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山城重慶照例纏裹着黴濕的霧氣，一位年輕女子登上高高的石梯，找到重慶海關，進入到一間辦公室。當年父親每天一早就坐在那間辦公室裏。至今仍留存着一幀照片，照片上橫着一張壯觀的辦公桌，桌上的筆筒因為離相機鏡頭過近，其影像膨脹成一個怪物，筒體彷彿一張鼓足腮幫子吹氣的鬼臉，筒頂露出的散開狀的鉛筆、毛筆則是那鬼頭上豎立的髮辮；童年時代我總在夢中遇上這個怪物。至於照片上的主角——辦公桌後面的父親，他那時究竟什麼模樣，我總形不成概念；我是父親最小的兒子，他拍那照片時我大約五歲，我只記得晚年父親的模樣。
晚年父親曾偶然回憶起當年的那一幕：“……你八娘一坐下就哭開了，拿塊手帕子抹眼睛；其實什麼要緊的事，我兩下子就給她解決了，她淚珠子沒擦乾，又笑了……”
當年八娘找父親是為了弄到一張去南京的船票。父親從十八歲考進海關，混到那時候足有二十多年了，總算從最底層的稽查員混成了個坐辦公室的科長，以海關科長的身份弄張到南京的船票自然猶如探囊取物。
2
娘娘就是姨媽的意思。《現代漢語詞典》把“”字作為“娘”的繁體，讀作niang，而我們四川人，至少我們家族中，把“娘娘”讀作liangliang，兩個陽平聲，第二字並不輕讀；四川人一般l、n兩輔音不分，善於發l而不善於發n音。因此，八娘於我來説絕非“八娘”，而是bǎliāng。
八娘並非母親的同胞妹妹，她的父親與我外祖父是堂兄弟，當年大家族中時興同輩混排，我母親在同輩姐妹中排第三，所以八娘一輩的都叫我母親“三姐”。
當年大家族人丁旺盛，八娘雖已排至第八，大家也並不以為怎樣，我這一輩也並不覺得可驚，因為倘要驚訝的話，那八孃的母親大家都稱之為九外婆，似乎還有十外婆、十一外婆呢；但母親家族方面，幾十年來同我家有所過從的，單隻九外婆這一支，這一支之中，又以八娘這一分支過從最密。
3
八娘當年乘船出川奔南京，是去上大學，她上的是金陵農學院。很多年後在她家翻閲她的照相簿，她指給我看過一張照片，是畢業時與幾位同學遊明孝陵時，在石像生旁拍的，當中一位梳着兩根細而不直的短辮，以一種瀟灑的勁頭自然顯示出腰肢的曲線，上面短衫子，下面不是裙子而是長褲，八娘呵呵地笑着説：“完了！你看嘛！當年我好摩登喲！”照片上那個眉目不清的短辮女子的確摩登，使我總不能把眼前的八娘同那影像聯繫在一起；自從我懂事以後，也就是隨父母遷居北京並且在北京同八娘團聚以後，我就總覺得八娘固然有其性格樂天活潑的一面，但她的形象做派，實在與“摩登”聯繫不上，最要命的，就是她始終説不好普通話，或者説是並非不能説好而竟不去説好，她在單位就用四川話跟人對話，在街上買東西也用四川話，在家裏更不消説，只不過在單位和街上她避免使用四川話中的特殊語彙罷了。她同我們親戚對話時頻頻使用方言，比如“完了”就是一個隨時隨地派作用場的感嘆詞，發言為wanlao，兩下上聲，重讀，並且後一字使用拖腔。
“完了”在她口中更多地表示着讚歎、驚喜、羨慕、感激，比如：
“完了，畫得好啊！”
“完了，是你們來了！”
“完了，出了名了哇！”
“完了，買這麼多香蕉來作啥子喲！”
……
八娘使用“完了”這個感嘆詞時，十有八九總伴隨着一陣爽朗的笑聲。她那笑聲在我們親友之中，是享有口碑的，人人樂聞，常常憶及。
4
50年代初的某一天，八娘又到我們北京錢糧衚衕海關宿舍大院來，可是我母親迎進家門來的並不止八娘一位，還有另一位，是個男的，個子很高大，那時候我還上小學，但所積累的社會經驗已足可斷定他是怎樣一種身份，不過我有我的世界，比如我有沒搭完的積木，沒看完的小人書，沒畫完的大鯨魚等等，所以父母迎讓之間，我也就溜了；記得上飯桌時母親命令我：“叫八姨爹！”我還沒反應過來，八娘以一陣笑聲攔阻了這個命令：“完了！難聽死了！啥子八姨爹，莫那麼喊，他姓曹，你叫他曹叔就是了！”我抬眼望曹叔，他有一張挺順眼的長方臉，正朝我微笑着；不記得當時我是否叫了他“曹叔”，反正這以後，我來往的親友中就添了曹叔了。
在飯桌上，父親和曹叔聊得挺歡，曹叔一口很好聽的普通話；他們喝完了酒，父親命令我去給曹叔盛飯，母親阻攔説：“莫慌！莫舀飯，有饅頭……”原來八娘在廚房裏就跟母親説了，曹叔是山東人，喜麪食，而且，“完了！他簡直討嫌大米，只要有任何一種麪食，饅頭呀，大餅呀，包子呀，麪條呀……就是窩窩頭，他都覺得比米飯好吃，你説怪不怪嘛？”曹叔的確如此。儘管多少年來，他自己當眾表態時總是説：“什麼糧食種出來都不容易，都該吃，米飯我也不是不能吃……”但我同曹叔在一起吃過那麼多頓飯，沒見他吃過一碗米飯，有時主食除了米飯沒別的，他就光喝酒、吃菜。
5
八娘和曹叔在西北郊農業科學研究院搞研究工作。那一陣他們一個月裏總要進城來我家一兩回。他們對我都很好。我上到初中了，暑假裏悶得慌。原來我暑假可以到小哥那裏去。他在西苑一個大機關當售貨員時，宿舍後門外頭就是一片草地，還有好大的一個露天劇場，走不多遠還有好大一個花園，從那裏可以望見萬壽山……可是小哥後來到北大唸書去了，我就只好投奔八娘和曹叔，他們熱情地歡迎我去他們家裏住；當時他們住在海淀鎮上單位的宿舍裏，從那裏去頤和園也不遠。我已經不記得當年的詳細情況了，比如説，當時他們住的是一間屋子還是兩間屋子？只模糊地記得八娘給我準備了一張發散出肥皂香味的單人牀，記得總為我端上一大盤西紅柿炒雞蛋；當時他們的大女兒似乎已經出生，那就至少該住着兩間屋，因為模糊地記得有個皮膚很黑的保姆給帶孩子，並且曹叔一下班就整個地跟我那表妹泡在一起，抱着她逗樂兒，或者喂她吃什麼；當時我年紀尚小，性格又內向，簡直不懂得同八娘、曹叔聊天，每天就是去頤和園，到頤和園我也很少逛來逛去，就是帶着畫夾子找個地方取個景畫水彩畫兒，至今我仍留存着一張那個暑假的作品，是在知春亭往南的東牆下，畫西堤的玉帶橋及其遠處的玉泉山，畫面的下半部分完全是湖水，我用了許多瑣碎的筆觸去表現水波，完全違反了水彩畫的規定技法；很多年以後，當我翻閲西洋繪畫史資料時，驚訝地發現我這幅少年時代習作上的水波，頗似印象派修拉等人所使用的點彩法；我並不是據此引以自負，而是悟出了冥冥中支配人類感受的一種通力。
從頤和園寫生回到八孃家中，自然總要把畫的畫兒向他們展示，八娘那“完了！完了”的讚歎及一連串的拊掌歡笑，對我並沒有多大的衝擊力，倒是曹叔偏頭凝視了我那幅“點彩”式的“昆明湖西望”十幾秒後，語氣平平的一句：“嗯，能成！”使我全身一震，彷彿聽到了一種權威性的預言。
6
曹叔和八孃的第一位千金他們取名為澗，我父親曾這樣向他們開玩笑：“是不是你們有一陣子，總在山澗邊談情説愛啊！”八娘尖聲駁斥説：“完了！哪一個跟他跑到那種kaka裏頭去喲！”接着便笑，臉便泛紅，眼便放光；四川話的kaka就是北京話旮旯裏的意思。曹叔對這一調侃卻並無所謂，臉上只有淡淡的微笑。
那時候非但沒有確立“只生一個好”的準則，而且正強調“人多好辦事”，曹叔和八娘自然不會節育。但很奇怪，八娘在澗表妹之後，流產流下了一個已初成形狀的男胎，千方百計保胎保住了第三胎，足月後去醫院臨盆，生得也還算順利，甚至剛見天日時也有過一點聲息，但隨即就發現臍帶繞着脖子，醫生解脱無術，一個胖乎乎紅撲撲的小子竟出生即為死亡。這打擊於他們夫婦極為沉重，八娘出院後媽媽帶我去他們家看望，曹叔黑瘦了，八娘難有笑聲，連“完了！”這感嘆詞也少用，惟有已能蹬着小三輪車滿院跑的澗表妹“隔江猶唱《後庭花》”，把她尖細的笑聲漏進門縫、窗縫裏來；我那時已經15歲，已讀完四大本《約翰·克利斯朵夫》，自以為很懂得人世的艱辛，內心裏很為曹叔和八娘惋嘆。
後來八娘懷孕了，生產也很順利，我有了另一位表妹沁。我父親曾在茶餘飯後褒貶過：“你曹叔喜歡古詩古詞，有點藝術家的做派，但未免膠柱鼓瑟，給女兒取名字選字過於生僻拗口了！‘澗’字南方人北方人讀法不一，正音讀作jian，放在名尾聽起來彆扭；‘沁’字你八娘喊成‘心’，其實正音應讀qin……”
沁之後，八娘又懷孕，不僅曹叔和八娘，我們一家也都默禱這回生下的該是一個男孩，結果呢，生下的果然是一個男孩，但臍帶又繞脖子，醫生竟又解脱無術，八娘又留下了一個“他還哭過兩聲呢”的慘痛印象，等候在產房外的曹叔又得了一個轟雷般的壞消息……
八娘從此失去了原有的鮮潤，額頭眼角的皺紋留而不去，我們都怕她永遠失去那“完了”的尖聲感嘆，以及一連串朗朗的笑聲，還算好，半年後她性格方面的魅力恢復了。有一回他們全家來我家過星期日，其時她已到香山卧佛寺旁的養蜂研究所專門研究養蜂，並主編一份《中國養蜂》雜誌，她侃侃而談養蜂之道，我記得她講道：“……莫以為蜜蜂兒光采花粉，有時候工蜂還專門要飛到茅坑裏頭去，採一點無機鹽回窩，那也是釀蜜不可少的成分哩！我們反覆搞跟蹤記錄、化驗分析，完了！硬是有這麼個內幕喲……”她笑，我們也笑，她為蜜蜂笑，我們既為蜜蜂笑也為她笑；可我注意到，曹叔不怎麼笑，但也絕無悲慼消沉一類的表情，曹叔總是那麼不動聲色，我想也許是因為他調到農業部去當了幹部，在我想像之中，國家的一個部該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那些高大寬敞的辦公室裏，坐在厚重敦實的大辦公桌邊的幹部們一個個都是不苟言笑的。部啊！像八娘那樣的性格擱在部裏辦公室是不相稱的，而曹叔似乎是恰能配套。
再以後八娘又生了一個表妹“涓”，生完作了結紮輸卵管的手術。一天晚上，我躺在牀上眼皮已經發粘，在外屋燈下扯閒篇的父母的一些對話忽然使我吃驚，我使勁眨眼，並且伸長耳朵，捕捉外屋傳來的一言一語：
“……八妹其實不必有那個思想負擔，如今新社會，生男生女一個樣嘛；再説，曹家並沒有絕後嘛，他那原配不是生的兒子麼？該有十五六歲了吧？”
“不止十五，總有十六了！我問過八妹，他追你的時候，説沒説過他是有妻兒的？八妹説啷個沒説，一説就掉淚了，説實在是那時候他沒反抗到底，父母包辦的，一共沒同房幾夜，後來就跟大學同學跑到解放區；現在解放了，婚姻自由，那個包辦婚姻，早已名存實亡，現在只差一個手續，手續一辦，名也不存了嘛……他們那回參加一個農業考察團，活動完了回到北京，他就去辦了離婚手續，八妹這才跟他結婚……”
“八妹始終沒見過那位原配？”
“沒見過，也不必見嘛！那兒子倒是見過，可後來八妹總生不下兒子，就跟他説，你去看你兒子，我沒意見，可你就別把他帶回這個家來，也別讓他找到我這兒來，不是我心胸狹隘，實在是我怕心裏頭難過，撐不住……”
“其實也還是狹隘，何必呢？”
“你談得輕巧！八妹雖是搞科學的，這事情到底不能從科學上得到充分解釋：為什麼他們一生女兒就順順當當，一生兒子就偏偏有災！兩回都是臍帶繞脖子！解臍帶的當口都聽見兒子哭了幾聲，就是解不好，硬是死在眼前頭！八妹命苦啊！”
“那原配命就不苦麼？聽説是一直還住在他父母家裏，從兒子那兒算不是媳婦了，從公公婆婆這兒算還是地道的媳婦，盡着孝道……”
“那倒是！婚是離了，可她沒回孃家，聽説孃家也不讓她回，她只能還那麼不明不白地當着媳婦！現在只剩公公了，婆婆是她伺候到底的，在牀上一癱就是幾年，光收拾那褥瘡就夠磨人的……虧得有親兒子在身邊，一天天長大成人！”
