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裏，我接二連三地到殯儀館去。一些人相繼離世了，先是我的奶奶，這位活了九十歲的老太太，50年代做過我們這個城市的市長。四十年過後，這個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經不多，但在她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還是來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認識，多是她從前的戰友、部下吧。遺體告別之前，他們輪番到休息室向我們家的人表示慰問。作為遺屬，我們家的人都流着淚——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淚，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隻和平鴿牌袖珍鬧鐘，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訪問蘇聯時專為我帶回的，儘管那時我還不識字，時間對我還不具備什麼意義。我之所以無法流淚，是因為我奶奶的長子——我父親流了太多的淚，一個將近七十歲的男人，就那麼當着眾多的熟人生人，咧着大嘴放肆地嚎哭，鼻涕眼淚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臉都使我感到難為情，也許是難過。後來《哀樂》響起來了，告別儀式開始了，我們站在靈堂一側，繼續接受慰問和握手。我以為我會在這個時刻流淚，但眼淚它還是下不來，因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着玻璃棺材裏我奶奶的遺容，發現她居然被化妝師給塗了兩個邊緣明顯的紅臉蛋兒。化妝師當然是好意，是想讓死者看上去和活着一樣。問題是我奶奶活着的時候從不這樣，她一生不用化妝品，絕想不到死後會被化妝師在臉上大做文章。她的紅臉蛋兒阻止了我的眼淚，《哀樂》也使我走神兒。因為這一曲舉國上下沿用至今的《哀樂》，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親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爺爺之手。抗戰時期他在賀龍領導的西北戰鬥劇社當指導員兼作曲，他創作的小歌劇《新舊光景》在當時可説是膾炙人口，《哀樂》便是取材於其中的一段插曲。當然，它後來之所以能流行全國，想必是又經人作過了加工整理，才更加豐富和完整。但《哀樂》的主創者是我的二爺爺，這是個事實。這個事實逗弄得我在有《哀樂》的場合總是三心二意。不止一個人告訴我，《哀樂》的成功就在於它能使所有聽見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沒有一個活生生的死人。於是我就想，正因為有了《哀樂》，人類才沒有了判斷眼淚真偽的可能。《哀樂》是要喚起人所有的悲傷細胞為之活躍的，我彷彿因為與其作者有親緣關係，才逃離了這種被喚起。我常在應該悲哀的時候刻意欣賞《哀樂》作為一首“經典”樂曲的成功之處，我還想起我那位創作了《哀樂》的長輩，當他去世前是怎樣叮囑家人千萬不要在他的遺體告別式上播放《哀樂》。他真是聰明，他願在死後還原成一個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着讓人拿他創作的《哀樂》再為他增添些戲劇性的悲傷。
後來幾次的殯儀館之行，我都沒有眼淚。有一次適逢省內一位文化界資深官員逝世，因了他的德高望重，佳績昭彰，前來告別的人空前地多。百十輛汽車堵塞了殯儀館門前的道路；擁擠在院內等待告別儀式開始的人們寒暄着互問近況，説着該説的或不該説的，讓人愛聽或不愛聽的話。諸如“老劉啊可要多注意身體啊”——彷彿下個就輪着老劉了；諸如“老馬呀多日不見你臉色可不好，該去醫院檢查就得去，別猶豫”——彷彿老馬也很危險。更多的人則説着與死者告別全無關係的家長裏短，社會新聞。人聲嘈雜人頭攢動，像集會，又像某個新開業的酒店等待剪綵。若不是《哀樂》猛地響起，這嘈雜還不知要繼續到哪裏。我敬重這位官員，他生前鼓勵過很多年輕人的創作，本人也在被他鼓勵關懷之列，以至於在當年能從一名普通下鄉知識青年被調入作家協會，成為半職業作家。我又有什麼理由不在這大庭廣眾之下、這記者雲集的場面表露我的哀傷呢（注意：此想法已屬做作）。我踏着《哀樂》的節奏排隊走向靈堂，《哀樂》又使我開始走神兒，我為我的淚水遲遲不來感到焦慮。這時樂曲忽然中止了，是錄音機接觸不良所致。人們都停了步子，彷彿沒有音樂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以怎樣的節奏向死者鞠躬。我的眼淚本來可以在這片刻的空白中湧上眼眶的，但是錄音機被人捶打了幾下又恢復了正常，於是《哀樂》繼續，人們的行走便也繼續。這當兒我走近了靈堂門口，門口舉着大把假花的殯儀館工作人員向每一位進廳者發放假花，給人感覺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強迫性行為。我被迫接住了一枝髒乎乎的白尼龍綢假花（不知被用過多少回），花梗的鐵絲扎破了我的手。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淚了。
