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開始救災。因為委員長動作了。委員長説要救災，當然就救災了。不過，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仍然是外國人。雖然我們討厭外國人，不想總感謝他們，但一到關鍵時候，他們還真來幫我們，讓我們怎麼辦呢？這時救災的概念，已不是整體的、宏觀的、從精神到物質的，僅僅是能填一下快餓死過去人的肚子，把人從生命死亡線上往回拉一把。外國主教們———本來是來對我們進行精神侵略———在委員長動作之前，已經開始自我行動了。這個行動不牽涉任何政治動機，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純粹是從宗教教義出發。他們是受基督委派前來中國傳教的牧師，乾的是慈善事業。這裏有美國人，也有歐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儘管美國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歐洲互相殘食，但他們的神父在我的故鄉卻攜手共進，共同從事着慈善事業，在盡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數計的鄉親的命。人在戰場上是對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鄉親面前，他們的心卻相通了。從這一點上説，我的鄉親們也不能説餓死得全無價值。教會一般是設粥場；而有教會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鄭州、洛陽等。我的幾個親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過美國、歐洲人在大鍋裏熬製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陽到粥場領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將軍抓了壯丁的。慈善機構從哪裏來的糧食熬粥呢？因為美國政府對蔣也不信任了，外來的救濟物資都是通過傳教士實行發放的；而這些逃竄的中國災民，雖然大字不識，但也從本能出發，對本國政府失去信任，感到惟一的救星就是外國人、白人。白修德記載：
教士們只是在必要時才離開他們的院子。因為惟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個白人才能給難民們帶來希望。他會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虛弱的婦女和兒童圍住。他們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頭，同時悽聲呼喊：“可憐可憐吧！”但他們懇求的實際上不過是一點食物。
讀到這裏，我一點不為我的鄉親臉紅。如果換了我，處在當時那樣的處境，我也寧願給洋人磕頭。教會院子周圍，到處是逃難的人羣。傳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圍得水泄不通。鄉親們都聚集到外國人周圍了。我想這時如外國人振臂一呼，鄉親們肯定會跟他們揭竿而起，奮勇前進，視死如歸，再不會發生八國聯軍時抵抗外國人的情形了。兒童和婦女們，每日坐在教會門口；每天早晨，傳教士們必須把遺棄在教會門前的嬰兒送進臨時設立的孤兒院去撫養———連後代也託付給洋人了。惟有這些少數外國人，才使我的鄉親意識到生命是可貴的。我從發黃的五十年前的報紙上看到，一個外國天主教神父在談到設立粥場的動機時説：
至少要讓他們像人一樣死去。
教會還開辦了教會醫院。教會醫院裏擠滿了可怕的腸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們都食用了污穢不堪的東西。許多難民在飢餓難當時，都拼命把泥士塞進嘴裏，以此來裝填他們的肚子。醫院要救活這些人，必須首先想辦法把泥土從這些人的肚子裏掏出來。
教會還設立了孤兒院，用來收留父母餓死後留下的孩子。但這收留必須是秘密的。因為如大張旗鼓説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兒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丟棄或倒賣了。外國人太少，中國孤兒太多；換言之，中國孩子想認外國人做爹的太多，外國人做爹也做不過來。一個資料這樣記載：
飢餓甚至毀滅了人類最起碼的感情：一對瘋狂的夫婦，為了不讓孩子們跟他們一起出去，在他們外出尋找食物時，把他們的六個孩子全都捆綁在樹上；一位母親帶着一個嬰兒和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外出討飯，艱難的長途跋涉使她們非常疲倦，母親坐在地上照料嬰兒，叫兩個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個村子去尋找食物，等到兩個孩子回來，母親已經死了，嬰兒卻還在吸吮着死人的乳頭；有一對父母殺死了他們的兩個孩子，因為他們寧願這樣做也不願再聽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聲。傳教士們盡力沿途收撿棄兒，但他們必須偷偷地做，因為這消息一經傳揚出去，立刻就會有無數孩子被丟棄在他們的門口，使他們無法招架。
兒童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兒童的書包過重、人為規定的作業帶到家裏還做不完壓得兒童喘不過氣，證明這個國家步履蹣跚一樣，如果一個政府在兒童一批批餓死它也聽任不管而推給外國人的話，這個政府到底還能存在多長時間，就值得懷疑了。連外國人都認為，如果身體健康，中國的兒童是非常漂亮的，他們的頭髮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澤，他們那杏仁一樣的眼珠閃動着機靈的光芒。但是，現在這些乾瘦、萎縮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長眼睛的地方卻只有兩個充滿了膿液的裂口，飢餓使得他們腹部腫脹，寒冷乾燥的氣候使得他們的皮膚乾裂，他們的聲音枯竭，只能發出乞討食物的微弱哀鳴———這隻代表兒童本身嗎？不，也代表着國民政府。如果坐在黃山別墅的蔣委員長，是坐在這樣一羣兒童的國民頭上，他的自信心難道不受影響嗎？他到羅斯福和邱吉爾面前，羅、邱能夠看得起他嗎？