“兒子對她還孝順啵？”
“還用説！聽説一懂人事，就跟她説：媽，我再也不去那邊了，我是您一個人的，您等着瞧吧，再過幾年，我就掙錢去，我要讓您過上比他們還好的舒坦日子！……多好的兒子！可眉眼，聽説還是更像他老子……”
……
聽着這些令我吃驚的交談，我睡意全無。曹叔原來還有如此隱秘的一面……
7
出於好奇心，後來我捕捉到更多的信息。據説曹叔家裏原是從山東來到北京當上大官的望族，清末時在北京東城有一座頗為壯觀的宅院；我甚至根據那傳聞騎車去那院落所在的衚衕考察過，那衚衕一頭因展寬馬路已然拆除，拆剩的部分一道匆忙砌就的新牆後面，露出一座乾巴巴已無花木的土山，山上有一座破敗的四角亭，據説那便是當年曹家花園中的一處勝景；我父親對北京舊宅院頗有研究，他説過去同講究“真人不露相”一樣，舒適幽雅的闊人宅院也講究“門牆不露譜”。皇族因為有釐定的制式，院門格局便等於是地位的標籤，引人注目，京官及闊商富紳的私宅則可以做到“富而不露”；因此，有的似乎很一般的門户裏頭，轉過影壁竟是一進又一進的華麗房舍；或者房舍不算怎麼炫目，而穿過一個月洞門後，竟是一處江南蘇州風味的花園，太湖石疊成小山，曲板橋跨過萍藻叢生的池塘，臨塘的軒館支開窗板露出琴台，曲折遊廊旁有叢竹或紫藤，如此等等；有的更在山上置亭。但一般從院外的街道衚衕裏，不僅絕對望不見裏面的山亭，甚至那些單調的灰牆和塵土飛揚的道路，使人連亭台樓閣、池塘魚鳥的聯想都很難產生。童年的曹叔，該常到那山亭中憩息遊玩吧？但時代的變遷，瓦解了這些個大家庭，也肢解了他們的宅院，曹家宅院不僅早成了許多户人家雜居的地方，又經局部拆改露出了當年從牆外望不見的山亭，那破敗的山亭在白晝喧囂的市聲裏不知感受到些什麼，在靜靜的黑夜裏又做着什麼樣的夢。
當我有一回從那衚衕里路過時，遇見從那有山亭的院子裏走出來一位婦女，胖胖的，端着一個盛垃圾的破臉盆，走向垃圾站去倒垃圾，她移動得相當迅速卻又有點顫顫巍巍，仔細一看底下是一雙小腳，不知怎麼的我立即判定她是曹叔的原配，於是我假裝自行車出了毛病停下來收拾，等那婦女倒完垃圾往回走時，我便特意從旁端詳了她一番。她有着一張顯露出善良與順從的圓臉，眼睛很大很鼓，嘴唇卻又長又薄；當她消失在院門裏以後，我好奇地想：她怎樣度過每一個白天和每一個夜晚呢？她真同那破敗的山亭一樣，雖仍存在卻已被人遺棄。我對她油然而生同情，但我卻並不站在她的角度去怨責曹叔。
隨着一步步進入社會，我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曹叔和八娘那充分建立在自發感情基礎上的結合是美好而難得的。
八孃的同胞兄妹，後來都住在上海。我叫七舅舅的，是九外婆的長子，也是惟一的兒子，在上海是數一數二的牙醫。他的妻子則是享有聲譽的產科醫生，我叫作七舅母，我對她有着一種特別的感情，因為當年我在成都落生時，是她給我母親接的生；七舅舅和七舅母都是最善良、最本分的知識分子，業務上又是同行，但他們不是自由戀愛而是經人撮合成婚的，他們住在一起，卻格格不入，經常為一些最無謂的瑣事爭吵不休，甚至常常説出“那就離婚算了？！”“走嘛！去離嘛！”一類的話來，但他們卻始終並沒有真去離婚，因為他們的道德觀驚人的一致，心底裏都認為離婚是一種絕不可以真正履行的丟人行為；他們又都絕對與羅曼蒂克無緣，雖然苦悶卻又並無任何婚外戀的嘗試；他們便那麼長時間地糾合在一起。後來七舅舅病重去世，七舅母盡心盡力地照顧，送走了七舅舅以後，自己也垂垂老矣。她回憶起七舅舅來並無甜蜜之感，卻又絕無採釀夕陽為蜜的意願。他們沒有生育子女，這就更增加了七舅母晚年的孤寂。除七舅舅這位哥哥外，八娘還有三位姐姐，我分別稱他們為四娘、五娘和六娘。四娘是早年在四川老家時，家裏就給她包辦了婚姻，她為了反抗這包辦的婚姻，曾隻身逃出老家，跑到省會，這在當年算是相當勇敢的行為了。因為那老家是窮鄉僻壤，連最有知識最有身份的人也很少主動與命運抗爭；但四孃的抗爭終於歸於失敗——省會的近親與遠親都拒絕長期收留她，她又找不到什麼出路。於是她終於被追趕到省城的九外公捉獲，押回老家塞進花轎，她能有什麼幸福可言呢？五娘終生獨身。六娘經人介紹與丈夫組成了一個初看似乎還算和順的家庭，生育了幾個子女，後來終於破裂，懶得去辦理離婚手續，而實行了永久的分居。這樣一對比，八娘真是全家中最幸福的一位了；而曹叔，他是誠心誠意地愛上了八娘，儘管他曾切盼由八娘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但這一願望破滅以後，他對八孃的愛意沒有絲毫的減弱，體現於澗、沁、涓三位表妹身上的父愛，更證明着他對八娘愛情的增強。“有情人終成眷屬”自古以來兑現率就並不高，從旁看去，曹叔對八娘真不啻是情事與姻事中的幸運兒。
8
記得在曹叔八孃家中看到過一張拍得非常成功的照片，是當年他們熱戀時，在輪船甲板的欄杆邊拍的，那時他們參加同一個考察團，乘船從甲地去往乙地，他們倚着船欄，姿態自然而優美，江風吹亂了他們的頭髮，他們對望着，眼睛裏面顏上噴溢出青春和愛情的無形火焰，他們那相互吸引的情景，難道不是這人世最輝煌而永恆的珍寶嗎？
曹叔對我少年時代的水彩風景寫生給予過“嗯，能成”的預言，這預言並沒有準確地實現，但也並沒有落空——我後來沒有成為畫家，卻倒成了一個作家——我至今感念曹叔對我潛在的藝術創作能力的發現與推動。
我上到大學時，同曹叔已成為了朋友。這是很微妙的事。八娘於我來説永遠只是個可親的長輩，而喜怒不形於色的曹叔竟同我漸漸結成了忘年交。
我在高中畢業前已開始在報紙副刊上登出些“豆腐塊”，八娘對此的反應，不過是笑眯了雙眼，拊掌調侃我：“唷，完了！成了大作家了哇？”曹叔卻試圖同我做些令我乍聽頗為吃驚的探討，例如：“散文的本性究竟是什麼呢？”“文尾總用省略號作結尾是否善策呢？”我發表過一篇散文《銀錠觀山》，描繪的是北京西北城什剎海水域的特異風光，他很在意，鼓勵我説：“你跟我一樣，雖然沒生在北京，卻長在北京，今後怕也長居於北京了，你不如專門研究北京，着重寫北京，這就需要深入到真正體現北京特色的方方面面去……”於是他慫恿我去喝豆汁，吃爆肚，乃至於嚼聞上去臭烘烘的雪霜腸；他細細地引我探討：“炒肝明明不是炒的，並且主要成分是肥腸，那為什麼要稱作炒肝？小肚兒明明是豬尿脬做成的，尿脬是膀胱，並不是肚兒，即不是胃嘛，那為什要叫小肚兒呢？這裏頭都摻和着老北京人的微妙心理……”諸如此類的探討，往往是在他家的飯桌上，八娘和表妹都吃完散開，而我倆卻仍慢慢地喝着酒時展開的。我的喝酒，是曹叔教會的，八娘常常感嘆：“完了？！一個人灌不算，還把人家拖下水，有你這麼當叔叔的麼？”曹叔面對這話僅僅淡笑着，有時甚或還微微頷首：“是呀是呀，我是罪魁禍首麼！”好在曹叔自己的量並不大，而且喝得很慢，又講究要有兩樣以上的下酒菜。因此，他帶我喝酒，只給我增添了許多的樂趣，並未給我的身體和精神帶來過些許的不適。我們喝得最多的不是啤酒和白酒，而是黃酒，燙得暖暖地喝，小口小口地喝，在這飲啄之間，曹叔為我邁進文學藝術天地提供着不知不覺的推力。
八娘之愛曹叔，因素之一就是她覺得曹叔有才，不僅有農業專業方面之才，而且有文藝才能，八娘曾在我家對我母親眉飛色舞地誇耀過：“三姐呀，你哪猜得到，他畫漫畫畫得才好喲！機關裏頭搞個展覽，貼出他好多漫畫，咦，笑死人，畫那個鬧個人主義的，腦殼兒膨脹得南瓜般大；畫那個愛鬧情緒的，自己把自己身子打了個結兒，完了！圍起看的人都笑個不停喲！……”但曹叔自己冷靜地意識到，他的漫畫，他的書法，他私下寫着解悶過癮的散文，離公開發表在印刷品上都還有一段距離，因此，他把期望寄託在三個表妹身上，這是我意會到的，他並未當着我明確地流露過，他總不失其含蓄沉靜的做派，自然又是八娘，往往過分熱烈地暴露出她及曹叔的那樣一種期望，記得有一回她來我家，手裏提着好大一件東西，我母親一看吃了一驚：“八妹，你這是要出遠門麼？”她滿臉紅光地大聲解釋説：“哪個出遠門喲！你看嘛，這不是行李箱，這是手風琴啊！天津鸚鵡牌的，一直想給小澗她們買，總碰不到這個名牌兒，今天你來這兒耍，路上恰恰讓我碰上了，吉人自有天相麼！”我母親問她花了多少錢，她説出的數字讓我母親喊出：“完了！你啷個那麼捨得喲！”八娘竟激動得一跺腳，連短髮都搖動起來：“我們就是喜歡藝術呀！就是盼小澗她們能入個門呀！”這鏡頭我至今回想起來，還活靈活現，世上渴愛藝術達到我八娘這種程度的也許很多，但表述其酷愛表述得如此真率和強烈，怕不見得多吧？
就愛好藝術而言，三位表妹確實繼承了曹叔和八孃的心性，但她們似乎都乏於其父的深沉而富於其母的奔放，記得有一回，我們同去看部隊文工團歌劇團的演出，所演的是一出平庸乏味時過境遷永不會復排的歌劇，因為我姐夫屈晉勇曾是那歌劇團的演員，參加了那出歌劇的演出，因此我和表妹們坐在台下等候開幕時都頗有傲然之氣，幕布拉開後，在舞台上認出了我那姐夫時，三位表妹都驚呼出聲，幕間休息時，我領她們繞到後台，在後台她們不僅看到了熟識的表姐夫，還見到了曾隨他們表姐夫到過我家的常延茂。那一回她們恰巧也到我家玩，相互攀談過，她們竟因為在後台近距離看到自己認識的人以濃烈的化妝改變了面容，並舞動着腰肢準備下一場戲，而互相拍打着手掌表露出一種率真的狂喜——多少年以後回憶起來，我還覺得這是不褪色的一幕。當年我曾暗暗地為她們害臊，我以為她們把一種對藝術的神秘感和崇拜心表達得太直露太丟份兒了，但現在想來，那出自天性的無掩飾流露，難道不是如晨曦中的露珠般豔麗、晶瑩、純潔、芬芳麼，後來生活的艱辛人事的煩擾在她們的心上都磨出了厚繭，再想看到她們那種純情少女的奔放表露，是永不可能的了。
9
