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爪舅舅直到現在還有些後悔。當初在洛陽被抓了壯丁，後來為什麼要逃跑，沒有在部隊堅持下來呢？我問：“當時抓你的是哪個部隊？”
花爪舅舅：“國軍。”
我：“我知道是國軍，國軍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班長叫個李狗剩，排長叫個閆之棟。”
我：“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後查了查資料，當時佔據洛陽一帶的國民黨部隊，隸屬胡宗南。我問：“被抓壯丁後幹什麼去了？”
花爪舅舅：“當時就上了中條山，派到了前線。日本人的迫擊炮，‘啾啾’地在頭上飛。打仗頭一天，班副和兩個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當晚就開溜了。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
我：“是呀，大敵當前，民族矛盾，別的弟兄犧牲了，你開溜了，是不大像話，該後悔。”花爪舅舅瞪我一眼：“我不是後悔這個。”
我一愣：“那你後悔什麼？”
花爪舅舅：“當初不開溜，後來跑到台灣，現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驢，抓壯丁比我還晚兩年，後來到了台灣，現在成了台胞，去年回來了，帶着小老婆，戴着金殼手錶，鑲着大金牙，縣長都用小轎車接他，是玩的不是？這不能怪別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輕不懂事。當時我才十五六歲，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現在後悔是對的，當初逃跑也是對的。你想，一九四三年，離抗日戰爭結束還有兩年，以後解放戰爭還有五年，誰也難保證你在諸多的戰鬥中不像你們班副一樣被打死。當然，如果不打死，就像犟驢一樣成了台胞；如果萬一打死，不連現在也沒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那倒是，子彈沒長眼睛；我就是這個命，咱沒當台胞那個命。”
我説：“你雖然沒當台胞，但在咱們這邊，你也當了支書，總起説混得還算不錯。”
花爪舅舅立即來了精神：“那倒是，支書我一口氣當了二十四年！”
但馬上又頹然嘆口氣：“但是十個支書，加起來也不頂一個台胞呀。現在又下了台，縣長認咱是誰呀。”
我安慰他：“認識縣長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一個犟驢嗎？舅舅，咱們不説犟驢了，咱們説説，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當初是怎麼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許多親身經歷。”
一説到正題，花爪舅舅的態度倒是變得無所謂，敍述得也簡單和枯燥了。兩手相互抓着説：“逃荒就逃荒唄。”
我：“怎麼逃荒，荒怎麼逃法？”
他：“俺爹推着獨輪車，俺二大爺挑着籮筐，獨輪車上裝些鍋碗瓢盆，籮筐裏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飯，吃樹皮，吃雜草。後來到了洛陽，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你也説得太簡單了，路上就沒有什麼現在還記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記得路邊躺着睡覺特冷，半夜就凍醒了。見俺爹俺娘還在睡，也不敢説話。”
我：“後來怎麼抓的兵？”
他：“洛陽有天主教辦的粥場，我去擠着打粥，回來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抓兵俺三姥爺三姥娘知道不？”
他搖搖頭：“他們哪裏知道？認為我被人拐跑了。再見面就是幾年之後了。”
我點點頭。又問：“你被抓兵他們怎麼辦？”
他：“幾年後我才聽俺娘説，他們扒火車去陝西。扒火車時，俺爹差點讓火車軋着。”
我：“俺二姥孃家一股呢？”
他：“你二姥爺家扒火車時，扒着扒着，火車就開了，把個沒扒上來的小妹妹———你該叫小姨，也給弄失散了，直到現在沒找見。”
我點點頭。又問：“路上死人多嗎？”
他：“怎麼不多，到處是墳包，到處是死人。扒火車還軋死許多。”
我：“咱家沒有餓死的？”
他：“怎麼沒有餓死的，你二姥爺，你三妗，不都是餓死在道兒上？”
我：“就沒有一些細節？”
這時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煩了，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餓死了，你還要細節！”
説完，丟下我，獨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尷尬之中。這時我才覺得朋友把我打發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親人和父老的已經癒合五十年的傷疤，讓他們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創面；何況這疤癤也結得太厚，被歲月和灰塵風乾成了盔甲，搬動它像搬動大山一樣艱難費勁。沒有風，太陽直射在一大溜麥秸垛上。麥秸垛旁顯得很温暖。我蹲在麥秸垛旁，正費力地與一個既聾又瞎話語已經説不清楚且流鼻涕水的八十多歲的老人説話。老人叫郭有運。據縣政協委員韓給我介紹，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損失最重的一個。老婆、老孃、三個孩子，全丟在了路上。五年後他從陝西回來，已是孤身一人。現在的家庭，屬於重起爐灶。但看麥秸垛後他重搭的又經營四十多年的新爐灶，證明他作為人的能力，還屬上乘。因為那是我故鄉鄉村中目前還不常見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層小樓。但如果從他年齡過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來考察，這不應算是他的能力，成績應歸功於坐在我們中間當翻譯的留着分頭戴着“戈爾巴喬夫”頭像手錶的四十歲的兒子。他的兒子一開始對我的到來並不歡迎，只是聽説我與這個鄉派出所的副所長是光屁股同學，才對我另眼相看。