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編輯被一位“文壇新人”氣得發抖。
去敲韓一潭家門的人，並不是當天《北京日報》“尋人”廣告裏的那個“詩瘋子”。葛萍開了門，一看見那人，便不禁笑着説：“嗬，稀客稀客，今天颳了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
來人四十歲出頭，頭上戴着花格呢鴨舌帽，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裏露出銀灰色的純羊毛圍巾，腳下是一雙美國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餅紋”厚坡底運動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瀟灑。
韓一潭一見他進來，便有一種説不出的彆扭。但也只得站起來招呼他。
來人卻大有“賓至如歸”的氣派。他笑嘻嘻地説：“是西北風把我刮來的，六七級。”説着把帽子、大衣、圍巾脱下，轉了轉身子，沒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樣東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發上，自己要往飯桌邊的摺疊椅上坐。葛萍忙過去把他那三件衣裝捧起來，請他坐進沙發，對他説：“你這些高級服裝，我先給你擱裏屋大牀上吧！”
來人便坐進沙發，見韓一潭還站着，反朝他打了個“請”的手勢，韓一潭也便坐進茶几另一邊的沙發。
韓一潭問他：“怎麼樣？最近忙着弄什麼呢？”
來人卻只顧打量韓家的房間，指點着説：“老韓，該革新一下啦——進門的地方置個衣架嘛！窗户底下，添個長沙發……裏外屋之間，如果不擋屏風，至少應該掛個門簾，不要讓客人看見你們的牀鋪……”
韓一潭説：“我哪能那麼講究？不像你，有那麼多稿費！”
來人一個勁搖頭！“哪裏哪裏，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個電視劇，我們是三個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給他端來一杯熱茶，擱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看，問：“花茶？綠茶？紅茶？烏龍？”
葛萍説：“就是一般的花茶。”
來人笑着説：“你該多準備幾種。國外主人招待客人，總是發問：Coffeeortea？Whichdoyouprefer？①客人點了什麼，才給什麼……”
葛萍一拍巴掌：“嗬！咱們中國人可沒那麼多講究！”
來人繼續對他們説：“如果來的客人不止一個，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説什麼也不要；你該給咖啡的給了咖啡，該給茶的給了茶，那什麼也不要的人，按中國待客的規矩，總也得給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給端過去了，人家就會不高興——”
葛萍驚奇地問：“那為什麼呀？”
來人聳起眉毛説：“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説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國人，到了外國人家裏，人家問他喝什麼，他説不渴，不喝，其實是客氣話，他心裏是想喝的，等着人家給他倒——因為在中國你説不渴不喝人家也總是要給你倒水的。結果，人家就只給要的人倒，不給他倒，他只好乾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個人意志嘛！主人問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説：‘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會很高興，因為你説了實話，坦率；如果你説客氣話：‘好，真好！’可喝了幾口就不喝了，人家又會生氣，因為你不真誠……”
葛萍不免問他：“你是剛出國回來還是怎麼着？知道得這麼清楚！”
來人端起茶來，呷了一口，嘆聲氣説：“我？哪就輪着我了呢？我還不是聽×××説的，昨晚上我剛在他家喝了‘人頭馬柯涅克’，那酒名氣不小，其實不如‘峨塔白蘭地’！”