有時候我會想起我那天舉着一枝鐵絲畢露的髒綢花，有些惱火地獻到死者遺體旁的尷尬樣兒，幸虧《哀樂》掩飾了這尷尬，《哀樂》的功效還在於，它不僅能激發人的悲傷，也能掩蓋悲傷之外的所有其他。但，我仍然沒有眼淚。走出靈堂時我聽見兩個眼熟的記者對我的議論，他們説起向我奶奶遺體告別那一回，説那回我就從始至終沒落一滴淚。
記者們好眼力。在這樣的場合我不僅無法哭泣，我甚至説不清自己的心緒：慌亂，空洞，煩躁，惶惑，無名火……也許都不是，也許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願意在離開殯儀館之後一個人到烈士陵園去。
我們這座城市的烈士陵園是整個華北地區最大的墓園，佔地近三百畝，埋葬着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捐軀的烈士。陵園內樹木很多：雪松，銀杉，絲柏，法國梧桐，白丁香，紫丁香，還有那些將陵園分割成棋盤狀的整齊油亮的冬青。樹木簇擁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們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長方形墓體從東向西，從南向北一望無際，像士兵整齊的列隊。除了清明，這裏可能是整個城市最安寧的地方。當我從嘈雜的殯儀館踏入烈士陵園的大門，當我坐在隨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兩側巨大的法國梧桐枝葉交錯搭起蔽日的天棚，為我和烈士們遮着陰，這時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靜下來。眼淚常常不期而至，我任憑它去流淌，因為這時我的淚水可靠從容，沒有雕飾也不曖昧。不像在殯儀館裏，那地方即令有淚也給人一種來得急去得快之感。在烈士陵園這樣的地方，地面上沒人認識我，墓中的人又是那麼謙虛那麼善解人意，我流淚就用不着為了什麼。我只看見這裏的樹很壯美，我還堅信墓中人個個年輕英俊。這裏沒有哀樂，也沒有我奶奶被化了妝的紅臉蛋兒，也沒有那麼多活人的寒暄，因此這裏也沒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對生命的想念。我經常在條條墓道之間走來走去閲讀碑文，閲讀那些生命和他們短暫得有些殘忍的歷史。我曾經在一塊墓碑上讀到過一名烈士的簡介，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軍分區年輕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區百姓慶祝抗戰勝利的大會上作了鼓舞人心的報告之後，歸途中被一冷槍擊中犧牲，年僅26歲。每次我讀王青的墓碑，總是莫名其妙地堅信那個打他黑槍的人物還活在世上逍遙法外。這想法讓人毛骨悚然但並不荒唐：人世間，我們真正知道的事實又有多少呢？這種打黑槍的人，他們比戰場上與我們面對面拼殺的敵人更叫人仇恨，他們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隱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對離世的那些親人、熟人準確真實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過的，小學時班裏同學問我怕不怕我的市長奶奶，我不回答他們，只是想起我爺爺對我奶奶的不怕。我爺爺是個給地主扛長活出身的大老粗，戰爭年代也流過血負過傷的。他不僅敢打我的奶奶，還撅折過她的眼鏡腿兒。他的口頭禪是：“白天誰怕咱，晚上咱怕誰！”——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長大之後我才逐漸地弄清他這口頭語的含意，我不喜歡我的爺爺。有一回我讀到過一段有關丹麥女王瑪格麗特1972年登基的描寫：在王宮陽台上，站在瑪格麗特公主身邊的丹麥首相大聲喊了三遍：“國王已經去世，女王瑪格麗特二世萬歲！”聚集在王宮廣場的兩萬名丹麥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緒中。這時新女王的丈夫亨裏克來到陽台上，彬彬有禮地吻妻子的手，對她表示尊敬。這一事先並無安排的舉動感動了成千上萬的國民，他們把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標誌。這描寫令我想起了我的爺爺，儘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爺爺在人前人後實在是對她缺乏起碼的尊重。