但聽到我的到來與現實與現實中的他沒有任何關聯，而是為了讓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還在風裏雲裏飄，就又有些不耐煩。老人家的嘴漏風，嗚裏嗚啦，翻譯不耐煩，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況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體會到，在活人中打撈歷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運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況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為了給他娘治病，賣掉一個小女；為賣這個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單純是賣女心疼，而是老婆與婆婆過去積怨甚深，不願為治婆婆的病賣掉自己的骨肉。賣了小女，孃的病也沒治好，死在黃河邊，軟埋（沒有棺材）在一個土窯裏。走到洛陽，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裏。扒火車去潼關，兒子沒扒好，掉到火車輪下給軋死了。剩下老婆與他，來到陝西，給人攔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個人枴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麥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攤着手：
“我逃荒為了啥？我逃荒為圖大家有個活命，誰知逃來逃去剩下我自己，我還逃荒幹什麼？早知這樣，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還能死到一塊，這死得七零八落的。”
這段話他兒子翻得很完全。我聽了以後也感到是一個怪圈。我弄不明白的還有，現在不逃荒了，郭有運的新家有兩層小樓，為什麼還穿得這麼破衣爛衫，仍像個逃荒的樣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節儉的習慣，就是現實中的一切都不屬於他。這個物質幸福的家庭，看來精神上並不愉快。這個家庭的家庭關係沒有或永遠沒法理順。我轉過頭對他兒子説：
“老人家也不易，當年逃荒那個樣子！”
誰知他兒子説：“那怪他窩囊。要讓我逃荒，我決不會那麼逃！”
我吃了一驚：“要讓你逃，你怎麼逃？”
他兒子：“我根本不去陝西！”
我：“你去哪兒？”
他兒子：“我肯定下關東！關東不比陝西好過？”
我點頭。關東肯定比陝西富庶，易於人活命。但我考察歷史，我故鄉沒有向關東逃荒的習慣：闖關東是山東、河北人的事。我故鄉遇災遇難，流民路線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雖然西邊也像他的故鄉一樣貧瘠。當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東北三省已被日本人佔了，去了是去當亡國奴。我把這後一條理由向他兒子談了，誰知他一揮手上的“戈爾巴喬夫”，發出驚人論調：“命都顧不住了，還管地方讓誰佔了？向西不當亡國奴，但他把你餓死了。換你，你是當亡國奴好呢，還是讓餓死呢？不當亡國奴，不也沒人疼沒人管嗎？”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問題我解答不了。我想這是蔣委員長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灣的深刻原因。假如我處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管不聞不理不疼不愛我的委員長呢，還是找還能活命的東北關外呢？
告別郭有運和他的兒子，我又找到十李莊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這次採訪更不順利，還沒等我與老婆婆説上話，就差點遭到他兒子的一頓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歲，五十年前，也就二十歲。在隨爹孃與兩個弟弟向西逃荒時，路上夜裏睡覺，全家的包袱、細軟、盤纏、糧食，全部被人席捲一空。醒後發現，全家人只好張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沒有活路。她的爹孃只好把她賣掉，保全兩個弟弟。一開始以為賣給了人家，但人販子將她領走，轉手又倒買給窯子，從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國共兩黨的軍隊交戰，隆隆炮聲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鄉，像郭有運老漢一樣，她現在的家庭、兒子、女兒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爐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骯髒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鄰里吵架時，被別的街坊娘們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後期，她的這段生活，突然又顯示出它特有的價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寫暢銷書的人，都覺得她這五年曆史有特殊的現實意義，紛紛來採訪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種種情形，寫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傳體暢銷書。從這題目看，暢銷是必然的。眾多寫字的來採訪，一開始使這個家庭很興奮，原來母親的經歷還有價值，值得這些衣着乾淨人的關心。大家甚至感到很榮耀。但時間一長，當兒女們意識到寫字的關心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關心他們自身，而是為了拿母親的骯髒經歷去為自己賺錢，於是她的兒女們，這些普普通通的莊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騙，受了污辱。