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戴克開業頭一個月的情況令人擔憂。我們收到的律師費，總共才1200美元。400美元來自吉米-蒙克，他是個專門在商店行竊的扒手，在市法院受審時，上了戴克的鈎。200美元取自一個DUI案件，戴克是如何把這個案子搶到手的，他並未向我解釋，到現在仍然是個謎。500美元是一樁工人賠償案的律師費，這個案子的材料是我們撤離原來事務所那天，戴克從布魯索辦公室順手牽羊的戰利品。還有100美元，是我為一對中年夫婦起草遺囑獲得的手續費。他們在樓下買古董，轉錯了一個彎，闖進我的辦公室，我正伏在寫字枱上打瞌睡。我們聊得很愉快，他們興致一高，就要我為他們寫遺囑。付的是現鈔，我立即交給了戴克，他是負責記賬的簿記員。我們第一筆律師手續費，來得正大光明，清清白白。
我們房租化了500美元，文具紙張名片400美元，接通水電煤氣並交納押金550美元，電話系統租賃和一個月的電話費800美元，用分期付款方式向樓下房東購買寫字枱和其他裝潢設備的第一次付費300美元，律師會員費200美元，五花八門的雜費300美元，傳真機一台750美元，安裝租來的一台廉價計算機及第一個月的租金400美元，在當地的一份飯店指南上登了一則廣告50美元。
我們總共化了4250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屬於開辦費，我為此對戴克十分感激。他精打細算，決不浪費一分一文。根據他的計劃，今後的日常開支，每月大約1900美元。對於目前的情況，他裝出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
我對於戴克的熱情，很難無動於衷。他是單身住在事務所，遠離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個不是自己家的城市裏，而且很少在城裏參加社交聚會。密西西比的賭場，是他提到的唯一消遣場所。
他通常比我晚個把小時開始工作，上午大多呆在辦公室裏打電話，究竟打給誰，只有天知道。我想他準是在設法拉客户，或者核對事故報告，或者聯繫他的關係户。他每天上午都要問我，有沒有什麼東西需要打字。我不久就意識到，他打字要比我好得多，而且他總是滿腔熱情地要為我打信函和文件。他接電話，買咖啡，打掃辦公室，跑複印店，什麼都幹，整天忙個不停。戴克毫無架子，他只想讓我高興。
他一點不為律師資格考試操心。我們為此曾談過一次，但他馬上改換了話題。
每天將近中午的時候，他總要去某個説不清的地方辦點神秘的事。我想他去的準是一個活動繁忙的法律場所，也許是破產法庭或者是市法院，他到那兒去尋找那些需要聘請律師的人。這件事我連問也沒有問。他在晚上去醫院偵察。
只花了幾天工夫，我們就安排好辦公室，建立好各人的地盤。戴克認為我應該用大部分時間去那些多得數不清的法院轉轉，招徠顧客。我的性格不像他希望的那樣咄咄逼人，我發現他對此頗為失望。我老是談論職業道德，講究戰略戰術，這也使他膩煩。外面是一個嚴酷混亂的世界，那些連肚皮也填不飽的律師，可是明白這個你死我活的把戲應該怎麼玩。整天坐在辦公室裏乾等，你只能活活餓死。人家不會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給你白白送上門。
另一方面，戴克也得依靠我。我有開業執照。儘管收入可以對半分成，但我們的關係並非平等合作。他把雜活苦活主動攬在身上，是因為他覺得再苦再累也值。他心甘情願地跟在救護車後面飛奔，在法院接待室裏徘徊，在醫院急診室裏躲躲閃閃，是因為他對五五分成這樣的安排心滿意足。他在哪裏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交易啦。
只要逮住一樁案子就成，他反反覆覆對我説，在律師界你一直都可以聽到人們這樣説。逮住一件大案，你就可以退休。在電話簿黃頁上做彩色廣告，在馬路上豎起又高又大的廣告牌，在市內公共汽車上貼出大幅海報，甚至打電話拉客，律師們之所以幹出這些骯髒勾當，這是一個重要原因。捏住你的鼻子，不要理會你的所作所為發出的臭氣，不要理會大事務所的大腕律師對你的奚落或者諂媚，因為只要逮住一樁案子就成。
戴克已經下定決心，要為我們這個小小的事務所，逮住一樁大案。
