導被撤換，緊接着，又有約百分之七十的人員被撤換。現在，請您注意紅色圓圈，在十個發生幹部頻繁變動的地區中，有五個地區發生了系列殺人案件。而其餘五個地區呢？那裏發生了一些什麼呢？民警幹部由於什麼原因而被撤換？最終查明，在其餘的五個地區中，有兩個地區也有一些未偵破的案件，這些犯罪行為雖不屬於系列犯罪案件，但曾經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只有三個地區在發生幹部變動期間，沒有發生任何案件，這是用黑色圓圈表示的地區。請看，情況怎麼樣。存在着兩種不同的因素：民警幹部的變動和有一些州眾所周知的未偵破的重大案件。全國有七個地區同時存在着這兩種因素：五個州中有系列殺人案，另外兩個州的兇殺案雖不屬於系列殺人案，但案情也很嚴重。在所有七個州中，在我們這個系統中，關鍵位置上的幹部幾乎被全部更換。我説得對不對？”
“完全對。”科諾瓦洛夫笑了笑説。
“我們繼續説下去。在上述七個地區中，有三個地區已經把兇手登記在案，我們假定將其稱之為‘劊子手’。問題在於，要弄清劊子手的活動與我前面所説的那兩個因素是否有關。如果有關聯，那麼後續的受害者將會在其餘的四個地區中產生。因而必須在這四個地區中尋找並逮捕劊子手，您懂嗎？他的下一個目標絕不會選在有未偵破的嚴重案件的地區，而只能是在這四個地區中的一個地區中。”娜斯佳幾次用鉛筆尖指着計算機的顯示屏，“那麼，如果我們能夠動用所有刑偵資料，對那些有犯罪嫌疑的人加以監督，我們就能夠用這種簡單的方式找到劊子手。”
“有道理，”科諾瓦洛夫讚許地説，“你對人員方面有什麼看法？是不是已經劃定了一個我們同行中有人可能是這個劊子手的範圍？”
“是做了些工作，”娜斯佳説着，按了一下計算機鍵盤上的鍵，“不過，只是大概地做了一些。這是一號名單，是從1992年到現在，在劊子手出現過的所有三個地區中工作過的工作人員名單。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樣，這份名單上總共只有三個人。四年中更換五至六個工作崗位，這是常有的事，但是從一個州調到另一個州，這是為什麼呢？再看看二號名單，這些人是由於各種各樣的違法行為，主要是因為動手打罵被拘捕的人以及實施了明顯不合法的逮捕行動等原因而被解職的工作人員。這是份很長的名單，但是您應該注意到，由於上述原因，這些工作人員經常被清洗，也就是説，幹部隊伍頻繁發生變動。為此，我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又做了兩份補充名單。三號名單上的這些人是在第一個系列犯罪案發生後和新的內務局長到任之前的這段時間內被解職的。四號名單上的這些人則是在新任內務局長上任之後，也就是在清洗期間被解職的工作人員。”
“哪份名單最重要？”亞歷山大-謝苗諾維奇問道。
“如果按照我和您的邏輯，那麼，我們應該對一號和三號名單予以特別注意。當然，我不敢擔保，這對不對。但是，亞歷山大-謝苗諾維奇，我推測，劊子手就是我們內務部的工作人員，這個人在內務部工作過，或者現在還在內務部工作，他掌握有這些犯罪的刑偵情報。情況可能是這樣的，當他幾乎要逮住兇手時，有人警告了他。但是，當他感到官方的護法體制的無濟於事時，他決定收拾兇手。他從哪裏弄到有關其他犯罪的情報呢？從在俄羅斯其他州的民警機關中工作的他朋友那裏獲得。可能，他曾經與他們在一起學習或工作過。但是，亞歷山大-謝苗諾維奇，你要明白，這只是一種推斷。還有第二種推斷，實際上與第一種推斷相近。劊子手不是我們的同事，但在民警機關有他的朋友，並且有許多朋友，遍佈所有三個地區。或許，他們曾經在一起上學，畢業於同一所大學。現在，請您看看五號名單，這上面列的是全國各地區的我們的同行。並按其畢業的大學分組。不過，這份名單的作用不是很大，製作這份名單是為了以防萬一。現在我們再看看最後一份也就是六號名單，上面的這些工作人員是我們感興趣的，譬如：還是在進行幹部清洗之前就被解職的工作人員，在其他內務局有同學；或者一直在民警機關工作，在其他內務局有大學同學，而且直接從事我們感興趣的案件偵破工作，等等。”
“那麼，我們來做一個總結，”科諾瓦洛夫説，“你建議要對兩羣人實施監督：所有曾接手過未偵破的嚴重犯罪案件的人和六號名單上所有的人。我理解得對不對？”
