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早就知道錢已寄出，但此刻這咚咚的腳步聲，使我立刻明白：這筆錢已經寄到。戴克揮舞着手上的信封，衝進我的辦公室。“錢來啦！錢來啦！我們發財啦！”
他一下撕開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張支票，輕輕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們用讚美的目光欣賞着它。斯泰發明保險公司寄來了2萬5000美元！這一天是聖誕節。
德里克-道根仍舊拄着枴杖，行動不便，我們便帶着支票匆匆趕到他家。他在我們指明的地方簽了名。我們按比例分了這筆錢。他得了16667美元，我們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複印、郵費、電話費這樣一些零碎的開支，雖然多數律師在結案時都要這樣從委託人身上榨取一點小油水，但我沒有同意。
我們向他道了再見，祝他早日康復，並且對這令人痛心的車禍整個處理過程，儘量裝得有點兒沮喪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內心的喜悦卻很難。
我們決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餘的錢則放在事務所留作平時的開銷，來來幾個月我們的日子肯定不會有多大轉機。我們用事務所的公款，在東孟菲斯一家豪華飯店美美地吃了一頓午飯。事務所現在有一張金卡，這張信用卡是一家膽大妄為的銀行發放的，我的律師身份顯然給了他們深刻印象。以前申請破產時的種種問題，不請自來地在我腦海裏盤旋，於是我和戴克拉手約定：不經兩人一致同意，決不使用這張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買了一輛車。這當然不是一輛新車，但卻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決之後我一直夢想的那種車。這是一輛1984型的沃爾沃名牌轎車，藍色的車身，四速，裝有超速檔，才開了12萬英里，車況極佳。3000美元買一輛沃爾沃，並不算貴。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銀行家，他喜歡親自伺候自己開的車。
我本來曾想買輛新車，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債，這我可是想也不願想。
這是本律師用的第一輛汽車。那輛破豐田賣了300美元，我用這筆錢買了一部車用電話。魯迪-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就已經打定主意，不在本市過聖誕節。去年聖誕的記憶依然使我痛苦。我將獨自一人度過假日，乾脆離開孟菲斯，倒會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經提過一起過節的事，但他説得含含糊糊，沒有詳談。我對他説，我或許要去看望母親。
母親和漢克在不駕車外出旅遊的時候，把那輛該死的温內貝戈旅行拖車停在託菜多他家小屋的後面。我還沒有見過那座小屋，也沒有見過那輛温內貝戈，而且也不想和漢克一起度過聖誕節。在感恩節後，母親曾打來過一個電話，邀請我去和他們共度聖誕。可是她的口氣又是那麼不太肯定，我於是婉言謝絕，對她説我實在是太忙，無法分身。我將給她寄一張賀卡。
我並不是不喜歡我的母親。但我們已幾乎不再來往。我們之間的裂痕是慢慢擴大的，而非起因於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辭忘記。
據戴克介紹，司法系統於12月15日開始關閉，要等到過了新年才恢復辦公。在這期間，法官們既不開庭審案，也不舉行聽證會。各家事務所和他們的律師都忙於舉辦和參加晚會，以及員工午餐會。這正是我離開本市的大好時機。
我把布萊克檔案和幾件衣服，放進我那閃閃發亮的沃爾沃名牌小車的行李箱，起動引擎上了路。我漫無目的地行駛在慢車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開到了雪花飄舞的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我睡在廉價的汽車旅館，吃快餐，一路上有什麼景色就看什麼。一場冬天的暴風雪剛剛從北方大平原橫掃過來。道路兩側雪堆陡峭，白雪皚皚的草原萬籟俱寂，像是雲層從天上落到人問。
寂寞的道路，使我這孤獨的過客，精神抖擻，充滿了活力。
我最後到達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時，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頓可口的熱飯，然後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樣從一家商店鑽到另一家。聖誕期間一些正常的享受，我並不願意放過。
我腳踩積雪坐在公園裏一條冰冷的長凳上，聽着一支熱情洋溢的合唱隊大聲演唱的聖誕頌歌。在這偌大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個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個州。我喜歡這樣的自由。