曾同曹叔討論過《紅樓夢》，有一次我對他説，《紅樓夢》裏寫到賈敬吞金丹喪身以後，賈珍賈蓉跪哭的描寫，使我感到他們既有作假裝樣的一面，也有內心真情流露的一面，他卻不以為然，冷冷地對我説：“我有經驗的——那全是作假裝樣。”當時我沒有同他爭論下去，心中卻以為他忽略了高級藝術對人物內心多層次描繪的特性。後來，我才慢慢體會到曹叔自有他的道理，他在大家庭裏生活過，在有那土山小亭的宅院中積累了他的生活經驗，他深知多角的宗法或人際關係可以把人性壓榨得多麼乾癟、多麼虛偽。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曹叔在北京還有一位胞弟，也生下了三位千金，但他們兩家似乎絕少來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來以後，他們的父親遭到了衝擊，被憤怒的“紅衞兵”批鬥以後遣送回了山東原籍。與他們父親同住的曹叔的那位原配及曹叔的兒子沒有被“紅衞兵”一同轟回山東。因為“紅衞兵”覺得他們實在與那“老吸血鬼”難劃歸一類，有的“紅衞兵”還認為他們母子二人是被“老吸血鬼”“吸血”的對象，故而引為“紅五類”而發動他們“造反”。曹叔那惟一的兒子原來幾乎不同他的生父和胞叔來往，爺爺遭衝擊後卻幾次去他們家中活動，希望他們想想辦法，使爺爺能返回城中，至少在原籍不那麼受苦，但據説那位叔叔冰冷地拒絕了，認為早已劃清界限，現在更不能喪失立場；曹叔動了心，卻一籌莫展。據説那兒子一跺腳，瞪了父親一眼，一陣風走了，從此再未登門。我至今不敢就此事問及曹叔，我想他內心一定很複雜，他或許對原由父親操持的大家庭早生厭惡，那強加於他的包辦婚姻就曾危及他人生的基本幸福；但他對解放後獲得了文史館館員資格的父親也未必沒有一定的尊重和情感，他真應該重新研究一下《紅樓夢》中的人物關係，人們的生活經驗確實需要在新的情境中不斷地加以過濾和重組。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和曹叔一家以及其他親友家都相繼動盪飄移，曹叔八娘在70年代初帶着三個女兒去了河南“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初起時，八孃的狀態可謂沒心沒肺，曹叔的狀態則可謂不知所措。記得八娘在所謂“派仗”興起後還到我阿姐家去過，那時我父母正從張家口來到阿姐處躲避武鬥，她竟若無其事地向我父母描繪瞭如下的開鬥場面：“……開會開到一半，咦，就衝進一羣人來了哇，手臂上都戴到起一尺長的紅箍箍，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那一派的‘送瘟神敢死隊’，他們二話不説，抓起空板凳就朝台子上摔哇，完了！會場亂成一窩蜂，我就跟到起喊：‘莫打架喲！’結果，也不曉得哪個人把我一推，差點兒就推到了別個腳底板下頭喲！……”講至此她竟呵呵地笑了起來，急得母親拍着她手背説：“八妹喲，好險哪，你怎麼就不躲開嘛！他們打，跟你啥子相干嘛！”八娘頻頻點頭，卻似乎並不感到處在那麼荒謬的情景中應當感到恐懼或悲涼。也還可以理解，八娘不是黨員，不是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還不夠格，兩派都不把她放在眼裏，甚至都對她忽略不計，因此她心理壓力不大。曹叔在部裏是個副處長，也不算什麼引人注目的“當權派”，但兩大派鬥起來，他卻成了雙方爭取的對象，夾在當中，態難表，步難邁，結果似乎是投向了保譚震林的那一派，被另一派視為了“老保”，這下子就追究到了他的出身，他的“陳世美式行徑”，乃至他曾“用漫畫向党進攻，屬漏網右派”，等等，等等；他們下“五七”幹校前我曾去看過一次曹叔和八娘，曹叔拉我喝白酒，反常地不用酒菜，只用幾個蒜瓣下酒，並且頭一回所答非所問，還喃喃自語，最後竟語無倫次，我不知該怎麼好，倒是八娘一旁勸解説：“完了！天又沒塌下來，啥子不得了的事，把自己愁死了，不倒中了那些砍腦殼兒的奸計！”最後八娘給我們一人剝了一隻熱氣蒸騰的肉粽子，逼我們停下喝酒而吃那粽子。
到70年代初，二哥、阿姐，還有曹叔、八娘他們，都離開北京，下放外地了，只剩我一個人留在京城西北隅，彷彿一隻縮在牆縫裏的土鱉蟲兒，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會怎麼樣，勉強打熬着灰暗壓抑的時日。
10
灰色的日子畢竟也是日子。日子的好處就是會流動，你主動也好被動也好它反正會帶着你往前移動。灰色的日子裏畢竟也還有亮點。即使像芝麻粒那麼大的亮點，也總能放出點暖心窩兒的微光。那幾年裏，親友們從外地寄達我那個衚衕雜院小小東屋裏的書信，便是我生活中的亮點，心主中的星光。
有一天接到了曹叔從河南“五七”幹校的來信，厚厚的一疊信紙，密密麻麻地寫了許多，使我驚喜不已。原來那是一個難得的休息日，他坐着小板凳，掀開牀褥，以鋪板當桌，幾乎寫了一整天，專為我。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寫他對北京的懷念，寫着寫着就信馬由繮起來，寫到渴望能喝到一碗熱豆汁，就着炸成金黃色的焦圈兒，或者起着許多小泡泡的薄脆；還渴望在北京小衚衕裏的大槐樹下，讓晚風把滿樹的槐花瓣兒吹落一頭一肩；甚至渴望讓春天的沙風撲面而來，從而嗅到一股“沙塵的香味”。他又寫到在“幹校”的生活，寫大家如何席地而坐地看一晚上電影，整整兩個多小時裏所放映的全是有關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的記錄片，大家竟目不轉睛、津津有味，乃至已經映完意猶未盡。又寫到有一天集合排隊，步行十幾裏去鎮子裏一個廣場，看縣裏一個劇團演樣板戲《沙家浜》，因為去的人太多了，觀眾席又無坡度，結果除頭幾排外後面的人幾乎都覺得看不見台上的演出，於是乎往前擁，於是乎爭吵，於是乎推搡，最後竟至於大打出手，甘蔗頭和甘蔗皮滿天飛，人們的審美飢渴化為了一片原始的宣泄……讀完這封信我非常憂鬱，我強烈地思念曹叔，渴望與他同桌對酌，彷彿我能撫慰他那在深處寂寞着並憧憬着的心靈。
幾年以後，已經粉碎了“四人幫”，情況開始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我收到了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復刊的《兒童文學》寄給我的一張“內部電影觀摩票”，演出的節目是西方電影《蛇》。放映的場所是一處內部禮堂，我以一種空前的榮幸感憑票進入了那所禮堂，從下公共汽車起直到進入禮堂大門，我穿過了稠密的等票、求票乃至於試圖搶票的人羣；開始放映電影了，我坐在前排，突然聽到一陣陣猛烈的撞擊聲，不是銀幕上傳來的，而是已經緊閉的禮堂大門被由於極度想進場觀看而未能得以進場因而暴怒的一些人所撞擊，那聲音清楚地表露着他們不是用手拍用胳膊肘敲用腳踢而是用整個肉身在撞，實在是驚心動魄！我看不下電影去，我忽然想到了曹叔的這封信，我洞見了普通人心靈深處的一種最純樸的渴求與一種最渾黑的寂寞以及試圖衝出這種寂寞的暴烈掙扎，我鼻子發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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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曹叔給我寄出那封信不久他就回到了北京，不過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的，因為他回到北京後並沒有來找過我，估計他也並沒有喝到豆汁吃到焦圈或薄脆，甚至也並沒有重温到槐花的芬芳與沙塵的馨香。
是組織上通知他並讓他回到北京的。
北京那時候正全面修建地下鐵道，很大一部分修建任務由工程兵部隊承擔，該部隊有一支龐大的汽車隊，負責運輸土方以及各種建築材料；車隊的司機大多是些十分年輕的義務兵，他們經驗不足，特別是以往習慣於野外作業，到了這人煙稠密的城市難以迅即適應，自然也還因為北京人中總有那麼不小的一部分對汽車並不懷着畏懼心理，特別是年輕的騎自行車人，從而常常釀出惡性車禍。
在那幾年的許許多多這類車禍中，有一樁出在東單。一位工程兵的大車司機在慢車道上撞死了一位騎車人。撞死人的戰士和被撞死的工人都是才二十多歲。那被撞死的小夥子騎的是一輛才買了沒幾天的嶄新的鳳凰車，手腕上戴着一塊才買了沒幾天的嶄新的全鋼防震防水上海表。
工程兵部隊十分重視每一樁他們屬下造成的車禍，甚至早就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抽調了若干精明強幹的人員，按部就班地處理每一樁有關事宜。這樁車禍發生後他們處理得也一如既往地及時、大度、精心。
他們查實了死者的身份，先主動到所屬工廠致歉，並由工廠方面陪同到了死難者家中，向那工人的母親誠摯地致歉，不僅肇事者聲淚俱下地跪到她膝前願認她作自己的母親伺奉她終生，肇事者一個班的戰士全都誠摯地圍住她向她宣誓：“娘！我們全是您的兒子！”部隊不僅允諾負責全部殮葬事宜，並賠償她5000元人民幣的人身損失，肇事者所在班且擬承擔她家的全部家務，從買米買煤買菜到做飯洗衣，乃至於要給她念報紙講故事陪她嘮嗑兒解悶兒。但那母親對這一切的反應是沒有任何反應。她眼睛睜得大大的如兩個銅鈴，嘴唇抿得細細的如一道刀痕。她坐在那裏不哭不語，不動不晃。
她便是曹叔的原配。死於車禍的便是曹叔惟一的兒子。
我至今沒有問過曹叔這回事。也不應當問。但我至今仍不免懸想，他那原配究竟還在不在人世？如何生存於這人世？曹叔從來沒有愛過她。她的公婆也不可能給予她愛。惟有由她輸出己愛培植出的兒子能回報她以愛，使她灰暗的生命趨於明亮。他們母子相依的生活流程剛剛達於一個新的起點，十幾年來她每天用多於十個小時的十指勞作(挑繡外貿桌布餐巾)，含辛茹苦供兒子上完了中學，又蒙政府政策照顧，沒有安排上山下鄉而分配到了一所很大的工廠，在一個很大的車間裏當上了車工，並且開始領回了工資，給她置買了新的衣衫和鞋襪，跟她反覆地説：“媽，打今兒起就是我養活您了，您該歇着了！”還懂得給她往家裏帶她最愛吃的醬牛肉和京白梨，又在她督促下為自己置買了新自行車和新手錶，誰料到這剛剛達到的新起點竟也是突然降臨的終點。她失去的不是一個兒子而是生命的一切。她的命運為何如此悲慘？冥冥中真有主宰麼？誰這般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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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期，曹叔和八娘又回到了北京，帶着表妹涓。澗留在了河南。在“五七”幹校時，他們都以為再不能回到北京了，而澗已上完中學，所以就進了當地一家工廠當工人，剛得到那機會時，八娘還曾在給我的來信中表示他們非常高興，因為並不是每一位“五七”學員的同齡子女都能進到那樣一所國營工廠當正式工人，有許多隻好到幹校鄰近村落裏插隊。表妹沁他們過繼給了在上海的七舅舅和七舅母，使沁迅速成了一位滿口嗲腔的上海姑娘。
曹叔和八娘回到北京後，我去看望他們。他們一家三口擠住在一間狹小的平房中，他們以往在北京從不曾住得那麼糟糕，但他們卻喜形於色，因為畢竟回到了北京又有北京的户口了。八娘一邊招呼我和曹叔擠坐着喝酒一邊唸叨着：“就是小澗可憐啊！唉，當初真不如就讓她在附近村子裏插隊哩，你説誰想得到呢？現在的政策是允許插隊的辦回來，進了國營工廠的倒一律不能隨父母回北京，唉……”八娘經過幹校的洗禮變成個十足的老太婆了，臉上添了許多的皺紋，並且不大顯現原來樂觀的天性，“完了！”的感嘆也大為減少。曹叔卻似乎沒有什麼變化，對比之下，他比八娘顯得年輕許多，也許那天是剛剛洗過澡、理過發的緣故吧，我覺得曹叔比以往還英俊瀟灑。他仍是喜憂不形於色，表情淡淡的，同我邊喝邊扯閒話，他嘴裏談的，遠不如他給我寄來的信上寫得那麼豐富、生動，他基本上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問我這個那個，我説得很多，我問他什麼，他有問必答，但都很簡要。