於是對再來採訪的人，就怒目而視。為此，他們洋洋自得仍興奮地沉浸在當年情形中的母親，受到了她的兒女們的嚴厲斥責。母親從此對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經説過的，也斷然反悔。這使已經寫下許多文字的人很尷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這樁公案已經過去好幾年了，現在我到這裏來，又被她的兒子認為是來拿他母親的骯髒經歷賺錢的，要把已經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來。因此，我還沒能與老婆婆説上話，他兒子的大棒，已差點落到我的頭上。我不是一個多麼勇敢的人，只好知難而退。而且我認為為了寫這篇文章，去到處揭別人傷疤，特別是一個老女人骯髒的膿瘡時，確實不怎麼體面。我回去告訴了在鄉派出所當副所長的我的小學同學，沒想到他不這麼認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對。他甩了甩手裏的皮帶説：“這事你本來就應該找我！”
我：“怎麼，你對這人的經歷很清楚？”
他：“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麼，我把她提來審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驚，忙擺手：“不採訪也罷，用不着大動干戈。再説，她也沒犯罪，你怎麼能説提審就提審！”
他瞪大眼珠：“她是妓女，正歸我打擊，我怎麼不可以提審？”
我擺手：“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審也該那時的國民黨警察局提審，也輪不到五十年後的你！”
他還不服氣：“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看我把她抓過來！”
我忙攔住他，用話岔開，半天，才將氣呼呼的他勸下。離開他時，我想，同學畢竟是同學呀。
為了把這次大逃荒記述下去，我們只好再次藉助於《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文章寫到這裏，我已清楚地意識到，白修德，必將成為這篇文章的主角。這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災荒，已經沒有人關心。當時的領袖不關心，政府不關心，各級官員在倒賣糧食發災難財，災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沒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後的老災民，也對當年處以漠然的態度。這時，惟有一個外國人，《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倒在關心着這片饑荒的土地和三百萬餓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這樣的態度，自己的事情讓別人關心、同情，説起來讓五十年後的我都感到臉紅。當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關心我們的民眾，他是出於一個新聞記者的敏感，要在大災荒裏找些可寫的東西。無非是在找新聞的時候，悲慘的現實打動了他，震撼了他，於是產生了一個正常人的同情心，正義感，要為之一呼。這就有了以後他與蔣介石的正面衝突。説也是呀，一個美國人可以見委員長，有幾個中國人，可以見到自己的委員長呢？怕是連政府的部長，也得事先預約吧。我們這些無依無靠的災民，像自己父母一樣的各級官員我們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個其他力量並不強大的外國記者了。特別是後來，這種依靠竟也起了作用，這讓五十年後的我深受震動、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歷史》的書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在這篇文字開頭我曾説到，在他們到達鄭州時，曾在我的家鄉吃過一頓“他能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們當時的行走路線是，從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火車從寶雞到西安，到黃河，到潼關，然後進入河南。為防日本人炮擊，從潼關換乘手搖的巡道車，整整一天，到達洛陽。所走的正是難民逃難的反方向。到達河南後，騎馬到鄭州，然後由鄭州搭乘郵車返回重慶。從這行走路線看，是走馬觀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記下的，都是沿途隨時的所見所聞。這些所見是零碎的，所談的見解帶有很大的個人見識性。何況中美國情不同，這種個人見解離實際事務所包含的真正意藴，也許會有一段距離。但我們可以拋開這些見識，進入他的所見，進入細節；他肉眼看到的路邊事實，總是真實的。我們可以根據這些真實的事實，去自己見識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災民大逃荒。我試圖將他這些零碎的見聞能歸納得條理一些：
一、災民的穿戴和攜帶。災民逃出來時，穿的都是他們最好的衣服，中年婦女穿着紅顏綠色的舊嫁衣，雖然衣服上已是污跡斑斑；帶的是他們家中最有價值的東西，燒飯鐵鍋、鋪蓋，有的還有一座老式座鐘。這證明災民對自己的故鄉已徹底失去信心，沒有留戀，決心離開家鄉熱土；連時間———座鐘都帶走了。白修德與他的夥伴在潼關車站睡了一夜。他説，那裏到處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為了禦寒，許多人頭上裹着毛巾，有帽子的把帽耳朵放下來。他們在這裏的目的，是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車，雖然這種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車和行走。扒火車很不安全。白修德説，他沿途見到許多血跡斑斑的死者。一種是扒上了火車，因列車被日本人的炮彈炸燬而喪命；有的是扒上了車廂頂，因夜裏手指凍僵，失去握力，自己從車廂頂摔下摔死的；還有的是火車沒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車軋死的。軋死還好些，慘的是那些軋上又沒軋死的。白見到一個人躺在鐵軌旁，還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軋斷，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稈那樣露在外面。他還見到一個把臀部軋得血肉模糊還沒死去的人。白修德説，流血並不使他難過，難過的是弄不明白這些景象究竟是怎麼回事。這麼無組織無紀律的遷徙，他們各級政府哪裏去了？———這證明白修德太不瞭解中國國情了。
