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怪人的問題在於，只要你表現得稍顯正常，大家便都注意到了。
因此兩週後，當我5點30分離開實驗室，説要到第二天才回去時，人們就開始嚼舌頭了。
實際上，那天早上我頭髮理得比較像樣地走進實驗室時就已經埋下了禍根。既不開醫學會，又沒有從華盛頓來的客人，老闆幹嗎要在看來無緣無故的情況下收拾得整齊像樣？
具體情況我甚至連秘書寶拉都沒有告訴，僅僅讓她記下那晚“晚餐，7點半”，然後要她自己記住提醒我“帶上玩偶”。
我在非洲最後的日子裏曾在附近的村子裏到處轉悠，尋找手工藝人（我現在才知道他們是最棒的）購買——有時定做——當地各式各樣人物的小人像，好在回國後懷念他們時拿出來看看，回憶他們是什麼人，和我的關係等。
我看着我厄立特里亞的微型居民，想從中為埃維的女兒們挑選禮物。
一開始我想給她們帶去和她們同齡的女孩子的小模型，但最後我挑了我最珍愛的兩個：兩個老音樂家演奏當地的樂器，一個是一種鼓，另一個是一把長脖子提琴。（這兩個音樂家和艾達聖誕節聚會上的音樂家一模一樣。）
我決定不給埃維小人像，一開始我並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為我不願意她成為我已經留在了身後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只是給她帶了花去。我記得她喜歡水仙花。
“東卡內基廳”真是名不虛傳。進門時我認出了一個著名的鋼琴家和他的妻子，顯然正要去一個音樂會（不是他演出，否則他會走得早得多）。開電梯的意大利人在把客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時不停嘴地大談音樂，對我也是如此，他立刻就認為我是某種大師。
當他得知我的目的地後，他宣稱約瑟夫森太太是個“可愛的女士，出色的音樂家，但最重要的是：一個了不起的母親”。（他是把自已經過深思熟慮的對這裏居民的判斷一律提供給所有的客人，還是説埃維很特殊？他還説，“我的妻子也是個優秀的母親，不過遺憾的是她不會樂器”。）
對他來説，遺憾的是我們終於來到了埃維的樓層。
從她鄰居的公寓裏傳出了演奏拉赫馬尼諾夫①的《第三鋼琴協奏曲》的樂聲，這毫不令人奇怪。但當時引起我注意的是從埃維門下飄出來的西紅柿和大蒜的刺鼻香氣。
①拉赫馬尼諾夫（1873-1943），20世紀最著名的俄國作曲家、鋼琴家兼指揮，俄羅斯浪漫主義傳統的最後一位偉大倡導者。
由於某種奇怪的原因，這給了我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家中烹調的晚餐，不是飯館或微波爐晚餐，而正在等待着我加入到她們中去的是一個真正的家庭。
戴比打開了前門，告訴我她媽媽因為開系教師會耽誤了，幾分鐘前剛到家。
“你能過一會兒再來嗎？”她好心地建議道，“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呢。”
“戴比，”埃維不滿地大聲喊道，“馬上帶馬修到廚房來。”
“你好，”飛走進廚房時她微笑道，“正如女招待領班剛才對你説的那樣，我有點晚了。你能把那瓶意大利幹葡萄酒打開嗎？”
莉莉往碗裏刮乾酪絲的時候，埃維把麪糰放進濾器裏。她的圍裙遮在一條樸素但使人增色的連衣裙上，我肯定她上課時穿的不是這件衣服。房間裏充滿了引起聯想的各種氣味，使我想起了我們很久以前的學生生活，那時我們常自己做晚飯，然後演奏直到半夜。
我們彼此吻了吻面頰。我覺得莉莉可能不喜歡這種公開表示感情的做法，但我也感到戴比會喜歡。當我慈父般地拍拍她的頭髮時，她紅着臉的微笑似乎證明了這一點。
當女孩子們在廚房的桌子上放好餐具後，我拿出了禮物。她們打開包裝，完全給迷住了。晚飯時這幾乎成了唯一的話題。
我講給她們聽阿迪蘇瑪的事，我的記憶和6年前同樣生動，因為一切仍活在我心中：那些等了一夜（有時還要久）的病人的長不見尾的隊伍，而醫生往往只能給他們一眨眼的工夫（當時我們稱之為“飛行診斷”）；那犧牲了國內輕鬆舒適的工作去幫助飢餓、乾旱和內戰的受害者的一羣無私的人們；以及永遠改變了我的態度的——如坐下來吃這樣一頓飯時的內疚感——更為深刻的經歷。
她們是兩個很乖的孩子，無論是上菜或收拾桌子都不讓媽媽動一個手指頭。可是她們卻公然無視媽媽明明白白的要她們回屋去做作業的要求。埃維不得不下命令了：
“我認為你們兩位女士最好還是去做作業，不然就不給你們打電話的時間了。”
在這一威脅之下，兩個人全都離開了，雖然戴比很不情願地拖延着，要求媽媽允許她“你們開始演奏時”回來聽。
“沒人説過要演奏，”埃維稍帶窘意地反駁説，“馬修一天很累了，也許只想坐下來放鬆放鬆。”
為了強調話已説完，她轉向我問道：“你每天幾點鐘開始在醫院上班？”
對我來説，這是個舒服得多的話題。
“實際上我有時候整晚都呆在實驗室裏。”
我性格中的這個毛病卻錯誤地給了孩子們深刻的印象。
“你是説你根本不睡覺嗎？”莉莉圓睜着兩眼問道。