畢竟，蔣還是人———説到誰還是個人這句話，每當我聽到這句話，譬如，一個妻子説丈夫或丈夫説妻子：“你也算個人！”我心裏就感到莫大的悲哀。這是多麼輕蔑的話語！這是世界的末日！但蔣還是個人，當外國記者把一張狗吃人的照片擺在他面前時（多麼小的動因），他畢竟也要在外國人之後關心我故鄉三千萬災民了。他在一批人頭落地後，也要救災了。即：中國也要救災了。但中國的救災與外國人的救災也有不同。外國人救災是出於作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義，不是羅斯福、邱吉爾、墨索里尼發怒後發的命令；中國沒有同情心，沒有宗教教義（蔣為什麼信基督教呢？純粹為了結婚和性交或政治聯姻嗎？），有的只是蔣的一個命令———這是中西方的又一區別。
那麼中國政府又是怎麼救災的呢？我再引用幾段資料。也許讀者對我不厭其煩地引徵資料已經厭煩了，但沒有辦法，為了保持歷史的真實性，就必須這麼做，煩也沒辦法，煩也不是我的責任，這不是寫小説，這是朋友交給我的任務與我日常任務的最大區別。我也不想引用資料，資料束縛得我毫無自由，如縛着繩索。但我的朋友給我送了一大捆資料。我當時有些發怵：
“得看這麼多資料嗎？”
朋友：
“為了防止你信馬由繮和瞎編！”
所以，我只好引用這些資料。至於這些資料因為朋友的原因過多地出現在我的文字裏，請大家因為我暗含委屈而能夠原諒我。
中國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災的資料：
△委員長下達了救災的命令。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濟工作的特點。由於各地地方官員的行為惡劣，可怕的悲劇甚至進一步惡化。
△本來，陝西省與河南省相毗鄰，陝西的糧食儲存較為豐富，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就應該下令立刻把糧食從陝西運到河南以避免災禍。然而，這樣一來便有利於河南而損害了陝西，就會破壞政府認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權勢平衡，而政府是不會答應的。（中國曆來政治高於人，政治是誰創造的呢？創造政治為了什麼呢？）此外，還可以從湖北運送糧食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戰區司令長官不允許這樣做。
△救濟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紙幣有什麼用，當那裏再無食物可以購買的話，款能吃嗎？）經過幾個月，中央政府撥給的兩億元救濟款中只有八千萬元運到了這裏。
甚至這些已經運到的錢也沒有發揮出救災作用。政府官員們把這筆錢存入省銀行，讓它生利息；同時又為怎樣最有效地使用這筆錢爭吵不休。在一些地區，救濟款分配給了鬧饑荒的村莊。地方官員收到救濟款後，從中扣除農民所欠的税款，農民實際能得到的沒有多少。就連國家銀行也從中漁利。中央政府撥出的救濟款都是面額為一百元的鈔票。這樣的票面已經夠小的了，因為每磅小麥售價達十元至十八元。但是，當時的糧食囤積者拒絕人們以百元票面的鈔票購買糧食。要購買糧食的農民不得不把這鈔票兑換成五元和十元的鈔票，這就必須去中央銀行。國家銀行在兑換時大打折扣，大鈔票兑換小鈔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續費。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糧食，然而直到三月份為止，政府只供應了大約一萬袋大米和兩萬袋雜糧。從秋天起一直在捱餓的三千萬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約只有一磅糧食。
△（救災之時），農民們仍處在死亡之中，他們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區裏、死在火車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內、死在荒蕪的田野中。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員都這麼黑心爛肺，看着人民死亡還在盤剝人民。也有良心發現，想為人民辦些好事或者想為自己樹碑立傳的人。我歷來認為，作為我們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為我們辦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員的動機我們是不追究的，僅是為了為人民服務也好，或是為了創造政績升官也好，或是為了向某個情人證明什麼也好，我們都不管，只要為我們做好事。仁慈心腸的湯恩伯將軍就在這時站了出來，步洋人的後塵，學洋人的樣子，開辦了一個孤兒院，用來收留洋人收剩餘的孤兒。這是好事。湯將軍是好人。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孤兒院呢？白修德寫道：
在我的記憶中，中央政府湯恩伯將軍辦的孤兒院是一個臭氣熏天的地方。連陪同我們參觀的軍官也受不了這種惡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絹捂住鼻子，請原諒。孤兒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丟棄的嬰兒，四個一起放在搖籃裏。放不進搖籃的乾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記不得他們吃些什麼了。但是他們身上散發着嘔吐出來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氣。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這樣，我們仍説湯將軍好。因為湯將軍已是許多政府官員和將軍中最好的了。就是這樣的孤兒院，也比沒有孤兒院要好哇。