韓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這時候抖落，他與其説是炫耀關於西方社會的社交習俗，不如説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壇所達到的程度。他所説到的×××，是文壇上眼下極紅的作家之一，剛從國外訪問歸來，韓一潭雖然早就跟×××認識——那時候這位來客還不知道跟哪兒窩着呢——但始終沒有達到與其促膝共飲什麼“人頭馬柯涅克”的地步。現在的文壇就是這樣讓你眼花繚亂——閃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閃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17年都有成幾何級數的增長。
葛萍畢竟單純一些，她坐到摺疊椅上，面對着來客，同他對談起來。來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問及他對×××一篇新作的評價，對方欣然作答——不過，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評論家的意見，有的還並不是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言論，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剛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問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讓我別給他傳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説：‘傳出去，人家又該説我定調子了！’……”葛萍竟坐在那裏，如聆佛音。
韓一潭皺着眉，只覺得耳膜刺痛，悶悶地抽煙。
這位來客有一個響亮的筆名，叫龍點睛。算起來，韓一潭跟他認識也有六七年了。他頭一回來韓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戴着個栽絨雙耳帽，穿一身樸素的中山裝。韓一潭一聽他是從工廠來的，又説是剛開完支部會，便自然而然地對他肅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詩來，畢恭畢敬地説：“請韓老師給我改改！”韓一潭當時就看了他那十幾首詩，主題都是“捍衞革命樣板戲”，以當時的標準而論，寫得相當“有激情”，而且也比較生動、形象，只是不夠洗練。韓一潭看完，便在燈下一首一首地給他講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優點，提出修改的建議……送走他後，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來信和改好的詩，信中説：“因為參加‘支農小分隊’，馬上要奔赴農業第一線，來不及當面傾訴我的感激之情了……幾首詩請您全權修改並予以處理……您現在、將來、永遠都是我的老師，我將永遠在您的親切指導下，為繁榮無產階級革命文藝事業，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
這以後他們常來常往。儘管韓一潭幾次把他的詩推薦出去，幾次都未能發表出來，他卻毫無怨言，每次見到韓一潭總是説：“您千萬別對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塊頑石，有您的耐心輔導，也總能琢成個硯台的——哪怕是隻配給小學生描紅模用的硯台！”
1977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詩終於經韓一潭力爭在刊物上發表了出來。第一回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鉛字，那激動的心情真難以形容，他那靈感的閘門，在油墨的香味啓動下猛地打開了，於是乎詩情如黃果樹大瀑布般地奔瀉不停，到1979年，他發表的短詩已達27首。進入1980年後，他及時地意識到：憑着寫詩闖入文壇遠比憑着寫小説闖人文壇費力而遲慢，於是他“試着寫起小説來”，而在這一年裏，他也就發表出了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説。
他認識的編輯自然不止韓一潭一個了。他出入於若干編輯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學方面的座談會。因此他不那麼經常去韓一潭家了。這也都不足為奇。
但是他變了。對於韓一潭來説，他的變化不是漸變而是突變。1980年深秋，有一天龍點睛來到了韓一潭他們單位，韓一潭恰好在一進樓的走廊頭上遇上了他。龍點睛戴着個米黃色的鴨舌帽，穿着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風雨衣。儘管韓一潭頗有一段時間沒見着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還是很高興的。韓一潭剛想問他怎麼這時候跑來了？並想領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間辦公室坐坐，沒想到龍點睛卻只是淡然對韓一潭點了個頭，連第二句話都沒有，只是直截了當地問：“你們主編在哪間屋？”