沒多久就有“四人幫”倒台的大轉折。曹叔的父親從原籍回北京落實了政策，他自然不便與曹叔的原配去住，曹叔弟弟那裏，或者是不歡迎他或者是他不願去，結果就住到了曹叔那裏，曹叔的住房條件並無改善。只不過多了一間廚房，老人就在廚房裏搭了一塊鋪板湊合着住下。我直到這時才認識了這位曹爺爺，他衣衫破舊，但面容整潔，而且紅光滿面，下頦蓄着一撮白鬚，與長長的白眉相呼應，見到我藹然可親，禮數週全，説話露出一口完好的白牙，使我猜想到，他年輕時一定比曹叔更風流倜儻。同時我也默默地想：昔日有着一所大宅院的他，那土山上的亭子也比這低矮的廚房面積大啊，日推月移，如今他在京華中竟只能這樣的存在，《紅樓夢》中的《好了歌注》真是不能不服呀！
八娘原來同這位公公是互不相認的，因為公公認為自己的大兒媳是那位原配，而那位原配也盡心盡力地對他執媳婦之禮；事到如今，八娘同曹爺爺只能面對面相處，並且是在極其狹小的空間中，依我從旁冷觀，他們漸漸地也就習慣了。有一回我去他們那裏，曹爺爺到衚衕裏溜彎兒去了，八娘一邊做菜一邊主動地對我説：“我們爺爺倒是個難得的好脾氣，你看這麼不方便，他也能將就着，從沒提過什麼要求，有過什麼抱怨——對了，他惟有一條要我們，包括小涓，為他做到，就是‘千萬莫把絕後的事兒告訴曹樓的人’。你懂了嗎？完了！你還沒明白過來麼？你曉得曹家他這一支，他老子單有他一個，他這一房兩個兒子就你曹叔給他留了一個孫子，好容易長到二十出頭竟讓大卡車給撞死了，他不就絕後了嗎？他們老人是不把小澗、小沁、小涓他們作曹家人的，早晚要嫁出去的嘛！這事對他的打擊比遭‘紅衞兵’遣返大得多，他不怕他那個老家曹樓村的人批鬥他如何如何反動，他就怕這消息傳過去人家笑話他絕後……其實我們怎麼會去説這個又找誰去説這個呢？但只怕那曹樓村的人早晚能得着消息……唉，我們這位爺爺也真可憐！你看，擠在廚房這麼個kaka裏頭過日子……”
其實以親戚而論，八娘與曹叔及三位表妹算我的親戚，曹爺爺已不甚與我相干，曹叔的那位原配更與我風馬牛不相及，但曹爺爺的命運，那位原配的命運，至今仍偶爾牽動着我的心腸，使我浮想聯翩，扼腕感嘆。我的心腸是不是過於柔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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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大趣味在於變化。意想不到的變化是最濃釅的趣味。當曹叔他們背朝青天臉朝泥巴地在“幹校”插秧、割稻時，當他們被一遍遍地訓誡着要對“幹校”生活作“長期”乃至“終生”打算時，他們怎會想到幾年後，不但能夠回到北京，恢復機關的工作，而且還能出國考察，所考察的竟又是美國呢？
曹叔所參加的那個考察團是先飛往西歐再飛往美國的，當中在巴黎有一天的停留，曹叔因此遊覽了嚮往已久的花都巴黎。曹叔同我喝着黃酒，慢條斯理地閒話巴黎和紐約。他説起在巴黎時，他們團的一位成員，不知是上飛機前吃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還是飛機餐裏的什麼東西變了質而未覺察，下飛機後肚皮裏就鬧騰起來了，因為他們在巴黎只停留一天，公派出國的團體只能集體行動，個人身上連一個子兒的硬通貨幣也沒有，語言上又有困難，所以只能是集體遊覽——大使館派出一輛大巴士，向路經巴黎的各種出國團體提供方便，乘坐那巴士可以速成式地瀏覽巴黎風光，巴黎鐵塔、聖母院、盧浮宮、凱旋門、協和廣場等每處最多停留半小時，最少只給一刻鐘——那位成員自然不願放過這一生難逢的機會，因為他們從美國考察後不再途經巴黎，他估計自己以後再無遊覽巴黎的可能，因此強忍着肚中的造反登上了遊覽車，開頭去到幾處，尚能勉強將肚中“造反派”鎮壓下去，後來就不行了，簡直是活受罪，找廁所又不會找，有的廁所收費又上不成，找到一處又怕誤了回巴士時間，結果弄得神魂不定，坐到車上時竟至於憋忍不住而流瀉褲中，使周圍的人掩鼻奚落。曹叔講完此公遭遇後咋舌感嘆説：“這也許就是命，就是所謂緣分吧——他跟巴黎就那麼無緣，現在問起他來，他後悔那天為什麼不就留在使館招待所中——他説一路上他什麼印象也沒留下，惟一的印象就是自己的狼狽和臭氣……”
“我就不信我命裏註定要在河南過一輩子！就跟北京無緣！”
切斷曹叔語頭的是澗表妹。她又一次從河南來京探親。因為她的歸來，八孃家變得更加擁擠。八娘悄悄告訴我，晚上曹叔只好睡在書桌上——別看他去了美國，還逛了巴黎！
從河南迴來的澗表妹我簡直認不出來了，那不僅是因為她已長大成人，模樣上起了變化，她那原來充滿弧線的臉龐已有幾處——例如下頦、鼻翼——變為了生硬的折線；更重要的，是她性格似乎已與從前迥異。當年她拎着手風琴時，眼裏的那種稚氣和歡樂哪裏去了？還有在後台見到我勇哥他們那些演員時，那種純樸的大驚小怪和迸發着生命力的狂喜怎麼蕩然無存？當年她還有在生人面前極為靦腆的一面，而據她自己的陳述，她現在簡直不懂得自尊心和麪子在這個世界上值得幾分錢！
我以驚訝的目光望着澗表妹。以前我沒把她看在眼裏，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她小，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太單純，單純的東西我們可以喜歡卻不會特別地加以注意。長大成人的澗表妹坐在我面前，目光冷峻，語調尖酸，她對我，也對父母，乃至爺爺，宣泄着她剛剛積累起來卻頗為厚重的人生經驗：
“……我們那個站是個小站，每次火車只停一分鐘，上了車當然不會有空座位，有時候連廁所門外都擠着坐着好幾個人。開頭我臉皮嫩，就那麼忍着，你忍吧，幾個鐘頭，十幾個鐘頭，你就別想坐下，一直站回北京！座位要自己找！自己的命要自己去掙！緣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麼簡單的道理，我得來容易嗎？不容易！……現在我一上車就往車廂裏擠，我從一號座位問起，一個挨一個地問，一排一排地問，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生氣，可我也不停下不問；人家回答的話難聽，或者騙我，我也不在乎，反正我還要問下去；問什麼？就問：‘您哪站下車？’那麼一排排問下去，問到一個最近一站下車的了，我就破開臉對他説：‘好了，您下車這座兒我坐，我就在您邊上等着了。’他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我就在那兒死等了。別以為臉皮厚到這個分寸座位就把牢了，有時候那下車的人屁股剛挪開，有人就搶在我前頭把屁股擱上去，所以後來我就把臉皮更加厚了幾分，問妥了坐在座位上的，我還要跟站在周圍的人都説清楚：‘這個座位是我等的，他下了車可該我坐，謝謝你們了！你們要是誰不同意，早一點兒説，我好再往前等別的座兒去！’這就把牢了，過那麼一個來鐘頭，我就坐下了，坐下來是真格的，就是跟站着不一樣，而且這座兒是我自己掙來的，坐着格外舒服……也有人看着我，彷彿嫌我年輕輕的又是個姑娘怎麼這麼不顧臉面，我就看着別處，給他一臉冷笑，臉面？我沒丟別人的臉，再説，臉面值幾個錢？……”
澗表妹就這樣開始了她尋找自己人生座位的奮鬥。八娘暗地裏流過淚，為當年不該一念之差把小澗送進了那工廠，害得她一個人流落在外；為小澗的性格變得如此粗糲，甚至對父母説話也變得生硬而功利；為曹叔和她自己缺少門路無法將小澗弄回北京……八娘也託過我，看能不能找到線索，用對調的辦法將澗表妹調回北京，我撓着後腦勺發愁，且不説沒有線索，就是找到原籍是河南那個縣的人，人家又怎麼會願意離開北京回到原籍呢？
澗表妹的探親假到期了，臨回去以前八娘弄了一滿桌子的菜，我也湊熱鬧給她送行，澗表妹在飯桌上只揀一種她最愛吃的菜——鮮藕肉盒吃，對於八孃的眼淚汪汪和曹叔的額紋抖動，似乎全都無動於衷，末了冷靜到極點地説：“你們就都別操心了，連小表哥也別再幫我打聽，你們都是隻能靠組織、靠別人、靠運氣解決問題的人，出了家門兒臉皮嫩、舌頭軟，不頂用的。我想好了，我自己有辦法——我回去以後就自己跑，一户户地去問，你們家有沒有人在北京工作的？有沒有退休想葉落歸根回老家的？在北京什麼單位？那單位讓不讓對調？……我就不信一個縣裏問不出一個來！……”
兩年以後，澗表妹竟真的用這辦法將自己調回北京了，是在一家近郊的倉庫裏當統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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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心煩的時候，我就抻過一張紙來，在上面先寫一行“我究竟在煩些什麼？”然後開列出1、2、3、4……開列完了逐項冷靜地考慮，將它們再分成A、B、C或更多一點的級別，接下去就能把C級以下的逐項劃去——這其實很不值得發煩，這其實很容易排除或實現，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幾條，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儘量往好處、寬處想。最後，望着那張紙，心裏就鬆快多了，儘管事態一點變化也沒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還未給落實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還未回到北京；我自己雖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業上困阻頗大，經濟上甚為拮据，煩惱事真是一大堆。
那幾年裏，我在北京惟一的親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於對他們的關心，有一天我也抻過一張紙，為他們開出一串他們的煩惱，綜合分析了他們的各項煩惱以後，我把所有的箭頭都集中到一個字上，並用紅鉛筆把那個字重重地圈了起來。那是一個“房”字。
澗表妹雖然對調回了北京，卻並無宿舍可住，辦對調手續時，接收單位就把話説在前頭了——人可以來，住房請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給家裏買了一張上下鋪的鐵架牀，讓涓表妹睡下頭，她自己睡上頭，鐵架上下鋪緊挨着曹叔和八孃的雙人牀，當中拉一幅布簾，這樣睡了些時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後就換成八娘和涓表妹睡雙人牀，澗表妹睡上下鋪的下鋪，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鋪去睡。但這樣睡了一陣，又因為曹叔塊頭兒太大，一翻身就滿屋子的咔啦咔啦響，澗表妹説簡直是地震，最後曹叔和澗表妹又易了位——別忘了外面廚房中還有爺爺，爺爺身體垮了下來，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這樣地睡覺在盛夏尤為痛苦。
