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清早把詹尼安葬的。幸而是在清早，因為到下午一場特大的新英格蘭暴風雪襲來，一下子就變出了一個雪壘冰封的世界。
爸爸媽媽問我是不是就跟他們一起搭火車回波士頓去。我儘量做到不失禮數，客客氣氣回絕了。我一再推説菲利普少不了我，沒有了我他要垮下的。其實情況倒是正相反。我這輩子幾曾嘗過人世間的生離死別之痛，連傷心痛哭都還得要菲爾來教我呢。
“可要通通音信啊，”爸爸説。
“好，一定。”我跟他握過了手，又在媽媽面頰上親了親。列車就北去了。
卡維累裏家起初並不冷清。親親戚戚都不想把我們兩個就孤零零撂在家裏。不過他們終於還是一個個都走了——也難怪，大家都有個家庭，總得回家去吧。臨走時個個都讓菲爾作出了保證，鋪子要重新開張，生意要做起來。不幹這檔於事又幹什麼呢。他聽了總是點點頭，大概算是表示同意吧。
最後就剩了我們兩個，在屋裏乾坐着。我們根本就不用動一動，因為大家都沒忘記替我們在廚房裏備了許多吃的，色色齊全，都夠吃上個把月的。
眼前沒有了這些姑媽阿姨、遠近表親，沒有人來分散我的心思了，我感覺到禮儀這一劑麻藥在我身上產生的藥性也漸漸消失了。以前我只當自己這嚐到的就是傷心滋味。現在才知道那只是知覺麻木了而已。痛苦還才剛剛開始。
“嗨，你也該回紐約去了，”菲爾嘴上雖這麼説，那口氣聽來卻並不是很堅決。我也沒有對他提出“答辯”，其實他的糕點鋪子也不見得就已經開門營業。我只是説：“不行。除夕夜我在這兒克蘭斯頓還有個約會。”
“跟誰？”他問。
“跟你呀，”我答道。
“那倒也不錯，”他説，“不過跟你説好——到元旦早上你就回去。”
“OK，”我説。
“OK，”他説。
爸爸媽媽每天晚上都有電話打來。
“沒有，沒有什麼事，巴雷特太太，”菲爾在電話裏總是這樣對媽媽説的。媽媽顯然是在問可有什麼事需要她……幫忙的。
“請別費心，爸爸，沒什麼事，”輪到我，我總是這樣説。“我心領了。”
菲爾讓我看了一些“保密”的照片。當初詹尼下過最嚴格的命令，這些照片是絕對不許讓我看的。
“哎呀，菲爾，我戴着矯齒架的照片可説什麼也不能讓奧利弗看啊！”
“詹尼啊，可那時候你的樣子才逗人喜愛呢。”
“我現在還要逗人喜愛呢，”她的回答充分表現了她的詹尼性格。隨即又補上了一句：“娃娃時代的照片也一張都不能讓他看啊，菲爾。”
“可這又是為什麼？為什麼不能讓他看？”
“我不想讓奧利弗看到我那個胖娃兒樣。”
她們父女倆的這場快活的舌戰，叫我看得簡直出了神。其實當時我們已經結了婚，我也總不見得會因為她小時候戴過矯齒架，就提出要跟她離婚吧。
“嗨，這屋裏到底誰説了算？”我巴不得他們熱熱鬧鬧把嘴鬥下去，就問菲爾。
“你猜呢？”他笑笑説。結果照相簿沒有打開，就這樣又收了起來。
可今天我們看了。照片還真不少呢。
早期的照片張張都有個顯眼的人物，那就是菲利普的妻子特里薩-卡維累裏。
“她真像詹尼。”
“她長得可好了，”菲爾嘆了口氣説。
就在詹尼留下胖娃兒照之後、戴上矯齒架之前，中間看得出有個分野，從此照片裏便再也沒有了特里薩的身影。
“我真不該讓她晚上開車，”菲爾説話的神氣，好像她出車禍去世還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你是怎麼挺過來的呢？”我問。“你怎麼經受得住的？”我這樣問他其實可是為了自己，我想聽聽他是不是有什麼巧方兒可以供我借鑑，好撫慰撫慰我心靈的創傷。
“誰説我經受得住啦？”菲利普回答説。“不過我好歹膝下還有個小女兒……”
“對，是得要你照看……”
“哪兒呀，是她來照看我呵，”他説。
於是我就聽到了一些故事，在詹尼弗的一生事蹟中這些故事原本是歸入“背景材料”一類的。小女兒總是想盡辦法來照應爸爸，來減輕爸爸的悲痛。爸爸只好聽女兒的，由女兒來做飯。更要命的是，女兒從超市的雜誌上一知半解看來了菜譜，學着做出來的菜他還不能不硬着頭皮吃下去。一到星期三晚上，女兒就非要他照老規矩去跟一班老朋友玩上幾盤保齡球不可。總之女兒是千方百計總想使他快活起來。
“你一直沒有再結婚，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嗎，菲爾？”
