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比星期一早晨又出現了，對早點和新聞的胃口都很大。當我比往常晚些於八點鐘趕到辦公室時，她正笑吟吟地坐在臺階上等著，並熱情地招呼我。為了提防甘特利，我不得不遲些出發，並且繞路而行。
她看上去還是老樣子，我想也許我能從她的臉上看出她濫用毒品的痕跡，但並無異常，她目光呆滯而憂傷，但情緒很好。我們一起進了辦公室在老地方坐下來。有人在大樓內做伴多少讓我感到心安。
“你過得怎樣？”我問。
“很好。”她說著伸手從紙袋中取了一塊餅乾，食品共有三袋，全是上週買的，是專為她準備的，雖然莫迪凱留下了一些餅乾碎屑。
“現在住哪兒？”
“住在車裡。”還能住哪兒呢？“我真高興冬天就快過去了。”
“我也很高興，你去過‘內奧米之家’嗎？”我問。
“沒有。但今天準備去。我不太舒服。”
“我用車送你去。”
“謝謝。”
交談有點僵滯，她等我問她上次住旅館的事，我本來想問，但後來改變主意不問了。
咖啡煮好了，我倒了兩杯，放在桌上，她正在吃第三塊餅乾，像老鼠一樣沿著餅乾的邊緣不停地小口啃著。
我怎能對這樣一個可憐的人兇巴巴的呢？還是讓她聽新聞吧。
“讀報給你聽？”我問。
“好啊。”
報紙的頭版上登了市長的一幅照片，既然她喜歡政治新聞，既然這位市長對有色人種一直不錯，於是我首先選了這篇。這是一篇星期六的採訪記。市長和市議會暫時結成了脆弱的統一戰線，要求司法部調查朗蒂-伯頓一家慘死的原因。黑人的民權有沒有受到踐踏？市長的語氣中帶著強烈的暗示，趕緊讓司法部插手此事！
因為這件案子受到了多方的矚目，一個嶄新的犯罪集團被指責為這出悲劇的罪魁禍首。譴責市政當局的呼聲逐漸稀落下來，與國會的對罵也已停止。那些起初承受了指控壓力的人更是興奮不已，他們樂於把矛頭轉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以及它的富有的客戶。
露比對這篇報道很感興趣。我向她簡單介紹了這件案子的基本情況以及起訴後引起的反響。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報紙攻擊得體無完膚，它的律師不禁要問自己：“這事究竟什麼時候才能了結？”
不僅僅是一會兒。
在報紙頭版的底部登了一則簡訊，郵政總局決定停止華盛頓東北區的郵政大樓工程。圍繞著那塊地皮和倉庫的收購，將河橡公司和甘特利公司捲入的訴訟有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這些因素在做決定時都必須予以考慮。
河橡公司失去了一項價值兩千萬美金的工程。任何花了差不多一百萬現金買下市區內一幢廢棄建築物的野心勃勃的房地產開發商都不會善罷甘休，河橡也不例外。它會追究律師的責任。
壓力逐漸擴大。
我們瀏覽了國際新聞，秘魯發生的一場地震引起了露比的注意，於是我讀給她聽了，翻到都市版，我看了第一眼後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在基託-斯派斯的同一幅照片下，用比上次大一倍的字體印著一條觸目驚心的標題：基託-斯派斯遭槍殺，正文中回顧了星期五關於斯派斯先生與伯頓之間瓜葛的介紹，接著對他的身亡用三言兩語帶過。沒有目擊證人，沒有線索，什麼也沒有，只不過是華盛頓街頭又一個遭槍殺的小流氓。
“你沒事吧？”露比的問話使我回過神來。
“嗯，沒事。”我努力收一收心神。
“你為什麼不讀了？”
因為我太驚訝了，沒法大聲讀下去，我必須很快將全文掃一遍，看有沒有提到蒂爾曼-甘特利的名字，沒有。
為什麼沒提到呢？這對我來說再明白不過了。斯派斯這小子出過風頭，說得太多，他對我們原告方來說太有價值了，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攻擊的目標。
我慢慢地把這篇報道讀給她聽，留神著周遭的動靜，觀察著前門，希望莫迪凱快來。
甘特利肯定發過話。我們即使找到其他的目擊證人也沒用，他們要麼保持沉默，要麼蹤影全無。幹掉目擊證人做得太絕。如果甘特利要對付律師我該怎麼辦？
在恐懼之中我突然意識到這篇報道對我方有利。我們雖然失去了一個可能的關鍵證人，但他的話不會再被懷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提到，在今天早晨的第三篇報道中，與謀殺一個十九歲的罪犯有關。公司高貴的面紗已被撩開，聲名一落千丈，它驕傲的名字竟然與被謀殺的街頭流氓相提並論。
我設想回到一個月以前，那時那位“先生”還沒有衝進我們的辦公室。清晨，太陽尚未升起，我坐在辦公桌前，讀著這樣一份報紙，因為看過其他的報道，所以得知訴狀中的最嚴重的指控確實是真的，我該怎麼辦？