他們合用的空間如此之小，卻又至少總有三個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爺爺不必説了，八娘因為確診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為考大學失利，決心在家複習一年重上考場；這樣就引出了許多難以避免的摩擦。
當然，希望在前，曹叔他們機關正蓋宿舍大樓，大樓剛打基礎，機關的分房委員會已經開始工作。為了公平合理，根據十多種因素給每個人打分，我聽八娘給我念叨過，他們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單元，關鍵在有爺爺同住，因為三代人比兩代人多五分，倘若他們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為他們是兩個女兒，那就要在從五分里扣去兩分，因為人家覺得女兒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陣子我去曹叔八娘那裏，或偶爾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來，我們的話題往往不知不覺地就轉到了房子上。澗表妹很少到我家來，涓表妹根本就不來，因為她自從考大學失利以後，就抱定了某種其實是過分的決心。據曹叔八娘説她在家跟他們話也很少，跟姐姐和爺爺甚至能不説話就不説話，一天到晚坐在屋角的書桌前温書——那書桌別人都自覺地不用，盡着她獨享——我去他們家時，她往往頭也不抬地繼續背書、做題，所以我對她留下的印象，只有兩個反射着光影的近視鏡的圓片兒，以及偶爾發出的“你們聲音小點兒行不行？！”的呼聲；吃飯她往往不到廚房的小桌邊，而由八娘把飯菜給她端到書桌上去。
但有一天忽然有人敲我們住的那間平房小屋的門，開門一看我愣住了：是涓表妹。我把她讓進屋來，只覺得眼前是她那副高度近視鏡的圓片兒冷冷地放着光。我簡直想不出她跑來找我的道理。她摘下了眼鏡，我這才發現她原來也有一雙富有感情的眼睛，我看見她眼眶裏蓄滿淚水，她掏出手帕去揩那淚水，這時我心裏一緊，慌慌地問：“怎麼了？”她用悲慼的聲音告訴我：“爺爺死了……我爸突然犯病，我媽讓你去幫忙……”
我舉起腳就跟涓表妹到了八孃家，幫着料理一切。我發現不僅曹叔在失去父親以後從內心裏迸發出了強烈的人子之情，八娘和表妹們也都真的流瀉出超乎我預料的悲痛。原來爺爺在大限來臨之前，掙扎着對他們説的最後一句話是：“對不起，我沒能為分房子堅持到底……”的確，按分房委員會的計分法及規定，他家爺爺一死，他們就不再可能分到三居室而只能分到兩居室。
當我陪着曹叔去寄存曹爺爺的骨灰盒時，我痛切地感覺到那盒骨灰在分房計分表中值整整五分。我腦子裏不知為什麼浮出了那衚衕院中的土山和四角亭。後來我再騎車去那院牆外張望，土山連同四角亭都沒有了，那裏正在蓋一座樓房。原有的居民都遷走了，因此我也不可能在那裏遇上一位端着髒土盆倒垃圾的小腳老太太了。去了，去了，該去的都在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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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在去，來的倒也在來。企盼的和未曾料到的，該來的都來。
80年代以後，我自己家的各個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良性變化，這暫且不説它；曹叔八娘一家也日漸好轉起來，頭一項，就是終於住進了新住宅區——團結湖的單元樓，而且分到的是三居室——曹爺爺臨終遺言傳出去以後，引起了普遍的同情；而且不僅家裏明擺着有兩個大女兒，沁表妹在上海的户口問題遇到了麻煩，她很可能不得不按有關“幹校子女”的政策仍遷回北京，這就更促成了三居室的到手。
曹叔他們高高興興地遷入新居以後，八娘就到上海去了，一來去看望多年不見的兄妹，二來好把沁表妹的户口歸屬落實——這倒不成為她的心病，因為無論沁表妹最後是在上海落户還是回北京團聚，都令人高興，只要不再懸着就好。此外還有一樁喜事——四娘那已經35歲多年落實不了對象的兒子沈錫松，終於宣佈要在國慶節結婚，八娘正好可以趕上他的婚禮，熱鬧一番。
八娘去到上海一週，忽然一天中午曹叔到我家來，愛人上工去了，我不會做飯，便請曹叔上什剎海邊銀錠橋畔的烤肉季去小酌。直到落座以後，我才發現曹叔眼神有些異樣。我原以為他是八娘不在，發悶無聊才來找我消遣消遣的，看他那眼神我猜想是家裏出了點什麼事，是澗表妹又有什麼古怪的表現？是涓表妹高考再一次失利後精神狀態不能穩定？我只是望着曹叔，等他開口。
我們的座位靠窗，望出去是湖畔高高的楊樹，以及它們倒映在湖中又被微風吹得不斷抖動的圖像，一個賣糖葫蘆的老頭在湖邊倚着鐵柵欄打瞌睡，那些插在玻璃匣子內外的糖葫蘆無人問津，倒引來了幾隻粉蝶上下翻飛；曹叔望着窗外良久，才呷了一口白酒，幽幽地對我説：“你四娘沒有了……”
我吃了一驚。四娘我與她相處的時間很短，就是有一年她從上海來北京散心，住在八孃家中，那時候澗表妹她們都還小，我曾陪她及八娘帶着頭兩個表妹去遊頤和園，當中要換幾次車，每次一擠上公共汽車四娘就搶着去為大家買票，那陣式就像在搶銀行似的，倘若大家不是從同一個車門上的，她買妥票後總要扯着大嗓門用地道的四川話嚷：“買了票了啊！八妹你們就莫買了啊！”那聲音響徹全車，引得許多人既張望她又轉頭張望猜想中的“八妹你們”，每回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四娘在任何場合都使用這種大嗓門講話，在家裏也是如此，而且那口氣聽去大半像是在吵架：“唷！你把它放穩當些嘛！”“哪個説的啊！那啷麼得行啊！”“完了！未必哪個是哄你們麼！”其實，她那麼甩着大嗓門講話不僅絕非吵架，而且是誠心誠意地傾瀉着親熱。這也許是我們四川人的一大特點，所謂談話十分“展勁”。前幾年我回四川住在一家旅店中，傍晚時剛在牀上靠靠想養會兒神，就聽見走廊裏好一陣吵罵聲，幾個人都甩着大嗓門，聲音既高昂又急切，還夾雜着拍擊身體的聲音和尖叫，我實在忍不住了，遂起身出門勸架，哪知定睛一看，是幾位服務員在極為親熱的互相嬉戲，無論是他們互相切斷對方的話頭高聲笑罵，還是互相拍肩打背，以及尖聲叫喊，都只説明着他們心境的歡樂與生命力的旺盛。四娘便是一個典型的洋溢着歡樂精神的生命力旺盛的四川人。從未聽説過她有什麼病，年紀也不算太老，況且所鍾愛的獨生子又洞房花燭得大歡喜，她怎麼會“沒了”呢？
曹叔只顧喝酒，不怎麼夾菜。我勸他多嘗一點烤肉季的風味烤肉和甜味羊肉“它似蜜”，曹叔慢慢騰騰地夾口菜，呷口酒，兩眼不望着我而望着窗外，用一種彷彿在敍述非洲的什麼與我們全不相干的事情那樣一種口氣，淡然地向我報道：“你沁表妹打來個長途，讓我去上海接你八娘來。她被四孃的事弄懵了。你那表哥的婚事一切都籌辦好了，只等着在南京路上一家飯館請客辦事。就在要辦事的當天上午，你四娘忽然想上街再買一樣東西，她出門的時候你表哥勸過她，那東西什麼時候都可以去買，何必這麼着急？她卻非去買不可。就那麼去了。結果，過馬路的時候，她從一輛停在路邊的麪包車的車頭前往前穿，一下子被忽然開過來的一輛運貨卡車撞倒，當場就死了。”
聽完這敍述我再吃不下菜，又是車禍！我茫茫然地望着窗外，湖水中漂着些楊樹葉，賣糖葫蘆的老頭在伸懶腰，斜對岸有個孩子在抖空竹，傳來陣陣嗡嗡的聲音。我心裏空落落的，把目光轉回來，恰恰與曹叔的目光相對，我發現曹叔眼仁裏增添了某種我不熟悉的因素，我心裏一顫。
“是呀，”曹叔喝了一大口酒，用手背抹抹嘴唇説，“我這邊，是車禍死了人，死的是兒子；你八娘那邊，又是車禍死了人，死的是當媽的。都在大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這算怎麼回事？”
我的心往下一沉。我從小受的無神論、唯物主義教育，但曹叔八娘身受的這些遭際，不能不讓我犯疑。對能夠認識到來源的打擊，我們可以以理性來支應它，對莫知其因的神秘打擊，我們從哪裏取得抗擊力和支撐力呢？
16
八娘和沁表妹回北京了。我去看她們，大家都回避着四孃的事不談。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傷心事漸漸也就化解了。後來沁表妹在園林局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涓表妹卧薪嚐膽終於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學印度尼西亞語專業；澗表妹正積極地找對象，她那種形同當年在火車上找座位和主動尋覓對調線索的大方勁兒，使曹叔八娘對她的婚事不怎麼焦慮懸心，儘管樓裏與她同齡的姑娘紛紛都已結婚乃至生了娃娃。
我也給澗表妹介紹過幾回對象，她都很坦然地去接觸考察。有回我把從我父親這邊算稱作香姑姑的大兒子介紹給她，約定在故宮神武門外會面，我陪澗表妹走到神武門，忽然先閃出一高一矮兩個姑娘來，迎着我叫“小表哥！”隨後才有我那位表弟顯露出來——他的兩個妹妹不知是出於好奇還是出於怕哥哥輕率從事、上當受騙，竟大搖大擺地來參與這次的會面，我好尷尬，這是事先沒有説好，且也未曾料到的；澗表妹卻毫不慌張，大大方方地去售票處買來五張門票，引大家一同進入御花園遊玩。這麼五個人攪在一起，算怎麼回事呢？我想告退，又怕澗表妹事後更加埋怨我；那兩位儼然以大姑子小姑子自居，竟毫無迴避之意，那位大表弟倒臉上訕訕的，似有難言之隱，澗表妹卻愈加鎮靜，她乾脆迎上那兩位本不相干的人，同她們閒扯起來，這就使得我同那位大表弟被撇在一邊；我悄聲問那位大表弟——其實並非真有血緣關係的姑且叫作大表弟的小夥子——“你覺得我這表妹風度怎麼樣？”他含混地應着：“當然，您介紹的還差得了麼？”我知道他在找對象上對女方的相貌和風度是相當挑剔的，這也是他老大不小仍未落實婚姻的主要原因。但從他那閃爍斜視的眼光中可以推測，他那兩位自己尚未出閣的妹妹，似乎對未來嫂子的相貌和風度要求得更加嚴格，儘管在相貌風度方面她們自己究竟是個什麼水平，也還構成着可以爭鳴不休的學術問題。
在一處亭子裏大家坐定，那位大表弟買了五份冰激凌發給大家，但三位女性仍湊在一起説話，是二比一的陣式，我發現她們進行着微笑戰鬥，所説的話似乎都很平淡很禮貌很得體但臉上那掛出的微笑裏卻伸出了無形的針尖和麥芒，澗表妹雖有點“寡不敵眾”，但毫不示弱，頗有藺相如立於秦庭的氣概。
