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坐在一個鐵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電話不停的鬧，冷氣不夠讓人凍清醒，頭頂上是一盞盞日光燈，一切如夢。
電話響了，有人在接，聽見對方的名字，我將手伸過去，等着雙方講話告一段落時，便接過了話筒。
“是誰？”那邊問我。
今生沒有與他説過幾句話，自是不識我的聲音。“小時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轉角，小學一年級的我，已經知道了你。”我説，那邊又要問，我仍霸住電話，慢慢的講下去：“有一回，你們的老家人，站在我們的竹籬笆外面，呆看着滿樹盛開的芙蓉花。後來，他隔着門，要求進來砍一些枝椏分去插技，説是老太爺喜歡這些花。
“後來，兩家的芙蓉都再開謝了好多年，我們仍不説話。“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這裏不是松江路，也不是當年我們生長的地方。在慘白的日光燈下，過去的洪荒，只不過化為一聲呼喚。
小時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幾個鄰居，他們家人多，進進出出，熱鬧非凡。而我，只覺得，我們的距離長到一個小孩子孱弱的腳步，走不到那扇門口。
十年過去了，我們慢慢的長大。當時建國北路，沒有拓寬，長春路的漫漫荒草，對一個自閉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遠便不能了。
就是那個年紀，我念到了《玉卿嫂》。
黃昏，是我今生裏最愛的時刻，飯後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兒住往不見人跡，這使我的心，比較安然。
那時候，在這片衰草斜陽的寂靜裏，總有另一個人，偶爾從遠遠的地方悠然的晃過來——那必是白先勇。又寫了《謫仙記》的他。
我怕他，怕一個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這人迎面來了，一轉身，跑幾步，便藏進了大水泥筒裏去。不然，根本是拔腳便逃，繞了一個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愛的二堂哥懋良，他學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閒閒的走。堂哥和我，是誰也不約誰的，偶爾遇見了，就笑笑。
過不久，恩師顧福生將我的文章轉到白先勇那兒去，平平淡淡的交給了他，説是：“有一個怪怪的學生，在跟我學畫，你看看她的文字。”這經過，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對我説的。
我的文章，上了《現代文學》。
對別人，這是一件小事，對當年的我，卻無意間種下了一生執着寫作的那顆種子。
刊了文章，並沒有去認白先勇，那時候，比鄰卻天涯，我不敢自動找他説話，告訴他，寫那篇《惑》的人，就是黃昏裏的我。
恩師離開台灣的時候，我去送，因為情怯，去時顧福生老師已經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終於面對面的打了一個招呼。正是最艱難的那一剎，他來了。
再來就是跳舞了，《現代文學》的那批作家們説要開舞會，又加了一羣畫家們。白先勇特別跑到我們家來叫我參加。又因心裏實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氣進去的時候，已近曲終人散，不知有誰在嚷：“跳舞不好玩，我們來打橋牌！”我默立在一角，心裏很慌張，不知所措。
那羣好朋友們便圍起來各成幾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聽不懂。過了一會兒，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別，各自天涯，沒有再見面。這一別，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講完電話的第二天，終於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裏慌張，恨不能從此不要見面，只在書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個這麼內向的人，別人總當我是説説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憶起來，説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綠的衣裙，緞子的腰帶上，居然還別了一大朵絨做的蘭花。他穿的是什麼，他沒有説。
那件衣服的顏色，正是一枚青澀的果子。而當年的白先勇，在我記憶中，卻是那麼的鮮明。
那時候的我，愛的是《紅樓夢》裏的黛玉，而今的我，愛看的卻是現實、明亮、潑辣，一個真真實實現世裏的王熙鳳。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長大，愛他文字中每一個、每一種夢境下活生生的人物，愛那一場場繁華落盡之後的曲終人散，更迷惑他文字裏那份超越了一般時空的極致的豔美。
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顧福生是一個轉折點，改變了我的少年時代。白先勇，又無意間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現在，對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記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走的時候，台北的劇場，正在熱鬧《遊園》，而下面兩個字，請先勇留給我，海的那邊空了一年多的房子，開鎖進去的一剎那，是逃不掉的“驚夢”。
三十年前與白先勇結緣，三十年後的今天，多少滄海桑田都成了過去，回想起來，怎麼就只那一樹盛開的芙蓉花，明亮亮的開在一個七歲小孩子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