扒不上火車或對火車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雙腿，無目的無意識地向西移動。白修德説，整整一天，沿着鐵路線，“我見到的便是這些由單一的、一家一户所組成的成羣結隊一眼望不到頭的行列”。這種成羣結隊是自發的、無組織的，只是因為饑荒和求生的慾望，才使他們自動地組成了災民的行列。可以想像，他們的表情是漠然的，他們也不知道，前邊等待他們的是什麼。惟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們自己心中對前方未來的希望。也許能好一些，也許熬過這一站就好了。這是中國人的哲學，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災民的隊伍在寒冷的氣候中行走。不論到哪裏，只要他們由於飢寒或筋疲力盡而倒下，他們就再也起不來了。獨輪車裝着他們的全部家當，當爹的推着，當孃的拉着，孩子們跟着。纏足的老年婦女蹣跚而行。有的當兒的揹着他們的母親。在路軌兩旁艱難行走在行列中，沒有人停頓下來。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親或母親的屍體上痛哭，他們會不聲不響地從他身旁走過。沒有人敢收留這啼哭的孩子。
三、賣人情況。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帶的不多的糧食很快就會被吃光。接着就吃樹皮、雜草和乾柴。白邊走邊看到，許多人在用刀子、鐮刀和菜刀剝樹皮。
這些樹據説都是由愛好樹木的軍閥吳佩孚栽種的。榆樹剝皮後就會枯死。當樹皮、雜草、乾柴也沒得吃時，人們開始賣兒賣女，由那些在家庭中處於支配地位的人，去賣那些在家庭中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人。這時同情心、家屬關係、習俗和道德都已蕩然無存，人們惟一的想法是要吃飯，飢餓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歲男孩賣四百元，四歲男孩賣兩百元，姑娘賣到妓院，小夥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夥子所歡迎的，因為那裏有飯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況。由於沿途死人過多，天氣又冷，人飢餓無力氣挖坑，大批屍體暴屍野外，這給飢餓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説，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災區，狗比人舒服，這裏是狗的世界。白修德親眼看到，出洛陽往東，不到一個小時，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屍，女屍似乎還很年輕，野狗和飛鷹，正準備瓜分她的屍體。沿途有許許多多像災民一樣多的野狗，都逐漸恢復了狼的本性，它們吃得膘肥肉厚。野地裏到處是屍體，為它們的生存與繁殖提供了食物場。有的屍體已被埋葬了，野狗還能從沙土堆裏把屍體扒出來。狗可能還對屍體挑挑揀揀。挑那些年輕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屍體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腦袋上的頭肉也被啃得一乾二淨，只剩下一個骷髏。白將這種情況，拍了不少照片。這些照片，對日後的沒被狗吃仍活着的災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人吃人情況。人也恢復了狼的本性。當世界上再無什麼可吃的時候，人就像狗一樣會去吃人。白説，在此之前，他從未看到過任何人為了吃肉而殺死另一個人，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開眼界，從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確有其事。如果人肉是從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況往往是活人吃活人，親人吃親人，人自我兇殘到什麼程度？白見到，一個母親把她兩歲的孩子煮吃了；一個父親為了自己活命，把他兩個孩子勒死，然後將肉煮吃了。一個八歲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孃，碰到湯恩伯的部隊，部隊硬要一家農民收容棄兒。後來這個孩子不見了。經調查，在那家農户的茅屋旁邊的大罈子裏，發現了這孩子的骨頭；骨頭上的肉，被啃得乾乾淨淨。還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寫到這裏，我覺得這些人不去當土匪，不去合夥謀殺，不去組成三K黨，不去成立恐怖組織，實在辜負了他們吃人吃親人吃孩子的勇氣。從這點出發，我對地主分子範克儉舅舅氣憤敍述的一幫沒有逃荒的災民揭竿而起，佔據他家小樓，招兵買馬，整日殺豬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歡欣和敬佩。一個不會揭竿而起只會在親人間相互殘食的民族，是沒有任何希望的。雖然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稈給燒死了。他們的領頭人叫毋得安。這是民族的脊樑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