吃了晚飯在旅館酒吧喝過幾杯以後，我撥通了馬克斯-勒伯格的電話。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繼續當他的終身法學教授。此後，我幾乎每個月都要打一次電話向他求教。他邀我來訪。我把大部分有關的文件、訴狀、書面諮詢和證詞，全部複印後寄給他。快寄郵包重達14磅，化了將近30美元。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來到了麥迪遜，從聲音可以聽出，馬克斯對此真高興。他是個猶太人，並不太在乎聖誕節，前幾天他在電話上還説過，這是幹工作的上佳時間。他給了我指示，何時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時，氣温華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學院。大門洞開，但不見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辦公室恭候，我們聊了一小時，聊他記掛的孟菲斯的人和事，這自然並不包括州大法學院。他這裏的辦公室很像他在那裏時的辦公室；雜亂無章，不乾不淨，牆上貼着政治上有挑釁意味的海報和招貼。他的外表也還是老樣子：蓬亂的頭髮，牛仔褲，白色運動鞋。腳上倒是穿着短襪，但這也只是因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奮，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來到一個小小的研究班專用的房問。他打開門。房間中央的長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給他的文件。我們面對面坐下，他又從熱水瓶中給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過6星期就要開庭。
“對方提過調解結案的建議嗎？”
“提過幾次。他們願付17萬5，但我的委託人不答應。”
“這很不尋常，但我並不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不覺得奇怪？”
“因為你揪住了他們的尾巴啦！他們要大暴露啦，魯迪。保險公司的欺詐案，我見過何止成千上萬，而這是最大的欺詐案之一。”
“還有別的問題呢。”我於是講了電話被竊聽的事，並且把證明德拉蒙德偷聽的情節告訴了他。
“這種事我以前也聽説過，”他説。“那是佛羅里達的一樁案子，只不過原告律師是在開庭審理以後才檢查電話機的。他想做什麼，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這才引起了他的懷疑。而你們的情況卻完全不同。”
“他們一定是很害怕。”我説。
“他們不僅害怕，而且是嚇壞了。不過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記住：他們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們縣並不執行懲罰性損害賠償。”
“那你説怎麼辦？”
“拿了錢然後走路。”
“我不能這麼幹。我不想這麼幹。我的委託人不想這麼幹。”
“好！現在是把那些人帶進20世紀的時候啦。你的錄音機在哪裏？”他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在房間裏飛快地兜了一圈。牆上有塊黑板，這位教授準備開始講課。我從公文包裏取出錄音機放在桌上，準備好筆和拍紙簿。
馬克斯講了一小時，我飛快地做着筆記，並且接二連三地向他提出問題。他分析了我的證人，對方的證人，文書檔案和幾種不同的戰略戰術。他徹底研究過我寄給他的材料，對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對方談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後再打出來，”教授説。“到最後才放那可憐的小夥子死前作證的錄像帶。我想他的模樣一定很可憐。”
“比可憐還要可憐。”
“太棒啦，那將給陪審團留下極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順利，審訊3天就可以萬事大吉。”
“那以後做什麼呢？”
“以後你就坐着，聽他們對事情做出解釋。”他突然剎車，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東西推到我面前。
“這是什麼？”
“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單，上個月發給我的一個學生的。是我出的錢，下個月我就要取消這份保險。我叫學生買來，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説明。你猜猜看，他們把什麼東西排除到保險範圍之外了？而且用的還是黑體字。”
“骨髓移植手術。”
“包括骨髓在內的所有移植手術，統統給排除啦。你把這張保單保存好，開庭時拿出來。我想你該質問大利公司的總裁，為何在布萊克家提出訴訟僅僅幾個月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對保單做出這樣的修改。他們為什麼現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確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屬於布萊克的保單承保範圍，那他們為什麼拒絕了支付手術費的要求？這可是確鑿的好材料呀，魯迪。開庭的時候，我也許還要來旁聽呢。”
“請你一定來。”在開庭的時候，除了戴克，另外還有一個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將會更加定心。
馬克斯還就我對理賠文書的分析提出了幾個問題，我們不久就把頭埋進材料堆中。我從汽車上卸下4只裝滿文書的紙箱，拖進這研究班專用的房問。到了中午，這房間看上去已經像個廢紙堆。