毫無疑問，我會質問我的頂頭上司魯道夫-邁耶斯，他同樣會去質問董事會。我將召集同僚——公司的其他高級律師，我們會要求公司在狀況進一步惡化之前把事情一勞永逸地解決掉。我們將堅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對簿公堂。
我們將提出各種要求。
我懷疑絕大部分的高級律師和所有的股東正在做我設想的這一切，過道上是如此吵鬧，什麼工作也完成不了，公司的效益幾乎為零，整個公司一片混亂。
“讀下去。”露比再次提醒我。
我們匆勿閱畢都市版，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有沒有其他相關報道。沒有。然而有一篇關於警察清理街頭流浪者的報道。這次行動是伯克霍爾德遭槍擊事件的反應。一名為無家可歸者服務的律師嚴厲批評了這種做法，並威脅要打官司，露比愛聽這個故事。她認為有這麼多篇關於無家可歸者的報道真是太好了。
我開車送她去“內奧米之家”，她像老朋友一樣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婦女們輪流擁抱她，緊緊地抱著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淚。我在廚房裡和梅甘調笑了一會兒，但我的心思並不在這上面。
當我回到辦公室時，一屋子的人在等著向索菲亞諮詢，室內人來人往，到九點五名客戶貼牆而坐。她在打電話，用西班牙語恐嚇著某人。我走進莫迪凱的辦公室，看他有沒有看今天的報紙。他正面帶微笑地讀著那份報紙，我們約好一個小時後討論案情。
我靜靜地關上辦公室的門，把檔案一個個取出。兩週內我受理了九十一件案子，了結了三十八件，我落後了，需要努力工作一上午，不停地打電話，才能趕上進度，這幾乎不可能。
索菲亞敲門了。門沒插上，因此她一邊敲一邊隨手推開門。沒有“哈-”，沒有“對不起”。
“從倉庫裡疏散出的人員名單呢？”她問，她的雙耳上各夾了一支鉛筆，眼鏡架得很低，這個女人有重要的事情。
那份名單一直在手邊，我遞給她，她飛快地瀏覽了一遍。“咦。”她失聲道。
“什麼？”我站起來。
“第八個，馬奎斯-迪斯，”她說，“我覺得這個名字有點熟。”
“有點熟？”
“是的，他正坐在我的辦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園被裝進囚車，途經白宮，最後在洛根廣場被丟下來，他是在掃蕩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運日。”
我跟著她走進了前面的房間，迪斯先生坐在房間的中央，她的辦公桌旁。他長相與德文-哈迪極其相似——四十大幾，灰白的頭髮和鬍鬚，戴著厚厚的墨鏡，像早春三月絕大多數的流浪者一樣裹得嚴嚴實實，我一邊在遠處打量他，一邊去莫迪凱的辦公室通知他這個消息。
我們小心謹慎地對付他，莫迪凱負責盤問他。“對不起，”他非常客氣地說，“我叫莫迪凱-格林，是這裡的律師，我能問你幾個問題嗎？”
我們倆都站著，俯視著迪斯先生，他抬起頭道：“可以。”
“我們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過一座舊倉庫的人，那座倉庫位於佛羅里達街和紐約街的交界處。”莫迪凱緩緩地解釋道。
“我在那兒住過。”他說，我深吸了一口氣。
“真的？”
“真的，被趕出來了。”
“那正是我們接這個案子的原因。我們代表那些被趕出來的人。我們認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
“你說對了。”
“你在那兒住了多久？”
“大約三個月。”
“你付房租嗎？”
“當然付。”
“付給誰？”
“一個叫約翰尼的傢伙。”
“付多少？”
“每月一百塊，只要現金。”
“為什麼只要現金？”
“不想留下字據。”
“你知道那座倉庫的主人嗎？”
“不知道。”他回答時沒有絲毫猶豫，我無法掩蓋我的興奮。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業主，那他為什麼要怕他呢？
莫迪凱拉過一張椅子，嚴肅地對迪斯道：“我們想讓你做我們的當事人。”
“幹什麼？”
“我們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訴某些人，我們認為你們被趕出來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對待。我們願意做你的代理律師，代表你起訴。”
“但是那座倉庫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現金。”
“沒關係，我們幫你索賠。”
“多少？”