“啊，我總能縮在沙發上睡上一會兒的。”我很快解釋道。
“是不是因為這個你才沒有結婚？”戴比天真地問道。
埃維的臉紅得像救火車一般。她擺出媽媽的架子説：
“夠了，小姐，現在你正式被通知離開這裏。”
“好吧，希望待會兒再見。”
“天哪，她們真可愛。”我大聲笑了起來，要不是埃維臉上的紅暈消退了，我的誇獎會長得多。“沒有她們羅傑怎麼受得了？”
“啊，他受得了，”她答道，沒有去掩飾她的不快，“我認為他甚至把他在遠東的巡迴演出安排在她們的假期之中，以使她們決不可能飛過去和他——更確切地説是和他們在一起。你可能已經猜到了，卡門不是我最喜歡的那類人。信不信由你，她自己有3個孩子，她小心謹慎地不去照顧他們。不過，話又説回來，你是知道藝術家的脾氣的。”
“我很難過，埃維，”我同情地説，“這對你或孩子們都不公平。我是説，你也應該有機會去巡迴演出。”
“也許等女兒們長大了以後。我只能等待。好了，現在該談談你了——我們知道了你醫學上的業績，告訴我在音樂方面你在做些什麼。”
我沒有抱任何幻想而來，我知道不可避免地會提到這個問題。畢竟，音樂曾經是聯結我們的紐帶，我們間的共同語言。難道兩條魚能夠在一起交談而永遠不提水嗎？
儘管我考慮過這個問題，其實還花了許多個小時一門心思地琢磨如何對她講我音樂上的（我能稱它為什麼呢？）失落，但卻始終沒能找到恰當的字眼來表達。我能給她什麼樣的合理解釋呢？槍擊後的精神創傷？根據我諮詢過的心理分析研究，這個説法表面上是講得通的。但我的情況是這樣的嗎？
此外，我和西爾維亞的關係所留下的幽靈般的陰影，我還能繼續避而不談多長時間呢？今天我這個樣子正是它造成的呀。
或者更確切地説，它使得我不是別的樣子。
我從未向任何人袒露過。只有現在，在我向她敞開心扉的時候我才開始明白，這麼多年來我生活於其中的痛苦的沉默的全部含義。
在交談過程中我也意識到，埃維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我能與之坦述這一切的人。
我從瑞士小鎮上的那個下午説起。
“上帝呀，馬特，”她聽後同情地低聲説道，“那一定是個毀滅性的打擊。你怎麼受得了啊？”
從那以後的這些年裏，有多少次我對自己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當我意識到我失去了音樂方面的能力的最初那一刻，我是如何承受住的？
沉默良久以後她説：
“貝多芬。這使我想到了貝多芬。但是儘管他聽不見了，他仍能作曲。他能創造出《歡樂頌》，能在自己的頭腦裏聽到歌唱它的聲音。你一定感到自己失音了。”
“埃維，請你不要太誇張。我並不是個天才。世界並不因為少了我而貧乏一些。”
“但是你卻貧乏了啊，馬特。”她説，聲音中充滿了理解的同情，彷彿她的話是從我的心中説出來的。
我們沉默了好幾分鐘，然後她真摯地看着我説：“請把一切都告訴我吧，馬特，不要怕。”
我們一直談到深夜，談到西爾維亞，談到巴黎，談到非洲，然後是她的完全消失。
埃維不聲不響地聽着。
當我終於説完以後，她凝視着我，然後説：“你仍然在愛着她。”
“我也不知道。我想她仍然是我精神上的一個存在。”
“在所有的時間裏？”
“當然不是。有時出現。比如當我聽到一隻曾為她彈過的曲子。嘿，我説，現在這已經沒什麼了。”
“聽你説來我得到的印象可不是如此，”她關切地答道，“見鬼，馬修，這麼久了，你為什麼仍在戀着那一切？我的意思是，你相信她會想到你嗎？”
“我不知道。”我支吾道。然後我説：“不太可能。”最後我説：“當然不會。根本不會。”
“你可以打賭她不會，”埃維生氣地説，“看在上帝的分上，音樂是你生命中的靈魂，你怎麼可以讓她偷去你的靈魂？”
我無言以對，她仍抓住不放。
“説呀，馬特。這是我，你的老朋友埃維。看着我的眼睛，對我説你可以忍受沒有音樂的生活。”
我怎麼能對她説我不能？她是不是已經看出來了？
她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説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説，這是她能夠想像的最可怕的事了。
我提醒她説，我是個醫生。
“但你照樣還是個藝術家。”她動情地答道。
“謝謝了，”我喃喃道，“這話出自你口，對我很有意義。”
她想了片刻後問道：“從那次以後你試過嗎？我是説甚至彈彈像《G調小步舞曲》這樣簡單的東西？”
“埃維，全沒有了，每一個音符都不存在了，連樂句中的休止符都沒有了。我已經多多少少地習慣了。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醫生我拯救了生命。這是一種殊榮。請相信我，如果我必須選擇的話……”
“可是你為什麼需要選擇呢，馬修？為什麼你要受到這樣的懲罰？”
現在我又有點後悔把一切告訴了她。
然而在內心深處，我知道如果我們沒有重逢，這種局面維持不了多久我就會垮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