“對，您理解得完全正確。”
“那你為什麼還這麼悶悶不樂呢？”將軍驚訝地説，“累了？”
“不，不是這個原因。您能夠正確理解我的想法。只是我自己不能保證，我的這些想法是否都是正確的。”
“別擔心，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們還要全面進行研究。”
“那就需要再做一件事：看看劊子手的犧牲品有沒有進入從事偵破這些犯罪案件的民警機關工作人員的注意範圍。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可是沒有這些資料就不可能知道我的思路正確與否。”
“好吧，有關這個問題我會指示有關人員明天告訴你。”
娜斯佳從部裏出來後就徑直回到了家。乘坐地鐵的時候，她本想看看書，可大腦裏卻不斷地湧現出許多人的名字……就像一首縈繞不去的兒歌。她竭力放棄這一切，想想其他的工作，然而無法做到。取而代之的則是不斷出現的一些越來越新的想法：又是需要檢查啦，又是對比啦，查明啦等等。她無論如何也切不斷與神秘“劊子手”有關的思路，情況真是有些異常。
阿列克賽在家裏等着娜斯佳，這使得她的情緒有了好轉。
“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阿列克賽驚訝地説，“天還沒有黑呢，這會兒你都到家了。是不是宣佈罷工啦？還是拒絕工作啦？”
娜斯佳高興地吃着阿列克賽做的晚飯，甚至沒有發現，房間裏的電視已經打開。阿列克賽喜歡聽新聞，哪怕是在廚房裏或是在玩紙牌卦時，總是把電視的音量開到最大。娜斯佳可受不了這麼高的聲音，不過，今天她心情特別好，所以也就順從他了。
娜斯佳洗完碗碟，正美滋滋地想着先洗個熱水澡，然後躺到軟軟的牀上去，突然，門鈴響了，門口站着米哈伊爾-多岑科。這是一個魅力無窮的小夥子，長着一副招人喜歡的外表，然而，黑眼圈兒和麪頰上的一塊抓痕卻清晰可見。
“天哪，是你呀！”娜斯佳將多岑科由上至下地打量了一番，“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等一下，先洗洗，把臉收拾一下，然後再談。”
多岑科在浴盆裏泡了很長時間，洗去了臉上的泥污和已經幹了的血跡。當他從洗澡間出來時，形象就好多了。娜斯佳立即給他端來了一碟食品和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水。
“先吃飯吧，吃完飯後你再説。汽車之事辦得如何？”
“已經弄清了，”多岑科説，一邊貪婪地吃着花椰菜煎肉排，“我已經弄清了車的牌號，剛剛弄清的。”
“那麼是由於這件事他們打你了？”
“瞧你説的，”多岑科笑了笑。“當然，我是捱打了，不過，從打架地點溜掉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娜斯佳，在犯罪世界有多少傻瓜啊！有時我甚至感到奇怪的是，既然他們中間有如此多的蠢貨，那我們為何不能一下子把他們全部捕光呢？”
“聽我解釋，”娜斯佳微微一笑，“這是因為我們中間也有許多的傻瓜，你考慮過沒有，罪犯與其他所有的人有哪些不同呢？”
“嗯……”多岑科被嗆了一下，“這是顯而易見的。”
“不，不是顯而易見。我感到很遺憾，你把所有的東西都給忘了，這都是工作把你搞糊塗了。”
“你指的是什麼？”
多岑科放下叉子，詫異地盯着娜斯佳。
“你記不記得，我和你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相識的？”
“記得。那是你到奧姆斯克高等民警學校來選人，我們小組正好通過了考試。”