如果不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我會厭惡我爺爺終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衞兵小將到我家揪鬥我奶奶時，我爺爺將我奶奶護在身後，和那些小將大打出手。據一位目擊者回憶，當時我爺爺邪勁十足，只幾分鐘便將數十名小將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子。後來我爺爺就是因此被紅衞兵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帶、我一拳頭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説我爺爺是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會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卻能不假思索地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爺爺早死二十年，或許他也會被安葬在烈士陵園這蒼松翠柏之間的，他本來就和長眠在這裏的人們是一代人。也許這是我親近烈士陵園的另一個原因。有一回我聽説陵園管理處因為經濟效益不好（參觀者一向很少，門票才五毛錢一張），欲在園內闢出一塊地方開辦歌舞廳，頓覺怒火中燒。幸而此設想被陵園的上級主管——省民政廳及時否定，陵園才得以繼續一如既往地莊重和清靜。
當我來陵園的次數多了，我還發現這莊重和清靜吸引的不止我這樣的人。這個中午，我坐在墓碑前讀着一本閒書，有一男一女從我眼前走過。他們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他們與這園內的一切格格不入。女的20歲左右，身材臃腫，捲髮濕淋淋（保濕摩絲所致）地堆在耳邊；臉上塗抹着很厚的劣質化妝品；一條黑呢長裙，裙裾上綴着一些金屬亮片。男的30多歲，頭髮上明顯地蒙着塵土，穿一身棕色西服，拎着大哥大包，像來自鄉鎮。他們漸漸地走近了，一路説着話。我下意識地低頭把視線落在手中的書上，卻分外留意着他們的聲音。我聽見女的説，二十不行。男的説，門票和可樂還是我買的呢，再添五塊，二十五。女的説，五十二你也是做夢。男的説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臉。女的説那你別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還是跟着那女的，看來他是決心在價格上作些讓步的。
這一男一女，借了這裏的蒼松翠柏僻靜安寧，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談着皮肉生意。他們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盡頭停住腳猶豫着，像在選擇合適的交易地點，又彷彿價格還沒有最後談妥。過了一會兒，我抬頭向墓道盡頭張望，那裏沒了他們。又過了一會兒，我聽見身後一陣窸窸窣窣，我轉身向後看，原來那一男一女繞到了我身後的那條墓道上。藉着墓碑的遮攔，透過低垂的柏枝的縫隙，我看見這一男一女選擇了一塊枝葉掩映的墓基，在距我僅五六米的那塊地方，巴掌大的梧桐葉片幾乎將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後他們做了他們想要做的：在陽光下，在那座光潔柔潤的漢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將脖子上那根廉價的“一拉得”領帶轉到脖子後頭，便撲在女人身上。然後女人站起來數錢——大約比五十二要多，男人頭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領帶——轉向脖子後頭的領帶也沒顧得再扭到胸前來，這使他的背影顯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驚奇我居然能注意到這個細節，很久以後，當我看到街頭小商店掛着的那些“一拉得”領帶，還能清晰地想起那個領帶耷拉在後背上的髒頭髮男人。
我羞於將這件事説給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當時我若衝上去突然向他們大喝一聲該會有什麼結果。我千百次地想着衝上去，可生活中的我並不是衝上去的那種人，我不是我的爺爺。
