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下午，劉躍進穿着另一個人的衣服，裝扮成另一個人，蹲在十字街頭轉角處賣煮玉米。另一個人劉躍進沒有見過，嚴格告訴他，是個安徽人，高矮，胖瘦，臉上的黑，跟劉躍進差不多。其實模樣有些差別也沒啥，所有的裝扮為了哄騙一個人，為了對應一張照片，無人能分清照片上一個賣玉米的和另一個賣玉米者的細部；照片上，這個賣玉米的全身，只有豆粒大小，大體差不多就行了。何況，在這出戏裏，這個賣玉米的並不是主角；主角是賣白薯的，和挨着賣白薯的那個賣羊肉串的。嚴格的老婆瞿莉如來現場調查，盤問他們的可能性最大。賣玉米的只是照貓畫虎，以防萬一。劉躍進平生第一次裝扮別人，為了裝扮這個人，嚴格付給劉躍進五百塊錢。劉躍進接過錢，馬上入了戲，他問嚴格：“你説那人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一張口，説話穿幫了咋辦？”
嚴格一愣，覺得劉躍進説得有道理，這一點他沒想到；再一想，覺得劉躍進説得沒道理。人在照片上不會説話，這人是安徽人只有嚴格知道；待戲開場，瞿莉並不知道這人的來歷；嚴格又鬆了一口氣，對劉躍進説：“你該説河南話，還説河南話，關鍵是不要緊張。”
又交代：“不是主角，也不能掉以輕心；我老婆像黃鼠狼，有時候專咬病鴨子；不然我也不會把安徽人換下來。”
劉躍進點點頭，撇下安徽人，又問另一個問題，指指報紙上的圖片，又戳戳報紙背後：“給人找這麼大麻煩，照相的圖啥呢？錢？”
嚴格嘆口氣：“錢後頭，藏着一個字：恨。恨別人比自個兒過得好。”
劉躍進點點頭，明白了。圖片的遠景，有一新蓋的綜合商城；嚴格指着商城的樓頂：“該在這兒埋個狙擊手，‘嘣’地一聲，他腦袋就沒了。”
劉躍進還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和任保良提出的問題一樣，嚴格這麼大的老闆，出了這事，咋就不能敢做敢當呢？與一女的好了，還就好了；老婆知道了，也就知道了；和老婆離婚，跟那個唱歌的結婚不就完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幹嘛還費這麼大的勁，把生活重演一遍，去瞞哄老婆呢？在這一點上，嚴格還不如河南洛水“太平洋釀造公司”那個造假酒的李更生。李更生搶了劉躍進的老婆，倒是敢作敢為。但這話劉躍進沒敢問，只是想着各人有各人的難處；這麼大老闆，原來也為老婆的事犯愁。由此，劉躍進對嚴格產生了一絲同情。或者，兩人有些同病相憐。説是同病也不對，但在害怕揭開世界的真相上，兩人倒是相同的。
嚴格交代劉躍進不要緊張，待穿上那安徽人的衣服，劉躍進倒沒感到緊張，只是感到不舒服。不舒服不是不舒服裝扮另一個人，而是這安徽人的衣服有味兒。一眼就能看出，這身衣服是從夜市的地攤上買的二手貨；這身衣服，也不知經了幾茬人；有些餿，又有些狐臭。不知是哪茬人，在這衣服上留下的痕跡。衣服雖有味，但這安徽人的玉米卻煮得不錯。一個大鋼精鍋，座在一蜂窩煤爐子上；劉躍進一出攤，馬上有人來買。而且能看出，都是回頭客。可見賣一玉米，也能賣出名堂。劉躍進又佩服這安徽人。嚴格説這人膽小，一説話就哆嗦；劉躍進卻覺得，這個哆嗦的人，做事倒認真。劉躍進想着，待哪天自個兒跟任保良鬧翻了，也來賣玉米。劉躍進接手攤子時，嚴格交代得很清楚：“安徽人怎麼賣，你就怎麼賣，一切不要改樣。”
