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年輕的時候，喜歡科學、藝術，甚至還有哲學。上大一時，讀著微積分，看著大三的實變函數論，晚上在宿舍裡和人討論理論物理，同時還寫小說。雖然哪樣也談不上精通，但我覺得研究這些問題很過癮。我覺得每種人類的事業都是我的事業，我要為每種事業而癲狂——這種想法不能說是正常的，但也不是前無古人。古希臘的人就是這麼想問題。假設《生活》讀者都是這樣的人；就可以省去我提供意義的苦難：在為科學或者藝術瘋狂之餘，翻開“晚生雜談”，聽聽我這不著調的布魯斯，也是滿不錯的——我知道作這種假設既不合道理，又不合國情。我的風衣口袋裡正揣著兩塊四四方方很堅硬的意義，等到故事講得差不多，就掏出來給你一下，打得你迷迷糊糊，覺得很過癮——我保證。我的故事裡，有一個穿風衣的姑娘站在門廓裡——
編輯先生不敢貿然打招呼，生伯鬧誤會了。雖然他也想到了，七月底的傍晚，除了有重大的原故，誰也不會穿風衣。他自己不但穿著風衣，還穿了一雙高腰馬靴，靴根上帶著踢馬刺；手上戴著黑皮手套——他當然也有重大的原故。據此認為他不怕熱是不對的，他不僅伯熱，而且汗手汗腳，手心和腳心，現在一共有四汪水。此時他暗自下定了決心說，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今晚決不脫靴子。讓人家聞見這股味兒不好——當然，他早忘了，這裡沒有“人家”，只有一條worm……他把手夾在腋下，但靴子是隱藏不住的。女孩看清以後，就鑽了進來，脫下風衣掛在衣鉤上。裡面是黑皮短衣，不僅短，而且古怪。她不尷不尬地轉過身來，打招呼道；你好。那男的想好了該說什麼後，答道：你好，worm——說時遲，那時快，女孩揚起手來要給他個嘴巴。假如打著了的話，這故事就發生了重大的轉折——誰是S，誰是M都得倒過來——但她及時想明白了，把手收回來，摸摸鼻子說，你好，大老爺，奴家這廂有禮了——這幾句倒是中規中式，不但合乎S／M的禮儀，也和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暗暗相通。可惜她馬上就覺得不自在；翻口道：叫蛆太難聽了！咱們改改吧，你可以叫我小耗子。可以理解，誰都不想做昆蟲的幼蟲，都想做哺乳動物，這個要求本不過分，但我們的編輯先生從小到大痛恨一切齧齒類，所以硬下心來說道：不行。我又沒逼你，是你自己要做蛆的。那女孩想了想，嘆口氣說，是嗎？那好吧。但是，叫你大老爺，是不是太肉麻些了？那男的馬上想說：好，你就叫我比爾吧——但他立朗想到，叫比爾怎麼成呢，氣氛就沒有了，專訪怎麼寫？於是硬下心來答道：不行！怎麼這麼羅嗦呢？不要忘了，你是條蛆呀！與此同時，他在心裡記下：下回埋頭工作懺悔時別忘了說，我對人家女孩子發橫。主啊，原諒我吧。我也是為了新聞事業——這個人的毛病是顧慮太多，一點都不乾脆……
我有些編輯朋友，他們說，你也不能老這麼不酸不涼的。文章要讓一般讀者能看懂，還要有教育意義。具體到我講這個故事，教育意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太黑暗，讓有才華的文學青年去做無聊的專訪，逼良為娼——好吧，我把磚頭掏出來了。拍過了這一下，就可以接著講故事了。說句實在話，我討厭這個男主人公。他粘粘糊糊，滿心的顧慮。至於我，過去是乾脆的，現在也變得顧慮重重。一位報紙編輯告訴我說：兄弟，你是個寫稿的人，不是載運死刑犯的囚車啊。別老寫些讓我們老總見了就斃的東西，拜託了……這是個合理的要求。對於我講的故事，也該加些批判進去，讓我自己也顯得乖些。那美國編輯說，他是為了新聞事業。什麼事業？男盜女娼的事業——唉。我自己也是個小說家。假如我真看不出來這個故事是別人編來逗笑的，還要一本正經的批判一番，那就象個傻×了。傻×就傻×吧，我現在已經很隨和了。你可以叫我傻×，還甚至可以說我是worm，我都沒意見，雖然我也想做個齧齒類。程序調不通，稿子又不肯好好寫，我算個什麼人呢。做人應該本分，像老舍先生生前說過的那樣，多配合……只有一點我不明白。像這樣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