他有無窮的精力。在吃午飯時，他又就保險公司的簿記給我上了一課。由於保險業不受聯邦反壟斷法的約束，它已經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會計方法。幾乎沒有哪個高明的註冊會計師，能讀懂保險公司的會計報表。而保險公司也不希望別人能讀懂，因為他們不想讓外界瞭解其內幕。但馬克斯有幾個內線。
大利公司總資產在4億至5億美元之間，其中約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為儲備金和盈餘。這一情況必須向陪審團講明。
我不敢強人所難，向他提出在聖誕這一天繼續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卻是幹勁沖天。他的夫人此時正在紐約孃家探親。他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可幹，因而他真心實意地希望繼續努力，把剩下的兩箱文件折騰完。
我記了3本筆記，錄了一打錄音帶。等到聖誕這一天天黑以後，他終於講完了他對一切的看法時，我已筋疲力盡。他幫我把紙箱重新裝好，拖上汽車。又一場鵝毛大雪，正從天而降。
我們在法學院大門口道別。我無法表達對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運，叫我保證開庭前每週至少給他打一次電話，開庭時每天打一次。他可能會來旁聽審訊，這句話他又説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揮手向他告別。
我一路漫遊，3天后到了南卡羅來納州斯巴騰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蓋的中西部地區的北部，我那輛沃爾沃轎車表現非凡。我用車上的電話和戴克通過一次話。事務所平安無事，他説。沒有人找過我。
在過去的3年半中，我為了獲得法律學位，整天埋頭學習，一有空閒還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時間外出旅遊。像目前這樣省吃儉用的旅行，卻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頭腦清醒，靈魂純淨；我可以暫時把法律事務拋在腦後，考慮別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蘭克莫爾便是其中之一。忘記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視那些不由自主地幹了蠢事的人！勞埃德-別克和巴里-X．蘭開斯特之流所犯的嚴重罪行，我途經西弗吉尼亞某地時已予以原諒。我發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孫操心。沒有我他們也能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思念凱莉-賴考。她那潔白的牙齒，她那被陽光曬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聲音，如夢如幻，與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爾也會思考法律事務。這時，我的思緒總是離不開想象中的庭審場面。我手頭目前只有一樁案子能沾到法庭的邊，因而我能考慮的也只有這件案子開庭的情景。我練習着向陪審團致詞的開場白。我反覆盤問大利公司的那些壞蛋。我幾乎聲淚俱下地進行着最後的辯論總結。
一些開車從我旁邊駛過的人朝我投來驚訝的目光，但是，嘿，沒有誰認識我。
我和4位曾經或正在起訴大利公司的律師通過話。最初的3位毫無幫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騰伯格，名叫庫柏-傑克遜。他那個案子裏有點兒奇妙的東西，但不能在電話上跟我説。他歡迎我順便去一趟他的事務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務所設在市中心一座銀行大樓裏，擁有6名律師和現代化的辦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羅來納從車上和他通過話，他今天可以接待我。聖誕期間事情不多，他説。
他是個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實，四肢發達，留着一把烏黑的絡腮鬍，一雙會説話的眼睛，不停地轉動，漆黑髮亮。這位46歲的律師告訴我説，他的主要業務範圍是產品的責任保險。他在把門關嚴以後，才開始與我細談。
他將要告訴我的內容，有一大半本不該告訴我。他已經和大利公司結了案，他和他的委託人都在一份措詞嚴厲的秘密協議上籤了字；誰泄露了結案的條件，誰將受到嚴厲懲處。他不喜歡這種協議，但這種協議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狀告大利公司的，這位女士長了一個瘻管，需要動手術。大利公司拒絕為她支付手術費，理由是：她提出申請時，隱瞞了投保5年前曾經切除過卵巢囊腫這一事實。囊腫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況，拒賠信寫道。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萬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絕後，她聘請了庫柏-傑克遜。傑克遜坐着自己的私人飛機去了4趟克利夫蘭。錄取了8個人的證詞。