“對，當輪到你答辯時，你向考官講述的是關於‘罪犯的個性’的問題，你答得很好，語句流暢，也沒有超出教科書和專題學術著作的範圍。考官聽着……聽着……然後問道：‘如果用兩句話回答罪犯的個性與非罪犯的個性有何不同的話，你怎麼回答？’當時我明白，考官用這種挑釁的口氣，是想讓你再給他敍述一遍關於教育的缺陷的問題：缺乏思想道德方針、利益的狹隘性、自私自利傾向等等。而你卻笑了一笑，聳了聳肩，回答道：‘如果用兩句話來回答這個問題的話，那麼罪犯的個性與非罪犯的個性的區別僅僅在於，一個犯了罪，而另一個沒有犯罪。當時我就意識到，你應該幹我們這一行。因為你思考問題準確，不會糊塗。而現在你卻令我大失所望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奇怪的東西是不應該使別人也感到奇怪的。罪犯是居民的一部分，但不是居民中最壞的一部分，只不過是一部分。而警察也不是居民中最好的一部分，更不是社會的精華。倘若居民中受教育少的人和不特別聰明的人的數量上升的話，那麼，這些人就會有同等的機會既能夠鑽進罪犯的隊伍，也會鑽進警察的隊伍中來。至於天賦高、能力強、受過高質量的職業教育的人，那麼他們會合情合理地運用自己的知識和力量，在商業活動中、在生意場上，但絕不是在我們的低薪機關中付出更多的犧牲。這就得出一個結論，在罪犯中間，智商低的人和傻里傻氣的人與我們警察隊伍中的這類人是等量的。也就是説，在罪犯面前，我們並無智力上的優勢可言，而罪犯中的高智商者和能力強的人還可能更多一些。對此，你可以看看有關的統計數字。好吧，現在你談談汽車一事的進展如何？”
“你吩咐我尋找可能看見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那輛銀白色‘奧迪’車的人，我找到了許多這樣的人，但他們中誰也沒有記住那輛車的牌號，而你又需要車的牌號。怎麼辦？我只好再去尋找汽車盜賊中間的見證人。在使館區，盜車團伙往往僱有當地的眼線，他的任務就是了解車況：車的主人、車上的信號系統、車庫等等，這都是你曾經對我講過的，還記得嗎？”
娜斯佳微微一笑，點了點頭。確實有一次，她曾對多岑科講過，統計學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它可以幫助人們從大量的概括統計數字中發現很小的個別部分。比如説盜車吧，“你看，”她説着，將統計表在多岑科面前展開，“在城市的一些地方，偵破了一些汽車盜竊案，約佔被盜汽車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對於盜車案的破案率來説，這個百分比是不低的。而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平均每十輛被盜汽車中只能破獲一輛，也就是説，破案率為百分之十。這兩種結果有何區別？你必須立即提出至少兩種看法：第一，破案率高的地方，説明民警機關肯定裝備了一些先進高效的登記犯罪案件的設備；第二，破案率低的地方，説明罪犯是經過周密考慮，且是有組織地作案，他們不隨便潛入裝有良好信號系統的車裏，不隨便打開採取了防護措施的車庫，不輕易將車開走，以防車主未睡覺或從窗户裏窺視。換言之，在這些盜車團伙中，有當地居民充當眼線，他要提前觀察每輛車，要研究車主的習慣。”
“那麼你當然對在謝爾科夫斯基大道地區發生的汽車盜竊案也一定會感興趣了。”娜斯佳説。
“當然感興趣。既然你們這一地區的車經常被盜，且很少能找回，於是，我就冒險來到你們分局，請求給我安排一次與這個眼線的會晤。他們一開始，當然，還是不同意的，做出一副不理解的樣子，説什麼這裏一切正常，東西沒有丟失等等。我就死纏硬磨，最後竟把他們給説服了。於是，他們領我去認識了這個小夥子，但要求我不要告訴他，是當地的警察出賣了他。分局好像也在研究要抓他，想悄悄通過他使整個團伙暴露。相比之下我這樣做太愚蠢了。”
多岑科笑了，笑得那樣迷人、愉快。他為自己能夠説服民警機關的工作人員給他安排與眼線的會晤而得意洋佯。
“總之，我對這個眼線真是卑躬屈膝，我説，你是如此重要的見證人，那些坐在‘奧迪’車裏的大漢——那些可惡的罪犯，如果不盡快找到並把他們關進牢房，世界將不得安寧。小夥子非常倔犟，就像一頭被繩索套住的豬一樣，什麼也不承認，只是目不轉睛地盯着這輛‘奧迪’和並排停着的黑色‘奔馳’。不過，看得出來，他更喜歡那輛‘奔馳’轎車，因為它更新，但主要的還是這是一輛空車。因為那些人在‘奧迪’車裏坐了整整一夜，且這輛車是1991年生產的，舊了些。若不是‘奧迪’裏坐着人，那幫盜車團伙當夜就會把你熟人的那輛‘奔馳’轎車給賣了。”
“車的牌號呢？你快説説，別再折磨我了。”娜斯佳懇求道。
