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上寫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歸戴宗管。按理他該給戴宗些好處，但他就是不給。於是，戴宗就來要。宋江還是不給他，還問他：我有什麼短處在你手裏，你憑什麼要我的好處？戴宗大怒道：還敢問我憑什麼？你犯在我的手裏，輕咳嗽都是罪名！你這廝，只是俺手裏的一個行貨！行貨是劣等貨物，戴宗説，宋江是一件降價處理品，而他自己則以貨主自居。我看到這則故事時，只有十二歲，從此就有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行貨感，這是一種很悲慘的感覺。在我所處的這個東方社會里，沒有什麼能沖淡我的這種感覺這種感覺中最悲慘的，並不是自己被降價處理，而是成為貨物這一不幸的事實。最能説明你是一件貨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幹了什麼或對你有任何一種評價，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我個人有過這種經歷：在我十七歲時，忽然就被裝上了火車，經長途運輸運往雲南，身上別了一個標籤：屯墾戍邊。對此我沒有什麼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貨感。對於這件事，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裏早有解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士，我不是王；率上之濱，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總覺得這種解釋還不如説我是個行貨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為，地球是圓的如你所知，這是事實；古希臘的人卻以為，地是一塊平板，放在了大鯨魚的背上，鯨魚漂在海里，鯨魚背上一癢，就要亂蹭，然後就鬧地震這就不是事實。羅素先生説，不能因此認為埃及人聰明，希臘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曠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圓圓一圈地平線，得出正確的結論不難。希臘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濱海地區，難怪要想到大海、鯨魚。同樣是人，生在曠野和生在山區，就有不同的見識。假若有人生為行貨，見識一定和生為貨主大有不同。後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國《獨立宣言》，這是兩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種植園主起草的文件，照我們這裏的標準，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語言。至於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國的典籍裏多的是，從孔孟以降，講的全是行貨言論，尤其是和《獨立宣言》對照着讀，更是這樣。我對這種言論很不滿，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個立腳點：我必須證明自己不是行貨身為貨物，批判貨主是不對的。
這些年來，文化熱常盛不衰，西方的學術思潮一波波湧進了中國。有一些源於西方的學術思想正是我的噩夢這些學術思想裏包括文化相對主義、功能學派，等等。説什麼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沒有一種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夢。從道理上講，這些觀點是對的，但要看怎麼個用法；遇上歪纏的人，什麼好觀點都要完蛋。舉例來説，江州大牢裏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種獨特的文化之中（我們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獄文化），按照這種文化的定義，他是戴宗手裏的行貨，他應該給戴宗送好處。他若對戴宗説，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個人，憑什麼説我是宗貨物？咱們這種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説：宋公明，根據文化相對主義的原理，沒有一種文化有毛病，咱們這種文化很好，你還是安心當我的行貨吧。宋江若説：雖然這種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處是敲詐我，我不能給。戴宗又可以説：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們的文化裏你得給我好處，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還是給了吧。如果不給，我就要按咱這種文化的慣例，用棍子來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滿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這個例子可以説明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經不住戴宗的歪曲、濫用。實際上，沒有一種科學能經得起歪曲、濫用。但有一些學者學習西方的科學，就是為了用東方的傳統觀念來歪曲的。從文化相對主義，就能歪曲出一種我們都是行貨的道理來。
我們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對女孩行割禮的習慣，這是對婦女身心的極大摧殘。一些非洲婦女已經起而鬥爭，反對這種陋習。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説：這是我們的文化，萬萬動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對主義來，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對主義是人類學家對待外文化的態度，可不是讓宋公明當行貨，也不是讓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種文化的影響之中，他就有批判這種文化的權利。我對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評，這是因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權利。假設我拿了綠卡，住在外國，你説我沒有這種權利，我倒無話可説。這是因為，人該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別人手裏的行貨。假如連這一點都不懂，他就是行屍走肉，而行屍走向是不配談論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