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亞和亞伯拉罕離開許久了，我還是呆坐在自己昏暗的辦公室裏。這時，莫迪凱走進門來，坐在一張結實的摺疊椅上。椅子有一對，是我花六塊錢從跳蚤市場上買來的。椅子的前主人把它們漆成了褐紫色。它們看上去很醜，但我至少不必擔心來訪者説到一半時跌坐在地上。
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電話，但我沒去他的辦公室。
“我接了許多電話，”他説，“事情變化得比我們想象的快。”
我聽着，一言不發。
“與阿瑟打拉鋸戰，與德奧里奧法官討價還價，你認識德奧里奧嗎？”
“不認識。”
“他是個強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較開明。多年前他從一家大公司起家，為了某個原因決定要當法官。放棄了掙大錢的機會。經他手調解的案子比華盛頓任何一位承審法官都要多，因為他使律師們處於他的影響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歡調解紛爭，如果一件案子調解不成功，那麼他就要求儘早開庭。他極力主張調解所有應審案件。”
“我想我聽過他的名字。”
“我想應該如此。畢竟你在這個城市做過七年的律師。”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邊。”
“那，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了。我們已同意明天下午一點在德奧里奧的審判室見面，每個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們的律師，我，你，我們的受託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對，法官要求你在場，他説你可以坐在陪審團的席位上旁聽，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竊的文件。”
“樂意奉上。”
“許多人都知道，他特別痛恨媒體。他從不允許記者進入他的審判室，禁止電視攝像機進入離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對這件案子鬧得沸沸揚揚大為不滿，他決定這次不對外公開。”
“訴狀將成為公共檔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話。我認為他不會那麼做，他喜歡恫嚇。”
“這麼説他想庭外調解此案？”
“當然如此，他是法官，難道不是嗎？每個法官都想庭外調解，好有更多的時間打高爾夫球。”
“他對我們的案子有什麼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堅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場，而不僅僅是他們的手下人，我們在現場會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會到場，我跟他的律師談過了。”
“他知道入口處裝了金屬探測器嗎？”
“也許吧，他以前去過法庭，我和阿瑟把他們的條件告訴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會驚訝，他見過的大場面多了，也瞭解陪審團的成員。”
“我的問題怎麼説？”
莫迪凱好一會兒沒開口，他搜腸刮肚想找一種既講了真話同時又能安慰我的説法。“他將採取強硬路線。”
這種説法一點也安慰不了我，“什麼是公平，莫迪凱？這事對我來説性命攸關，我的前途完了。”
“這不是公平與否的問題，你取走文件是為了糾正過錯，你沒有存心偷它，只是暫時借用。這是一樁值得稱道的舉動，但仍屬於盜竊行為。”
“德奧里奧提到過它是盜竊行為嗎？”
“提過，一次。”
這樣看來法官認為我是個賊。看來人人都是一樣的看法。我沒有勇氣問莫迪凱的看法，他也許會講實話，我不想聽。
他挪了挪龐大的身軀，我的椅子吱吱直響，但一點都沒陷下去，我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説一句話，我們立即撤回這個案子。我們不要這個庭外和解，沒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們的繼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個好結果絲毫不會改變我的生活。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奪。”
“事情沒那麼簡單，莫迪凱。”
“為什麼？”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應該害怕，但他們不會那麼做，也不會再向律師協會申訴。我可以立即打電話給阿瑟，告訴他我們握手言和，雙方一拍兩散，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這事很好辦。”
“媒體會活吞了我們。”
“會那樣嗎？我們刀槍不入。你以為我們的客户真會在乎《郵報》對我們的看法嗎？”
他在故意唱反調——只是嘴硬罷了，莫迪凱想保護我，但他同時又不願放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註定要受自己的傷害。
“好吧，我們放棄，”我説，“那我們能得到什麼呢？他們雙手沾滿了鮮血卻不受任何懲罰；他們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們要為那次非法驅逐負全部責任，而且最終導致了我們當事人的死亡；可是我們竟然要讓他們逍遙法外？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嗎？”
“這是保住你的律師執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麼，莫迪凱。”我説，語氣中帶着一絲苦澀。
但他是對的。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適合由我來做關鍵的決定，我取走了文件，於情於理都是個愚蠢的行為。
我要是突然臨陣退縮，莫迪凱非氣得昏過去不可。他的全部事業在於幫助窮人們重新振作起來，他的工作對象是那些沒有希望、沒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們所求的無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飯，一張乾燥的牀，一份體面的工作，一間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當事人的問題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錢對莫迪凱來説算不了什麼，因為高額賠償對他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影響，因為我們的當事人，正如他所説，不是已經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為我，他絕不會考慮在庭審前與對方媾和。他需要一場審判，一場巨大的轟轟烈烈的審判，有聚光燈，有攝像機，有新聞報道。他要這些不是為了個人出風頭，而是為了向世人展示無家可歸者每況愈下的窘境，審判不總是針對某個人的罪行，有時也可以充當宣傳的工具。
因為我而使事情複雜化了，我的鬆弛的蒼白的臉會出現在鐵窗之後，我的律師執照會被吊銷，從而生計也成了問題。
“我不會臨陣脱逃，莫迪凱。”我説。
“我知道你不會。”
“讓我來為你描繪一幅場景吧，如果我們説服他們出一筆我們能接受的錢，他們放棄刑事起訴，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師執照，將會怎麼樣？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師資格一段時間，又會有什麼後果？”
“首先，你將為這種處罰而承受名譽上的損失。”
“儘管聽起來不雅，也還不至於像世界的末日。”我強辯道，對於那種尷尬的局面我極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納，我的雙親，我的朋友，法學院的同學，克萊爾，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們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銷執照期間，你不許辦案。”
“我會丟工作嗎？”
“當然不會。”
“那我幹些什麼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創建非暴力社區’、撒馬利亞慈善中心、耶穌會，和其它一些你曾去過的地方接受諮詢，你仍是事務所的正式合夥人。我們將稱你為社會工作者，而不是律師。”
“這麼説與過去沒什麼兩樣？”
“沒什麼不同。你看索菲亞，她接見的客户比我們其餘的人加起來還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認為她是個律師，需要出庭時，我自會處理。對你來説，一切照常。”
貧民法是由那些實踐它的人制訂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麼辦呢？”
“沒人會那麼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間的界線不是那麼明晰。”
“兩年時間太長了。”
“説長也不長。我們不一定非得同意停業兩年不可。”
“我想這沒有商量的餘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點調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話，看看類似情況下是怎樣裁決的。”
“你認為以前曾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也許。現在像我們這樣的人有一百萬，律師向來善於吹毛求疵。”
他錯過了開會的時間。我謝了他，我倆一起鎖上辦公室的門。
我驅車奔向國會山附近的喬治頓法學院。那裏的圖書館半夜才關門。對一個前途莫測的律師來説，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讓他藏身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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