“車牌號他是記住了，更確切地説，他做出了一副記住了的樣子，哎喲，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多岑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突然，他痛苦地皺起眉，原來是面頰上的傷痕由於大笑而有點疼痛，“我問他，你記住了車牌號沒有？他磨磨蹭蹭，猶猶豫豫，左顧右盼，似乎記住了，但又沒有把握。為了喚醒記憶力，他説要去灌木叢‘方便’一下，我同意了。於是，他退到一邊，背朝着我，我仔細一瞧便明白了，原來他沒有解小便，而是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一個便條本並翻開看什麼。你知道嗎？他在本上列了清單，登記着每輛車的牌號、型號、顏色、車主住處，以及盜車團伙所需的其他各種數據。但是，當着我的面，他是不能掏出便條本的。要知道，沒有便條本，他僅僅是一個被我找到的記住了汽車牌號的見證人。而拿着便條本，他就是同謀者，是眼線。但是，我最終還是裝做什麼也沒有看見，其實我已經將車牌號記下了，並與他告辭，準備去給市汽車檢查局打電話。就在這時，一羣傻貨突然向我撲來。顯然，是他的一些朋友。見此情況，眼線拔腿就跑，當他跑到離我不到百米的時候，他們就和我打了起來。眼線見狀又往回跑，拼命地喊着，讓他們別打我。簡而言之，一切很快就結束了，真可謂速戰速決。不過，我還是吃了一點虧。”
娜斯佳將多岑科面前的空盤子撤掉，把一小筐餅乾和蛋糕又推到他面前。
“吃吧，多岑科，別不好意思。你真是好樣的。這樣説，你已經給市汽車檢查局打電話了？”
“沒有。我的臉被他們打成這樣，怎能到處亂跑？去分局吧，他們會笑我的。我本想從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的，可是我沒有硬幣。我用用你的電話行嗎？”
“你做得對。把車牌號告訴我，你先喝茶，我來打。”
半小時後，多岑科走了。娜斯佳剛剛關上門，阿列克賽就從房間裏出來了，臉上掛着殷勤的微笑。
“怎麼回事？”阿列克賽問娜斯佳，“是一輛什麼車一整夜地停在你的窗户下面？”
“你都聽見了？”娜斯佳試圖擺脱這種局面，“是1991年生產的‘奧迪’轎車，銀白色的。”
“親愛的，你別搪塞了，”阿列克賽生氣地説，“你怎麼啦，遇到什麼不愉快的事啦？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真的，你放心吧，求求你啦。”娜斯佳回答説，竭力掩蓋着煩惱，“這幾乎是發生在兩星期前的事了，不過這兩星期中我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切都很順利。”
“那你當時為什麼不設法追查清楚呢？”
“有那個必要嗎？”娜斯佳詫異地説，“我感興趣的是，他們是些什麼人，為什麼整夜地呆在我的窗户下面？”
“阿霞，你又在撒謊，”阿列克賽揮了揮手，“每天晚上都有輛什麼車停在你的窗户下面，而你從來沒有感興趣過。他們要幹什麼？為什麼要跟蹤你？”
“現在已經不在了，不管怎麼説，我不會再看到他們了。”
“那以前呢？”
“以前是跟蹤過，但不是那麼糾纏不休。而後來，我乾脆就不相信他們是在跟蹤我。”
“那他們跟蹤誰？”
“他們跟蹤的是2月初和我一道出差回來的那個人。”
阿列克賽不做聲，聚精會神地在洗一副紙牌。他想擺擺紙牌卦，他喜歡玩這東西。它既能幫助他思考問題，同時又可以使他忘掉一些不愉快的東西。總之，紙牌卦可以使阿列克賽消除怒氣，減輕精神上的負擔。每當他抓起牌，他的妻子也會點燃一支煙，在一旁觀看。阿列克賽對紙牌卦可以説已到了着迷的程度，甚至還買了一些有關的書籍，並且一直想找到一副更復雜、經久耐用的紙牌，但這種紙牌非常稀有。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那個和你一起回來的人兩週前曾在我們家過夜了？”阿列克賽突然問道。