但劉躍進接手之後，馬上改了樣。別的樣子他沒改，只是改了玉米的價錢。煮好的甜玉米按穗賣，過去安徽人一穗玉米賣一塊錢，劉躍進接手之後，馬上改成了一塊一。劉躍進把在菜市場買菜的經驗，移植到了賣玉米上。一穗多出一毛錢，一百穗就多出十塊錢；不能替安徽人白忙活。有顧客掏錢時問：“不是一塊嗎？今兒咋改一塊一了？”
劉躍進：“昨兒懷柔下了一場冰雹，地裏的玉米全砸壞了，可不就一塊一了？”
人打量劉躍進：“咋改人了？”
劉躍進：“我弟昨兒晚喝大了，我是他表哥。”
但劉躍進埋頭賣了仨鐘頭玉米，嚴格的老婆瞿莉還沒露面，還沒來調查。看看天色，今天是不會來了。來不來，劉躍進倒不在意；五百塊錢的演出費已經掙到手了，鍋裏的玉米賣出一半，也有五六塊錢的賺頭；如果明天再演，明天再收演出費，明天再接着賺玉米的差價；就這麼天天演下去，劉躍進還發了呢。但劉躍進的夢想馬上破滅了。劉躍進正浮想聯翩，一輛“奔馳”緩緩開來，停在路邊；從車裏下來一胖女人。車的另一側，下來嚴格。劉躍進知道，鑼鼓點敲響了，大幕拉開了，戲開場了。嚴格的老婆胖雖胖，但能看出，年輕的時候並不胖；現在雖然身子走了形，臉也走了形，但仍有八分顏色。她左手牽着一條狗，右手握着一張報紙。這張報紙，就是劉躍進看過的登着女歌星和嚴格的報紙。劉躍進抖了抖精神，做好了上台的準備。
瞿莉下午四點從上海飛到北京。本來兩點該到，但上海有雷陣雨，飛機晚起飛倆鐘頭。瞿莉到上海是走孃家。本來她與孃家關係不好。瞿莉小時，與父親關係好，與母親關係不好；母親脾氣暴躁，動不動就打她；瞿莉有一妹妹，母親對妹妹卻不一樣，罵是罵過，從無動過手；可見脾氣也分對誰。家裏分成兩黨：父黨與母黨。但父黨弱，家裏是母黨的天下。上海人戀家，但瞿莉考大學，毅然考到北京，就是為了擺脱上海的母黨。瞿莉與嚴格結婚第二年，瞿莉的父親死了；瞿莉從此不再回上海。回上海，也不回孃家。
但近一年來，瞿莉開始走孃家，有時一月一走；連嚴格也不知道這變化從何而來，是瞿莉變了，還是她母親變了。但不管是誰，嚴格並不反對這變化；因瞿莉一走，北京就成了嚴格的天下，嚴格就可以放心約會女歌星和其他女人了。但嚴格不知道的是，瞿莉回上海，並不是為了走孃家，而是為了看心理醫生。瞿莉認為自己得了重度憂鬱症，只是揹着嚴格沒説。
瞿莉與嚴格結婚十二年了。頭五年，日子窮，兩人老鬧彆扭；那時瞿莉還文靜，與文靜的人鬧彆扭，皆是冷戰。五年後，日子富了，瞿莉變胖了，兩人再鬧，開始大吵大鬧。大吵大鬧五年，又不鬧了，又開始冷戰。這時的冷戰，就不同於過去的冷戰。冷戰中，瞿莉突然發現自己有病。有病不在身體，在心，似總在擔心什麼。既擔心嚴格變心，每天睡覺前，都偷偷到廁所檢查嚴格的內褲；又擔心自己；似又不是擔心他們兩人，而是擔心整個世界。周圍一發生變化，哪怕門口釘皮鞋的換了，或國家領導人變了，本來與她毫不相干，她都覺得世界亂了，全體不對勁。明顯是憂鬱症了。別人得憂鬱症，應該睡不着覺，應該憔悴和瘦，瞿莉倒天天睡不夠，越吃越胖。一煩心，就吃漢堡包。直到吃撐吃累，倒頭便睡着了。於是就看心理醫生。北京也有心理醫生，但上海人心眼小，得憂鬱症的更多，所以上海的心理醫生，又比北京高明；瞿莉還有一個想法，這憂鬱症雖得在現在，説不定和童年也有關係，和母親也有關係，在上海就地就醫，也接地氣；於是一個月一趟，飛上海看醫生。