他在全市深挖細找的當兒，我也努力使自己忙忙碌碌。在孟菲斯地區，有5個附屬於它的小城市。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市法院，每個市法院都指派年輕律師代表貧窮的刑事被告在行為不檢的案件中替他們辯護。法官和檢察官都是兼職的年輕人，大多是孟菲斯州大的畢業生，大多數人每月的工資還不到500美元。他們在市郊都有自己的事務所，而且生意興隆，每週只化幾個小時，審理這些刑事案件。我曾登門拜訪過他們，臉上掛着笑，伸出熱情的手，請他們多多關照，給我弄點兒業務。拜訪也取得了一點成果。目前，我奉命代表6個窮漢子，他們所犯的罪行各不相同，有的是擁有毒品，有的是小偷小摸，還有的是公開褻瀆。每件案子我最多能拿到100美元，但案子必須在兩個月內了結。從會見委託人和他們討論如何為其辯護，與檢察官交涉，到最後趕赴郊區出庭，我每一案件至少要化4小時。這就是説，每小時收費只有區區25美元，還得納税和開支。
但這至少讓我有事可做，而且多少也有點兒進賬。我和人們會見，相互交換名片，請我新找到的委託人轉告他們的親戚朋友，我魯迪-貝勒能幫助他們解決任何法律難題。然而，折磨他們親戚朋友的又會是什麼樣的問題呢？我每想到此，不禁全身戰慄。只能是更大的不幸啊。不是離婚，就是破產，或者種種刑事罪名。這就是律師的生涯。
戴克希望我們賺到一點錢以後，做些廣告。他認為我們應該打出人身傷害法律專家的旗號，到有線電視台做廣告。廣告片應該在每天清早播放，那時候工人們正在吃早飯，可以趕在他們上班受傷之前引起他們的注意。他最近還一直在收聽一個聽眾可以與主持人談心的黑人電台。這不是因為他喜歡它播放的音樂，而是因為這家電台收聽率很高，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被律師們發現和利用。戴克找到了一個新的領域：談心律師！
上帝保佑我們。
我喜歡在巡迴法院文書室溜達，跟那些女辦事員打情罵俏，把觸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檔案是公開的文獻，可以通過計算機查閲。我摸熟了計算機後，立刻調出了列奧-F．德拉蒙德以前經辦的幾個案件。最近的一樁結案已經18個月，最早的則已有8年之久。沒有一樁與大利公司有關，但被告無一例外全是各種各樣的保險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經過審判，並且最終裁決全都有利於他的委託人。
我在過去3周當中，化了許多時間研究這些檔案，做了大量的筆記，複印了成百份材料。藉助這些檔案，我準備了一份長長的質詢提綱，這些書面質詢的問題將由對方在宣誓後做出書面回答。書面質詢的方法多種多樣，我發現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學習的榜樣。我仔仔細細地琢磨這些檔案，列出了一份長長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錄。德拉蒙德的對手當中，有幾個相當出色，另外幾個都十分可憐。但不管對手的本領如何，他似乎總是佔着上風。
我研究了他的訴狀、辯護狀、申請書、書面質詢和對原告書面質詢做出的答覆。晚上，我躺在牀上讀他的證詞，背誦他的預審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寫給法院的書信。
在對戴克作了長達一個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勸誘之後，他終於同意去亞特蘭大做一次閃電式的旅行。他在那裏搜索了兩天時間。兩個晚上都是在價格低廉的汽車旅館中度過，因為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來時，他帶來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財產略高於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確實從他那個住在佛羅里達關係疏遠的哥哥那兒，繼承了一筆遺產，但他的那份不動產價值還不足100萬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結婚以前，他已經有過兩位太太，她們給他生了6個兒女。這6個兒女，外加律師和國內收入署，幾乎把他的財產瓜分殆盡；包娣小姐得到的4萬美元，由於某種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亞州一家大銀行的信託部。經過5年大無畏的投資，連本帶息現在已有42000美元。
由於法院檔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細查閲，並且纏住有關的人士，打聽到我們需要的信息。