那個中午，當那一男一女離開後，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麼人的墓。但是一種氣味和顏色阻止了我；不潔的，醜陋的，濁惡的……我堅信我嗅到了看見了它們，或者説我的皮膚先於我的視線嗅到了看見了墓上那濁惡的氣味和不潔的顏色——有科學證明皮膚不僅能嗅到氣味，也能看見顏色。我沒有立刻上前並非由於我有多麼高尚，是由於什麼呢？我只記牢瞭如林的墓體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專門來到那座漢白玉墓前讀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軍敵工部的女除奸科長，她是在五一大“掃蕩”中由於叛徒告密，被日本人從一堡壘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敵人挖去了她的雙眼和雙乳。她叫劉愛珍，犧牲時年僅22歲。為她撰寫碑文的人懷着對烈士的敬仰之情，運用了一些與碑文文風明顯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劉愛珍性格倔強且貌美時，還用了“大眼睛雙眼皮”這類的句子。但這沒有妨礙我對劉愛珍的欽佩，還有哀傷——每當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當我讀着劉愛珍的墓碑時，一個對我久已有過觀察的女人衝着我走過來。若不是這個女人，也許我會隔很長時間再來烈士陵園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腦子裏淡下去。可我認識了這個女人，並且出於某種原因，和她連着幾天在陵園裏會面。
這是春天的一個下午，我站在劉愛珍烈士的墓前，讀着她的英勇事蹟，讀着有關她“大眼睛雙眼皮”的描述，一個女人從墓地盡頭款款地向我走來。她身材高挑兒，穿一件長及腳踝的“97”歐洲款乳白色風衣，戴一副品牌為佐佐木系列的“十級方程式”太陽鏡，橢圓形的灰藍色鏡片把她的臉襯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動沒有運用時裝模特兒在T形台上誇張的貓步，但她行進在烈士墓道上的整個姿態，卻給人感覺她是行進在時裝展示會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卻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來，她並且在走到我跟前時停住，摘下太陽鏡順暢而肯定地叫了聲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識我的人那樣的叫法。但我不認識這個女人。
這女人站在我的對面，她説你不必懷疑自己的記憶力，你的確不認識我，可我知道你，也讀過你寫的幾本書。我知道作家協會在哪兒，還跟蹤過你幾回，知道你常來這兒，為此我買了烈士陵園的月票。她問我：“這兒埋着你親近的什麼人麼？”她説着，問着，一屁股坐在劉愛珍的墓上，從質地柔軟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裏拿出一包駱駝牌香煙，抽出一支用一隻細巧的狀若小號口紅的打火機點上，抽起來。“我只服‘駱駝’的味兒。”她説，“雖然這煙粗俗，在美國屬於搬運工那樣的勞動人民。”她一隻手很瀟灑地託着煙，兩隻眼有些神經質地然而決無惡意地看着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緻，指甲油是漆光淺豆沙色。她的舉着煙的那隻手的無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鑽戒，鑽石大似黃豆，在陽光下閃爍着泛青的錯綜複雜的鋒利光芒。她的指甲、鑽戒，與腕上那價值三萬塊錢的深灰色特種陶瓷錶帶環繞的方款永不磨損雷達表呼應成一種貴重不俗、可也談不上大雅的格調。她長得不難看，一時難以看準年齡，可能是42歲，也可能是28歲，或者是這兩個年齡之間的任何一種年歲。她留着齊肩的直長髮，發印由正中分開，頭髮順前額兩側垂下，清水掛麪式吧——在這個年齡留這種頭髮需要膽量和時間，不過看上去這兩樣她都不缺：時間和膽量。換另外與她同齡的人留這種髮式，可能會顯得十分萎靡蒼老。
我對這個陌生女人説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與她深談。我對被一個陌生人熟練地叫出名字有一種本能的提防，儘管她説了她是我的一個讀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煙之前的提問：“這兒埋着你親近的什麼人麼？”我對她説我只是隨便到這兒走走，她馬上對我説，她是決心要告訴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來和我會面的。她還説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訴我，這很不禮貌。她告訴我她叫韓桂心。在我聽來這名字不像瞎編的，但是用在這女人身上有點不老不少，似欠妥帖。當我知道她叫韓桂心時我們已經離開了劉愛珍的墓，我朝陵園大門的方向走着，一邊敷衍地問她想説什麼事情，一邊有意加快着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覺到，其實我對她——韓桂心的事情沒有興趣。她也隨我加快了步子，她説是這樣，是關於她殺過人的事。