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獨自一人在“創建非暴力社區”接待諮詢者，並且遲到了兩個小時。他們耐心地坐在門廊的髒地板上等候，有的在打盹兒，有的在看報。開門的厄列對我的遲到很不滿，他有自己的事要做。他為我打開了接待室，遞給我記事板，上面寫著十三個等待面談的人的名字，我叫進第一個。
我驚訝於我在一週內發生的變化。幾分鐘前我走進大樓時絲毫不擔心遭到槍擊，在門廊裡等厄列時也沒意識到自己是個白人。我傾聽那些求助者的訴說，很快就能為他們拿定主意。我甚至連外表也變得與他們相似：鬍子一個星期沒剃；頭髮蓋過了耳朵，長得亂蓬蓬的；卡其褲起皺了；夾克衫也不齊整了；領帶鬆鬆垮垮；耐克鞋式樣雖未過時但已經很破了；戴一副角質架眼鏡，活脫脫一副公益律師的形象。
那些前來求助的人可不關心這些，他們只想找個傾訴的對象，而這是我的本職工作。名單上的人數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個小時才解答完畢。我忘記了即將到來的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鋒，也忘記了克萊爾，我發現後者更容易做到，這使我感到惆悵。我甚至忘掉了赫克託-帕爾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
但是我無法忘記露比-西蒙。每一個新客戶的到來都使我想起她，我並不擔心她的安全，她在街頭生活的時間遠比我長。她為什麼捨棄一個有電視和淋浴的乾淨的旅館房間，而冒冒失失地闖向街頭，人找一輛破車棲身呢？
她是個癮君子，這是最明白也最自然的答案。可卡因像塊磁鐵，把她引向街頭。
如果我不能使她在郊區旅館裡呆三個晚上，那麼我該怎麼做才能幫她戒斷毒癮呢？
這並不取決於我。
下午很遲的時候，接到了我哥哥沃納打來的電話，突然打亂了我的工作步驟，他人已到了華盛頓，來這兒臨時出差，因為不知道我的新號碼所以現在才打通電話。他問我們在哪兒見面吃飯，我開口之前他就搶著說他來做東。他說有一家新開的館子，名字叫丹尼歐，他的一個朋友一個星期之前吃過，味道很不錯，很長時間以來我都沒想到要好好吃一頓了。
去丹尼歐我沒意見，那是一家時髦的、熱鬧的、價昂的、挺糟糕的餐館，接完電話我拿著聽筒愣了好一會兒神。我不想見沃納，因為不想聽他教訓，他來這兒不是出差，雖然他每年大約有一次機會，我很清楚他是我父母派來的。他們在孟菲斯憂心如焚，為他們二兒子的離婚而傷透了心，為我的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而擔憂勞神。必須派個人來打探一下情況，而這個人總是沃納。
我們在丹尼歐擁擠的吧檯前見了面。在我們握手或擁抱之前，他退後一步打量我的新形象。鬍子、頭髮、衣服，從頭至腳，概不放過。
“真夠新潮的。”他說，語氣中半是玩笑半是譏諷。
“見到你真高興。”我說，故意不理他的調侃。
“你瘦了。”他說。
“你倒沒有。”
他拍拍肚皮，好像那些多餘的脂肪是一天之內偷偷長上去的。“我要減肥。”他今年三十八歲，長相不錯，對自己的外表仍很在意。就因為我說他一句胖，他會一個月內瘦下來。
沃納單身已三年了。女人對他來說很重要。他離婚時女方指責他與別的女人通姦，但女方也未能免俗。
“你看上去真不錯。”我說。確實如此，合體的西裝，嶄新的襯衫，昂貴的領帶。這些東西我也有一衣櫥。
“你也不錯，這是為了你現在的工作需要嗎？”
“可以這麼說，有時我不打領帶。”
我們要了飲料，在擁擠的人群中啜飲著。
“克萊爾近況怎樣？”他問，開始切入正題了。
“我想她很好。我們申請離婚，協議離婚，我已經搬出去了。”
“她快活嗎？”
“我想她擺脫了我會感到如釋重負，我敢說克萊爾比一個月之前要快活得多。”
“她有了人？”
“我不這樣認為，”我說。我說話得小心，跟他談話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會被轉述給我父母，尤其是導致離婚的任何醜聞性事件。他們會說克萊爾的不是，而一旦他們相信克萊爾亂搞男女關係，那麼離婚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那麼你呢？”他問。
“沒有，我一直潔身自好。”
“那為什麼離婚呢？”
“許多原因，我不想再多說了。”
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當時鬧得沸沸揚揚，雙方為爭奪小孩的撫養權而鬧得不可開交。他事無鉅細都告訴了我，有時我都感到無聊，現在他要求同樣的回報。
