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凱領著我爬上一段漆黑的樓梯去休息室。“當心腳下。”他說，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我們穿過幾道門才來到教堂的高壇。室內很暗，因為到處都是睡覺的人，他們蜷縮在長椅上，打著鼾，長椅的底下也躺著人，母親儘量使孩子安靜下來。他們擠在坐席間的通道上，所以我們在向佈道壇走去時真是舉步維艱，唱詩班的廂席也都讓這些人佔滿了。
“能這樣做的教堂為數並不多。”當我們站在祭壇桌子旁邊望著一排排的坐席長椅時他小聲對我說。
我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不願意這麼做。“如果趕上禮拜天怎麼辦？”我也小聲問他。
“那要看天氣情況，教士是我們的人。他有時會取消禮拜，也不會把這些人趕走。”
我不太明白“我們的人”是什麼意思，但我感到這不會是什麼俱樂部成員的意思。我聽到天棚在咯吱咯吱地響，我意識到我們上面還有一個U型的樓廳。我眯起眼睛又凝視著一群人在長椅的上上下下躺著。莫迪凱也在看著。
“有多少人……”我喃喃地自語道，沒辦法不去想這些事。
“我們從不去查數，只是讓他們吃上飯，有個地方避難。”
一陣風吹來，把窗子吹得直響，這裡要比地下室冷多了。我們踮起腳從人的身體上一點一點邁過去，從風琴邊上的一扇門穿過，離開了。
已經接近十一點了，地下室裡還是擁擠不堪，但是排隊領湯的人已沒有了。“跟我來。”莫迪凱說。
他拿起一個塑料碗，端著讓一個志願服務者給他盛些湯。“讓我看看你的湯做得怎麼樣。”他笑著說。
他坐在一群人圍坐的摺疊桌旁，臂肘和那些流浪漢都碰到一起，一邊吃著，一邊談笑著，好像一切都是那麼自然，我可不行。我也喝著湯，多利小姐的手藝可真不錯，湯的味道很好。但是我總也不能忘記這樣的事實：我，邁克爾-布羅克，一個盂菲斯和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又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大廈任職的富裕的白人，現在竟坐在特區西北中部的一個教堂的地下室裡，同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在一起，我也曾見過一個白人面孔，是個中年人，一個醉鬼，他吃完後就不見了。
我可以肯定，我的汽車準早已不見了。這樣的天我在外面待上五分鐘都受不了，不過我向莫迪凱保證過，我要同他在一起堅持到底。什麼時候離開，怎麼離開，都由他說了算。
“這湯真不錯。”他說，“湯的味道，”他解釋說，“各有不同，就看你放什麼材料，而且做法各地也不一樣。”
“我前幾天在瑪撒餐桌那兒吃的是麵條。”坐在我右邊的一個人說道，他的臂肘幾乎碰到了我的碗。
“麵條？”莫迪凱問道，他裝作不信的樣子，“你的湯裡還有面條？”
“是的，一般一個月左右吃一次麵條，當然現在許多人都知道這件事，所以，擠上餐桌並不容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開玩笑，但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閃現出一絲喜悅。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為沒能得到一頓可口的施捨而感到悲哀讓我感到有點滑稽。擠上餐桌可不容易，從喬治頓的朋友那裡我聽到過多少次這樣的話？
莫迪凱笑了。“你叫什麼名字？”他問這個人。我知道莫迪凱總是把名字和容貌一起記住，他所愛護的這些無家可歸者並不僅僅是難民，他們是他的人。
