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誓要弄張牀，在地板上將就一直睡不好。我這麼做不是為了給別人看，只是為了證明一下自己。在無邊的黑夜裏，我坐在睡袋中，答應給自己找個軟點的東西睡，我一千次地感到奇怪，露宿街頭怎麼能挨下來。
派倫咖啡店裏温馨怡人，咖啡桌邊香煙的煙霧繚繞，室內充滿了咖啡豆的香氣，與往常一樣凌晨四點半店裏就擠滿了新聞迷。
伯克霍爾德是此刻大家關注的焦點人物。他的照片登在《郵報》的第一版上，另外還有幾篇報道談到了他的個人情況、槍擊事件、警方對此案的調查。對街頭大掃蕩則隻字未提，莫迪凱遲些時候會告訴我有關細節。
我在都市版發現了一個驚喜。蒂姆-克勞森顯然是個有使命感的人，我們的案子激發了他的興趣。
在一篇很長的文章中，他依次分析了三個被告的情況，從河橡公司開始。它有二十年的歷史，由一夥人共同投資共同擁有，在投資人當中，有一個名叫克萊頓-本德的來自東海岸的房地產大亨，相傳他的資產達兩億。本德的照片登出來了，旁邊配以一張位於馬里蘭州哈格斯坦市的公司總部的照片。二十年來公司在華盛頓地區建了十一幢辦公大樓，另外在巴爾的摩和華盛頓郊區還開了無數家購物中心，它擁有的總資產大約有三點五個億。它也欠了銀行許多債，其數目不可估計。
文章極為詳細地回顧了公司在東北區籌建大宗郵件服務中心的歷史，接着文章談到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果然不出所料，公司沒有提供任何信息，電話打不進去，克勞森介紹了它的基本情況——規模，歷史，幾個著名的公司前股東。文章從《美國法律》雜誌轉摘了兩幅圖表，其一列出了全美規模最大的十家法律公司，另一幅根據各公司股東去年的平均收益將它們加以排名。擁有八百名律師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規模上排名第五；股東去年的平均報酬為九十一萬零五百美元，據此則排名第三。
難道我真的放棄了那麼多錢嗎？
最後文章談到了被告中最不可能被談論的一個：蒂爾曼-甘特利。他的複雜經歷在記者的筆下變得透明瞭。警察們發表了對他的看法，他以前的牢友大唱他的讚歌，來自東北區的某個派別的牧師講述了甘特利是怎樣為窮人的孩子建籃球場的，一個當過妓女的女人訴説了被他毒打的經歷。他是TAG公司和甘特利集團的幕後操縱人，通過它們他擁有三個舊車停車場，兩個小型購物中心，一幢曾發生兩起槍殺案的公寓樓，六幢供出租的二聯式公寓，一間曾發生過一起強xx案的酒吧，一家錄像片出租店，和他幾乎沒用什麼代價就從市當局購得的無數塊空地。
甘特利是三名被告中唯一願意開口的人。他承認於去年七月以一萬一千美元的價格買下了佛羅里達大道上的那座倉庫，並於今年一月三十一號以二十萬的價格將它賣給了河橡公司。他説他很幸運，那座倉庫一錢不值，但那塊地皮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萬一千美元，這就是他買下它的原因。
那座倉庫一直吸引了不少擅自強住者，他説。事實上，他不得不攆他們走，他從未收過房租，也不知道這謠言從何而起。他有許多律師，將要發動猛烈的反攻。
文章中沒有提到我，也隻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質那一幕。對朗蒂-伯頓和訴狀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
接下來的第二天，聲譽卓著歷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繪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個惡棍的同謀者，確實，文章的語氣暗示了那幫律師是比蒂爾曼-甘特利壞得多的罪犯。
報紙預告説明天將有連續報道——關於朗蒂-伯頓的悲慘生活。
阿瑟-雅各布斯對他心愛的公司的名譽備受糟蹋還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擊的目標。《郵報》會不依不饒，那名記者明顯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則報道將引出另一則報道。
九點過二十，我和我的律師到達位於鬧市區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納廣場交界處的卡爾-莫爾特里大樓。莫迪凱知道我們要去哪裏。我過去從未來過莫爾特里大樓——華盛頓地區的民事和刑事審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處人們排成了長龍，長龍在緩慢地向前移動。律師、訴訟當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檢查，大樓內部簡直像個動物園——大廳裏擠滿了焦躁不安的人們，四層樓全是一個挨着一個的審判室。
諾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層114房間，門邊貼了一張待審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欄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個罪犯的名字與我列在一起，法庭內，觀眾席上空無一人，律師們忙得團團轉。莫迪凱走進裏間，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雜誌，裝出一副對周遭情形漠不關心的樣子。