韓一潭一愣，但也本能地將主編的辦公室指給了他。他便繞過韓一潭，徑直地朝主編辦公室走去了。
沒有“伏筆”，沒有“鋪墊”，弄得韓一潭毫無思想準備，尷尬不堪。回到自己辦公室，韓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許龍點睛同主編談完，還是會到自己辦公室來的，哪怕僅僅是敷衍一下。然而龍點睛卻並沒有來。
不用韓一潭説他的壞話，龍點睛在文藝界很快成了一個名聲不雅的人物——當然主要是在文藝界的“下層”，即一般的編輯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説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鑽營，兩分寫作八分活動，三分成績七分吹噓。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卻源源不斷地發表出來，品種由詩歌小説而散文評論，而電影和電視劇本。還有人説他是“客廳作家”——即他幾乎每晚都要涉足於一個客廳，當然不是韓一潭家裏這種沒有衣架和長沙發的客廳，而是文藝界領導或權威，主編或副主編，導演或副導演，文壇明星或新秀……的客廳，他從那裏獲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題材、最新技巧、最新動向和最新行情，難怪他能保持那麼豐盈的靈感和那麼豐盛的創作，也難怪有那麼多人主動來找他合作或請他“聯合署名”……
到了1982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廠調到了一個文藝單位，掛着工作人員的名，享受着準專業作家的待遇，並且在一次文藝界的大型茶話會上，穿着一身極其合體的棕色西服，走攏了韓一潭所在的那張圓桌；韓一潭別過臉去，不想主動理他，韓一潭他們那刊物的主編卻主動伸出手去，同龍點睛握手，沒想到龍點睛只把手同主編碰了一碰，連第二句話都沒有，只是直截了當地問：“×××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當時在場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編心裏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給他：“在那邊頭一桌。”而龍點睛便頭也不點一下地徑直朝“那邊頭一桌”昂然而去了……
沒想到這天龍點睛卻出乎意料地飄然而至，並且脱去大衣以後，顯露出一身外國年輕小夥子打扮的衣裝——上身是粗花呢的獵服，下身是有意做舊的牛仔褲——儀態萬方地坐在沙發上，就彷彿他昨天才來過一樣，輕鬆自如，談笑自若。
葛萍這兩年裏雖然也聽韓一潭以貶斥的語氣議論過龍點睛，但她畢竟並無切膚之痛，而且總覺得韓一潭對人未免求之過苛，加上龍點睛光臨後似乎仍同以往一樣親熱隨和，便傻乎乎地同龍點睛熱烈交談。
龍點睛在交談中信口舉例：“……比如蘇聯電影《湖畔奏鳴曲》，就標誌着道德題材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勃興……”
葛萍便不免問：“什麼？什麼奏鳴曲？”
龍點睛於是挑逗性地反問道：“《湖畔奏鳴曲》都沒看嗎？《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馬拉松》呢？電影資料館經常放嘛！老韓怎麼就不把你帶去看看呢？”
葛萍便埋怨地説：“他呀！什麼時候能想着我呢！再説他自己好像也不那麼容易看上。他們那個編輯部呀，一點兒油水沒有！”
龍點睛又説：“其實蘇聯電影值得一看的也並不多。倒是像美國邁克爾·西米諾導演的《獵鹿人》、意大利索菲亞·羅蘭主演的《意大利式婚禮》……真不應當錯過！昨天我見着影協的頭頭們，還跟他們呼籲來着……”
韓一潭實在聽不下去了，便把煙頭往煙缸裏一捻，截斷龍點睛的高談闊論，開門見山地問他：“你今天找我，有什麼事嗎？”
龍點睛也便開門見山地回答：“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是來把我的稿子拿走。”
韓一潭一愣：“你的稿子？我這兒現在沒有你的稿子呀！”
龍點睛點頭：“對。我現在沒稿子擱你這兒。我説的是七年前的那幾首詩，寫在一摞信紙上的，我自己用‘騎馬釘’釘在一塊的……”
韓一潭更加吃驚：“你要那個幹什麼？那是歌頌‘革命樣板戲’的吧？難道現在還有用？”