“你一天早上醒來，忽然決定要離婚？”
“你是過來人，沃納，事情沒那麼簡單。”
餐館領班把我們帶到裡面的座位上，我們往裡走的時候看到一張桌子旁坐著韋恩-烏姆斯特德和另外兩個我不認識的男人。烏姆斯特德是被那位“先生”劫持的人質之一，當時他去門外取食品，差點捱了狙擊手的槍子兒。他沒看見我。
訴狀的副本於上午十一點鐘送至董事會主席阿瑟-雅各布斯的手中，當時我在“創建非暴力社區”。烏姆斯特德不是公司的股東，所以我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這回事。
事實上他當然知道這件事。在整個下午匆忙召集的一系列會議中，這個消息就像投下的一枚炸彈，迅速傳開了。必須準備反擊，各種各樣的命令下達了，一切準備就緒，對外人不準洩漏一個字，表面上看來，這件案子對公司來說無足輕重。
幸運的是從烏姆斯特德的位置看不到我們的桌子。我環視一週，確認飯館中沒別的可疑的人，沃納為我們倆要了馬蒂尼酒，我立刻推辭，給我來杯水就行。
對沃納來說，什麼東西都要盡興而為，工作、玩樂、吃喝、女人，甚至包括書刊和老電影。在秘魯滑雪時差點凍僵在暴風雪中，在澳大利亞斯庫巴潛水①對曾被毒蛇所傷。他離婚後的調整期很容易就過去了，主要因為他喜愛旅行、滑翔運動、登山、深海潛水，在全世界追逐女人。
①斯厙巴（scuba）潛水：戴著水肺潛水。
作為亞特蘭大一家大公司的合夥人，他賺了很多錢，也花了不少。這頓晚餐的話題就是錢。
“喝水？”他帶著厭嫌的神氣說，“得了吧，還是喝酒。”
“不。”我反對道。沃納喝完馬蒂尼還要喝葡萄酒，我們會很晚才離開這家餐館，他會凌晨四點還不睡，一直襬弄他的便攜式電腦，抖落這輕微的宿醉，讓它留在昨天。
“膽小鬼。”他咕噥了一句，我瀏覽了萊單，他的目光溜過每一個女侍者。
他的酒來了，我們點了菜。“談談你的工作。”他說，極力裝出一副感興趣的樣子。
“為什麼？”
“因為一定很有趣。”
“為什麼這麼說？”
“你拋棄了一份好工作，一定有十足的理由。”
“當然有，而且很充分。”
沃納策劃了這次會面。他有意圖，有目標，有目的，而且要說什麼他心中也有數。我弄不清楚他的意圖所在。
“我上週被捕了。”我岔開話題，這一著果然奏效，他一下子呆住了。
“你怎麼？”
我告訴他事情的經過，極盡鋪陳之能事，因為我控制了話頭。他對我偷文件頗不以為然，但我不想辯解，文件本身是另一個複雜的話題，我們倆誰都不願深究。
“這麼說你再也不能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他邊吃邊問。
“絕無可能。”
“你打算做多久公益律師？”
“我剛開始，我確實沒想過什麼時候收手。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你這樣做一無所得，能支持多久？”
“只要我能活著。”
“那麼活著就是你的標準了？”
“暫時是這樣。你的標準是什麼？”這是個荒唐的問題。
“錢。我能掙多少，能花多少，能存多少。我看著它變多，直到有朝一日缽滿盤滿，什麼都不用愁。”
我以前就聽他這麼說過，赤裸裸的貪婪是他的追求，這只不過比我們從小所接受的信條更直白一些。拼命工作多賺錢，這樣整個社會就會進步。
他在激我與他爭辯，可這樣的爭論不是我所要的，誰都說服不了對方，只能是一場無謂的拉鋸戰。
“你現在有多少錢？”我問。沃納這個貪婪的傢伙對他的財富頗為自負。
“四十歲時我會把一百萬放在共同基金裡；四十五歲時，將變為三百萬；五十歲時，一千萬。到那時我就可以退休啦。”
這些數字我們耳熟能詳，大的法律公司都差不多。
“你怎樣？”他邊切著上等雞肉邊問我。
“讓我想想。我今年三十二歲，淨收入差不多五千美元；三十五歲時，如果我努力工作，節約開支，大約有一萬；到我五十歲時，我應該有兩萬存款。”
“那是預料之中的事，過十八年的窮日子。”
“你對貧窮一無所知。”
“那不見得。對於像我們這樣的人，貧窮就意味著廉價公寓，一輛傷痕累累的舊車，破爛的衣裳，沒有錢周遊世界，沒有存款也沒有投資，沒有退休，沒有安全感，什麼也沒有。”
“太棒了。你恰好證明了我的觀點，你確實不懂什麼是貧窮。你今年能掙多少？”
“九十萬。”
“我掙三萬。如果有人逼你為這個數目工作，你會怎樣？”
“自殺。”
“我信，我真的相信你會拿把槍掀掉自己的腦殼，如果你只掙三萬的話。”
“你錯了，我會服藥。”
“膽小鬼。”
“那樣廉價地工作我實在受不了。”
“噢，你能那樣廉價地工作，但你不能那樣廉價地生活。”
“一回事。”
“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我說。