娜斯佳感到很吃驚，他怎麼會知道的？大概僅是猜測而已吧。也許是因為剛才她説過，“奧迪”車裏的那些人跟蹤的主要不是她，而是帕維爾，如果他們整夜地在她家周圍轉悠，那麼這就意味着他們跟蹤的那個人應該也整夜地呆在這裏。阿列克賽的智商很高，誰讓他是位博士、教授呢！娜斯佳突然意識到，她可從來沒有想過要欺騙阿列克賽。他們上九年級時相識，從相識的第一天起，她就斷定，阿列克賽比她聰明得多，也比她能力強。打那時起，已經過去了二十年，如今她已經35歲，阿列克賽不久前剛滿36歲。她從來沒有對他的智力優勢產生過懷疑，因而，也就沒有想過要欺騙他。自古以來，任何一種欺騙都是建立在可以欺騙的基礎上的，而且你想欺騙的那個人一定要比你笨。
“對，”娜斯佳平靜地答道，眼睛一直看着阿列克賽那擺弄紙牌的長長的粗壯的手指，“你説得很對，他是在這裏過的夜。”
“倘若今天不是多岑科來我們家和你談起那輛車的事，你是不是什麼也不會告訴我？”
“多半是不會的。這是我的公事，無需讓你的腦子裏也裝着它。”
“你是説，別的男人在你家過夜，這也是你的公事？”
“對，正是這個意思。”
“他是你的同事？”
“可以説是，但又不完全是。”
“你能不能説得確切些？”
“是這樣的，他由於犯流氓罪而坐了兩年牢，從這個意義上説，他當然無論如何不能被視為我的同事。但是，在坐牢之前，他曾是我的同行。”
“阿霞，我不是問，他為什麼在咱家裏過夜。你是一個成熟的有理智的女人，假如你要做什麼事，那麼你肯定認為是對的。但是，倘若你突然想要背叛我，那你就去做吧。到那時，無論發生什麼事件、什麼勸説甚至威脅都無濟於事。我們已經有過一次類似的經歷了，所以説我也有了一些經驗。你把這個人帶到家裏過夜，就是説，這是需要。可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只能從完全是一個外人——多岑科那裏得知這件事，而且還是偶然得知。你竭力將此事瞞着我，這一事實使我不得不考慮，有件事比你的公事更大。”
“廖沙……”
“請等等，讓我説下去。與你一樣，我也不願意進行這樣的談話，所以想盡快結束這種狀況。我懇求你，阿霞，別讓我懷疑。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吃醋的痛苦是什麼滋味。可我現在卻嚐到了這種滋味。如果我保持沉默，什麼也不對你説，那麼這並不意味着，我什麼也沒有發覺，什麼也沒有察覺到。我曾明顯地感到，在我們結婚前的兩個月中，你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我也同樣看得出來，大約一個月左右，你又平安無事了。然而，在這一個月中，我都體驗到了什麼，你是猜測不到的。所以，我請求你，別讓我再一次體驗這一切。我相信，那個人不是你的情人，僅僅是相信，再沒有別的，因為你曾經這樣説過。但是，我感覺到，這次出差回來後，你確實完全變樣了。我還清楚地記得我與你在這個廚房裏的談話。你有沒有犯過錯誤？是否由於這一錯誤而付出代價？當時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讓我自己去猜測，到底犯的是什麼錯誤。如果你親自把他在我家過夜之事告訴我，那麼我不會為此而煩惱。相反，你竭力瞞着我，對此我是很惱火的。請你諒解，阿霞，我不需要你作出任何解釋，我僅僅是求你別這樣做。別讓我因猜疑和吃醋而神魂顛倒。”
“行，我不會這樣做了。”娜斯佳順從地説，因為她明白，丈夫説得對，她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第二天早上，娜斯佳剛邁進辦公室的門坎兒，戈爾傑耶夫就叫住了她。她脱下上衣，直接扔在桌子上，迅速地捋了捋乘地鐵時弄亂的頭髮，就到處長那裏去了。
“有四條消息要告訴你，”維克托-阿列克謝耶維奇説，“一條是壞消息，一條是很壞的消息，不過有令人高興的東西，一條是不好不壞的消息，第四條則是好消息。請選擇吧，按什麼順序‘點菜’？”
“那就先説説很壞的那條消息吧，”娜斯佳喘了口氣，“早上剛上班，精力充沛，可以受得了。”
“大清早，謝梅內奇①給我打電話，説劊子手又出現了。”
①指科諾瓦洛夫將軍——譯者注
“真見鬼！”娜斯佳脱口而出，“我們還沒有理出頭緒呢，這次是在什麼地方？”
“在你預見到的地方，不過，倒有一些令人高興的東西。謝梅內奇説，按照你的建議，劊子手應該在你預見的那四個州活動。他還説午飯後等你，讓你看看一些新資料。”
