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沒精打采地枯坐在辦公桌後面，領帶鬆開，面容枯槁。房間裡還有他的三個大法官和五六個法律助手坐在那裡壓低了喉嚨悄悄交談。他們的震驚和疲乏都是一望可知的。賈森-克蘭，羅森堡的高級助手，看來創痛尤甚。他坐在一隻小沙發上，兩眼看著地板，目光冷漠，這時候大法官阿奇博爾德-曼寧，如今的最高齡大法官，正在講解喪儀禮節。詹森的母親決定星期五在普羅維登斯市舉行一次小規模的私人的主教派禮拜。羅森堡的兒子是個律師，已經給院長送來了一張單子，開列了已故的大法官的一條條遺囑，都是大法官在第二次中風後擬具的，他要求在舉行平民儀式之後即行火花，把骨灰散佈在南達科他州的蘇族印第安人保留地。羅森堡雖然是猶太人，卻早已不信宗教而以不可知論自居。他要求和印第安人一同埋葬。魯尼恩心裡以為那是恰如其分的，不過並沒有說出來。外面一間辦公室裡，六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在喝咖啡，神情不安地低聲談話。此刻已經天黑，快要到把留在人間的各位大法官護送回家的時候了。每一位都有四名探員充分保鏢。
安德魯-麥克道爾，61歲，現在是最高法院的最年輕成員，站在窗下，吸著菸斗，觀看來來去去的車子，要說最高法院裡誰是詹森的朋友，那就要數麥克道爾。弗萊徹-科爾跟魯尼恩說過總統不僅要出席詹森的喪禮並且還要宣讀悼詞。裡間辦公室裡沒有一個人贊成總統致詞。院長請麥克道爾準備說幾句話。麥克道爾一向不喜歡出頭露面，規避講話，此時一隻手捻弄領結，盡力想象他的朋友在樓廳裡被一條繩子套住脖子的模樣。真是太可怕了，叫人想都不敢想。一個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傑出同事中的一員，九人中的一人，偷偷跑到那麼個地方，觀看那樣的影片，落得這般駭人聽聞的下場。可悲啊，難堪啊。他反顧自身，想到他一個人站在教堂人群的前邊，面對詹森的老母和兄妹，而又明知人人頭腦裡想的是蒙特羅斯戲院。他們都要悄悄相互問詢：“你知道他是同性戀嗎？”就麥克道爾而言，他既不知情也不曾起過疑心。他不想在喪儀上講話。
本-瑟羅法官，68歲，他關心安葬死者遠不如關心抓住兇手。他早年是明尼蘇達州的聯邦檢察官，按他的理論，嫌疑犯分為兩類：為了仇恨或復仇而下手和謀求影響未來的決定而下手。他已經指示他的助手立即進行研究。
瑟羅在房間裡踱來踱去。“我們有27名助手和7名法官，”他說給大家聽，而不是說給哪一個人聽。“老實說，未來幾個星期裡我們是幹不成什麼事的，一切決定都要等到法官完全足額之後才能表決。那得要幾個月時間。我提議把我們的助手都投入到解決殺人兇案中去。”
“我們又不是警察，”曼寧不緊不慢地說。
“我們難道不能至少等到葬禮之後再來扮演警察嗎？”麥克道爾說道，沒有從窗口轉過身來。
瑟羅也不理會他們，一如往常。“我來指導調查工作。你們把助手借給我兩個星期，我相信我們能夠排得出一份人數不多的實實在在的名單。”
“聯邦調查局本事大著吶，本，”院長說：“他們可沒有向我們求助。”
“我看還是少談聯邦調查局的好，”瑟羅說道。“我們可以哭喪著臉在這兒誌哀兩個星期，也可以著手破案揪出這些狗孃養的。”
“你有什麼把握能夠破這個案子？”曼寧問他。
“我並不是有把握能夠破案，但是我覺得值得一試。我們的同事慘遭謀害，一定是有原因的，而這原因一定和某個案件或某個問題直接有關，也許是我們最高法院已經判決的案件或作出決定的問題，也許是我們正在受理的案件或問題。每一個人都可能為了某種原因而恨我們。但是，如果這不是為了報復或出於仇恨，那麼，也許是有人為了一項未來的決定而需要一個不同的最高法院。那就是此案的奧妙之所在。殺死亞伯和格倫的人是因為他們二位對某一個案件的投票，也許今年，也許明年，也許今後五年。這個人是誰呢？我要助手們把下面11個巡迴上訴法院中的待決案件一個個都調上來。”
麥克道爾法官連忙搖頭。“你瞧，本。一共有五千多個案子，其中的一小部分最後會來到我們這裡。這豈不是無的放矢？”
