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過後不久，南昌就隨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學，第二次出發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檢閲。鬼使神差似的，他們的火車，在上海站即將出發的時候，忽然從他們所乘坐的車廂起，往後數三節一併摘下，掛上了另一次列車，往滬杭線上，經浙贛線，一徑向京廣線去，開往長沙。這樣，他們的遺憾就也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彌補，那就是去到毛主席的家鄉韶山，一個山明水秀的鄉村。雖是料峭的冬季，水田幹着，農事蕭條，但層層褪去的山的黛色，修葺仔細的農田，屋舍的線條是簡潔的，屋頂的坡面與牆面寬闊平整，有一種單純素樸的古風。因為壅塞了前來膜拜的青年學生，這批走了，那批來，難免顯得逼仄，可是在敞開的空間裏，人總是變得很小，再是多，也是類似蟻羣一樣，小小的嘈雜和忙亂，一陣子就過去了。南昌的心略微平靜下來，想起學校那邊的事，甚至有隔世之感。這一回他與外校的戰友出來，而沒有同本校的，其實是有意躲避陳卓然。
這些日子，他與陳卓然的關係，處在一個無法控制的急劇變化中。當陳卓然對南昌説出對父親的判斷，有那麼幾日，他們格外親密，每天晚上都在操場上進行長談。他們談到《牛虻》中蒙泰尼裏神父與亞瑟的父子關係，其中信仰和親情誰戰勝誰；而後又談到雨果的《幾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終極目標是服從於人性；接着談到的是梅里美的小説《馬鐵奧？法爾科內》，父親親手殺死自己心愛的小兒子，因為他為一塊金錶出賣了一個強盜，做出叛變的行為，信仰又一次壓倒親情，這一回的信仰卻摒除了政治理想純粹為人格品質，再和人性的高尚相遇……他們沒有提南昌的父親，可這些文學名著的援引無疑都是圍繞那一個題目。從他們談論問題的方式，也可證明他們是受西方浪漫主義傳統影響的思想者，所以，他們的思想不是頂嚴格，可是有情感，可以見得，他們本質上多半是温情主義者。他們特別合適這樣的討論，一方面，是從某一個事實——完全可能是虛擬的——從事實出發，就不至於完全是空談；另一方面，這一個事實因是虛擬的就不必由他們負責，也不要求他們立即採取行動，可以保持清談的超脱精神。那幾日，他們兩人對談話着了迷，天剛向晚就來到操場，有一次還走出校門，走到鄰近的一座園林。
其時園林已閉門，可他們自有辦法，翻過一截矮牆，矮牆內是園林延接出來的公廁。這樣，他們就成了園林裏惟有的兩個人。冬日的疏闊，改變了這地處江南的清代名士私家院子吟賞玩味的面貌。套景、疊景、借景、附景，形成的繁複結構，在暗中顯得平面，變幻出簡約的格調。磚地，粉牆，石頭桌凳，還有太湖石的嶙峋的楞和麪，本來是瑣碎的，但因反射着月光和霜色，有一些凜冽的氣象。這樣，它就很合格做現代人思想交辯的舞台了。
這一晚，他們直接談到了“叛徒”這兩個字，當然不止是梅里美小説裏那個出賣強盜的小男孩幼稚的變節，而是發生在歷史性的重大情節中，比如延安的王實昧——説到此，南昌忽有一個停頓，他幾乎懷着一股警覺地看陳卓然一眼。陳卓然沒有看他，兀自將王實昧這個特例説下去。關於“王實昧”這個人和事件，其時屬黨內高級機密，只是在他們的階層可以獲取一定的談資，但總是有限，所以，他們並沒有在此事件上停留多久。陳卓然開始説起《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中的一節，尚加爾涅向第一師團發佈懲戒叛徒的命令，可是在國民議會的壓力之下，尚加爾涅又否認了。南昌沒有鬆弛他的警戒，他變得沉默了。陳卓然則被自己的講述陶醉，他一個轉身，軍大衣的下襬旋出一個扇面，他面對着南昌，倒退着，大聲背誦道：“但是這位將軍弄錯了，因為他居然想把他從波拿巴那裏暫時領用的權力交付給國民議會去反對同一個波拿巴……”陳卓然的臉色在這夜的薄亮裏顯得很清澈，五官有一種線描的效果，眉可及鬢，星眸皓齒，身材頎長，玉樹臨風。他是一個漂亮的男人，南昌不由自慚形穢。他們兩人的情緒發生了差異。關於尚加爾涅的撤職事件，很快就離開“叛徒”這一個主題，進入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軟弱性，陳卓然再將此引申到無產階級擔負起世界革命重任的理論領域。在這過程中，他一直保持着後退的步子，好像背後長眼，自動就沿了窄細彎曲的甬道下去，沒有一次失足。南昌看見他們投在地磚上的影子，自己的影子也是渺小的。他的心情更加沉鬱，直到離開園林回去學校，也沒有改善。後來，陳卓然也默了下來，最後的幾步路兩人沒有説一句話。
就在下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討論毛主席會不會繼續接見檢閲紅衞兵。多數人説一定，紅衞兵永遠是革命的動力。陳卓然則有不同看法，他從上一次，即第八次毛主席接見的情形分析，文化革命已經趨向遍地烽火。因那一次接見，不僅有紅衞兵的隊伍，而且有工人、農民、包括北京市民的隊伍，陳卓然以毛主席所乘坐的吉普車的檢閲路線來證明這一論點。就在這時，南昌突然打斷陳卓然的話，背誦了一段毛主席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他説，毛主席自戴上紅衞兵的袖章起，就決定了誰是這場革命的主體。他又提出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高校裏的第一張大字報，接着，六月十三日，《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這些都證明青年、學生、紅衞兵，是革命依靠的力量。南昌被自己的言辭激勵了，他變得很雄辯，話鋒一轉，指向了法國大革命。他説，法國大革命是一場由資產階級發動的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本質決然不同，他們的經驗完全不足以應用於今天的形勢。這話很明顯是針對陳卓然，人們以為陳卓然一定會起來，並且只需三言兩語便可駁倒南昌。可是，陳卓然並沒有，他專注地聽南昌演説，聽他終於説完，舉起手，擊了，幾下掌。過了一天，南昌就隨外校的戰友出發了。