我自然還有一種好奇心，那就是這些人是如何成為無家可歸的。我們龐大的社會救助系統中出現了什麼問題，竟使這麼多的人夜宿大橋下面？
“德拉諾。”他回答說，一邊大聲地嚼著嘴裡的芹菜。
“德拉諾？”莫迪凱說。
“德拉諾。”那個人又重複一遍。
“那麼你姓什麼呢？”
“沒有姓，太窮了。”
“你的名是誰給你取的？”
“我媽取的。”
“你多大的時候她給你取的名？”
“大概是五歲吧。”
“為什麼取德拉諾這個名字呢？”
“她生了個孩子總是哭個沒完，吵得別人睡不了覺，我就給她餵了些德拉諾牌管道疏通劑。”他一邊講著這個故事，一邊攪動著湯。他的這個故事編得挺好，表演得也不錯，可是我根本就不信。但別的人都聚精會神地聽著，德拉諾本人也很得意。
“後來這個孩子怎麼樣了？”莫迪凱問，挺樂意逗這個直爽的傢伙。
“死了。”
“那他就該是你的兄弟了。”莫迪凱說。
“不，是妹妹。”
“我聽出來了，是你害死了你的妹妹。”
“是的，不過從那以後我們可以安穩地睡覺了。”
莫迪凱朝我臍擠眼，似乎他也曾聽過類似的故事。
“你住在哪兒，德拉諾？”我問道。
“就住在這兒，特區。”
“你在哪兒過夜？”莫迪凱問道，糾正了我的問法。
“哪兒都可以過夜，這兒啦，那兒啦都行，我認識不少闊太太，她們常常付給我錢讓我同她們做伴。”
在德拉諾旁邊的兩個人聽了感到很好笑，其中一個在竊笑，而另一個則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你從哪兒拿到你的郵件？”莫迪凱問道。
“郵局。”他回答說。德拉諾對任何問題都是反應敏捷，回答迅速，所以我們就不再問了。
多利小姐回到廚房後就為我們這些志願服務者準備咖啡。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找地方安睡下來。
我和莫迪凱在已經熄了燈的廚房裡，坐在餐桌邊上，一邊喝咖啡，一邊透過付飯窗口看著那些人。“你什麼時候睡覺？”我問道。
他聳聳肩：“那要看情況。屋裡一下子住了二百多人，常常會有事的，如果我在這兒，教士會放心一些。”
“在這兒待一夜？”
“這樣的情況我經歷得多了。”
我不想睡在這些人中間，沒有莫迪凱保護我，我也不想離開這所建築。
“你願意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他說，離開可能是我有限的選擇之中最糟的。半夜時分，又是週五的夜裡，在特區的街上，一個白人青年，一輛漂亮的汽車，不管下雪與否，我不希望我的優勢在這兒得到顯示。
“你有家庭吧？”我問道。
“有，我的妻子在勞動部門當秘書，有三個兒子。一個在上大學，一個在軍隊。”他還沒說出第三個兒子聲音就有些變了，我沒想問下去。
“還有一個在十年前死在了街頭，是一夥歹徒乾的。”
“我很抱歉。”
“你呢？”
“結婚了，但沒有孩子。”
這幾個小時裡我才第一次想起克萊爾，如果她知道我現在在哪兒，她會如何反應？我們兩人誰都沒有時間參與這些慈善事業，即使是很間接性的。
她會自言自語地說：“他可真是有空了。”或者是類似意思的話。
我也不在乎。
“你的妻子是做什麼的？”他問道，話音很輕鬆。
“她在喬治頓做高級專科住院實習醫師。”
“你們兩個人挺不錯嘛，你將成為一個大公司的股東，她又成為一個外科醫生，一個典型的美國夢。”
“差不多吧。”
教士不知從什麼地方走出來，把莫迪凱拉進廚房的大里邊，匆匆談了些話。我從碗裡拿了四塊餅乾，走到那個年輕的母親呆的那個角落，她坐在那裡睡著，她的頭倚在枕頭上，把嬰兒摟在懷裡。那兩個兩三歲的孩子蓋著毯子一動不動地睡著，那個最大的孩子沒有睡。
我蹲在他旁邊，拿給他一塊餅乾，他的眼光一閃，伸手拿了過去。我看著他吃每一口，吃完他又伸手向我要一塊，他長得很小，瘦骨嶙峋的，不過四歲而已。
