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西爾維亞和我整天都是哈欠不斷。整個上午弗朗索瓦都企圖捕捉住我的目光，但我都巧妙地躲過了他的眼睛。讓他得出令他感到高興的隨便什麼結論吧。
至於達歷山德羅大夫嘛，她又回覆了女教師般的偽裝，一點口風也不露。
我覺得看見她偷偷向我笑了一笑，但這也可能是我一廂情願的希望。我等不及地想要和她説話。
來講斑疹傷寒的客座教師，著名的薩爾貝特里醫院的讓·米歇爾·戈特列布大夫專門研究“古老的疾病”——那些大多數人認為早已從地球上消滅了的病，比如説天花、鼠疫或麻風病。但在非洲和印度，仍有成百上千萬的人患這些病。
不僅如此，他和藹地提醒我們説，就在我們舒舒服服地在巴黎聊天的時候，世界上得結核病的人數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
如果我曾對自己參加國際醫療隊的決定有過任何懷疑的話，那麼戈特列布就是一個活生生的、雄辯性的再肯定。我以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醫生，但我一輩子還沒有醫治過一個天花病例。我在美國醫治過的最窮的、靠福利救濟看病的病人也都進行過預防接種。而且，除了一對危地馬拉來的非法移民夫妻的嬰兒之外，我還沒有見過別的小兒麻痹症患者。
《獨立宣言》可以認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世界上，可悲的事實是，除了工業化國家之外，我們的星球上有無數最貧窮的人得不到人的最基本的健康權。
我認為，正是這一點使我對於有可能在第三世界使用我的技術感到如此地驕傲。在這裏，我們不僅可以治好在過去會因缺乏醫療而死亡的病人，而且還能帶去預防接種這樣的預防性醫療的奇蹟。這是被從詹納①到喬納斯·索爾克③等科學家在百年間發現而至今尚未應用於他們的技術。
①詹納，愛德華·詹納（1749-1823），英國醫生，牛痘接種法的首創人。
②索爾克（1914-），美國醫生，醫學研究者，成功研製出小兒麻痹症疫苗。
在被縮得特別短的午餐時間裏，西爾維亞和我沒有加入到那些圍着戈特列市打轉的。勤奮好學的、要把他擠乾的人羣之中。
“報告聽得過癮嗎？”
“非常過癮，”她微笑着説，“幸虧昨晚我是和一個對斑疹傷寒的最新研究十分了解的年輕醫生一起度過的。”
我正要問她今晚有什麼打算時，弗朗索瓦已把教鞭在地上敲得砰砰直響，命令我們馬上繼續工作。
這樣，我便只好整個下午忍受着各種各樣希奇古怪的細菌，直到得知自己命運的時刻的到來。
戈特列布教授5點整時結束了報告，祝我們大家好運氣。
我正整理着一整天記下的一大堆筆記時，西爾維亞走上前來，很隨便地把胳膊往我肩膀上一放，問道：“你今晚給我彈琴好嗎？我保證彈完琴以後一定學習。”
“有一個條件，”我提出要求道，“中間我請你吃晚飯。”
“那不是條件，而是享受。咱們什麼時候見？”
“7點在旅館大廳裏。”
“好。穿什麼樣的衣服？”
“非常漂亮的，”我迅速答道，“回頭見。”
她像向好友告別那樣向後對我擺了擺手，便加入到了那羣等着她一起回去的崇拜者之中。
那晚當我看見她的時候，我不敢肯定她有沒有換過裝，但仔細一看，我注意到她穿的牛仔褲是黑的而不是藍的，T恤衫上沒有公司的標識，而且似乎更貼身。根據她的標準，她算是戴了首飾了：一條小小的珍珠項鍊。
我自己的衣着改善成了一件當天下午在拉菲特商場買的淺藍色套頭衫。
吻過我的兩頰之後，她立刻問我是否記得帶上我們的功課。我指指我的航空手提包，表示裏面不是我的髒衣服。
我們走出門口時，她平淡地説道：“我定好了盧德夏飯店。”
“很抱歉，”我維護着自己的獨立，申明道，“我已經在小鋅館定好座位了。我告訴過你今晚是我——”
“沒矛盾，馬修，飯店只是為你的音樂會定的。”