“遺憾，”他在總結了調查成果並把一些複印的文件交給我後説。
我很失望，但並不覺得奇怪。
筆錄唐尼-雷-布萊克的證詞，原本計劃在我的新事務所裏進行，這個方案給我帶來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雖然不是在馬廄中辦公，但辦公室大小，而且幾乎沒有裝修。窗子上沒有窗簾，轉身都有困難的洗手間裏，抽水馬桶又常常罷工。
我倒不是為這個地方感到難堪，事實上它還頗為雅緻；對一顆正在崛起的律師界的新星，這是樸實無華的起步場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倫特與布倫特事務所那些傢伙的嗤笑。他們過慣了豪華生活，屈尊來到郊區的貧民窟定會表現出勢利來，我又怎能忍受？我們甚至都沒有足夠的座椅，把狹小的會議桌四周擺滿。
星期五，也就是預定取證的前一天，多特告訴我説，唐尼-雷起不了牀出不了屋。他一直在為取證擔心，這使他的身體變得更糟。他既然無法走動，我們當然只能去他家取證。我打電話給德拉蒙德，他卻回答説他不能同意改變取證的地點。規定就是規定嘛，他説。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證的時間向後推，並且重新通知每一個人。他對此深感遺憾。他當然巴不得把取證向後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禮之後。我掛上電話，馬上又打給基普勒法官。過了幾分鐘，基普勒撥通了德拉蒙德的電話，三言兩語就把取證的地點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萊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親臨取證的現場。這實在是非同尋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經病入膏肓，這可能是筆錄他的證詞的最後一次機會。因此，時間至關重要。取證時雙方律師發生激烈爭執是家常便飯，往往需要打電話請法官召開電話會議來解決糾紛。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糾紛無法解決，取證就只好取消，雙方重新商定取證的時間。基普勒斷定，德拉蒙德那一幫人準會挑起毫無意義的爭吵，阻礙取證的正常進行，然後大發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場，取證就會一帆風順。他會對他們的反對意見做出裁決，讓德拉蒙德老實就範。而且，這天是週末，他也沒有別的事可做，他補充説。
這將是我律師生涯中第一次取證，我想他也有點兒為我的能力擔憂。他的擔憂，不無道理。
星期五夜裏，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心裏一直在盤算，如何才能保證在布萊克家的取證獲得成功。唐尼-雷整個作證的過程，將用錄像機錄下，以便陪審團將來可以看到他那悽慘的模樣，但他們家又潮又暗，特別是最最重要的燈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裏沒有空調，温度卻高達華氏90多度。無法想象，五六個律師和一位法官，外加一個書記官和攝像，能在他家裏找到一個地方擠坐在一起，而不致覺得無法忍受。
我做了一個噩夢，夢見多特用大塊的藍色煙雲，使我們統統窒息而死；還夢見巴迪在後院用空酒瓶砸窗户。我睡了不足3小時。
我提前1小時早早來到布萊克家。他們的窩顯得更小更熱了。唐尼-雷坐在牀上，精神尚可。他説他要打起精神面對挑戰。取證的事我們已長談過幾小時。一週前，我給了他一份材料，上面詳詳細細地列出了我要問的問題，以及我估計德拉蒙德將會提出的問題。他説他已做好準備，但我看出他有點兒緊張和激動。多特在邊煮咖啡邊擦牆壁。一批律師和法官將要光臨，唐尼-雷説，她打掃了一個通宵，到現在仍未停。我在搬一張沙發時，巴迪從我身邊走過，身上已經洗刷一新。襯衫雪白，下襬也已經塞進褲腰。取得如此顯著的戰果，多特不知在他身上化了多少力氣。
我的3位委託人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完全上得了枱面。我為他們驕傲。