這次會面自然沒有任何積極的成果。而且自此以後我再也不攬這一類的瓷器活兒了，澗表妹倒絲毫沒有對我流露對這次故宮御花園之遊的不滿。
17
一個星期日，我去看望曹叔、八娘，家中只有八娘一人，她跟我沒對上幾句話，忽然爆發出對澗表妹的怨憤，這頗令我吃驚；顯然，她隱忍了很久，但終於按捺不住，怨憤既已湧出，她也就不再顧忌，任其噴發傾瀉。
八娘告訴我，澗表妹現在自私得可怕，例如某天她買回一斤肉餡來，擱進家裏的冰箱時，偏要説一句：“這是我的，星期五請客包餛飩的。”她們單位歇星期五，她有時請幾個相好的同事來家，搬開桌椅打開收錄機放音樂練跳交誼舞不算，還要湊在一起包餃子或餛飩，吃吃喝喝説説笑笑；結果那個星期五她約請的同事們不知為什麼一個也沒來，八娘很自然就從冰箱裏取出她買的肉餡要烙餡餅給全家吃，澗表妹見到竟衝上去，一點情面也不講地阻攔説：“別動我的肉餡！你們有自己的肉餡嘛，用你們買的嘛！”八娘自然不高興，少不了説她：“我做餡餅你不也吃嗎？”澗表妹則立即反嘴：“我每月不是都交伙食費嗎？”諸如此類，已成常態。此外，八娘眉頭皺得緊緊地告訴我，澗表妹現在越來越奇裝異服，街上亂買些怪模怪樣的出口轉內銷的貨不算，還自己動手剪裁一些“簡直丟人”的服裝，例如八娘看去認為是隻能做睡衣睡褲的布料，澗表妹卻偏縫製成連衣裙，並且大模大樣地穿上身，搖搖擺擺地上街去；據澗表妹自己聲稱，她要鑽研服裝設計，將來自己開一爿服裝店，專營最時髦的女服。八娘認為她神經恐怕是有點兒不正常了，但簡直不能數落她一句半句，“她那張嘴，活像冰箱裏拿出來的水果刀，又快又冷，連你曹叔也拿她沒有辦法！”八娘邊談邊連連搖頭。
偏偏這天八娘剛跟我嘮叨完，單元門鑰匙孔一陣響，澗表妹從外面回來了，她穿着一身大塊白與大塊黑組成的連衣裙，一臉若無其事的表情，八娘迎上前去問她：“怎麼？今天下午不上班麼？”澗表妹坦然地告訴她：“下午跟別人倒班了，我在家歇半天。”八娘嫌惡地打量了一下澗表妹那身的確怪模怪樣的連衣裙，老着一張臉去廚房做飯了，澗表妹倒興致勃勃地跟我聊了起來。她讓我幫她找幾本國外的時裝雜誌，哪怕借看也行，她説日本有一種《登麗美》雜誌對她來説最有參考價值；我問她為什麼把連衣裙做成大塊白與大塊黑的樣子，脖頸處為什麼不對稱，下襬底緣又為什麼是斜線？她對我侃侃而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對顏色的論述：“世上最美的顏色，是黑、白、灰三色；要説配色，紅與黑是永恆的主題，我今天下午就試着做一件蝙蝠衫，深黑配大紅，等我穿出來你看吧——”正説着，廚房裏幾聲鍋鏟擊鍋幫的鋭響，澗表妹走進去問：“媽，要我幫你炒嗎？”八娘惡聲惡氣地回答她：“你還幫我？你不把我氣死就算好的了！”
糟糕！一場母女口角就此開始，我走過去想勸，她們唇槍舌劍，一句咬着一句，我簡直插不上嘴。
“我怎麼了？招您惹您了？”
“我見不得你那一身怪樣子！”
“我穿我的，又沒強迫您穿，礙您什麼事？”
“大白大黑的，辦喪事麼？莫在我眼前晃來晃去！”
“躲着您還不容易？可您的喪氣事再多也賴不着我！”
“我有什麼喪氣事？我不像你，都這麼大了，嫁都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礙您什麼事？嫌我老在家住麼？分房子時候有我的一份分數，我住這兒名正言順！”
“哪個嫌你在家裏住了？你莫狗血噴人！”
“行了行了，我還不知道您的，自己糊里糊塗提前退休了，整天窩在家裏頭，哪還有點知識分子的味兒？整個地一個家庭婦女，閒了沒事就找別人彆扭！”
“完了！我好心倒變成驢肝肺了！當年要不是為了把你弄回北京，我能愁成這麼個老太婆模樣麼？”
“回北京我靠的是自己！”
“好嘛好嘛！你就自己一個人去過嘛！早曉得落這麼個下場，我就不歡迎你回來！”
“我回來不取決於你歡迎還是不歡迎！”
“天哪！就算我沒生你這麼個女兒！”
“可你就偏生了我這麼個女兒！”……
我在她們母女之間旋轉着身子，連連擺手哀求雙方：“算了算了，莫説了莫説了……”卻毫無效果。
一陣門鈴響。她們家安的是音樂門鈴，奏的是《致愛麗絲》，居然要奏半分鐘才停。在這半分鐘裏，八娘和澗表妹總算偃旗息鼓。我過去開的單元門，門外的人我不認識。
“啊，是老丁啊！”八娘迎到門前，滿臉堆笑。
“丁伯伯，您來啦！”澗表妹也輕盈地迎到門前，滿臉和悦。
雖是不速之客，顯然母女兩人都真誠地歡迎。叫他們三方几輪問答過去，我就明白，丁伯伯是給澗表妹介紹對象的，這介紹工作至少已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
“你來得正好！今天恰恰有你最愛吃的炒苦瓜！”八娘手忙腳亂地張羅着。
“我爸剛買了一罈子‘加飯’，我來給您燙酒！”澗表妹快活地旋轉着身子，跳舞似的去取那酒。
我便藉機告辭，説有事。三個人都堅持留我吃午飯，我説確實有朋友等着我去，要請我吃烤鴨，這才放我走。
走在大街上，我回想着八娘澗表妹母女爭吵的一幕。迎面來風，一些細沙打在我臉上，癢癢的。也許，人生必得如此。我微笑了。
18
澗表妹結婚了。新郎就是那位丁伯伯介紹的。他們實行的旅行結婚，京滬線上有親戚，所以前半段路線是泰山—曲阜—南京—鎮江—無錫—蘇州—上海；上海親戚最多，因此下半段又以上海為“根據地”，“出擊”杭州、黃山、九華山；最後從上海乘飛機回北京，領略一下騰空而行的樂趣。
澗表妹夫婦旅行結婚期間，我去曹叔八孃家，曹叔發胖了。他本來就人高馬大。如今更魁梧驚人，八娘指着他對我説：“完了！你看嘛！他那個腰得了呀！小澗要給他裁條褲子，量了幾遍尺寸，手裏頭拿着剪刀，就是不敢往料上下手呀！小澗跟我説：媽呀，爸爸的腰啷麼這麼粗喲！這麼裁下去，橫起豎起一樣寬，眼睛望過去不習慣喲！我就跟她説：尺寸不騙人嘛，你就依到尺寸下剪刀嘛！……完了！要是還像當年那麼發佈票，我們一家人的布票湊起來供他一個人怕都還不夠！呵呵呵呵……”八娘儘管背已微駝，頭髮麻白，一説話臉上的皺紋就隨着話音抖動，但澗表妹的成家似乎使她的性格恢復了一些樂天與達觀。
曹叔因在部裏提拔司局級幹部的競爭中失利——表面原因是不夠“年輕化”的條件，他已59歲；八娘則認定深刻的原因是“他上頭沒有人”——所以打算不久離休，這樣他們老兩口就都要過家居生活了。我便勸他們合作寫書，我記得早在50年代初，他們就聯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關於植物保護的文章——那時候《人民日報》定期刊登一些專業性的文章——我父親母親當年是訂閲，並精讀《人民日報》的，曾很為他們驕傲，並剪下來夾存，多次用以激勵我的上進。後來八娘更發表了許多養蜂方面的研究文章，記得有一篇也是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幾乎佔了一整版，當中還有若干曲線圖、數字表格什麼的，那時候中蘇關係惡化，中美之間尚無外交關係，但蘇、美兩國的農業科研機構都曾致函《人民日報》社，要求與八娘取得聯繫。
我提起這些“當年勇”，引出了曹叔和八孃的懷舊之情，他們便從書櫃、壁櫥裏取出許多卷宗夾和書刊來，坐在沙發上翻檢開了，卷宗夾裏是許多已經發黃的剪報，他們當年所發表的專業性文章遠不止我所記得的那兩篇；許多大厚本的農業辭書，編寫者名單中都有他們；而《中國養蜂》的合訂本更全部都浸潤着八孃的心血，她撫摸着那刊物對我説：“你信麼？當年專職的編輯人員就我一個，從約稿、改稿、編稿、發稿、畫版、跑廠以及寄發稿酬，都是我一個人幹，刊物也一本一本地印出來了，現在的刊物呢，動不動二三十個人，唉唉，我們那時候啊……”
我竭力鼓動他們“重打鼓，另開張”，曹叔深深地嘆口氣説：“我後來撂下科研搞行政工作去，荒廢了啊！”八娘拍打着膝蓋説：“完了！你以為寫這種文章跟你寫小説一樣？沒有實驗設備，沒有大量數據，沒有最新資料，關在這單元房裏啷麼寫得出來？……可惜啊，當年那些實驗課題剛搞到一半，政治運動一來，不是停了就是誤了，後來連實驗棚也取消了，改成了種黃瓜、西紅柿的暖棚，説是那才是直接造福於人民；還有好好的一個養蜂研究所，‘文革’裏頭説撤銷就撤銷，十多年以後又恢復，設備、蜂羣還好恢復，資料呢？都失散了，莫説有經驗的科研人員不好找，就是有經驗的放蜂員也難找啊……”
聊到最後，曹叔八娘一起向我舉出一個例子，他們一位好朋友，退休以後一直刻苦地著書立説，寫的是一本關於蟎蟲的學術著作，送到出版社去，編輯看完連稱“了不起”。但就是壓着不出，因為在新華書店徵訂，徵訂數還不到100本，出版社實在賠不起，結果是請作者自己出3000元印，你想搞科研的人哪來的積蓄，何況又退了休，再加上臉皮嫩門路窄，破開臉求親告友好不容易才湊足2000元，出版社都打算付排了，財務科核算後又讓編輯來找他説，如果開印，他需補上的不是1000元而是2000元，要是他不補追加的1000元，那麼，印出後就得由他自己銷售300本，那作者一聽立時血壓就上去了，家裏亂作一團，後來就決定再等一等，看出版社能不能發一筆財，使幾本像他這樣的學術著作得以正常開印，這麼一等就是3年。有一天有人給那作者帶來一本國外這方面新出版的書，那人也是多事！何必給他看呢——誰想到他一看，竟暈過去了，醒過來以後脾氣變得暴躁不堪，家裏人注意不夠，幾天以後無端地一發火。頓時就腦溢血去世了！原來國外那本書展示的是當年國外某科學家在那一課題裏的最新成果——而那成果在我們中國這位作者的書稿中早已顯示了！
“所以，我們也就不作此想了……”講完他們朋友的這番遭遇，曹叔把攤放一茶几的書本收斂起來，向我宣佈，“我離休回家以後，就練字吧，我喜歡書法……”八娘則若有所失地喃喃自語：“唉唉，小澗算是落實了，還有小沁、小涓啊……”
19
這以後我搬了家，搬得離曹叔八娘他們很遠，加上我陷於名利場中，整天瞎忙活，所以很少去他們家了。澗表妹倒時不時到我家來打一頭。後來她有了兒子，就帶着兒子來。
澗表妹到我們家後，説話裏總少不了一個符號，比如：“這件衣服的色調曉強就覺得好”，“要依着曉強的脾氣，他就不看這個節目”，“你寫累了應該做一套就地保健操，不離開座位都行，就像曉強那樣……”開始，我和愛人都抓不住這個符號，不免問她：“誰覺得好？”“誰？什麼脾氣？”“像誰一樣？”……後來，我們聽得耳朵裏結繭子了，往往不等她話出口，就主動調侃她：“要是曉強在，他加不加辣椒呢？”“我這樣做是不是比曉強笨呢？”“這事你是不是得請示了曉強才能決定呢？”……澗表妹聽了總高興地笑，笑得鼻子上起皺紋，看得出，從不僅愛她的丈夫曉強，而且簡直是崇拜他。
曉強姓嚴。澗表妹和他的結晶——那寶貝兒子，取名叫嚴序，澗表妹鄭重地解釋説：“曉強翻遍了《辭海》，最後選定了這個‘序’字，光‘序’字不算什麼，問題是把‘嚴’字和‘序’字併到一起，‘嚴序’既符合東方文化的倫理觀念，又符合西方文化的理性觀念，念起來又順口，你們不覺得是這樣麼？”