那位母親頭向前猛的一傾，身子震動了一下。她看著我，滿面愁容，眼神倦怠，她意識到我是在給她的孩子餅乾吃，她露出一絲慘淡的笑容，又重新擺放了一下枕頭。
“你叫什麼名字？”我輕聲地問那個小男孩，在給過他兩塊餅乾之後，他已成了我的朋友。
“奧塔里歐。”他說，聲音清晰，但說得很慢。
“多大了？”
他伸出四個手指，又縮回一個，一會兒又伸了出來。
“四歲？”我問道。
他點了點頭，然後又伸出手來要餅乾，我是十分樂意給他的，我本該給他一切。
“你們在哪兒過夜？”我小聲問道。
“在汽車裡。”他也小聲地回答。
我沉思了一會兒，我不知下面還要問他什麼。他忙著吃餅乾，不太在乎談話。我問了他三個問題，他給了我三個誠實的回答。他們就住在汽車裡。
我想跑去問莫迪凱，如果他們發現有人只能睡在汽車裡他們該怎麼辦？但我還是留下來看著奧塔里歐微笑著。他終於開口了：“你再給我一點蘋果汁好嗎？”
“當然。”我說，我到廚房裡又倒了兩杯果汁來。
他一口氣喝了一杯，又向我要第二杯。
“說謝謝。”我告訴他。
“謝謝。”他說，又伸出手來要餅乾。
我找到一隻摺疊椅，在奧塔里歐旁邊坐下，頭靠著牆，地下室裡有時雖無人說話也總有動靜，那些沒有床睡覺的人總睡不安穩。莫迪凱有時要在這麼多人的屋子裡走來走去，去平息一些爭吵。他身材高大，說話又和藹可親，所以沒有人會向他的權威地位挑戰。
吃飽了肚子，奧塔里歐有點困了，他把小腦袋枕在媽媽的腳上。我又踏進廚房，倒了一杯咖啡，然後回到椅子上。
這時那個嬰兒又突然哭了起來，那聲音聽起來讓人感到心酸，整個屋子都蠕動起來，媽媽又困又累，很不情願讓孩子吵醒，她讓孩子閉嘴，把她放在肩上，前後搖晃著讓她繼續睡覺，可是她哭的聲音越來越大，屋裡的人開始嘟嘟囔囔抱怨起來。
當時我什麼也沒有想，我走過去接過孩子，一面衝著那位母親微笑著，主要是讓她對我有信心。她不太在乎這件事，她把孩子交付出去，反而感到輕鬆多了。
這個孩子沒有一點分量。原來是孩子尿溼了，我意識到這件事之後，便輕輕地把她的頭枕在我的肩上，開始拍她的屁股。我走進廚房，想找莫迪凱或什麼別的志願者來救救我，多利小姐一小時前已經回家去了。
令我吃驚也令我放心的是，當我抱著這個嬰兒圍著爐子轉，一邊輕聲地哄著她一邊拍著她的屁股時，她安靜了下來。我得找一條毛巾或類似毛巾的東西，我的手已經溼了。
我在哪兒？我在做些什麼？如果我的朋友們看到我在黑暗的廚房裡抱著一個無家可歸的嬰兒哄著她睡覺，一邊祈禱，只是因為尿布溼了，他們會怎麼想？
我沒有聞到什麼令人噁心的味，只是感到她頭上的蝨子肯定已爬到了我的頭上，我的好朋友莫迪凱回來了，他打開一盞燈。“多麼可愛。”他說。
“有尿布嗎？”我輕聲地問他。
“大便還是小便？”他十分高興地問道，說著走向一個櫃櫥。
“我也不知道，趕快點兒吧！”
他取出一包棉紙尿布，我把孩子交給他，我發現我夾克衫的左肩處已有一片溼跡。他十分熟練地把孩子放在切菜板上，拿出尿溼的尿布，把她擦乾淨，又換上新的尿布，然後又交還給我，“好啦，”他驕傲地說，“又是一個乾乾淨淨的娃娃啦。”
“你念法學院時老師沒教過你這些事吧？”我接過孩子，問他道。
我抱著她在地上走來走去將近一個小時，直到她又睡著為止。我用我的夾克衫包著她，輕輕地把她放到她母親和奧塔里歐中問。
已經凌晨三點鐘了。這是週六，我得回去了。我建立起這種意識才剛剛不到一天，我也只能做到這樣。莫迪凱陪我走到街上，感謝我來幫忙，他連外衣也沒穿一直送我出來。我的汽車仍然停在我停車的地方，只是上面又覆蓋上了一層雪。
他一直站在教堂的門口，目送我開車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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