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要生個孩子可不那麼簡單。
我説這裏頭包含着一定的諷刺意味：有些人在他們性生活的最初幾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剛剛開始的時候，避孕套還正時興），後來卻又完全改變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確實會變得像着了魔一樣。而且這還會破壞婚後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渾樸。我是説，那就得把自己的念頭加以調節（“調節”這個倒黴的詞兒總叫人聯想到機器）——就得把魚水之歡的念頭調節到使之合乎各種規定、日程安排、以至戰略部署（“奧爾，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這，也就會引起苦惱、厭煩，最終造成恐怖。
當你發現你的皮毛知識以及你自以為既正規又衞生的種種努力在傳宗接代問題上不見效時，你腦海中就會出現極度可怕的胡思亂想。
詹尼和我終於決定請專家診斷一下。在第一次談話中，莫蒂默-謝潑德醫生對我説：“奧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與‘丈夫氣概’是兩碼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雖然我從未提起過，但詹尼心裏明白，萬一我們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對我將是毀滅性的打擊。她的語氣不是還隱約流露出一種祈求的意味嗎？如果查出機能不全的現象，她但願問題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過醫生並不知道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們解釋清楚，讓我們作好萬一的準備，然後又説，很可能我們倆都沒有問題，不久便能成為令人羨慕的父母。當然，我們倆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檢查。整套體檢，一應俱全。（我也不想把這類全面檢查一個個項目的可借名稱再在這裏説一遍。）
星期一我們做了檢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經在法律界幹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開交）。謝潑德醫生打電話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説是他的護士出了點差錯，有幾個項目他要重新檢查一下。詹尼把複查的事告訴我時，我就懷疑醫生已經發現她……機能不全。我想她也懷疑到了這一層。所謂護士出了差錯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託詞。
當謝潑德醫生打電話到喬納斯與馬什事務所來找我時，我幾乎已經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時順便到他的診所去一下。一聽這不是三邊談話（“今天早些時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談過了，”他説），我就確信無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雖然如此，奧利弗，先還是不要把話説得太死；記得謝潑德提到過好像有矯正手術之類的辦法。但我心裏亂得要命，要這樣硬捱到五點鐘可不是辦法。我回了個電話給謝潑德，問能不能讓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説可以。
“你弄清楚我們的事責任在誰了嗎？”我見面劈頭就問。
“用‘責任’兩字實在不妥當，奧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麼你可知道我們倆中間是誰的功能有問題？”
“知道。是詹尼。”
對此我多少有一點思想準備，但醫生説這話時斬釘截鐵的口氣仍然使我震驚。他不再説什麼，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個態。
“好吧，那麼我們就領養孩子。我看，只要我們相親相愛就好，你説對嗎？”
這時他才告訴我實情。
“奧利弗，問題比這要嚴重得多。詹厄已經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請你講明確一點好不好？”
“她已經為日無多了。”
“這不可能吧，”我説。
我就巴不得醫生對我説這是他跟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奧利弗，這是真的，”他説。“很抱歉，我不得不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我認定他準是出了什麼差錯——可能他那個白痴一樣的護士又拆了爛污，把別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麼檢查報告拿給他了。可是他懷着最大的同情回答説，詹尼的血樣已經重複驗過三次。診斷上絕對沒有問題。當然，他恐怕還得介紹我們——我——詹尼——去請教一位血液病專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揮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我需要安靜一會兒。一定要安靜下來理一理那一團亂麻。這時我猛然想起一件事來。
“大夫，你對詹尼是怎麼説的？”
“我説你們倆都沒有問題。”
“她相信嗎？”
“我想該相信吧。”
“咱們該什麼時候告訴她呢？”
“到了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這一步，我都快喘不過氣來了！
醫生解釋道，對於詹尼這種類型的白血病，現有的種種治療手段都純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點緩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這一步，主意就要我來拿了。治療的事暫緩開始倒也無妨。
但在那個時候，我腦子裏其實只有一個念頭：要命！要命！碰到了這樣的倒黴事兒！
“她才二十四歲呀！”我告訴醫生，當時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點點頭，絲毫沒有不耐煩的樣子。詹尼的年齡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這對我是多大的痛苦。後來我意識到總不能老是這樣在醫生的診所裏發呆。我就問他，該怎麼辦。就是説，我應該怎麼辦。他要我舉止言行儘可能保持常態，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謝過他以後就走了。
要保持常態！要保持常態！
十八
我開始想到上帝。
我是説，冥冥之中存在着一個最高主宰的想法，開始悄悄地潛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為上帝要這樣對待我——應該説，是這樣對待詹尼——而我心裏就恨不得對準他的面門飽以老拳，揍他一頓。不，當時我的那一種對神明的觀念恰恰與此相反。比方説，我早晨醒來看到詹尼在那裏，還在那裏，那時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讓我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讓我醒來還能看到詹尼弗。這話説來真不好意思，簡直太難為情了，但我確實希望如此。
我拚着命保持常態，所以準備早點等等的事我當然還是讓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頓見面嗎？”她問，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誰？”我問。
“六四屆的雷蒙德-斯特拉頓，”她説，“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對。我們約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説什麼，詹？”