“早上好啊，邁克爾。”有人在過道上招呼道，原來是唐納德-拉夫特，雙手緊抓住公文包，他身後的人我有點面熟，以前打官司時見過，但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點點頭，勉強説了聲：“你好。”
他們匆忙走開，在法庭另一側找位子坐下。他們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還有那些有權聽審我這案子每一訴訟程序的人。
這只是初次出庭！我將站在法官面前聽他宣讀起訴書，申訴無罪，取保候審。拉夫特為什麼來呢？
謎底慢慢揭開了，我盯着雜誌，極力不動聲色，終於明白他的在場只是提醒我，他們認為文件失竊性質非常嚴重，他們會步步緊逼。拉夫特是個最聰明也最卑鄙的訟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見到他應該嚇得發抖才對。
九點三十分，莫迪凱從裏面出來了，示意我過去，法官在辦公室等我，莫迪凱把我介紹給他，我們三人在桌邊隨意坐下。
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歲了，長着一頭濃密的白髮和稀稀拉拉的白鬍子，講話時一雙棕色的眸子裏閃爍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凱是多年的老相以。
“我剛跟莫迪凱談過，”他説，一隻手打着手勢，“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案子。”
我點頭表示同意，這件案子對我來説確實頗不尋常。
“我認識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實上我認識那裏的許多律師，他們都很出色。”
確實如此，他們僱用最好的律師，然後加以磨礪。我感到不安，我的審判法官竟然對受害人如此賞識。
“律師辦公室失竊的一份工作文件的價值也許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它只是幾張紙，對律師以外的任何人來説並無多大的價值。如果你公開出售它，它一錢不值。我並沒有指控你偷竊文件，你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懂。”我拿不準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聽他繼續説下去。
“讓我們假定你擁有那份文件，而且是從公司取來的，如果你現在歸還，我來作證，給它標個價格，絕不會超過一百美元。這當然是個輕微的過錯，但我們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當然啦，你必須保證不援引那份文件。”
“如果我不歸還呢？當然仍是假設。”
“那它的價值就不同了。嚴重盜竊罪罪名成立，我們將依法判決。如果原告證明了他的指控，陪審團認定你有罪，那麼將由我來宣判。”
他鎖緊的雙眉，剛毅的目光，嚴峻的口吻都毫無疑問地表明宣判的結果是我所不願的。
“另外，如果陪審團發現你的盜竊罪名成立，你將失去律師資格。”
“我明白了，大人。”我誠惶誠恐地答道。
莫迪凱一直保持緘默，只是用心在聽。
“與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時間是個關鍵，”基斯勒繼續道，“民事訴訟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這取決於文件的內容。接受證據不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我想在本案轉為刑事性質之前就把它解決。我們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
“期限多長？”莫迪凱問。
“我想兩週時間足夠你們考慮了。”
我們同意兩週時間比較合理。我和莫迪凱回到審判室，又等了一個小時，什麼都沒發生。
《郵報》記者蒂姆-克勞森和一大批記者蜂擁而至。他雖看見我們坐在審判室內，但沒敢過來。莫迪凱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訴他兩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師唐納德-拉夫特和另外一個人正在審判室內，也許他們會對報紙透露點什麼。
克勞森直奔他們而去，聲音從後排座位上傳來，拉夫特一直在那兒消磨時間，他們離開了審判室，在外面繼續他們的爭論。
我與基斯勒面談的時間正如我期待的那樣短暫。我提出無罪申訴，填了一些表格，然後匆匆離去，拉夫特早不見了人影。
“在我進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談了些什麼？”我一坐進汽車就問。
“他都告訴你了。”
“他真不好對付。”
“他是個好法官，但也做過許多年律師，是刑事辯護律師，而且是最出色的一個。他對一個律師竊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證實我有罪，會判幾年？”
“他沒説，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們在紅燈前停下，幸虧是我開車。“好吧，律師先生，”我説，“我們怎麼辦？”
“我們有兩週時間，讓我們慢慢考慮，現在還不是做決定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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