別人看心理醫生解開了心結，瞿莉越看心理醫生，心結結得越大。給瞿莉看心理的醫生是個男的，浙江奉化人，和蔣介石是同鄉；三十多歲，也説浙江官話；但他沒鬍子，髮型、手指的舞動，像個同性戀。但他看別人心理，倒是入木三分；一樁樁一件件，由表及裏，由淺入深，透過現象看本質，説得頭頭是道。但他一開始也沒説中，也是針對現象説現象，直到半年之後，盤問出瞿莉與嚴格結婚十二年，流過三次產，一個孩子也沒保住，一切才豁然開朗。這蔣介石的小老鄉，翹着梅花指，微微點頭，用浙江官話説，這就對了，一切根源都在流產；和她的童年和母親倒沒關係。她擔心的不是嚴格，也不是自己，也不是整個世界，而是孩子。檢查嚴格的褲頭，是怕他跟別人生孩子；又開始與嚴格冷戰，做一個頭發，卻與周邊的美髮店吵了個遍，是在往外推卸責任；越吃越胖，是破罐子破摔。更進一步，根子也不在孩子，而是怕自己沒有孩子，將來的家產落到誰手裏。換句話説，是錢。
原因找到了，醫生豁然開朗了，瞿莉本也該開朗，但她沒開朗，反倒更憂鬱了。因為這根源她無法解決。本來對世界還沒有那麼擔心，現在反倒更加擔心了。本來擔心的是整個世界，經過醫生的幫助，倒漸漸落到了嚴格一個人身上。嚴格在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她都比以前留意。她也知道這種擔心和留意會使事情適得其反，也許她要的就是適得其反；想用適得其反，用爆發，用一個惡劣的最壞的結果，用殺人，用血流成河，來證明錯不在自己，把責任都推到對方和世界身上。過去擔心嚴格在外邊有人，現在嚴格在外邊沒人，她倒不放心；也許，嚴格在外邊搞的越多越好；越多，越能讓她的願望早日實現。
她這次去上海，本不是為看病，就是一個習慣；昨天，她北京的一個閨中密友，打電話告訴她，嚴格與女歌星的照片上了報紙。這閨中密友也是個富人的老婆，大胖子，密友感慨之下，有些興奮，又讓瞿莉看清了這密友的真面目。也是時刻盼着身邊朋友倒黴的人。也是心裏有病。但閨中密友不知道的是，瞿莉聽到這消息，並沒有沮喪，而是像密友一樣興奮；就像戰馬聞到了戰場和血的氣息，渾身的血液，立即沸騰起來。但她在電話裏，又故作沮喪的樣子，也讓閨中密友上了一當。可她準備引而不發，她要消受這苦膽和毒汁；火山積得越久，噴發出的火焰越壯觀。她從首都機場下了飛機，嚴格來接她，手裏拿着一張報紙，她知道嚴格是在欲蓋彌彰，搶佔這事的先機。待上了車，瞿莉抱上狗，嚴格打開報紙，讓她看照片。接着解釋：“你愛信不信，當時我買紅薯時，都沒留意她是誰。”
意圖這麼明顯，倒把瞿莉的火拱上來了。本不想上閨中密友的當，這時又上當了；本想引而不發，突然又發了。她説：“你緊張什麼？我到現場問一問，不就清楚了？”
嚴格：“昨兒的事兒了，誰還記得？”
瞿莉不理，讓司機徑直去照片上的街頭。但她這樣做，正好也上了嚴格的當。嚴格不是欲蓋彌彰，而是欲擒故縱；他盼的就是瞿莉去現場；瞿莉過去也去過別的現場，讓他提心吊膽；但這次與過去不同，這次經過周密佈置，他擔心他的戲白導了；他不是藉此否定這一件事，而想借此否定整個瞿莉。嚴格也入戲了，裝作不情願的樣子：“你愛看不看。”
