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學區裡。長大以後，到美國留學，想要恭維港臺來的同學，就說：你國語講得不壞！他們也很識趣，馬上恭維回來：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歷朝歷代人文薈萃，語音也是所有中國話裡最高尚的一種，海外華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國華文報紙上讀到一篇華裔教授的大陸游記，說到他遭服務小姐數落的情形：只聽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殘遊記》裡大明湖上黑妞說書，不禁目瞪口呆，連人家說什麼都沒有去想——我們北京人的語音就有如此的魅力。當然，教授愣完了，開始想那些話
，就臊得老臉通紅。過去，我們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員)在粗話的詞彙量方面，確實不亞於門頭溝的老礦工——這不要緊，語音還是我們高貴。
但是，這已是昨日黃花。今天你打開收音機或者電視機，就會聽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臺腔調。港臺人把國語講成這樣也會害臊，大陸的廣播員卻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話，叫做“那麼呢”，那麼來那麼去，顯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說。我不知這是從哪兒學來的，但覺得該算到港臺的賬上。再發展下去，就要學臺灣小朋友，說出“好可愛好高興噢”這樣的鬼話。臺灣人造的新詞新話，和他們的口音有關。國語口音純正的人學起來很難聽。
除了廣播員，說話港臺化最為厲害的，當數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罵老K(國民黨)，說他們“手淫臺灣，意淫大陸”，這個比方太過粗俗，但很有表現力。我們的一些時髦小姐糟蹋自己的語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幣和新臺幣——這兩個地方除了貨幣，再沒什麼格外讓人動心的東西。港臺人說國語，經常一頓一頓，你知道是為什麼嗎？他們在想這話漢語該怎麼說啊。他們英語講得太多，常把中國話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諒的。我的親侄子在美國上小學，回來講漢語就犯這毛病。犯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國的歌星又不講英文，再犯這種毛病，顯得活像是大頭傻子。電臺請歌星做節目，播音室裡該預備幾個乒乓球拍子。乒乒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麵杖。這樣一級一級往上升，我估計用不到狼牙棒，就能把這種病治好。治好了廣播員，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他小姐的病。如今在飯店裡，聽見鼻腔裡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起雞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幹嗎要用鼻甲來說話！
這篇文章一直在談語音語調，但語音又不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港臺文化正在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正在電視臺上一集集地演著，演得中國人連中國話都說不好了。香港和臺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有文化。咱們這裡看上去沒啥，但人家還是仰慕的。所謂文化，乃是歷朝歷代的積累。你把城牆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還在人身上保留著。除了語音，還有別的——就拿筆者來說，不過普普通通一個北方人，稍稍有點急公好義，仗義疏財，有那麼一丁點燕趙古風，臺灣來的教授見了就說：你們大陸同學，氣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報刊上看到這樣一則故事：有個前國軍上校，和我們打了多年的內戰，槍林彈雨都沒把他打死。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火力還不夠厲害，另一方面也說明這個老東西確實有兩下子。改革開放之初，他巴巴地從美國跑了回來，在北京的飯店裡被小姐罵了一頓，一口氣上不來，腦子裡崩了血筋，當場斃命。就是這樣可怕的故事也擋不住他們回來，他們還覺得被正莊京片子給罵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認識幾位華裔教授，常回大陸，再回到美利堅，說起大陸服務態度之壞，就扼腕嘆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見他打點行裝。問起來時，他卻說：罵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聽的呀！他們還說：罵人的小姐雖然粗魯，人卻不壞，既誠實又正直，不會看人下菜碟，專拍有錢人馬屁——這倒不是謬獎。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罵不誤：“別以為有幾個臭錢就能在我這兒起膩，惹急了我他媽的拿大嘴巴子貼你！”斷斷不會見了港客就骨髓發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領導上交待了任務，要把他爭取過來。粗魯雖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卻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膩者，用大嘴巴子去“貼”他，也算合理；總比用臉去貼好吧。這些事說起來也有十幾年了。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資飯店，裡面的小姐不罵人，這幾位教授卻不來了。我估計是聽說這裡滿街的鳥語，覺著回來沒意思。他們不來也不要緊，但我們總該留點東西，好讓別人仰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