什麼？全區第一流的飯店？我真不知道該感到得意還是生氣，但我決定先不做判斷。我拉着她的手向拉斯柏伊大道走去。
但當我們走進那豪華的大廳時，我開始感到明顯的不自在，而在走進那高大、有着無數鏡子、另一端放着一架蓋子敞開的大鋼琴的舞廳時，我簡直嚇壞了。
“你是不是也租好了聽眾？”我半開玩笑地問道。
“別傻了。而且我也並沒有‘租’下這地方。”
“你是説我們是私闖進來的？”
“不是。我只是給飯店經理打了個電話，很客氣地請求他准許。他一聽説你是誰，馬上就答應了。”
“我是誰呢？”
“國際醫療隊裏一個熱情的鋼琴家，就要去到國外一個離最近的鋼琴也有好幾千英里的地方。你的獻身精神使他十分感動。”
我的心情從小調①轉成了大調。我真的覺得非常榮幸，突然間充滿了要在那架鋼琴上彈它個淋漓盡致的慾望。
①小調，西方音樂中小調多為悲傷的，憂鬱的，哀怨的。
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放着個托盤，上面有一瓶白葡萄酒和兩隻酒杯。
“你叫的？”我問道。
她搖搖頭，看了看説：“有張卡。”
我打開封套念道：
親愛的醫生們：
祝你們音樂之夜快樂，望你們知道，到處人們都欽佩你們為世界上不
幸的人所帶去的“和諧”。
祝二位旅途愉快。
經理路易斯·貝熱龍
“你對他説什麼了，西爾維亞？説我是阿爾伯特·施韋策①嗎？”
她大笑。
①施韋策（1875-1965），德國神學家，哲學家，風琴家，赤道非洲的傳教醫生。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是什麼使你認為你不是？”
“你很快就會知道的。”
我坐了下來，手指開始在鍵盤上跳動起來。模型鍵盤看來挺起作用。
“嘿，”我快活地説道，“這架琴剛剛調過音。”
我那唯一的聽眾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舒服地坐好以後，我開始彈巴赫的《降B調第對號序曲》——表面看來非常容易的一隻曲子，可以很好地熱身而不會出問題。除了4小節之外，這位大師每隻手同時只用一個音符，但其特點是，那正是最恰當的一個音符。
當我剛把手放在琴鍵上的時候，我感到一陣顫慄。我已經快有3個星期沒有碰過鋼琴了，有着重新與之結合的幾乎是肉體上的慾望。我原來還沒有意識到鋼琴是我生命中多麼重要的一部分。
彈着彈着，我的存在越來越變成了音樂的一部分。
我事先並沒有考慮好演奏的曲目，就讓自己的心靈指揮雙手。在那一刻，它們很想探索莫扎特的《K457號C小調奏鳴曲》。我感到極為輕快，奏起了樂曲開始那清新有力的八度和音。
我完全浸沉其中，忘記了西爾維亞的存在。漸漸地，我不再是個演奏者，而成了一個聽眾——聽着另一個人的演奏。
這隻曲子很容易被誤認為是貝多芬的：有力而感人，包含着一種超越塵世的痛苦。
徐緩樂章彈到一半時，我已完全迷失了自我，像只在星際漂浮的宇宙飛船。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我覺得自己慢慢地恢復了知覺，意識到了周圍的一切。我再一次支配了音樂，以剋制的激情彈完最後幾個音符。我聽任自己的頭垂了下去，感情已完全消耗盡了。
我不知道西爾維亞感覺如何，但我覺得快活極了。
她一句話也沒有説，而是走了過來，兩隻手捧着我的臉，吻了吻我的額頭。
幾分鐘以後，我們向飯館走去。這時，聖米歇爾大道已是一片黑暗。歡聲笑語，這最富於人情味的音樂，從餐館和咖啡廳流人大街。然而她仍然沒有發表一個字的評論。
我們在樓下陳列的海味中挑選出要吃的東西以後，就走到樓上，侍者給我們開了一瓶家常紅葡萄酒。西爾維亞端起酒杯，但沒有喝酒。她似乎陷入了沉思。終於她開始笨拙地説道：
“馬修，我不知道該怎麼説。我來自一個金錢可以買到一切的世界，”她停頓了一下，然後身子俯過桌面，帶着火一般的激情説，“除了你剛才的演奏。”