“從沒有見過像他們那樣愚蠢的松包，”傑克遜談到克利夫蘭那班人時罵道。他喜歡在庭審時激烈交鋒，而且玩起來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敦促開庭審理，可這時大利公司卻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別告訴其他人呀，”他説着，一邊品嚐着違反協定的滋味，一邊把保密的內容向我和盤托出。我敢打賭他已經告訴過成百的人。“他們先付給我們1萬1，接着又丟過來2萬美元，讓我們閉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閃閃發亮，等着我做出反應。這種案子的結果確實非同尋常，大利公司事實上是付出了一大筆懲罰性的損害賠償金。他們堅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這真令人驚奇。”我説。
“確實如此。我本人並不想私了，可是我那個可憐的委託人需要鈔票。我們本可以把他們狠狠地教訓一番。”他接着又講了幾場官司的情況，以便讓我相信他已經發了大財。
我跟他走進一個無窗的小房間，房間的四壁排著書架，書架上堆滿了一色一樣的紙箱。他把魁偉的身體靠在書架上，指着3只紙箱説：“這裏面裝的就是他們的陰謀詭計。”他摸着一隻紙箱，彷彿裏面藏着巨大的秘密。“保險公司收到理賠的要求後，便交給理賠員，通常僅僅是個低級的管文書的妞。理賠部的人受的訓練最少，工資最低。所有保險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資部，而不是理賠部或者保險部。理賠員研究過理賠要求之後，理賠保險程序立即開始。他或她給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駁其提出的理賠要求。我想這樣的信你手頭一定會有。接着理賠員會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醫療記錄。他們審閲過醫療記錄之後，會再給投保人發一封信，通知他：‘在進一步研究之前，暫時駁回理賠要求。’此後出現的情況才真叫有趣呢。理賠員把檔案材料交給保險部，而保險部則給理賠部一份備忘錄，通知他們在接到我們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賠金。理賠部和保險部接着會打更多的交道。書信和備忘錄你來我往，文書成堆，分歧隨之而生，對保單中的句子和短語的不同理解，成了這兩個部門相互交火的焦點。可是你要記住，這些人雖然在同一座大樓裏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卻互不相識，而且對其他部門的情況也毫無所知。這局面全是老闆們有意搞出來的。而在這同時，你的委託人卻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車裏面，不斷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來自理賠部，有的則來自保險部。大多數人懶得再找麻煩，乾脆放棄索賠的要求，而這正是保險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師求助的人還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邊聽他敍述，一邊整理文書和證詞。聽完他的這番話，我心裏豁然開朗。“你有證據嗎？”我問。
他敲敲紙箱。“證據就在這裏。裏面的大多數材料對你都沒有用處，但是我有他們的工作手冊。”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麼材料都行。它們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條。我有一個很好的助理呢，實際上是兩個。”
是的；可我魯迪-貝勒卻有一位準律師！
他讓我單獨留下。我徑直找出深綠色封面的工作手冊。一本是理賠部的，另一本是保險部的。乍看起來，它們和我在取證時從保險公司拿來的並無什麼兩樣。工作程序分門別類排列，開頭有個提要，末尾有一張詞彙表，與文書處理人員常用的那種手冊並無區別。
可是，不久我就發現了它們的獨特之處。在理賠部工作手冊的後面，我看見有一個U節。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沒有這一節。我仔細讀了一遍。對方的陰謀暴露啦。保險部的工作手冊上也有一個U節。庫柏-傑克遜講的一點不錯，那是整個陰謀的另一半。把兩本手冊放在一起便一目瞭然：按照手冊的規定，一個部對投保人的理賠要求加以拒絕，當然還附了一句：等待進一步研究；接着便把有關案卷送到另一個部，同時指令該部在得到進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這種“進一步通知”永遠不會露面。沒有這一通知，無論理賠部還是保險部，都不得支付賠款。
在這兩個U節中，對於如何用文字形式記錄下每一步驟，都有大量明確指示。從而在將來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證明在做出拒賠決定之前，他們曾做過多少艱苦的工作，認真評估投保人理賠的要求。
我手頭的兩本工作手冊都沒有這個U節。在交到我手上以前，這兩小節已被及時取掉了。他們——克利夫蘭的那些壞蛋，也許還有他們在孟菲斯的律師——心懷鬼胎，故意把這U節隱藏起來。他們的這種做法，説得輕一點，是令人吃驚的。
驚愕的情緒不久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一想到在庭審時可以把這兩節的材料突然拋出，讓它們在陪審團面前見見天日，我不禁放聲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幾個小時在其餘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卻無法從這兩本工作手冊上離開。