“明白。現在請説説那條壞消息吧。”
“那個謝梅內奇，現在是離了你就不行，”戈爾傑耶夫不再騙她説，“他讓我告訴你，根據刑偵材料，劊子手的犧牲品一個也沒有搞清楚。幾十個人對案件進行了研究，始終沒有搞清楚死者是不是這名劊子手殺害的。”
“這麼説來，是我錯了，”娜斯佳説，“這也沒有什麼，否定也是個結果，從中也可以得出有益的結論。看來，劊子手多半不是民警機關的工作人員。白白地做了這麼多的工作！我真是個傻瓜，十足的傻瓜。應該立即檢查一下，而我昨天才想到這一點。”
娜斯佳氣得臉漲得通紅，連聲音都發顫。戈爾傑耶夫卻裝出一副什麼也沒有發現的樣子，也沒有安慰她，他太瞭解娜斯佳了。
“還讓我做什麼呢？”戈爾傑耶夫高興地問道。
“先説説那條不好不壞的消息吧。”
“那輛整夜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汽車是欽措夫-格里戈裏-瓦連京諾維奇先生的。他是杜馬機關的一名工作人員，是個小人物，不掌握大權。關於這個人的詳細情況及其私生活以後再談。好了，娜斯佳，想不想聽下一條消息？或者對此還想補充什麼？”
“沒有什麼可補充的，夠了。”她笑了笑，看得出，她已經完全恢復了常態。
“有人向不久前被殺害的訛詐者的證人們出示了當時被拘押在法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基里爾-巴扎諾夫的照片。祝賀你，娜斯佳，你擊中目標了。”
“他們認出來了？”娜斯佳叫了起來，“莫不是你在糊弄我吧？會這麼走運嗎？”
“你説什麼呀！”維克托-阿列克謝耶維奇兩手一攤，“怎麼不會呢！不過我不認為是走運，你從哪裏找到的關於訛詐者被害的案情資料的？”
“從我的檔案資料裏找到的。你還不知道吧，我有一個自己的檔案資料，記載了十年來未偵破的殺人和強xx案的案情。”
“你弄這個幹什麼？”
“破案用啊，”娜斯佳聳聳肩，“通過對收集到的案件資料進行分析，按特徵和性質，用表格的形式對各種犯罪進行分門別類。在盧琴科夫被害和基里爾-巴扎諾夫被捕後，我查閲了一下我的檔案中收集的外貌同巴扎諾夫相似的兇手的材料，兇手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用手槍行兇。”
“這就是説，你想説明，你一直利用自己建立的檔案資料破案？”戈爾傑耶夫説道。
“當然。我把每一起新的未偵破的懸案都記入我的檔案，然後再進行分類……你知道嗎？”她笑着説，“我就像個集郵家，每天晚上都要打開自己的集郵冊，拿起放大鏡和鑷子，欣賞着自己的文化財富，把郵票搬來搬去，進行分類。我就是這樣，把每一分鐘都用在了與這些案件打交道上，堪稱為犯罪偵查學方面少有的勇於獻身的人了。”
“這就是説，我説得對，沒有什麼走運不走運之説，”戈爾傑耶夫果斷地説，“這是你許多年來頑強工作、細心和耐心勞動的必然結果。孩子，你成功了，作為獎賞，我現在還要告訴你一個令你最激動的消息。”
“第五條消息？”娜斯佳驚訝地説，“您不是説，總共只有四條消息嗎？”
“這是第四條消息的延續。你得有個思想準備，可不能暈過去喲。我們的基里爾-巴扎諾夫，如你猜測的，他有父母。到目前為止，他的父母一直感到奇怪，是什麼使他們的孩子成為這個樣子。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一個温順聽話的年輕人，不結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貪酒，有時愛發火，易激動，但很快就會過去。我們請巴地扎諾夫的父母回憶一下訛詐者被殺的那一天，也就是1993年的4月。幾乎三年過去了，當然，三年多點兒。我們主要問一些常規性的問題，諸如巴扎諾夫那時有沒有新結交的熟人，這些人有沒有錢等等。據他父母説，巴扎諾夫生於1972年，1990年秋季徵兵時，他年齡正好夠服役條件，所以應徵去服役。1992年11月份復員，1993年的春天到了莫斯科。就是從這時起，出現了各種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的事，或者説是不可思議的莫名其妙的事，娜斯佳，我不知道該怎樣説更好些。