隨瞿莉一塊來到了昨天的街頭。
劉躍進本來不緊張，看到瞿莉和嚴格下車，演出要開始了，劉躍進突然又有些緊張。畢竟過去沒演過戲，更沒演過生活。演生活，原來比演戲還難。讓劉躍進感到緊張的還有，他整天跟工地的民工在一起，大家都是下層人，説的是同樣的話，乾的是同樣的事，沒跟嚴格瞿莉這些有錢人打過交道，不知道他們整天干些啥，遇事會説啥話，自己這戲該怎麼接。瞿莉牽着狗，並沒有急着上去調查，而是由着狗的性兒，隨意在街角各個攤子前蹓躂。嚴格倒有些不耐煩，催她：“不信，你問賣烤白薯的。”
瞿莉沒去問烤白薯的，倒在其它攤前繼續蹓躂。但她恰好又上了嚴格的當。瞿莉蹓躂回劉躍進的鋼精鍋前，劉躍進像安徽人一樣，渾身開始哆嗦。瞿莉看劉躍進哆嗦，便停在劉躍進攤前，攤開報紙問：“師傅，昨兒看到這歌星了嗎？”
劉躍進説不出話來，哆嗦着點點頭。瞿莉好像很隨意地：“她幾個人來的？”
劉躍進磕巴：“倆。”
嚴格在瞿莉身後，嚇得臉都綠了。瞿莉：“哪個人是誰？”
劉躍進：“她媽。”
瞿莉一愣：“你咋知道是她媽？”
劉躍進：“我聽她説，‘媽，你先吃玉米，我去買塊紅薯。’”
瞿莉鬆了口氣。嚴格在瞿莉身後，也鬆了口氣，悄悄給劉躍進翹大拇哥。看似一個民工，還真能演戲。瞿莉問完劉躍進，不再問別人；就是問別人，有這良好的開端，嚴格也不怕；瞿莉牽着狗，轉身回到奔馳車旁。嚴格也跟了過來，似受了多大委屈，率先上了車，“嘭”地一聲，關上自己一側的車門。這時瞿莉對司機説：“等一下，我也買根玉米。”
牽着狗，又回到劉躍進攤前。問：“玉米多少錢一根？”
劉躍進這時不緊張了，還為剛才的緊張有些懊惱；原來演出這麼容易。這時開始放鬆，真成了一個賣玉米的：“一塊一。”
瞿莉扒拉着鍋裏的玉米，又似隨意問：“這歌星，是昨天上午來的，還是下午來的？”
這一問把劉躍進問懵了。沒有台詞提示，劉躍進只好隨機應變，順口答道：“上午，我剛出攤。”
瞿莉點點頭，笑了。劉躍進以為自己又演對了，也笑了。瞿莉挑了一穗玉米，掏出兩塊錢，遞給劉躍進：“不用找了。”
牽着狗，又回到車旁。劉躍進以為演出圓滿結束了，嚴格在車上也以為演出圓滿成功了；奔馳車在街上疾駛，瞿莉一直在埋頭啃玉米。嚴格還有些得理不饒人：“人家報上説的是吃飯不吃飯的事，你都能往男女關係上想，心術能叫正嗎？”
又説：“下次再這麼疑神疑鬼，我真跟你沒完。”
沒想到瞿莉猛地抬頭，將手裏的玉米，摔到嚴格臉上，把嚴格的眼鏡也摔掉了；腳下的狗也嚇了一跳，仰起脖子，“汪汪”叫起來。嚴格急了：“幹什麼，無理取鬧是不？”
瞿莉這時滿含淚水，指着報紙：“嚴格，下次你要騙人，還要仔細些。賣玉米的説是上午，看看你們身後的鐘表！”
嚴格從腳底下摸到眼鏡，戴上，看報，原來，全景圖片上，遠處那座綜合性商城，商城樓頂的犄角上，豎着一電子鐘；雖然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數字：17：3：56。嚴格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