曼寧也同樣不以為然。“請聽我說，同事們。我和亞伯-羅森堡共事了31年，我自己就常常恨不得一槍把他打死，但是我也把他當作一個可愛的老大哥。他的自由派思想在60年代和70年代是普遍被接受的，但是到80年代就顯得陳舊了，如今到了90年代就受牴觸。他成了我們國家裡一切錯失的象徵。我相信他是被一個激進的右翼仇恨派別殺死的，這是一個報復行動，本。簡單明瞭。”
“那麼格倫呢？”瑟羅問道。
“當然我們的朋友有反常的不良癖性。外面一定有傳聞，他就成了那種派別的一個明顯的目標。他們恨同性戀，本。”
本還在踱來踱去，聽不進他們的話。“他們恨我們全體，如果他出於仇恨而殺人，那麼警察會逮住他們的。但是，如果他們為了左右最高法院而殺人呢？如果某一個派別利用這個動亂和暴力的時機消除了我們當中的兩個人，從而改組最高法院呢？我想這是大有可能的。”
院長清了清喉嚨。“我想還是要等到他們下葬以後，或者骨灰撤掉了以後再作考慮。我不是說不可以，本，不過得再等幾天，得等到局面安定以後。我們大家現在都驚魂未定呢。”
瑟羅說聲“早走一步”便出了房間。他的保鏢尾隨他走下長廊。
曼寧法官拄著手杖站著，對著院長說話。“我可去不了普羅維登斯。我不能坐飛機，也不能出席喪禮。我自己也快要有一次葬禮了，看一回樣板沒有什麼可樂的。我會向他們的家屬去信弔唁的。你見到他們的時候請代我表示歉意。我是個很老的人了。”他和一個助手一同離開了。
“我認為瑟羅法官有他的道理，”賈森-克蘭說道。“我們至少需要檢查一下手頭有待審決的案件以及那些可能會從下級巡迴上訴法庭送上來的案件。這好像是漫無目標，不過也許會碰上一點什麼東西。”
“我同意，”院長說道。“只不過現在時機還不夠成熟，你是否這樣認為？”
“是的，不過我還是認為無論如何都得馬上動手。”
“不。等到下星期一，我會把你分到瑟羅那裡。”
克蘭聳聳肩膀就告退了。兩位助手隨他來到羅森堡的辦公室，他們坐在黑黑的房間裡，喝著亞伯喝剩的一點白蘭地。
在法學院圖書館的五樓，達比-肖在查看一份計算機打印出來的最高法院的案件摘要。她已經看了兩次，雖然其中充滿了爭議，但她找不到一點有意思的內容。杜蒙德曾經引起騷亂。一件新澤西州的兒童色情案，一件肯塔基州的雞好案，十多件死刑上訴案，十多件各種各樣的民權案件，以及一批慣見的稅務、地區規劃之類的案件。她從計算機裡調出了每個案子的摘要，審閱了兩次；她整理了一份可能的嫌疑犯名單，可是那些人又像是人人都知道的。她把那份名單扔進了垃圾桶。
卡拉漢認準了是雅利安分子，或者納粹分子，或者三K黨；一批容易辨認的國內恐怖分子；一幫無法無天的團伙。一定是右翼分子，這一點是明擺著的，他覺得。達比不覺得這麼有把握。那些仇恨集團都太明顯了。他們發出的威脅太多了，扔的石塊太多了，舉行的示威太多了，發表的演講太多了。他們需要有一個活的羅森堡，因為他是他們的憎恨的一個目標，他使他們的活動得以存在下去。她認為這個作案的人是一個更加陰險的人物。
他坐在卡納爾街的一間酒吧裡，此刻已經醉醺醺的。他還在等她到來，雖然她並沒有答應過要來跟他會面。他決定憲法課停課一週；聲言由於他心目中的英雄死了，他已無法上課。
10點過了幾分鐘後，她到了圖書館四樓的計算機房，坐在顯示屏前。房間裡沒有人。她在鍵盤上敲打起來，打印器便一份接一份地吐出分佈在全國11處聯邦上訴法庭的未判決上訴案件。一小時後，打印器停機，她擁有了足有六英寸厚的11處上訴法院的待審案件摘要。她把文件抱回到她的座位上，放在亂糟糟的書桌中央。已經過了11點鐘，五樓上已是人去樓空。從一扇狹長的窗子裡可以看得見下面景色陰暗的停車場和樹木。
她又把鞋子踢掉，審視了一下腳趾甲上的紅油彩。她喝了一口暖人的弗雷斯咖啡，冷眼凝視下面的停車場。第一個假設是容易的——兩處謀殺是同一群人出於同樣的原因所為。如果不是這樣，這一番查究就沒有希望了。第二個假設就為難了——作案動機不是仇恨或報復，而是要操縱法院。第三個假設就要容易一點——這案件或問題涉及鉅額的金錢。
答案不會在眼前印出的文件中找到。她翻閱這批摘要直到半夜，到圖書館關門才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