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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殺案出現場的警察中，有個女警察，叫齊安。後來，把我和這起謀殺案扯上關係的人就是她，但那天早上，他們到來之前，我已經離開了梅山公園。我們的相識是後來的事。
有些人，你第一次見到他們時，就已經晚了。對我來説，齊安就是其中的一個。
除了齊安還有刑偵處的處長老梁、大侃等人出了現場。他們後來專門成立了專案組，追蹤了很多線索，三個月後，線索中斷，案子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因為警力有限，滕風一案暫時被擱置起來，變成懸案。
我接觸這樁懸案時，已經到了夏秋交替的季節。我按照自己的願望，已經在康復醫院（精神病院）住了三個月。他們給我安排了單間兒，跟輕病號在一個食堂吃飯，也沒有對我實施什麼治療手段，像什麼電擊、捆綁……根本沒向我展示。對此，我也沒有什麼好奇心。有個女醫生定期看望我，跟我聊家常。有一次，她問我想不想服用一點抗憂鬱的藥。
“我不想抗憂鬱。憂鬱是我身上唯一算得上優雅的氣質。”我這麼跟她開玩笑時，其實冒了很大風險。好在她是個懂幽默的人，一笑了之。
話説回來，即使她不懂幽默，真把我當成精神病拎出來單治，我也沒有任何被電擊的危險。為了把我變成這裏的特殊“病人”，有人“動用了他百分之零點零零一的權力”。
他送我來的那天早上，多少有些低沉。我沒問原因，以為他因我們面臨分手而傷感。他是我交往過的為數不多的男人之一。我們在一起時，不談工作，特想談自己時，便假借別人談。我只知道他姓龐，有點兒權力；他只知道我姓梁，有點兒怪。他最喜歡的不是做愛，而是做愛後躺在一起，發出各式各樣的長吁短嘆：滿足的、慵懶的、男孩兒感傷的、中年疲憊的、有時是我無法定義的一連串的嗯嗯嗯。他另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特點是他的微笑：可以長時間地掛在臉上，卻是真心實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