“我倆確實不一樣，但這是怎樣造成的呢，邁克爾？一個月前你和我一樣。現在看看你——鬍子拉碴，衣衫不整，滿嘴服務人類拯救人類這一套昏話。你究竟中什麼邪了？”
我深吸一口氣，咀嚼著他問話中的有趣之處，他也放鬆下來。我們的教養不允許我們在公眾場合吵起來。
“你真是個笨蛋，”他說看壓低了身子，“你成為公司的股東指日可待。你聰明，有才華，單身，沒有孩子。到三十五歲時，你每年能賺一百萬。這個賬你算得出來。”
“一切已成定局，沃納，我現在對錢不感興趣，我受了魔鬼的詛咒。”
“多新鮮的見解。讓我來問你。打個比方，有朝一日你醒來忽然發現自己六十歲了。你對拯救這個世界感到厭倦，因為它壓根兒無法拯救。你一貧如洗，身無分文，沒有公司，沒有合夥人，沒有一個當腦外科大夫賺大錢的妻子，沒人理你，你怎麼辦呢？”
“我已考慮過這個問題，我想我有個大富豪哥哥，到時我會打電話給你。”
“如果我死了呢？”
“把你這個不成器的弟弟列在你的遺囑上。”
我們埋頭吃飯，談話的興致減退了，沃納非常自信，只要給我一聲當頭棒喝我就會回到現實中來，對於我的誤入歧途，只要指明其嚴重後果，我就會迷途知返，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會跟他談。”我可以聽到他對父母這樣說。
他最後又問了我幾個問題。十四街律師事務所的福利怎樣？我告訴他很少，養老金呢？從未聽說過。他極力主張我只幹三五年，然後洗手不幹，我謝了他，對於我的婚姻問題他出了個好主意，我應該找個志同道合的女人，但她必須有錢，娶了她。
我們在餐館前的大街上道別。我向他保證我知道我正在幹什麼，我會沒事的，我請他在父母面前報喜不報憂。“別讓他們牽掛，沃納，告訴他們我一切都好。”
“如果斷炊了打電話給我。”他故作輕鬆地說。
我向他揮揮手，然後離去。
派倫燒烤店是霧谷的一家通宵咖啡店，靠近喬治-華盛頓大學。它是夜不成寐者和新聞迷的流連之所，並以此著稱，每天夜裡十二點鐘之前第二天的《郵報》就到了，午飯時分這個地方就像熟食店一樣人滿為患。我買了一份報紙在吧檯前坐下，一眼望去奇怪的是每個人都在埋頭看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時咖啡店裡鴉雀無聲。報紙在我進來之前幾分鐘剛到，三十個人在專心致志地閱讀，就好像一場戰爭爆發時人們對報紙的關注。
這個故事正是《郵報》所需要的。從第一頁起，報紙配發了大字標題，一直延續到第十頁，第十頁上還登了一些照片，一張是遊行示威時告示牌上朗蒂的照片，一張是莫迪凱十年前的照片，還有三幅一組的照片。這一組照片無疑會讓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那幫自命不凡的傢伙大丟臉面。阿瑟-雅各布斯的照片居中，從警察局檔案中抽出的蒂爾曼-甘特利的臉部照唑在左邊，右邊的一幅是德文-哈迪的臉部照片。德文-哈迪被牽扯進來只因為他是被驅逐人之一，而他又以那樣一種轟動的方式招致身亡。
甘特利和哈迪這兩個黑人罪犯，在照片中胸部都打上了號碼，而阿瑟-雅各布斯竟然與這兩個惡棍為伍，同登在《郵報》的第十頁上。
我能想象出他們在辦公室和會議室裡慌成一團的樣子，門鎖上了，電話掐斷了，會議取消了。他們密謀應對之策，想出一百種不同的方案，召集他們的公關人員，這是他們最黑暗的時刻。傳真大戰會早早開始，這組照片的傳真件會從東海岸發向西海岸，全世界從事公司法的大公司都會笑掉大牙。
甘特利外貌極其兇惡，我不禁悚然一驚，這次是我們向他尋釁。
報紙上也登了我的照片，與上星期六我被捕時所登的是同一幅。我被描繪成與公司和朗蒂-伯頓都有關聯的人。寫報道的記者無從得知我實際上早就見過她。
報道相當詳盡，從疏散住戶寫起。被驅趕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後他突然出現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辦公室，在那裡他扣留人質，人質之一就是我。從我引出莫迪凱，然後又寫到伯頓一家之死。報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儘管我在那位記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爭議的文件。
他信守諾言——文中沒有暴露我們的名字，只作為消息來源。報道寫得再好不過了。
報道中沒有引用被告的話，看來作者好像不屑於跟他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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