庫柏喜歡在辦公室裏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點以後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枱的壁櫥冰箱裏，喝的時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樣這麼喝。每次雖然只呷兩三滴，但卻一直從喉嚨口燒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後，他開口説：“有幾個州對大利公司做過調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對此一無所知，而説謊毫無意義。“我沒有。”
“你應該把這些材料找出來，我曾經把大利公司的情況向南卡羅來納州的首席檢察官報告過，他是我念法學院時的朋友，目前正在調查這家公司。佐治亞州也在調查。佛羅里達的保險專員也開始了正式的調查。看來在過去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有數量極大的理賠要求遭到他們拒絕。”
幾個月以前，我還在法學院唸書的時候，馬克斯-勒伯格曾經提到過他向州保險署投訴大利公司的事。他當時還説，這種投訴可能不會有任何作用，因為保險業對那些想約束他們的人拼命奉承巴結，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這可是我承辦的第一件保險公司欺詐案哪！
“有人在談論採取集體行動的問題，你知道，”他説，那一雙明亮的眼睛朝我懷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對此同樣是一無所知。
“什麼地方？”
“羅利的一些律師。他們手頭有一批標的不大的欺詐案，不過他們還沒有采取行動，大利公司還沒有受到打擊。我看大利公司準會設法把那些讓他們傷腦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賣出了多少保單？”這個問題在我取證時已經向對方提出過，但還沒有得到答覆。
“10萬不到點兒。假定索賠的比例是1％，那麼每年就有1萬人提出索賠要求，這和整個保險業的平均數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們拒賠，那就是5000。索賠的數目平均每年1萬美元，5000乘1萬就是5000萬美元。咱們再假定他們一年化上1000萬，這個數字當然也是毛估估，來解決冒來出的一些官司，那麼他們玩了這個小陰謀就可以淨賺4000萬。而第二年他們又可能重新開始依法支付索賠的款子。他們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賠的要求駁回去，或者再策劃一個新的陰謀。他們錢賺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誰他們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對他望了很久。“你能證明嗎？”
“不，這純粹是一種直覺。這種事或許根本就無法證明，因為他們幹得太隱蔽了。大利公司確實幹過蠢得叫人無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還不至於蠢到留下書面的證據。”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駁他的觀點，可話到嘴邊又縮了回去。他已經連連取勝，到目前為止每次交鋒，他都證明了他高我一籌。
“你有沒有積極參加哪一個辯護律師組織的活動？”他問。
“沒有。我開業才幾個月呢。”
“我可是相當活躍。我們這些喜歡承辦保險公司欺詐案的律師，有一個鬆散的網絡，我們相互一直保持聯繫。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經常聽到對大利公司的非議。我看他們拒賠的情況着實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現一個揭露他們的大案。一旦陪審團做出重要的裁決，告他們的狀子就會蜂擁而至。”
“會有什麼樣的裁決我沒有把握，可是一定會開庭，這我完全可以保證。”
他説他可以給朋友們打電話，把網絡裏的律師們發動起來，相互配合，蒐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怎麼樣。而且2月份開庭時，他還可能來孟菲斯看看審理的情況。做出一個重要的裁決，他説，整個堤壩就會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時間翻閲傑克遜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達了我的謝意，握手道別。他叫我一定保持聯繫。他有一個直覺：將會有許許多多律師出庭旁聽將要到來的審判。
這為何使我膽戰心驚？
我驅車12小時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爾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後面，這時一場小雪正開始飄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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