“因為什麼呀？”
“因為詹尼的緣故，是吧？”
“哪兒呀。她倒是老纏着我，要我去找個老伴哩——還替我物色對象、安排約會哩！”
“真的？”
他點了點頭。“我不説瞎話，南起克蘭斯頓北到波託蓋①，凡是條件相當的意大利裔美國娘們，她全都給我介紹過，我敢説決漏不了一個。”
①羅德艾蘭州東北部的一個城鎮。
“可就是都看不上眼，是不是？”
“倒也不是，有幾位還是挺不錯的，”他説。他這話倒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有位里納爾迪女士，是詹尼念初中時的英語教師……”
“哦？”我應了一聲。
“她就挺不錯。我們來往過一陣子。她如今早嫁了人了。孩子都有了三個了。”
“我看你是根本沒打算想結婚，菲爾。”
他望着我，把頭搖搖。“我説奧利弗呀——這樣的好福氣我可是已經享受過一回了。我算是什麼東西，哪裏敢存這樣的妄想——常人一次都難得的好福氣，難道想要上帝賜給我兩次？”
説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開了，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感到有些後悔吧。
到了元旦那天，他簡直是連推帶搡逼着我乘上火車回家的。
“別忘了是你親口答應了的，得回去幹你的事了，”他説。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回他一句。
“於點兒事有好處哪。真的，奧利弗，好處真大着哪。”他的話説完，列車也就開動了。
菲爾的話説得有理。一頭扎進了人家的訴訟案子，我原先鬱積在心中的憤懣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泄。我原先總有那麼個感覺，總覺得自己彷彿受了誰的什麼委屈。是社會體制有問題！是天道有虧！因此我就覺得自己應當切切實實做一些事，去糾弊補偏。這樣我同意承辦的案子裏，屬於“錯案”性質的也愈來愈多了。要知道，當時我們的百花園裏穢草惡卉還是不在少數的。
由於“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384U.S.436）①的影響，我便成了個大忙人。從該案開始最高法院就確認了：對嫌疑犯務必先講清楚，在尚未清得律師的情況下他有權暫不回答問題。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還沒有請教過律師，便給匆匆押上法庭審理結案了——我一想起來就激動，真為這些人憤憤不平。利羅伊-西格就是一個例子：我通過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承接下他的案子時，他早就給關在阿蒂卡②了。
①這是美國司法史上的一個著名判例，1966年由沃倫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作出判決。
②阿蒂卡：指紐約州的阿蒂卡監獄。
這位利羅伊老兄當初之被定罪，依據的是有他簽字的一紙供狀，其實那是經過了長時間的審訊以後，被警方以巧妙的手法套取了去的。（他們也真有辦法——可這是不是合法呢？）他簽下名字的時候，也不清楚這個字簽下去分量有多重，他只求簽了字就能讓他闔會兒眼。他的案子一經提出複審，當時就成了援用“米蘭達”案判例的紐約幾宗大案之一。結果我們終於使他得以出了班房。算是討回了一點公道。
“真謝謝你啊，老兄，”他謝過了我，就轉過身去吻他熱淚盈眶的妻子。
“不要大激動了，”我應了一聲也就走了——我又不能叫利羅伊-西格把快樂分一點給我。再説，他到底還有個老婆呢。而且，話又得説回來，我們律師私下行話中的所謂“冤包子”，天下也實在太多了。
再如桑迪-韋伯也是一個例子。他是跟徵兵局打的官司，為的是出於信仰原因，他要求援例免服兵役。徵兵局覺得事情難辦。桑迪如果是教友派倒也罷了①，可他又不是，所以很難證明他不肯去打仗原因不在於怕死，而是出於他“根深蒂固的信仰”。儘管他明知官司打起來吉凶難卜，桑迪卻還是情願留下來打這場官司，怎麼也不肯逃到加拿大會。他要表明自己是對得起良心的。自己是堅決主張非暴力的。為了他他的女朋友都快急死了。他有個朋友就在劉易斯堡②坐班房，那日子才不好過呢。因此他的女朋友就勸他：我們還是逃到蒙特利爾去吧。他卻説：我要留下來戰鬥。