“現在還不知道，你會有什麼損失嗎？”
“我想不會。”
我拍拍莫迪凱的肩。我們打過招呼，退回莫迪凱的辦公室。“怎麼樣？”他問。
“考慮到基託-斯派斯的下場，我想我們該錄下他的證詞。就現在。”
莫迪凱撓了撓鬍子：“好建議，我們來搞一個書面證據，讓他簽上名，索菲亞公證。這樣即使他有什麼不測，我們手中也有個證據。”
“有錄音機嗎？”我問。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間：“有吧，我記不清放哪兒了。”
既然他說不知道在哪兒，得花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找到。“用攝像機怎麼樣？”我問。
“這裡沒有。”
我想了一會兒，道：“我去把我的拿來。你和索菲亞穩住他。”
“他沒打算離開。”
“很好。給我四十五分鐘。”
我衝出辦公室，驅車疾馳，開向西部的喬治頓。我用手機連打三遍，終於在克萊爾課間休息時找到了她。“什麼事？”她問。
“我需要借一臺攝像機，現在就要。”
“它還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邊在盤算，“為什麼？”
“為了一份作證書，介意我用它嗎？”
“不至於。”
“仍在客廳？”
“對。”
“你換鎖了嗎？”我問。
“沒有。”不知為什麼，這個回答讓我感覺好了點兒。我仍拿著鑰匙，如果我願意的話還可自由出入。
“有沒有警報器？”
“沒有，還是老樣子。”
“謝謝。我遲些給你打電話。”
我們讓馬奎斯-迪斯坐在一間只有文件櫃的辦公室中。他坐在一張椅子上，後面的白牆上空無一物。我攝像，索菲亞速記，莫迪凱提問。他的回答簡直是天衣無縫。
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十分鐘，所有該問的問題都問過了。迪斯說他知道兩個被驅逐者的住處，答應去找他們。
我們計劃替每一個我們能找到的被掃地出門的人單獨起訴；一次一名，再把詳細情況捅給《郵報》的記者，我們知道凱爾文-蘭姆呆在“創建非暴力社區”，他和迪斯是迄今為止我們發現的兩名證人，他們不會獲得太高的賠償額——如果每個人能得到二萬五千美元的賠償我們就心滿意足了——但他們的加入會使我們的被告雪上加霜。
我幾乎盼著警方對街頭再來一次大掃蕩。
迪斯走時莫迪凱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風聲，我坐在索菲亞旁的一張辦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頁的起訴書，代表我們的新當事人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戶，隨即又替凱爾文-蘭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訴書存進電腦，這樣下次發現新的當事人時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
正午前，電話鈴響起來，持續了幾分鐘。索菲亞在她的辦公室打電話，我只得抓起聽筒，“律師事務所。”我隨口道。
聽筒裡傳來一個威嚴的年長者的聲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師，我想跟莫迪凱-格林先生談談。”
我只能說：“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鍵。我盯著話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凱的辦公室。
“是誰？”他問，正埋頭查閱《美國法典》。
“阿瑟-雅各布斯。”
“他是誰？”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
我們對視了幾秒鐘，他笑了，“終於來了。”他說，我點點頭。
他去接電話，我坐下來。
交談時間很短，大部分時間是阿瑟說，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談，而且越快越好。
擱下話筒，莫迪凱特意轉告我談話的內容：“他們想明天坐下來談談那件案子。”
“在哪裡？”
“在他們的地方，上午十點，要求你不在場。”
我沒指望他們邀請我。
“他們急嗎？”我問。
“他們當然急。距申辯他們還有二十天的時間，現在就要求談判，可見他們有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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