我不知該怎樣回答。
“你彈得像天使一樣。你可以成為職業鋼琴家。”
“不對，”我糾正她道，“我是個不折不扣的業餘愛好者。”
“可是你本來是可能成為一個職業鋼琴家的。”
我聳了聳肩。“也許會，也許不會。關鍵是，一個得了肺病的孩子，你要給他彈巴赫，就得讓他的健康恢復到能聽才行。我是説，咱們就是因此才要到厄立特里亞去的，不是嗎？”
“當然，”她微帶躊躇地説，“只不過我覺得——我是説——你似乎可以有很多的機會。”
突然我感覺到，在生活中邁出這樣重大的一步，她的心情很矛盾。也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要去的地方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對法瑪公司及其產品一無所知的地方之一。
等我們在弗洛爾咖啡廳的一張桌子旁開始工作的時候，已經是回回點了。我們要了咖啡，開始看第二天要學的疾病。
弗朗索瓦總是在後面的一個小間裏接待仰慕者。這時他向我們走過來，看看我們在幹什麼。我們應該想到這一點的。
他看了一眼我們的材料，然後裝出蔑視的神氣對我説：“你可真叫我失望，馬修。”
“你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如果我和一個像達歷山德羅女士這樣漂亮的姑娘約會，我是不會把時間浪費在研究流行病學上的。”
“一邊去，弗朗索瓦。”西爾維亞裝作生氣地説。
他退了回去。
我們花了將近兩個小時才把第二天那些複雜的材料看完一遍，裏面還包括許多數據。
西爾維亞終於宣佈説我們準備好了。“咱們要不要換上一杯脱咖啡因的咖啡，然後再喝杯睡前酒？”
“當然，為什麼不呢？何況這次輪到你付賬了。”
這是很長的一晚，令人興奮，可也很累。我盼望能抱着枕頭睡覺了。
“我剛想起來一件事，”我們正收拾東西的時候西爾維亞説道，“公司日本部的經理剛送給我爸爸一隻很小的新錄音機。你可以錄幾盤磁帶，我們好帶到阿斯馬拉去聽。”
“我有個更好的主意，”我回答説，“既然將來我們的錢沒什麼用，咱們幹嗎不買點真正的演奏家的磁帶，比如説阿什肯納齊①或丹尼爾·巴倫波姆的？”
①阿什肯納齊（1937-），鋼琴家，指揮，生於蘇聯，後來入冰島籍。
“我喜歡你的演奏。”她堅持説。
“你還是儘量改掉這個習慣吧。”我勸她説。
我們離開了咖啡廳，開始慢慢走回旅館。
“你最初是怎麼開始的？”她問道，“我是指彈鋼琴。”
“你要我長説還是短説？”
“我不急。讓我帶你去麪包房，我們可以給自己買點早餐，怎樣？”
我小的時候總是幻想爸爸會來參加一次學校的運動會，在百碼短跑裏勝過所有別的爸爸。不用説，這事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比賽的那天他總會“有點不舒服”。
有的時候他也會蹣跚地來到學校露個面，不過那時他就會作為個旁觀者迷迷糊糊地坐在一邊，不時拿出隨身帶的小酒瓶偷偷喝上一口。因此，直到有一天上午在學校的操場上偶然看見他在校門口時為止，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積極地使用體力。那天他好像是去找我弟弟的算術老師波特先生。
我正全神貫注在打半場籃球，突然聽見湯米·斯特德曼大聲喊道：“天哪，希勒，你爸真了不起。”
我突然感到一陣毫無道理的激動。我以前從沒有為父親感到驕傲過。遺憾的是，我欣喜的心清馬上就化成了泡影。因為湯米如此佩服的是我爸爸給了波特先生一拳，波特先生沒防備，身子一歪摔倒在地。
等我跑過去的時候，捱打的人已經站了起來，正威脅地朝我父親晃着手指頭。
“這事不算完，你這醉鬼。”他一面往教室樓裏走，一面大聲喊道。
父親氣喘吁吁地站在那裏，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他注意到了我，對我喊道：“嘿，馬修，你看見我把那邪惡的巨人打翻在地了嗎？”