龍點睛坦率地説：“不光是歌頌‘革命樣板戲’，還批判了‘右傾翻案風’。現在對我當然沒有用，可丟在外頭終究是塊心病。”
韓一潭心裏一震。他説：“其實那不算什麼問題。那時候不止你一個人寫了那種東西，我們刊物上就發過不少，有的相當知名的詩人也寫過，我還編過哩。那時候有那時候的具體情況嘛。你何必把這事放在心上？何況你的還不過是手稿，並沒有發表出來。”
龍點睛越發坦率：“如果發表出來了，那倒也就算了。不過既然沒發表出來，我何必還讓它飄在外頭呢？你給我找一找吧，我要收回。”
韓一潭望着龍點睛，心裏打顫。他費好大勁才抑制住了心裏的厭惡感。他嗓音發澀地説：“七年了。我也不知道把你那稿子擱在哪兒了，還有沒有……”
葛萍在他們説前幾句話時，去廚房提開水壺去了，這時走回來給他們的茶杯添水，她覺得韓一潭不該怕麻煩，便發話説：“稿子？這十來年咱們什麼時候扔過稿子？你那書架底下的櫃櫥裏，不全是稿子嗎？小龍當年的那稿子，準就在那裏頭……”
龍點睛忙高興地説：“嫂夫人真是治家能手，色色精細！老韓，就勞駕你給我找一找吧！”
韓一潭心裏要多彆扭有多彆扭。他坐着不動，問龍點睛：“對你來説，要回那稿子就那麼重要？”
龍點睛以一種推心置腹的口氣説：“老韓，我瞞你幹什麼？我現在到了這個份兒上，還不得為自己爭取一個最好的前景？看起來我這人才能有限，出點小名，掙大把的稿費，不算難；可要想獨立創作，寫出名篇，得獎走紅，恐怕沒多大希望。我的發展前途，説到頭，還是當個文藝官僚的可能性最大。別看我比你資歷淺，可是跟你比，我有三方面的優勢：有黨票——這是政治優勢！雖説我是‘文革’中人的黨，可經得起調查；我不是‘造反派’頭頭，沒參加過‘打、砸、搶’，像我這樣在‘文革’中人黨的人多了，能都不算數？我還有作品——這是業務優勢，‘內行領導內行’，我夠不上後頭那個‘內行’，總夠得上頭裏那個‘內行’吧！我今年才40出頭——這是年齡優勢！總起來説，我符合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的提幹條件，我看我沒有道理錯過這個機會！”
韓一潭臉色發白，哆嗦着給他補充：“你還有更大的優勢——能走上層路線……”
龍點睛欣然贊同：“對。我需要他們，他們也需要我——我可以迅速及時地反映情況、彙報動向、提供建議、跑腿張羅……老韓呀，你其實早就在他們眼皮底下、鼻子跟前工作，可你這人，吃虧就吃虧在死性上，一點兒也不活泛……”
韓一潭冷笑着説：“既然你有這麼多的優勢，又何必在乎幾首沒有發表出來的詩稿呢？就是你當年發表出來了，你這麼多的優勢，也足以把它抵消得乾乾淨淨嘛！”
龍點睛爽性把話説到底：“當然！當年發了也就發了。可既然沒有發出去，我也就沒有必要讓它再存留在這個世界上。我現在既然有這麼多的優勢，那我就爽性讓自己更完美一點——我要一點渣兒也不留！”
韓一潭瞪着他説：“我要是不給你呢？我要是找出來，給上面送去呢？”
龍點睛滿面不屑的笑容：“那對你有什麼好處？而且那對我來説也只不過是一點小小的麻煩，不難排除的！你攔不住我上去，我上去了，即使不報復你，你能安心過日子嗎？……咳，説到底，我對你算是摸透了，你根本就做不出那樣的事來，要那麼做，你韓一潭就不是韓一潭了……”
在一旁的葛萍直到此刻，才意識到她的愛人正被人極其殘酷地侮辱和蹂躪，但她的醒悟為時已晚。
韓一潭突然跳起來，衝進裏屋，撲到書架前，跪在地上，使勁拽開兩扇櫥門，把裏頭的一疊疊稿件瘋狂地往外拋撒，一邊狂亂地叫喊着：“你拿走吧拿走吧拿走吧！……”
葛萍嚇得心驚肉跳，她趕緊過去惶急地勸阻他：“一潭！你別這樣！你幹嘛？別激動！……”
可是龍點睛極其冷靜，他走過去，彎腰細心地辨認着，他竟很快認出了他那一摞手稿，並且立刻抓到了手中。他把手稿塞進褲兜，從牀鋪上抓起他的大衣、圍巾和鴨舌帽，從容地微笑着説：“老韓！嫂夫人！別生氣嘛！我不過是開開玩笑……我這麼塊料，能當什麼文藝官僚？就算在我們那個破單位當上了主任什麼的，又怎麼能管到老韓這兒來？我不過是想把這幾首破詩，拿回去當個紀念罷了……快別激動！小心身體！我先回避，改日再來負荊請罪！”
説完，他竟抱着大衣，拿着圍巾和鴨舌帽，徑自飄然而去……
可憐的韓一潭！他當了一輩子老黃牛般的編輯，30年來提出了無數次的入黨申請，兢兢業業，本本分分，卻遭此一劫，心力交瘁！
葛萍費了好大力氣，才把韓一潭扶到牀鋪上和衣而卧，使他在假寐中平靜下來；望着扔滿一地的稿件，以及龍點睛在散亂的稿紙上所留下的“蛋餅紋”腳印，她不禁眼淚奪眶而出……
居然又有人來敲她家的屋門！葛萍簡直要暈倒過去。她走到外屋門邊，煩躁地問：“誰呀？”她決定不管誰來，一律要嚴拒門外。
“姓荀的住在這兒嗎？我找荀磊同志！”她聽見門外的人這樣説。
“錯了錯了！”她近乎粗暴地回答説，“荀家住在東邊那個小院！你跑我們這兒來幹什麼？”事後回想起來，她感到愧疚，她幹嗎對這位無辜的陌生人發泄她的滿腔怒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