“你還是去打你的壁球，預科生。我可不要一個不運動、光長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説，“那咱0］就到鬧市裏吃晚飯去。”
“幹嗎？”她問。
“你問‘幹嗎’是什麼意思？”我直着嗓門大叫，竭力擺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勢。“難道就不興我帶我的鬼婆娘下館子去吃頓飯？”
“她是誰，巴雷特？她叫什麼名字？”詹尼問。
“你説什麼？”
“你聽我説，”她解釋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帶老婆下館子，那準是跟別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來，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願意在我的早餐桌上聽你這種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實實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來。OK？”
“OK。”
我就告訴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許神人，位於何方——只要這個現狀能夠維持，我就甘願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裏。主啊，你聽見我的祈求沒有？你要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可以。
“是奧利弗嗎？”
“找我嗎，喬納斯先生？”
他一個電話把我叫到了他辦公室裏。
“你瞭解貝克事件嗎？”他問。
我當然瞭解。羅伯特-勒-貝克是《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那次他打算拍攝一個騷亂場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樣。喬納斯把這個案子列為事務所經辦的重點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頓，先生，”我對喬納斯説，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哈！）。
“我希望這案子由你去辦，奧利弗，”他説。
“就我一個？”我問。
“你可以帶一個年輕人作助手，”他説。
年輕人？事務所裏數我最年輕。不過我領會他這話裏的信息：奧利弗，儘管你的實際年齡還輕，可你已經是這個事務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們彼此彼此了，奧利弗。
“謝謝你，先生，”我説。
“你什麼時候可以去芝加哥？”他問。
我已經拿定主意不告訴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壓，決定由我獨個兒承擔。所以我向喬納斯老頭支支吾吾胡謅了幾句，究竟説了些什麼，我都已經記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説我覺得這陣子我不能離開紐約，希望他諒解。但我知道，對於這個顯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應，當時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喬納斯先生啊，喬納斯先生！你哪裏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個怪現象：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這該如何解釋呢？
逛第五街看櫥窗已經成了我的習慣。我盡望着那些討人喜歡卻又貴得嚇人的玩意兒，要是我不必裝模作樣保持……“常態”的話，我早就給詹尼弗買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幾個星期，現在她終於漸漸開始消瘦了。我是説，儘管只是稍微瘦了一點兒，她自己也許沒有覺察到，但是知道底細的我覺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櫥窗，看看班機廣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煩惱撇在一旁，飛往陽光燦爛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環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卻是淡季中的歐洲：倫敦的“購物遊”，巴黎的“戀人遊”……
“我的獎學金還要不要？我自出孃胎以來還沒去過的巴黎還去不去？”
“咱們的婚事還辦不辦？”
“誰説過要辦婚事啦？”
“我。是我這會兒在説。”
“你要跟我結婚？”
“對。”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個賒帳對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張“就餐俱樂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記單的虛線上把名字一簽，我就神氣十足地拿到了兩張去戀人天堂的飛機票（還是頭等的）。
我回到家裏，詹尼的臉色不好，有些白裏泛灰，但我希望我那個絕妙的主意能使她的雙頰添上些許血色。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説。
“準是你給炒了魷魚，”我的樂天派妻子猜道。
“不是變魚，是化成鳥上天，”我説着抽出兩張票。
“上了天一直飛，”我説。“明天晚上飛巴黎。”
“扯淡，奧利弗，”她説。但態度平和，一點沒有往常那種虛張聲勢的神氣。照她現在的口氣，好像還有點兒親暱的味道：“扯淡，奧利弗。”
“喂，能不能請你把‘扯淡’的含義説得明確些？”
“噯，奧利，”她柔聲説，“咱們可不能這樣胡來了。”
“胡來什麼呀？”我問。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斷她的話頭，我的口氣聽得出是在強顏歡笑。
“我還需要時間，”她繼續説，“這是你不可能給我的。”
我這才往她的眼睛裏仔細看去。那雙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狀的憂鬱。不過這種憂鬱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彷彿在説她心裏難受。是為我難受。
我們默默地站着，互相扶住。千萬千萬，要哭就讓我們倆一道哭吧。不過最好還是誰也不哭。
接着詹尼就都告訴了我，她説她一直覺得“渾身不帶勁兒”，所以又去找了謝潑德醫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攤牌：告訴我，我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於是他説了。
由於自己沒有盡到向她吐露真情的義務，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內疚之感。這點她理會到了，就故意説幾句無聊話。
“奧爾，他是個耶魯貨。”
“你説誰，詹？”
“阿克曼。那個血液病專家。一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本科和醫學院都在那裏畢的業。”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這段苦難的歷程中注入若干輕鬆的成分。
“至少他能讀能寫吧？”我問。
“那還要看，”奧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屆畢業生堆着笑臉説，“不過我看得出他能談。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談談。”
“這麼説那個耶魯貨醫生還很不錯咯，”我説。
“不錯，”她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