還有的好人在進行募捐和義演。所謂募捐和義演，就是在民間募捐，由演員義演，募得義演的錢，交給政府，由政府再去發放給災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國日報》，在十一月份的報紙上，充斥了救災義演、救災音樂會、書畫義賣、某某捐款的報道。我所在家鄉縣的縣政府韓書記，就曾主持過一場義演。我相信，參加募捐和義演的人，心都是誠的，血都是熱的，血濃於水，流下不少同情我們的眼淚。但問題是，募捐和義演所得，並不能直接交到我們手中，而是要有組織地交給政府，由政府再有組織地分發給災民。這樣，中間就經過許多道政府機構———由省到縣，由縣到鄉，由鄉到村———的中間環節，這麼多道中間環節，就使我們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濟款，還層層盤剝，放到銀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讓大票兑小票，收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續費；這募捐和幾個演員賺得的錢，當經過他們手時，能安全迅速通達到我們這裏嗎？我們不放心哩。
這些就不説了。政府是爹孃，打罵剋扣我們，就如同打掉我們的牙我們可以嚥下；問題嚴重還在於，我們民間一些志人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這時也站了出來。不過不是站到我們災民一邊———站在我們一邊對他有什麼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邊，替政府研究對付飢餓的辦法。如《河南民國日報》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載：
財政科員劉道基，目前已發明配製出救荒食品，複雜的吃一次七天不餓，簡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餓。
任何一箇中國人，五十年後，在讀到這條簡短消息時，我想情感都是很複雜的。看來不但政府依靠不得，連一個科員，我們自己的下層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這種發明是真實的，可行的，當然好；政府歡迎，不用再救災；我們也歡迎，不用再死人。不但當時的政府歡迎，在以後幾十年的中國歷史上，餓死人的事也是不斷髮生的，如有這種人工配製吃一次七天不餓的東西，中國千秋萬代可保太平。但這種配製沒有流傳到今天，可見當時它也只是起了宣傳作用、穩定人心作用，並沒有救活我們一個人。也許劉道基先生是出於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細心，也許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個人出於什麼動機，這配製也對我們無用。我們照常一天一天在餓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車站旁。
———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救災運動。如果用總結性的話説，這是一場鬧劇，一場只起宣傳作用或者只是做給世界看做給大家看做給洋人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鬧劇。委員長下令救災，但並無救災之心，他心裏仍在考慮世界和國家大事，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這是出演鬧劇的癥結。鬧劇中的角色林林總總，鬧劇的承受者仍是我們災民。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説：我們死不死，有誰來管？作為我們即將死去的災民，態度又是如何呢？《大公報》
記者張高峯記載：
河南人是好漢子，眼看自己要餓死，還放出豪語來：“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託生！”
娘啊，多麼偉大的字眼！誰説我們的民族沒有宗教？誰説我們的民族沒有向心力，是一盤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臨這種情況，也不過説出這句話了。委員長為什麼信基督呢？基督教幫過你什麼？就幫助你找了一個老婆；而深入中國人靈魂深處的佛家教義，卻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幫了你政治的大忙。
當然，在這場災難中，三千萬河南人，並不是全餓死了，死的還是少數：三百萬。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萬。剩下的河南人還有兩千多萬。這不死的兩千多萬人，在指望什麼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後的土地，當然，土地上也充滿了苛捐雜税和壓榨。但這畢竟是惟一可以指望的東西。據記載，大旱過後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這是好兆頭。我們盼望在老天的關照下，夏秋兩季能有一個好收成。只要有了可以果腹的糧食，一切都好説，哪怕是一個充滿黑暗、醜惡、污穢和盤剝的政府，我們也可以容忍。我們相信，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這一點上，倒能與我們心心相通，希望老天開眼，大災過去，風調雨順，能有一個好收成。不然情況繼續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餓死了，政府建在哪裏呢？誰給政府中的首腦和各級官員提供温暖的住處和可口的食物然後由他們的頭腦去想對付百姓的制度和辦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沒有了，它又去統治誰呢？但老天沒有買從政府到民眾兩千多萬人的賬，一九四三年禍不單行，大旱之後，又來了蝗災。這更使我們這些災民的命運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