戴克來時帶了許多設備。他向朋友借了一台老式攝像機，比時下流行的攝像機至少大3倍。他向我保證攝像決無問題。這是他第一次和布萊克一家見面，他們全用懷疑的目光打量他，正在屈尊抹着咖啡桌的巴迪尤為如此。戴克在屋裏兜了一圈，悄悄對我説這地方絕對不夠大。他把一隻三角架拖進房間，不慎踢翻了一個雜誌架，惹得巴迪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屋子裏凌亂不堪，到處散放着一些小桌子、墊腳凳和60年代初期生產的傢俱，傢俱上堆滿了廉價的紀念性的小玩意。室温在一分鐘一分鐘上升。
基普勒法官大駕光臨，和在場的人打過招呼後，便開始不停地冒汗。過了分把鍾，他説：“咱們到外邊去瞧瞧。”我領着他穿過廚房，走進後院。在正對着巴迪的福特破車的籬笆一角，有棵橡樹，可能是當年造屋時栽下的，如今已枝繁葉茂。戴克和我跟着基普勒，走過剛剛刈過但尚未清掃的草坪。經過那輛擋風玻璃上蹲着幾隻小貓的破福特時，他特別多看了幾眼。
“這兒有什麼不好嗎？”他站在樹下問道。籬笆外邊長着茂密的樹籬，擋住了隔壁鄰居的視線。在這雜亂的灌木叢中，有4棵高大的松樹，遮住了從東邊射來的早晨的陽光，使人站在橡樹下面勉強還能忍受。至少暫時還能忍受。而且，這裏光線充足。
“我覺得挺好，”我説，儘管在我極為有限的經歷當中，我還從來沒有聽説過户外取證這樣的事。我迅速默唸了一段禱文，感謝上帝讓狄龍-基普勒閣下大駕光臨。
“電線能拉到這兒嗎？”他問。
“能，”戴克説。“我帶來的接線有100英尺長哩。”他邊説邊費勁地從草叢中走過去。
布萊克家的宅基寬不足80英尺，長約100英尺。前面的庭院大於後院，因而後院很小，那輛破福特離我們並不遠。事實上，它就近在眼前，那頭老貓克勞斯莊嚴地雄踞車頭，用警惕的眼光注視着我們。
“咱們去搬幾張椅子來，”基普勒下令，邊説邊捲袖子。多特、法官和我從廚房搬來了4張座椅，而戴克則忙着拉線，搬出攝像機。巴迪已不見人影。多特讓我們隨意使用院子裏的凳椅，接着又從雜物間找來了3張斑斑點點、發了黴的草坪躺椅。
基普勒和我又是搬又是扛，不到幾分鐘，全身都已為汗水濕透，而且還引起了鄰居的注意。幾張面孔從他們的庇護所裏露了出來，用充滿好奇的目光審視着我們。那個身着牛仔褲的黑漢子，幹嗎要把椅子拖到布萊克家的橡樹底下？那個長相古怪、頭大如鬥、五短身材的傢伙，幹嗎要腳上繞着電線在跌跌沖沖地佈線？布萊克家發生什麼事啦？
9點差幾分，兩位法院女書記官趕到了。糟糕的是，應門的卻是巴迪。要不是多特及時出現，把她們領到後院，她們準會嚇得掉頭就走。感謝上帝，她們穿的不是長裙，而是寬鬆的便褲。她們立即和戴克聊起攝像設備和電源。
德拉蒙德和他那一班人員於9點準時到達，一分鐘不早，一分鐘不遲。他今天只帶了兩個律師：B．杜威-克萊-希爾三世和布蘭登-富勒-格羅。這兩人打扮得像是一對雙胞胎：海軍藍的上裝，全棉白襯衫，下穿漿得筆挺的卡其褲，腳蹬平跟船鞋。唯一的區別只是他們的領帶。德拉蒙德沒有打領帶。
他們在後院找到了我們，這樣的環境，使他們頗為驚愕。但基普勒、戴克和我本人此刻已經熱得渾身濕透，他們怎麼想，已經全不在乎。“只來了3位？”我數了數被告辯護律師團，問道。但他們顯然不覺得我的問題有趣。
“你們坐在這裏，”法官大人指着3把廚房用椅説。“當心電線。”戴克把電線在樹上繞得亂七八糟，而格羅又似乎特別害怕觸電。
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下了牀，穿過屋子，走向後院。他身體雖然非常虛弱，卻勇敢地強打精神，儘量不讓我們攙扶。走近橡樹的時候，我仔細觀察列奧-德拉蒙德，看他第一次見到唐尼-雷會有何種反應。但從他那沾沾自喜的臉上，我卻看不到任何變化。我真想厲聲對他吼叫：“你仔細看看，德拉蒙德。看看你的委託人乾的好事！”但這不是德拉蒙德的錯。拒絕支付唐尼-雷手術費用的決定，在德拉蒙德得知這一事件很久之前，早就由大利公司的某個人做出了，他只不過碰巧當了炮灰，受到我們憎恨而已。
我們讓唐尼-雷坐在鋪了墊子的搖椅上。多特把墊子拍了又拍，弄得鬆鬆軟軟，讓他儘可能坐得舒舒服服。他呼吸沉重，滿臉是汗，看上去比平時還要虛弱。
我把在場的人一一向他做了正式介紹：基普勒法官，兩位法院書記官，戴克，德拉蒙德和特倫特與布倫特的另外兩名律師。他身體太弱，不能和他們握手，因而只是微微點頭，盡力擠出一絲微笑。
我們把攝像機對準他的面孔，鏡頭離他大約只有4英尺。一位書記官是領有執照的攝像師，在戴克調整焦距時，她設法讓他走開，不要礙手礙腳。因為錄像帶上只能出現唐尼-雷一個人的圖像。別人的聲音可以錄下，但將來陪審團看到的只能是他一個人的臉孔。
基普勒讓我坐在唐尼-雷的右側，德拉蒙德坐在他的左側。法官自己則坐在我的旁邊。我們坐下後，都把椅子向證人身邊挪。多特站在攝像機後幾英尺的地方，注視着兒子的一舉一動。