巴扎諾夫的母親還記得：1993年4月12日，巴扎諾夫在家裏曾打碎了一隻玻璃杯，把右手的手掌劃破了。當時他好像是從廚房把一隻茶杯端到自己的房間去，不小心絆了一下，摔倒在前廳，手掌扎進許多玻璃碎片。他母親清楚地記得，這天是4月12日，因為在這之前，在這一天，全國都要慶祝宇航節。巴扎諾夫娜時還很小，對與宇航有關的所有東西都非常激動，總之，與所有的小男孩一樣。當母親用碘酒給他擦手掌，他疼得差點叫起來，母親就説：‘瞧你，基羅奇卡，這點疼痛都忍不住，可不像個男子漢，你喜歡的那些宇航員可是什麼都不怕的人，他們多麼勇敢，你就不能忍一忍？行了，為了慶祝這個節日，你就忍耐一下吧，這也是你喜歡的節日。’當時，巴扎諾夫的父親和妹妹以及一個當護士的鄰居也在場。後來，你的朋友尤拉-科羅特科夫去精神病研究所，看到了巴扎諾夫手掌上的傷痕，痕跡非常明顯。他問巴扎諾夫，這是怎麼回事，你猜，巴扎諾夫是怎麼回答他的。”
“他怎麼説？”
“他説他一點兒也記不得了。”
“怎麼説記不得呢？”娜斯佳皺起了眉頭，“怎麼可能記不得呢？”
“反正他就是記不得。科羅特科夫又問他，你還記得，你是怎麼從部隊回來的嗎？他説，記得，講他如何到達莫斯科，父母怎樣迎接他，甚至還記得，他的母親接他時穿的什麼衣服，他的妹妹梳的什麼髮型；記得1993年的新年家人是如何迎接他的；記得1993年的‘三八’婦女節是如何慶祝的；唯獨不記得4月中旬手掌被割破的事。他連‘五一’節都幹了些什麼都還記得：在維諾庫爾，一會兒玩，一會兒又不玩，一會兒捉魚，一會兒又玩……順便説説，曾經有一個專家對我講過，智力低下者往往記憶力極好，他們可能不費力地把書整頁整頁地背下來，這能幫助他們正常地結束學業，乃至大學畢業。看來，巴扎諾夫的記憶力極好，但對4月中旬發生的那件事出現了記憶模糊，你記不記得，那訛詐者當時被打死了沒有？”
“打死了，”娜斯佳説，“是4月12日被打死的，那是一個早上，大約11點鐘，巴扎諾夫是怎麼了，是嚴重的精神病突發，殺了人之後記憶力喪失？”
“那不可能！”
“可能，但不會是這個樣子。倘若這是一種病，那麼在殺死盧琴科夫之後，他的記憶力會喪失得更加嚴重，巴扎諾夫應該會忘掉所有的與殺人有關的事情。但他卻記得所有的事情，甚至於細節，且記得那麼清楚，以至於口供完全是顛三倒四。”
“好吧，一會兒再作定論。先聽我説。還有些事需要告訴你，正是由於你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你才不知道這一切。需要順便説一下的是，科羅特科夫廢寢忘食，滿城市跑來跑去，收集情報。而你對他的情報卻沒有任何興趣，就好像忘了，除了你的劊子手之外，還會有其他的犯罪案件，而這些案件也需要偵破。我再接着前面的話講下去。大約是三個星期之前或許更長一些時間之前，巴扎諾夫的母親曾經看見兒子與一個男人在一起，這個男人長着一副討人喜歡的外表。她不認識這個人，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她又覺得面熟，她努力地回憶着，終於想起，她曾經見過此人，而且也是與巴扎諾夫在一起。不過，這已經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在巴扎諾夫的手受傷之前不久。”
“在這之前不久，確切嗎？”娜斯佳問道。
“完全是前不久。對，是前一天。這是巴扎諾夫的媽媽説的。母親還問過巴扎諾夫：這個人是你的熟人嗎？真討人喜歡。不過，巴扎諾夫並不明白媽媽説這話的意思。媽媽又提醒他説：與你一起從商店出來朝公園走去的那個人，你是不是以前就認識他，我三年前就見過你們在一起。兒子的雙眼中流露出空虛和納悶。結果，母親什麼也沒有問出來。當然，應該説她沒有追問下去，因為，第一，這對她來説無任何重要意義；第二，她始終記着，她的兒子智力低下，雖説是輕度低能，但畢竟沒有得到正常的發育，因此，要求他準確和確切地作出解釋是愚蠢的。而我們的科羅特羅夫卻使巴扎諾夫道出了一切。在這一點上，他確實比巴扎諾夫的母親更有原則性和耐力。科羅特科夫傾其所能，硬是強求這個可憐的人回憶起了那個在各方面都令人喜歡的叔叔，只不過很費勁。巴扎諾夫説：那天他下班回家，有一個人朝他走來，請求破一張面值十萬元的紙幣。巴扎諾夫在衣袋裏翻了一陣，湊了一些錢，然後反覆數着那些零碎的紙幣，但總是數錯，最後終於數清，可距十萬還差約一萬五，叔叔道了歉，將面值十萬的紙幣收了起來。因為是同路，所以他們就一起走了一會兒，再沒有別的什麼了。這是巴扎諾夫第一次見到他，以前與他從沒有交往。所以當媽媽説這是他的老熟人時，他説沒有印象。但是，娜斯佳，這僅僅是開頭，你知道嗎，問題就出在這裏。”