①教友派，又稱公誼會或貴格會，為基督教新教教派之一。創始人福克斯勸誡會徒向“主”祈禱時須作顫粟狀，故會徒被稱作貴格（顫慄者）。該教派反對一切戰爭和暴力，在美國規定教友派成員可以免服兵役。
②在賓夕法尼亞州中部，該處有一聯邦監獄。
我們戰鬥了。第一次官司沒打贏。我們又提出上訴，這一次到底勝訴了。雖説他還得去一家醫院裏洗上三年碗碟，他卻樂意得不得了。
“你真神哪！”桑迪和他的女朋友唱着這麼句歌兒，一齊來跟我擁抱。我回了他們一句：“堅定信心就是勝利，”就一邁腿走了，這屠尤偉業還有待我去擴大戰果呢。我也回頭看過他們一眼，見他們倆在人行道上簡直跳起舞來了。可我就是笑不起來。
唉，我心頭只覺得憤懣難言。
我就埋頭工作，總是能幹到多晚就幹到多晚。我真不願意下班回家。也不知怎麼，家裏似乎什麼都會浮現出詹尼的影子。就比如那架鋼琴。還有她那些書。我倆一道挑選的那套傢俱。真的，我心裏甚至還掠過了一絲想搬家的念頭。好在我總要老晚才回到家裏，搬不搬家暫時好像也無所謂。漸漸地，一個人在冷清清的廚房裏獨自吃飯我慣了，一個人聽錄音帶聽到夜深我也慣了——不過詹尼的那張讀書專用椅我是從來不去坐的。我甚至還自己摸索出了一些門道兒，在我們那張空蕩蕩的大牀上我也勉強睡得着覺了。所以心裏也就覺得不是非搬家不可了。
可是有一天我打開了一扇櫥門，情況就起了突變。
那是詹尼的衣櫥，本來我是從來不去碰一碰的，可是那天也不知怎麼，我卻糊里糊塗打開了這衣櫥門。一眼就看見了她的衣服。詹尼的連衫裙，短上衣，領巾披巾，全在那兒。還有羊毛衫——裏邊有一件還是她中學時代穿的老古董呢，儘管早已穿得都快爛了，她卻一直捨不得丟掉，在家裏還常穿的。一櫥的衣服都在，可就是詹尼不在了。怔怔地瞅着這些遺物，綢的毛的好大一堆，我也真説不上心頭到底是個什麼滋味。反正總依稀有這麼個嚮往吧：我要是去把那件老古董羊毛衫摸一下，是不是就能沾到一點詹尼的嬌軀散落下的屑屑粒粒呢？
我把櫥門一關，從此再也沒有去開過。
兩個星期以後，菲利普-卡維累裏悄悄來收拾起詹尼的東西，一股腦兒都拿了去。嘴裏還兀自咕噥，説是天主教會里有個專門幫助窮人的機構，裏邊的人他認識。他借來了一輛送麪包的卡車，好把東西運到克蘭斯頓去，臨走一本正經向我道別：“你要再不搬家，我今後就不來看你了。”
説來也怪。屋裏凡能引得我睹物思人的種種東西一旦被他席捲而去以後，我不出一個星期就找到了一套新的住房。新居面積不大，更有點牢房的味道（記得嗎，紐約凡是底層的屋子窗上都是釘了鐵條的）。那其實倒是一幢上等的住宅，正房住的是一位劇院的闊老闆，我住的則是半嵌在地下的底層，比起正房來就要差點兒了。他家的漂亮大門門把兒金光鋥亮，不過好在要進他的家門得上一列台階，所以去他家胡天胡帝的人再多，也打擾不到我。而且我這新居離上班的地點要比以前近多了，到中央公園更是幾步路就到。種種跡象顯然表明，我心靈的創痛看來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平復了。
可是我的心裏總還揣着一大塊心病。
儘管我這新居四壁都掛上了新的裝飾畫兒，連牀也換了一張簇新的，儘管朋友見了我説“老兄，氣色不錯啊”的也愈來愈多了，可是其實我還一直暗暗藏着我那亡妻詹尼的一樣遺物。
家裏寫字枱最下面的一個抽屜裏，我還藏着詹尼的眼鏡。而且不是一副，我把兩副全藏在那兒。因為我只要對她的眼鏡看上一眼，就會想起當初透過鏡片便能把我一眼看透的那一對可愛的眼睛。
不過除了這一點以外，在其他方面我還是蠻不錯的。所以見到我的人，也個個都毫不猶豫地説我蠻不錯了。
“你好，我叫菲爾。我是個烤糕餅的迷。”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聽他這樣趕時髦説這個“迷”字，人家真會當他烤蛋糕是一種業餘愛好，不會想到他可是靠這個手藝吃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