受好奇心驅使的幾位鄰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鋼絲網眼籬笆上。從街頭一台收音機裏，傳來康維-特威蒂嘹亮的歌聲，但目前這還沒有使我們分神。這是星期六的上午，從遠處不停地傳來刈草機的嗡嗡聲，與鄰居們修剪樹籬時發出的咔嗒聲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對着4位律師和1位法官的注視，竭力顯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證的目的十分明顯：陪審團需要傾聽他的證詞，而將來開庭時，他卻已經離開人問。他應該引起陪審團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證會以過去常見的那種方式進行。法院書記官用錄音機錄下提問和回答，再用打字機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證詞，審判時由律師向陪審團宣讀。但是隨着技術的進步，目前的取證，特別是對垂死的證人取證，常常用錄像機錄下，然後向陪審團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證詞也將按標準程序用速錄機錄下，這將使原告和被告、陪審團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個錄像的情況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證詞。
這種取證所化的費用，視長度而定。法院書記官按照頁數收費，因而戴克要我提問時簡明扼要。這是我們在取證，費用得由我們支付，他估計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場官司代價實在不菲。
基普勒問唐尼-雷是否已準備就緒，接着便命令書記官讓他宣誓。他保證將説出事實真相。由於他是我的證人，目的又在於為將來庭審取得證詞，我對他的質詢就不能像平時“釣魚”時那樣隨便，而必須符合取證的種種規則，因而我心裏頗有點兒緊張。但基普勒在場，又使我大為安心。
我問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幾個問題。全是些基本的東西，無論對他還是對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時語速緩慢，面對着攝像機，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對他的指示進行。我要提的問題，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問題，他也多半心中有數。他背靠着橡樹樹幹，這在畫面上構成了絕妙的背景。他偶爾用手帕抹一抹前額，對這個取證小組成員們好奇的凝視，彷彿視而不見。
我雖然事前並未叫他儘量突出虛弱的病態，但他此刻確實顯得弱不禁風，奄奄一息。也許他真的活不了幾天了。
在我的左邊，不過隔了幾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羅和希爾。他們將拍紙簿擱在膝頭上，正飛快地竭力記下唐尼-雷所説的每一個字。在星期六取證，我不知道他們要收多少費。取證開始不久，海軍藍的上裝便已脱去，領帶也已鬆開。
在問答過程中一個較長的間歇期間，後門突然砰的一聲被人推開，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進來。他已經脱掉了襯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佈滿黑色斑點的紅色無領套衫，手上拿着一個奇形怪狀的紙袋。我雖然目不斜視，沒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從眼角仍能看見他搖搖晃晃地走過院子，一邊用懷疑的目光瞟着我們。我心裏完全明白，他將向何處走去。
那輛福特破車的門敞着，他鑽進汽車，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幾隻小貓立刻爭先恐後地從窗口跳了進去。多特的臉上頓時板了起來。她緊張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搖了搖頭，彷彿是説：“別管他！他是不會有什麼妨礙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談論着他接受過的教育，工作經歷，以及他從未離開過家、從未參加過選舉登記、從未在法律上遇到過麻煩等等事實。昨天夜裏，我躺在搖盪的吊牀裏，曾經把取證想得如何如何困難，現在情況卻遠非如此。我從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師模樣。