戈爾傑耶夫遞給娜斯佳一張紙。
“給你看看。考考你的記憶力和注意力。”
“這是什麼？”娜斯佳接過紙問道。
“對巴扎諾夫母親的審問記錄，你看一看。”
娜斯佳迅速地在紙上掃了幾眼，她一下子就看出了這是科羅特科夫的筆跡，字大大的，雖不漂亮，但很清楚。“年齡大約40歲左右的男人，略黑的皮膚，長長的暑發，像個歌唱家。姓馬卡列維奇，大大的禿額角，個子不高，比巴扎諾夫矮些，巴扎諾夫的身高是1.73米。穿着考究，雖是高檔服裝，但顏色不鮮豔。高加索人？不，不像，這怎麼會是高加索人呢？要知道，高加索人的穿着可是別具一格。人們都穿着深紅色的男式短大衣，或者是綠色的長長的大衣，就像時裝雜誌上的那些模特。總之……不像，高加索人的穿着習慣與眾不同。而這個男人，雖説皮膚黝黑，頭髮深色，但不是高加索人。”
“這正是尤爾採夫死時，人們在《俄羅斯》雜誌上見過的那個男人。”娜斯佳説。
“哎，可別這樣絕對地判斷，”戈爾傑耶夫謹慎地説，“是那個人，或不是那個人，我們尚不得而知。今天午飯後，巴扎諾夫的母親和一些石油商聚會的參加者要來這兒，我們想給他們照個合影，然後把這張合影和另外幾張照片給巴扎諾夫看，讓他指認出曾找他破錢的那個男人。這項工作由多岑科來做，你呢，則要考慮一下：巴扎諾夫，固然不是偉大的思想家，甚至完全相反，但是，在他的行為和言談中應該有一個規律性的東西。當然，這一規律性是建立在健全思維的基礎之上的。你做做這方面的工作，他能撒什麼謊，説什麼真話。同時還要考慮一下由此得出的結論，以及如何進行驗證。3點鐘之前，謝梅內奇要找你，那麼下班之前你到我這兒來彙報一下情況。”
娜斯佳回到自己的房間，把隨手扔在桌子上的衣服掛到衣櫃裏。之後燒開水，準備泡咖啡。她若有所思地從包裏取出昨天去科諾瓦洛夫將軍那裏時隨身攜帶的一摞文件，頓時，一股怒氣湧上心頭，她失去了理智，無情地把她用計算機精心編制的名單和表格全部撕得粉碎，扔進了廢紙簍。“傻瓜！沒有頭腦的人！”她氣呼呼地説着，又把一卷紙撕成了兩半，“為什麼你昨天才想到這一點呢：你應該想到，應該首先檢查什麼。首先你要相信，劊子手的犧牲品是那些記錄在案的人。真是個十足的糊塗蟲！兩個星期就這樣白白地浪費了，本來，在這麼長的時間裏你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而你卻幹了些什麼，鬼知道。應該把你從這項工作中開除出去！”
憤怒的責罵隨着紙張的撕毀結束了。水開了，娜斯佳泡了一杯濃濃的咖啡，點上一支煙抽了起來。她的雙手還在劇烈地顫抖，心還在猛烈地跳動，但惱恨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終於，娜斯佳-卡敏斯卡婭對自己説，如果我不編出人員的名單，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在三起案件發生後的大約三至四個月後，在相應的一些州中曾進行了幹部的突擊變動，而且，劊子手目前正在有步驟地消滅這三起案件的當事人。再説，如果我連這一點都不知道，那麼我就不可能斷定，劊子手近期內將會在哪些州作案。劊子手的又一個犧牲品的出現説明，我發現的規律性是正確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説，這也意味着將來至少還會有三個犧牲品出現。這就需要對他們加以保護，同時一定要找到劊子手，使每一個犧牲品都要受到應有的懲處。當然，遺憾的是，這些犧牲品不是等閒之輩，這加大了尋找和保護的難度。還有，劊子手可以是任何一個人，不一定是我們的同行，因此要找到他就更加困難。但是，目前至少弄清楚了，劊子手會在哪一地區作案。當然，也不一定，但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