南昌他們陰差陽錯地來到長沙，經湘潭、衡陽，進廣西，再向上過成都，在重慶乘船，走三峽到武漢，再繼續順長江到江西九江，又來到南昌，這個與自己同名的城市。像他們這樣的父母，常常用他們的所經過的地名作孩子的名字，以此可見出他們流動性極強的生活，要是將他們這個階層裏的孩子的名字彙集起來，幾乎看得見一幅中共政權蔓延全中國的路線圖。南昌滿意自己的名字，認為是與“南昌起義”聯繫一起。真來到此，只覺得這城市十分蕭條，街巷兩邊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氣息，甚至是貧瘠的。此時，他們外出已近兩月，他們早已經知道，毛主席並沒有如傳説那樣再次接見紅衞兵，前一年十一月下旬的那一次接見，將成為歷史上最後的一次了。搭錯車的遺憾一掃而淨，他們挺高興的，但在南昌，難免要想起臨行前與陳卓然的爭辯，就又沮喪起來。事情似乎總歸是，陳卓然對。在這人和事都陌生的地方，想起陳卓然，有一種古怪的激動，他在哪裏呢？
無論他們來到哪裏，都可聆聽到北京的聲音。在最背靜的小城鎮的街頭，都看得見新鮮墨汁寫就的最新消息：《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停止大串聯的通知，等等。紅衞兵也在行動，大字報，批鬥會，派系鬥爭，一樣不缺。當他們來到武漢的時候，方才發生過一場大規模武鬥，停火之後的街市，呈現出特別肅穆的靜寂。可即便如此，也沒有消除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這種偏僻不僅在地理上，還是在時間的概念上。火車站和飯館裏的乞討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騾馬；朝天門碼頭上扛包的苦力，喊着川江號子——這就好像在一個遙遠的陳舊的時代裏。他們想回家了。
待到離開南昌，南昌才意識對這城市有一種隱匿的熟悉，那是來自於他們的口音。他父親的普通話裏，就帶着類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親的籍貫是廣東，他們也都跟了在表格上填“廣東”，假期裏，他們小孩子輪流去度假的江蘇漣水，其實也並不是老家，只是父親母親曾經在那裏寄養過一個姐姐的老鄉家，父親真正的出生地，卻是南昌。父親家是南昌城裏一家有錢的大户，鄉下有田產，城裏有工廠和商鋪，他自從參加革命再沒回過南昌，表示了一個革命者和有產階級家庭決裂的決心。也不知什麼心理作祟，是忽然湧起的鄉愁，還是要紀念家中某一個變故，父親將他的頭生子取名為了“南昌”。從這一點看，也可以辨別出他父親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屬性。當南昌回到家中。還未進門，糊了滿牆的大字報就會告訴他這些。於是，這場革命將帶給他極其具體的考驗。父與子的衝突幾乎是每一場革命必然發生的情節，它表面上是背叛，實質上卻是一種承繼。這兩個絕然相反的情形同時發生在這個關係裏，註定了它的悲劇性，幾乎成為革命的命運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節以後，住學校的戰友告訴説，他姐姐來找過他，問他幾時回來。南昌以為是要他回家過年的事，心想年都過去了，便不當緊。不料當日下午大姐又來了，而且神情嚴峻，讓他回家，問有什麼事卻並不説。這個大姐比他年長五歲。和陳卓然一樣，也是寄養在老鄉家，進城之後才去領回。但大姐與陳卓然風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陳卓然那樣迅速地融入他們的階層，幾乎沒有一點兒時生活的遺痕，而是固執地保留了鄉人的習慣。她樸素得就像是這家的保姆，長年藍衣藍褲，頭髮剪到齊耳，斜分開，發多的一邊用鋼絲髮卡夾住。事實上，她也擔負起一家人的家務。他們的母親是不管家的，戰爭塑造了這一種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裏的人生義務。所以，她就把這個家全交給了大女兒。大姐管家的作派也頗似鄉人，節約到了慳吝。她用碎布縫製了許多小口袋，上面寫了電、水、煤氣、糧、油、菜金的字樣，非常嚴格地將每月父母的工資分配在各個口袋中。弟妹們要想從她這裏得一點零用錢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鄉人的規矩，她對這一家的長子，也就是南昌格外的寬容。其實呢，她多少有些看他們父親的眼色，她看出父親對南昌器重。像這樣從小離家生長的孩子，總有一些世故的卑微。其實陳卓然也有，只是他的世界比較開闊，不必在小節上用心。儘管大姐對他優待，南昌卻對大姐冷淡得很，覺着她俗氣，也覺着自己的家庭成員性格古怪，與這個階層不符。