關於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沒有得到的治療，我提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事前雖然已經排練過多次，我仍舊問得十分謹慎。因為醫生的話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複，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測，或者發表與醫藥有關的意見。那樣的話，只能是道聽途説。醫療方面的問題，我希望再由別的證人在庭審時提出證詞。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來。他聚精會神地傾聽着每一句回答，在心裏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後豎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聲色。
唐尼-雷的體力和腦力能支持多久，陪審團將來想看多久，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鐘，便結束了質詢，而且在整個過程中，對方沒有提出過一次“反對”。戴克朝我擠了擠眼，彷彿是説：我幹得特棒。
列奧-德拉蒙德對著錄音設備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紹，接着又説明他代表的是誰，在這樣的場合出現他感到多麼遺憾。與其説他是在對唐尼-雷講話，倒不如説是在講給陪審團聽。他聲音悦耳，語氣寬容，一個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漢。
只提幾個問題。唐尼-雷有沒有離開過家？有沒有在別的什麼地方生活過？哪怕只住過十天半個月？德拉蒙德圍繞着這個問題，輕聲地旁敲側擊，反覆盤問。由於唐尼-雷已經過了18歲，只要他曾經離開過家，他們就可以證明，他的父母購買的保單保險範圍並不包括他。
唐尼-雷聲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禮貌地回答説：“沒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簡要地問了別的幾個問題。唐尼-雷自己是否買過醫療保險？是否曾經在某一家公司工作，而那家公司為他買過醫療保險？幾個諸如此類的問題，得到的都是一句無力的“沒有，先生”的回答。
儘管這次取證的場所有點兒古怪，但德拉蒙德是個久經沙場的老手，取證何止成千上萬，他自然明白在這種場合應該小心。他對這個年輕人只要稍微粗暴一點，就會引起陪審員們的憤慨。事實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絕妙良機，對可憐的小唐尼-雷表現出一點真正的同情，他就可以討好陪審團。再説，他心裏也十分清楚，從眼前這位證人身上，他擠不出什麼過硬的材料。既然如此，又何必對他窮追猛打呢？
不到10分鐘，德拉蒙德便結束了對唐尼-雷的質詢。而我也沒有什麼問題需要再詢問證人。基普勒宣告取證結束。多特迅速走了過去，用一塊濕布替兒子擦了擦臉。唐尼-雷用詢問的目光望着我，我向他豎起了大拇指。被告的律師們默默地拿起上裝和公文皮包，告辭後立即迫不及待地匆匆離去。
基普勒法官開始把椅子向屋裏拖。走到那輛破車前面時，他的眼睛瞟着巴迪。克勞斯躬着身子縮在車頭上，擺出了一副時刻準備進攻的架勢。我但願不要發生流血事件。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向屋子走去。在一腳門裏一腳門外的當兒，我朝左面瞧了瞧。嗨，戴克正隔着籬笆忙着向外面的人羣散發我的名片呢！真是一個賣力的老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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