我沮喪極了。你無法相信我感到多麼羞恥，只希望能化成水珠滲到地下去。
“爸，你於嗎要這麼做？媽求過你——”我突然停了下來。“我是説，這隻會使蔡茲的處境更糟。”
他吹鬍子瞪眼地説：“很抱歉，兒子，可我不能讓那個野蠻人迫害你弟弟。我覺得你應該為我感到驕傲。走，我帶你們兩個出去吃飯。”
“不行，爸，”我低聲説道，“我們還有4節課呢。你還是回家去吧。”
我意識到如果我不採取主動，他是不會走的，因此我就抓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往校門走去。我能感到同學們火辣辣的眼光穿透了我的背，我沒有敢回過頭去。
不幸的是，我們走到出口處時，我看見了他們。他們都站在那裏看着，安靜得惹人注意。
不知為何，這使情況更糟。我知道嘲笑是不可避免的，想到以後什麼時候會碰見一羣小孩向我吃吃地笑就覺得害怕。
我回過身去，開始走上通向同齡夥伴的長長的路，雙眼死死地盯着地。
“你沒事吧，馬修？”
我抬起頭來，驚奇地發現是波特先生。他似乎沒有生我的氣。
“是的，先生，我沒事。”
“他常常這個樣子嗎？”
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我是應該承認他是個酗酒成癖的醉鬼，從而增加自己的恥辱呢，還是應該儘量挽回幾分尊嚴？
“有時候這樣。”我模模糊糊地答道，慢慢走回湯米·斯特德曼身邊。“嘿，咱們還打球嗎？”
“當然要打，希勒，當然。”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一個多方面都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最痛苦的就是朋友們都表現得那麼禮貌，都那麼可怕地、充滿憐憫地、煞費苦心地有禮貌。
幸虧父親再也沒有對現實世界進行過類似的堂吉訶德式的出擊。後來他一直呆在家裏，“寫他的書”，咒罵世界的不公平。
那個時候，我自己對於命運給予我的也不十分滿意。我唯一的解脱便是晚上安頓好蔡茲以後的時間。他非常聽話地很快長大了起來，不久就能獨立生活，很情願地回到自己房間去學習了。這使我能獨自練鋼琴。我常常一連練上好幾個小時，發泄自己的憤怒，把父親缺乏的自律一古腦兒地召喚到自己身上。
上中學以後，我就沒有時間坐在那裏聽他這時已變得漫無邊際的講話了，而且他終於把我逼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費勁地練習肖邦的卿興幻想曲》，他突然腳步不穩地出現在門口，厲聲説道：“我想幹點活呢，你非得彈得這麼響嗎？”
我想了一下，蔡茲正在樓上用功呢，他並沒有嫌我聲音大，於是我緊盯着他的眼睛，沒有提高嗓門但火氣不小地粗暴地説：“是的。”
我回轉身去彈琴，再也沒有理他。
我沉默了片刻，然後平板地説：“那以後不久，他自殺了。”
她一把緊抓住我的胳膊。
“雖然他從來不出去，卻在車庫裏留着一輛車。有時他會去坐在車裏，我猜他是在幻想自己正行駛在開闊的公路上，朝着某個目的地前進。有一天，他採取了在我看來是最終拒絕現實世界的表示，把一根軟管接在了汽車的排氣管上……”
我看了看她，她一時語塞。
“不過，我很少談起這件事。”
“對，”她同意道，“你用不着經常提。它總是在那裏——就在一層薄薄的記憶的帷幕後面——等着在你最想不到的時候浮現出來。”
這個姑娘，她能理解。她真的理解。
我們在全然的沉默中走完了其餘的路。
到旅館後，她默默地吻了我，又一次捏了捏我的胳膊，便輕輕地離開了。
正是夜深人靜之時，我向來最恨這個時刻。但是在那一刻，我並不感到完全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