他不曉得，如他們的階層，成分最是雜糅，因沒有淵源，歷史短，什麼因素都可加入進來。本來就和大姐不多話，她又執意不透露，南昌就也不問，讓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鴨子的搖擺，心中就生出一股厭氣。看起來，他不止是不滿意他的父親，還不滿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過晚飯，他騎車往家去了。路燈下，看得見公寓樓門口的大字報，從門外到門裏，再沿了樓梯邊的牆壁上去。樓梯間昏暗的燈下，他的餘光裏滿是顛倒過來、打了叉的父親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階上的啪啪聲。他的許多戰友都經歷了這樣的遭際，這使他對這場景竟有似曾相識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門進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門廳，而是聚在父親的書房，就像在開會，只等他一個人了。他走進去，在一張空椅子上坐下。母親坐在父親的書桌前，甚至於，面前還放了幾頁發言稿。這時，他才發現，父親不在。母親抬頭掃一眼，看見人都到齊，便戴上眼鏡，開始讀發言稿，是關於父親的生平歷史。南昌注意到，母親直呼父親名字，名字後面且沒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親也沒有稱父親“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就像大樓內外的大字報上寫的，而是將父親定位在舊民主主義思想者。母親讀到父親在江西省師範讀書時期，接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這一方面使他認識到中國的現狀急需改變，另一方面也妨礙他更進一步的瞭解中國社會的階級性質。南昌驚異地發現母親具有相當程度的理論水準，他不能完全聽懂，但卻意識到母親在批判父親的同時，很微妙地進行着辯護。顯然，這種辯護是困難的，既要認可大字報上對父親的判定，又要作出一種良性的解釋。聽起來就很繞。終於，母親自己也繞得不耐煩了，她乾脆放下事先準備的材料，摘下眼鏡，説，我作為妻子，服從組織決議，站穩立場，決不姑息，但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以我的黨性保證，此人對黨決沒有離異之心。母親表態的方式，是在邏輯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強了可信度。子女們一時都沒反應過來。他們與母親向是生分，他們的頭腦和教育，以及年齡，遠不夠了解母親，他們甚至不知道母親的專業，馬克思列寧主義社科研究的內容。倘不是這一個變故，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有機會上這一課。他們都有些被鎮住了。
母親接着説，你們雖然是我們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親用了“我們”這個詞，是將她與父親歸在一類的意思——你們是我們的孩子，但是，母親説，你們還是共產黨的兒女，你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道路，假如你們決定和我們劃清界線——南昌又聽到“我們”兩個字——假如你們和我們劃清界線，我們完全理解，並且支持。兄弟姐妹們都沉默着，這個向來關係渙散的家庭，此時忽然顯現出內裏的緊密性。母親交給他們的抉擇，其實包含着一個二律背反。那就是説，如果選擇背離家庭，他們不僅與犯下嚴重錯誤的父親沒了瓜葛，同時也與這個革命的家庭沒了關係；倘若是選擇不背離，他們就依然是革命的正傳，但也是父親的孩子。他們雖然還搞不清其中的邏輯，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種危險，身份的危險。日光燈將人的臉都照成慘白，沒有裝窗簾，裸着的玻璃窗上，昏黃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燈。這時，方才意識到這城市夜晚的寂靜，簡直就像宵禁似的。
母親平靜下來，手裏的眼鏡腳有節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輕鬆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覺出母親的態度裏有一種要挾的意思，他轉過臉，直向母親，説：你的立場呢？母親嘴角扯出一個奇怪的笑容，她張開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軸，來回轉了幾個半周。這動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沒法説，又似乎是不屑説。南昌停了一時，站起身，走出房間，又走出公寓。他聽見在身後，相繼響起離座時椅子在地板上拖動的聲音，然後是魚貫而來的腳步聲。南昌頭也不回地走下樓梯，走過滿牆的大字報，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經與他兩不相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