我們當然多次敦促澗表妹把嚴序的爸爸帶到我們家來，以便一睹風采。但她總説他忙：“忙得一天好像不是24小時，好像上牀睡覺是購買高檔奢侈品，連吃飯好像也是荒廢光陰……”我們只好從小嚴序的形象上推想嚴曉強的面容風姿，不消説，我們想像中的他都有着一個精幹聰慧的形象。
我自己也忙，總説得便去澗表妹他們那裏瞧瞧，結果也總是説説而已。澗表妹詳細地把她自己的小家庭對我們作了描繪，使我們知道是在東西一帶的一條大衚衕裏，一個挺不錯的四合院，幾家人合住，嚴曉強父親早就去世了，母親帶着他和他哥哥住着兩間西屋，那屋子幾十年前日本人住過，所以有高出屋外地面的地板，有別致的板拉門；澗表妹和嚴曉強結婚以後，把兩間屋子當中的門堵死了，他們小夫婦住一間，嚴曉強媽媽和嚴曉強哥哥住一間，各屋走各屋的門，但合用一間另搭出來的廚房，有時合着做飯，更多的時候是分開做分開吃；澗表妹和嚴曉強利用那住房原有的特點，佈置成日本式的居室，進屋前先要脱鞋，屋裏滿鋪草蓆，靠牆是極矮的沙發，基本上用若干軟墊子搭靠而成，是澗表妹自己設計製作的；嚴曉強設計製作了一張既可以摺疊又可以加長的矮桌，既是飯桌，也是茶几和書桌，他們自己已習慣於席地而坐，澗表妹製作了一大堆或圓或方的坐墊，客人來了，他們也就請客人在坐墊上坐，嫌太矮可以坐一疊坐墊；他們的睡具白天都放在壁櫥裏，晚上才取出來鋪在草蓆上睡；這樣，原來小小的房間白天的空間感就非常寬舒；他們的四壁點綴着幾件得意的工藝品，窗簾是澗表妹照着國外雜誌上的樣式製作的，拖地式並有三種閉合法；嚴曉強又用衝擊鑽在屋樑上鑽了幾個孔，嵌入膨脹螺絲，吊了幾盆綠葉植物，其中一盆綠蘿與嚴序同歲，如今枝蔓已下垂了三尺有餘……
澗表妹還把一些其實本不必講給我們聽的情況也講得很詳細，嚴曉強的母親，即她的婆婆，和他們處得很好——澗表妹言語之間，流露出一個比較，就是嚴曉強的母親也是個退休的知識分子，但比八娘心胸開闊得多，從不在雞毛蒜皮的事情上計較生事——但嚴曉強的那個哥哥，竟同弟弟有天淵之別，智力發展上有問題，上學上到小學三年級再升不上去，卻迅速地長得五大三粗的，最後只好在街道做紙盒子的小廠就業；這麼一個情況自然討不上媳婦，看來只好一輩子同母親同住，母親要是沒有了，真不知他一個人如何生活下去；嚴曉強的這哥哥平日倒不礙他們的事，但有一回嚴曉強出差多日未回，嚴曉強的哥哥突然跑到澗表妹他們住的這邊來，手裏舉着兩張紙頭，滿臉憨笑，一迭聲地對澗表妹説：“我請你看電影去！請你看電影去！”搞得澗表妹手足無措，倒是小嚴序衝上前去，仰着頭轟他説：“去去去！我媽不跟你看電影！我媽就跟我看電影！”後來嚴曉強媽媽為這事直跟澗表妹道“對不起”，澗表妹的結論是，婆婆儘管通情達理，大伯子這麼個情況終歸讓人受不了，因此，早晚還是得搬出去另過。
嚴曉強不僅是澗表妹的驕傲，也是曹叔和八孃的驕傲，有一個國慶節，我匆匆忙忙去曹叔和八娘那裏打一頭，因為還要趕一個活動，坐了不到半小時就告辭。半小時裏曹叔簡直沒問到關於我和我一家的情況，儘管我們幾乎半年多沒有見面，我一句隨口而出的“小澗和曉強他們怎麼沒來”，就引出了他一連串對嚴曉強的誇讚，我笑談着：“真是寶貝女婿呀！”八娘一旁尖聲説：“完了！你以為你曹叔把曉強當成女婿呀！你總女婿女婿的他怕還不順耳哩！他是把曉強當成親兒子待哩！小澗倒彷彿是個媳婦兒了！”我看八娘那一臉豐富的表情，其實，她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送我下電梯的時候，八娘當着若干等電梯的熟人和生人，甩着嗓門向我建議：“你們文學界現在不是時興那個報告文學麼？我們曉強其實就很典型哩！你啷個不採訪採訪他嘛！你就寫寫他嘛！”曹叔也附和着：“是個自學成才的典型啊！”
嚴曉強的確是自學成才。他比澗表妹大兩歲，“文革”中他到吉林農村插隊8年，回城以後分配在司法部所屬的一個部門的食堂當炊事員，學會了白案和紅案上的一般手藝，後來他又拜那個部門的一位老木工師傅為師，練就了一手好木工活；再後來他自學大學文科課程，一門門通過了成人教育的單科考試，獲取了有關部門承認的大學本科文憑。一個偶然的機會，部裏一位副部長髮現了他，便把他調到身邊試做秘書，他不僅反應敏捷，善應對，有文才，而且在陪伴副部長出差的過程中，不僅顯示出解決某些纏夾不清的扯皮事的能力，而且以其知識面的廣博和恰到好處的幽默感，使副部長在處理公務之餘，還能從他那裏得到意外的啓發和快樂。
20
終於見到嚴曉強了。是一個細雨霏霏的夜晚，先接到一個電話，説他是嚴曉強，問我接待不接待，我問他在哪兒給我打電話？他説就在樓下的公用電話那兒，我笑着説：“胡鬧，都到我們樓下了，為什麼不直接上來？”他樂呵呵地回答説：“知道您是大忙人，一般不接待事先沒約定好的客人；我這樣已經怪難為情了，有點強加於您。”我説：“快上來吧！我們高興還來不及呢！早盼着見你了！”
嚴曉強站到我們面前時，我覺得除了個頭矮些，其他方面都與平日的想像相合。一張未脱淨稚氣的圓臉龐上，兩道濃眉在印堂上交相，兩隻亮閃閃的眼睛聰慧外露，厚厚的血色充沛的嘴唇，咧開一笑露出兩排整整齊齊的小白牙；他肩寬背厚，很敦實，但身材又顯得很緊湊，一舉手一投足顯得很颯利。
“小澗怎麼不一塊兒來？”我愛人一邊給他倒茶一邊問。
“嘿嘿，她還不知道我到這兒來了哩……”嚴曉強落座以後，樂呵呵地説。“早該來拜望表哥表嫂，實在是顧不上——我們這一輩兒的讓‘文革’耽誤了青春，所以把一天掰成好幾天地玩命兒找補；我的大概情況你們早都知道了，這兩天又有新的進展——我調到中國法制報社了，社裏面決定除了出報以外，還辦一份《法制文學》的刊物，我跟幾個哥兒們應了這個活兒，立馬制訂了一攬子計劃，這不，今天下午剛領了‘記者’證，我就按計劃跑表哥這兒約稿來了——所以我今天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同事們都説我‘近水樓台先得月’，表哥啊，你無論如何得讓我得着月啊，即使得不着玉盤似的滿月，得個鐮刀似的月牙兒也行啊……”
“你怎麼不給那副部長當秘書了呢？”我問他，“那才是近水樓台呀，那個月亮才大才圓哪！”
“咳，”嚴曉強坦率地説，“那並不符合我的根本意願，那隻不過是一道光明正大的階梯罷了——我從一回城那時候起，就盼望着有一天能當記者、當編輯哩！”他把嶄新的“記者證”遞給我看。我遞還給他以後，他又主動遞給我愛人看，並且鄭重聲明：“澗還沒看到哩！你們比她先睹一步了！”
我高興地説：“我們是先睹為快啊！不過，你不忙約稿行不行？我們先隨便聊聊嘛，早聽小澗和曹叔八娘説過你，你人不大，見聞挺廣，知識面挺寬……”
於是他便同我海聊起來。我愛人端來的一大盤葵瓜子，被我們邊聊邊嗑，嗑得盤子裏精光，沙發下面一地的葵瓜子皮兒。
嚴曉強講到他隨副部長出差的種種見聞經歷：“……原來光知道那些顯露在街面上的大飯店大賓館，跟着跑了幾圈，才知道還有一些不顯山不露水而實際上更高級的地方；有的市民在那城市住了幾十年，別説沒進過那種地方，甚至聽也沒聽説過，也不大可能從電影電視照片圖畫上看到那景象，因為完全保密，離內部很遠的入口處，甚至入口處外面，就有人站崗守衞……也別把那裏頭想像得金碧輝煌，豪華不堪，特別是現在對外開放了，那些中外合資的大飯店才是真正地豪華和絕對地現代化，我説的那種地方卻另有特點，比如，空間感特別強烈，空蕩蕩的前廳，大得沒有道理的衞生間，老式的笨重得不得了的沙發椅，還有大肚皮痰盂；建築風格也許是西方古典式的，科林斯式立柱，哥特式窗框，或者還有洛可可式裝飾的壁爐，但裏頭現在幾乎絕對不懸掛油畫、不放置西洋式裸雕，而掛着國畫或書法條幅，擺放着景泰藍或雕漆工藝美術品……説實在的，住在那裏頭也未必多麼舒服，冷冷清清的，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説到下面的吃喝風，那是很難剎住的，我們那副部長確實不喜歡下面搞宴請，且不説按規定不該搞那種宴請，就是規定允許，我們那副部長也是個最厭煩飯桌上應酬的人，可你知道嗎？有時候你不得不含糊一點，將就一點，入鄉隨俗，否則，那就不好辦！有一回我們到一個縣裏去，副部長拉下臉，説無論如何不出席晚上的宴請，因為他聽説為準備那頓宴席特意從離縣城幾十裏地的水庫裏調運了一車活魚來；我起頭也跟副部長一個心勁，頗有點同仇敵愾的氣派，寧願啃兩個饅頭喝幾杯粗茶了事，可是你猜怎麼着？我出去轉悠了一圈，就沒主意了，因為我看見那擺宴席的食堂外面，淤集着不少人。一打聽，許多都是一般的工作人員，有的手裏還拿着空飯盒，他們都説難得有這麼個機會，公費報銷吃上一餐活魚，還打算用飯盒帶一點回去，給家裏人嚐鮮。一位瘦長臉的會計對我説：‘你們罷宴，固然保持了你們的廉潔，可我們這麼多人，就都吃不上活魚了——而這些活魚，也不可能再扔回水庫裏去；會怎麼樣呢？你們一走，一半的魚，就會被五六個頭頭腦腦分別以處理價分掉，還會用公車給他們一家家送到冰箱邊上；另一半哩，倒可能成為明天食堂裏的甲菜，我們都得用一大把菜票才能嚐到一盤；結果是，你們廉潔，頭頭腦腦也沒犯什麼錯誤，而我們卻不能沾光吃上公費報銷魚！’我轉悠回去把這個情況跟副部長講了，我勸他勉為其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去赴這個宴，竟把他説動了。結果，我們去了那餐廳，皆大歡喜；我暗中算了一算，一共五桌，竟有四十八個人陪我們兩個人吃魚；但吃完以後回到住處，我對副部長説：‘您細想想，如果只有一桌，八個人陪咱們，那麼，那四桌四十個人不就沒份兒了嗎？那咱們十個人不就更特殊了嗎？這麼着，倒還無形中增加了四十個工作人員的福利！’副部長不以為然，可我至今還在這麼想：下面的幹部靠薪水也確實難得打牙祭啊，各種大大小小的宴請等於是一種福利，你要取消已經慣享的福利，那是很難的事啊……”
我們又從他們部裏聊到家常方面，嚴曉強坦然而自信地説：“其實，好多家庭裏的糾紛，完全不必從什麼世界觀角度思想修養角度道德角度去分析，那樣越分析會越糟糕……比如澗和她媽媽，這些年來總不和諧，我一開頭也總試圖用‘代溝’之類的理論模式去套。後來，我想透了，生活是複雜的，人更復雜，有各種各樣的因素，有些因素，我們以往很少考慮甚至全然忽略。例如，心理因素，心理問題常常與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無關；還有生理因素，有時候人的多疑、超敏感、煩躁、失態、語言混亂，完全不是或主要並不是出於真正的是非混淆、愛憎顛倒，而是因為生理上的某種問題，比如內分泌的不均衡，循環系統的不順暢，傳導系統的暫時阻隔和紊亂，等等；所以我最近就常開導澗，不要把媽媽的埋怨、責備以及煩躁、不滿都看成是什麼深刻的東西，其實那很簡單，就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種病態，因此遇到這類情況應當完全不存芥蒂，只有充滿愛憐地關心維護她的健康；澗正在慢慢適應我提供的這樣一種方法……”