這話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職業性的）。她臉上閃現出瞬間的滿足。為了終於引起我注意，也為她在此情此景中製造的氣氛：墓地，跟蹤，殺人。她説她知道我和她一樣，是在這個城市出生；她還知道我奶奶做過這裏的市長。她問我上幼兒園時玩過滑梯麼，不等我回答她又説你肯定沒玩過，因為自從1958年以後這個城市所有的幼兒園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當時的市長——你奶奶頒佈的。知道為什麼要拆滑梯麼？韓桂心又問我，不等我張口她又説，拆除滑梯是因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兒園，一箇中班男生玩滑梯時不慎從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聽着韓桂心的講述，走着，不知不覺調轉頭離開大門的方向，又走到了劉愛珍烈士墓前。只見韓桂心很習慣地坐住墓體一角，又一次從麂皮手袋裏掏出一支“駱駝”點上。也許她這種坐法是出於無意，僅僅因為剛才她就坐過它。但我卻不打算讓她在這兒坐下去，我提議我們換一個地方説話，她馬上服從地站起來問我“去哪兒”，她説她特別高興我能對她提出建議，這説明我已經打算聽她的事情了。她不僅站了起來，還迫不及待地補充説1958年某日的那個下午，中班男生從滑梯上跌下去的時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後，她，韓桂心，當時5週歲，和那個男生是北京路幼兒園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許我的確對她的事情產生了興趣：1958年，北京路幼兒園，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長頒發的命令……這些句子於我並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兒園的孩子，不過比韓桂心晚幾年罷了。由此推算，她已年過40。我記得我上幼兒園時，園內的確沒有滑梯，後來我的確也聽説過，一個男生從滑梯上摔下來當場死亡，這是當年這座城市裏一個婦孺皆知的事件，特別當我奶奶頒佈了拆除全市幼兒園滑梯的命令，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繼在報紙上出現之後。我和同我一起入園的小朋友們都被阿姨領着，在園內參觀過曾經矗立着滑梯的那塊舊址。阿姨領我們參觀是要告誡我們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動。那時的我對滑梯這種東西的確產生過恐懼，但也有渴望，甚至應該説恐懼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長大成人。成年之後在一些遊樂場所我試着滑水、滑沙或滑別的什麼，我想這些運動帶給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帶給幼童的刺激，我為我終於補上了這幼年空缺的一課感到心滿意足。於是從前的一切遙遠了，我看重前邊的景觀。可是這位韓桂心，顯然她還陷在從前的死亡裏不能自拔。是因為她親眼所見，是因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邊的同班小朋友，還是因為——前邊她説了她殺過人？總之，我打算靜下心來聽聽韓桂心的講述，也許一切沒什麼意義，可又能壞到哪兒去呢？我想。
我引韓桂心離開劉愛珍的墓，我們來到正衝大門的一條寬闊的鵝卵石甬路上，在路邊的梧桐樹下，選了一把有着巴洛克風格的墨綠色鐵製長椅坐下來。韓桂心再次打開麂皮手袋，拿出一隻TRC55DM型號的三洋錄音機，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齊（餅乾似的）的微型錄音帶。她對我説你最好把我的話錄下來，用這個。她這種準備有序的行為使我有點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鑽入她的圈套。再者，她這種不顧對方習慣張口就要求錄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麼點自尊心。我對她説用不着，一般情況我不動用採訪器（我有意以此稱謂來蔑視她的“TRC55DM”）。但是韓桂心向我聲明説她不是一般情況，她請我錄音正是為了證明她的鄭重，她會為她的話負責。我於是作了讓步説，那麼我們明天開始談吧，明天我帶自己的工具來。
第二天上午我和韓桂心如約在老地方——那隻巴洛克風格的綠椅子上見面，我帶來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開，它記錄了韓桂心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