嚴曉強的侃侃而談把本來忙着別的事的表嫂也吸引過來了，他見我們夫婦都興致勃勃，聊得更無顧忌：“……其實，當然啦，澗有若干明擺着的缺點和弱點，可我同她頭一回見面，就感受到她有時候顯得外剛內柔，有時候又顯得外柔內剛，她身上埋藏着很大的潛力，我説的潛力就是創造力，我喜歡這種創造力！她熱愛服裝設計，有着一個當著名的服裝設計師的理想，別人可能覺得她是想入非非，或者認為通向那一理想的道路幾乎是開闢不出來的。我卻以為無論她能不能實現這一理想，她為之奮鬥的一系列行為本身就是美的；當然，她現在還很不成熟，比如，我就認為她現在過分追求一眼望上去的強刺激，這顯然不是服裝設計上的高級趣味；我給她提出來了，她氣得要命，頓着腳跟我爭辯，咦，我又很喜歡她那股子為自己抗辯的勁頭，我預言，憑這股子勁頭，她又很可能不按常規常理，而是從斜刺裏殺出來，獲得一種超出一般高級趣味的成功！……”
要不是時間已經很晚，擔心他趕不上末班車，我們真想留他再多聊一陣。外面還在下雨，我送他下樓去，他帶着傘，撐開了傘，同我告別。路燈下，雨絲襯托中，他一臉的朝氣，笑着叮囑我説：“別忘了正事兒——給我們創刊號一篇法制小説！”我有點戀戀不捨，似乎純粹是沒話找話地問：“你們單位在什麼地方？”他告訴我：“在陶然亭裏頭。臨時租借了公園裏的幾間屋子。報社大樓快蓋得了，蓋得了我們就都搬過去。”
“陶然亭！多優美的地方！其實就一直在那裏面上班才好哩！”我隨口應着。
他笑笑，轉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高聲説：“以後要常來喲！”
“我會常來的！”他沒有回頭，只送過清脆的許諾來。
我望着他舉傘的背影，直到消失在燈光不及的雨夜中。
21
陶然亭是北京西南城的一個有名的公園。我父親生前最喜歡陶然亭，他説北京城內公園中唯有陶然亭有一種難得的野趣，再加上陶然亭裏有世紀初傳奇人物賽金花的墓地，還有什麼鸚鵡冢、玉貓墳之類引入遐思的小講究；50年代初從東四十字口拆下的大牌樓，也遷置在陶然亭中，我家50年代一直住在東西牌樓附近。因此，到陶然亭公園的大牌樓下坐一坐轉一轉，也是我懷舊的方式之一。
記得父親有一回同我遊陶然亭，在湖邊垂柳下，似乎是漫不經心地説：“好一個所在！人固有一死，假使能死在這裏，也該知足了！”
果然有人死在了陶然亭。死得很慘。不是別人，就是嚴曉強。
就在他打着傘同我告別以後的第三天，是一個靜謐的傍晚，公園裏沒多少遊客，他們中國法制報社借用的那一角外面簡直就沒有人影；嚴曉強因為工作太積極了，忙來忙去忙到下班很久，別人都走淨了，這才離開那排屋子往院子外面走。其實也無所謂院子，因為並沒有正兒八經的院門，就是兩道牆當中留出了一個出入的豁口。他從那豁口走出去，萬萬沒有想到，一輛載重卡車飛馳過來，當即把他撞倒，卡車緊急剎車後衝出了十多米去才停住，司機和搬運工下來一看，滾在路邊的人已經血裏呼啦，頓時嚇傻了。當然，他們也就立即把受害者抬上車去，送往醫院搶救。
按説公園裏是不該有汽車行駛的，但偏那時陶然亭的某一角正在施工，因而有準予通行的汽車進出；按規定汽車在公園內行駛時速不允許超過十公里，拐彎處更不允許超過五公里，但那天那位司機覺得眼前的路徑上曠無一人，又急着去吃晚餐，就沒按規定掌握時速而開了快車；偏巧嚴曉強在那個時候從那個牆缺裏走出來。倘若那卡車速度慢一些，或速度雖快而出發得早一些；又倘若嚴曉強步子邁得慢一些，卡車飛馳而過時尚未及邁出牆缺，或嚴曉強步邁得快一些，早一點邁出牆缺，卡車駛來時司機已能看見他的身影，也許就都只是一場虛驚，而不至於釀成這樣的慘禍。但兩個運動着的物體竟偏偏在那牆缺處匯合相撞，一個是高速的鋼鐵巨物，一個是毫無防範的小小肉身，焉能不呈慘象？令人思之更為心酸的是，車禍發生的周圍環境並非車水馬龍或人流滾滾，倒是湖水漾漾、楊柳依依，牆邊的黃刺梅開得正燦爛，岸邊花圃中的江西臘朵朵綻得渾圓。
嚴曉強是被撞破了腦袋，腦漿已然外溢，醫務人員們用盡了一切辦法，也無法挽回他的生命，但幾位醫生和護士後來都嘖嘖感嘆——嚴曉強的機體原屬最健康、生命力最旺盛、抵抗力最頑強的那一類，他的腦袋已經撞破，腦漿和溢血已經攪成一團，然而他的心臟卻久久地、久久地令人不忍目睹其心電圖催人淚下地跳動着、收縮着、痙攣着、掙扎着、喘息着、悸動着、微顫着……彷彿有一個無形的聲音在呼喊：“不！不要！不死！不能死！不願死！不給死！……”
醫務人員從嚴曉強的衣兜裏翻出了鮮血浸染的“記者證”，這才同中國法制報社聯繫，報社的人趕來以後，驚詫莫名，來的幾個人誰都不願扮演通知澗表妹的角色，最後還是由肇事者單位趕來的負責人去扮演了這個角色。他們見到澗表妹自然只説出車禍了、正搶救中，讓她不要驚慌；據説澗表妹隨車跟他們來醫院的路上鎮定得令他們驚奇。事後澗表妹告訴我，當時她的心情是堅信嚴曉強能夠活着，大不了留下點殘疾，而一個有殘疾的嚴曉強對她來説依然是可敬可愛的，所以她並不怎麼慌張——然而當澗表妹到達醫院時，嚴曉強已經全身蓋上了白被單。
令所在場人感到奇怪的是，澗表妹沒有號啕大哭，也沒有掩面啜泣，甚至看不到她的眼淚，她就那麼往走廊裏長椅上一坐，坐得直挺挺的，兩隻手放在膝蓋上，一臉的冷笑。不管圍着她的人説什麼、勸什麼，她都管自坐定那裏冷冷地笑着，一直冷笑到那一夜過去，天光透進醫院的窗户。
22
嚴曉強之死是對曹叔八娘一家最沉重的打擊。親友們背地後竊竊私議：怎麼一回事兒、他們家怎麼一連三次車禍死人？而且車禍的細節一次比一次離奇。我也獨自冥思了很久。那冥思是痛苦而無益的。
我去曹叔家安慰他們。八娘垮了，她已全然失去往昔的風采，呈現於我眼前的不是悲慼而是暴躁，她見我進了屋後便扭頭揚聲高喊：“小表哥看你來了，你出來呀！”從那邊屋裏走出了澗表妹，頭髮亂蓬蓬的，臉浮腫着，見到她我只是微微點了個頭，也沒什麼話；八娘瞪了她一眼，竟當着我大聲責備她説：“你也説句話呀！要麼你就哭！丟人啊！你、你、你……你男人死了你都不曉得哭哇！”曹叔過來把八娘勸到一邊，又對澗表妹説：“小表哥不是外人，你現在不想説什麼就再一個人靠靠去，過一會兒再説。”
我和曹叔又把八娘勸進另一間屋去休息。我瞥見了肩並肩靠坐在一起的第三間屋裏的沁表妹和涓表妹，可憐她們必須得分擔突然降臨到這個家庭中的災厄所引出的紛亂與悲痛。
我和曹叔坐在門廳的沙發中，默默地對望着。曹叔一頭理得很圓整的短髮已然全白，他雖發胖但皮膚還頗緊湊，臉上的皺紋不算太多，但眼睛裏有了更多的難以捉摸的藏斂着的因素，兩邊嘴角微微向下彎；我一向認為曹叔是條硬漢，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突發性打擊，特別是這一回可謂登峯造極的離奇災難，我望過去，覺得曹叔依然沒有被壓垮壓癟。當然，天知道他承受着多麼大的壓力，尤其是那個神秘的問號：為什麼一連三次？
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本能地問：“嚴序呢？”
“在他奶奶那兒。他奶奶比我們受到的打擊更大，不是嗎？”
“你們都要好好保重，要讓嚴序好好地長大……”我知道自己的話語是無力、無助的。
“小澗一直沒哭出來，你八娘理解不了；我開頭擔心小澗精神上承受不住，現在我覺得並沒有什麼異常——她自從在河南當工人以後性格就很特別。她的特別，就她個人而言，是自然的，因而我們應當順其自然……”
“當然。”我為曹叔還能如此理性而感到寬慰。我也確實同意他的分析。並且我想到了那晚上嚴曉強給我講的一番話，我認為八娘現在的暴躁以及對澗表妹的嫌怨，其實基本上都是冠心病轉重的生理性反應。我對曹叔説：“逝者已去，追不可還。我們活着的人要互相扶持，自我保重。八娘是你們全家的重點保護對象，小沁和小涓最近要特別多照顧她一點，她24小時身邊都不要離人。”
曹叔點着下巴，眼裏驀地湧出淚水，他望着窗外，肯定地説：“你説得對。別看我們這個家，她最弱，這個家沒有我行，沒有她還真不行。”
23
曹叔離休以後，每天用大部分時間練書法；八娘冠心病時時發作，幾次送進醫院搶救；他們的大女兒在守寡三年以後又已結婚，二女兒和三女兒也都相繼結婚了，三個女兒生的都是兒子，這也很怪，曹叔和他的兄弟共有六個女兒，六個女兒生下的第三代都是兒子。倘若他們的父親曹爺爺仍在世上，不知該作何感想？關於曹叔和八娘一家遭遇到三次車禍的事，因為時間相繼變得久遠，親友們的竊竊私議也逐年減少着，近年來大多數親友簡直已經淡忘。
近兩年，我很少同曹叔八娘一家見面，見面時更絕少提及往事。但交談之間，有一回八娘偶爾對我説——
“你知道四娘臨死那天，是為了上街買什麼嗎？為了買一副鞋帶，一副只值一毛錢的，其實可買可不買，尤其不必在那天那個時候去買的鞋帶！”
我一愣，但沒順着她的話茬往下説，我岔開去，跟她聊別的。
有一回澗表妹忽然對我説——
“我最後一次去河南，我們那個縣外頭我們那個廠所在的鎮子裏，去辦最後一道手續，我站在辦公桌這一頭，忽然，覺得腳脖子癢癢的，什麼東西在蹭我，我低頭一看，原來是一隻貓，再仔細一看，是我們全家在‘幹校’的時候，從小養大的那隻黃狸貓，我吃了一驚，我就順口對給我辦手續的人説：‘怎麼搞的？我們家的貓。你們養了嗎？’他低頭一看，驚訝地説：‘我們這兒怎麼會養貓呢？’他就一陣跺腳，一陣吆喝，把那貓轟出去了……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天我忽然想起這回事，總在後悔，當時我為什麼就沒彎下身子去，抱起那貓，親熱親熱？就是光彎下身子，去摸一摸它也好，我出了辦公室以後，就匆匆忙忙地去趕長途汽車，我都沒想起來張望一下，也許那貓還在院子裏，街角上，望着我，等着我……我就那麼走了，把它忘了！這幾天才猛然想起來……”
我很驚奇於澗表妹能有這樣的心境，但我也沒順着她的話題跟她往下聊，不一會兒她也就跟我聊上服裝設計方面的事了。
而曹叔，有一回邊喝黃酒邊對我説——
“……他死了，看上去好英俊，好個小夥子啊！”
我接過話茬，但立即後悔——
“您説曉強麼？”
當然不是。嚴曉強是被撞爛了腦袋，再好的整容師也難使其恢復英俊的。曹叔眼裏的紅絲像在微顫。我立即跟他講開了我去廈門的見聞。
頭年春節期間我去給曹叔八娘拜年，見曹叔家滿牆掛着他的書法作品，鑑賞之餘，我就順口求他給我寫幾個斗方，都寫“福”字，我好回去張貼在家中各個屋門上，他很高興。但因為沒有現成的紅紙，就約定寫好後通知我去取；誰知給他們拜年回來沒幾天，就在樓下郵箱中發現一隻牛皮紙大信封，拆開一看，原來是曹叔寫好的幾幅“福”字斗方，每個“福”字都頗有神采，可以想見，他一定寫了幾倍以上的斗方，是挑了又挑，把自認最成功的及時寄給了我。我心裏感到暖暖的。
但我並沒有把曹叔寄來的斗方貼在門上。開頭是忙，顧不上；後來取出來，都要去拿糨糊瓶了，不知怎麼的滋生了一種心理障礙，就又擱下了；現在那幾幅斗方還都疊放在那大牛皮紙信封中。倘若哪一天曹叔偶有雅興，不辭路遠來到我家散心，看不到我巴巴地求他、他巴巴地寫好寄來的斗方，責問我為什麼不張貼，我該怎麼回答他呢？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