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我的長篇處女作，動筆於一九九六年，初版於一九九八年。動筆的時候我還沒有使用電腦，就在中國礦業大學的教工宿舍裏頭，我每天趴在一張淡黃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圓珠筆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我記得我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圓珠筆，它已經面目全非，渾身纏滿了膠帶，很髒，像我遠征的兄弟。我似乎動了感情，因為我已經決定買電腦了。我把我的圓珠筆放進了抽屜，再也沒有摸過它。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裏有一幅頑固的畫面，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這個畫面當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橋上，我的面前是開闊的城市縱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蕩蕩的屋頂上灑滿了陽光。這是一個夢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對“大全景”從來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後的統計結果”。我只相信局部，因為我們只能在局部裏面生存。換句話説，只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構成存在。當我走進九十年代初期某一個城市的“局部”的時候，那是怎樣一幅躁動、混亂、汗流浹背同時又人聲鼎沸的場景！九十年代初期，我們還記得嗎？我們的內心有數不清的攪拌車、起重機，還有迷宮一樣的腳手架——它們塞滿了我們的城市。我們在摩拳擦掌。為了什麼？其實還沒有想好。我們只是拼了老命地對自己大聲疾呼：做點什麼，趕快做點什麼！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天才就開始啓示：快來不及了。多麼的迫切，多麼的憂鬱。
當然，我沒有能力去描繪那個時代。然而我並沒有把自己手裏的筆放下來。是親愛的阿爾貝·加繆幫助了我。他對我説：“要了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裏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聽打聽去。
事情變得簡單起來了。打聽並描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是我這本書的原始動機。打聽的結果非常不好，我打聽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盡頭，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電，手電照亮了一面鏡子，鏡子裏面恰好是我。太緊張了。
當然，稍有常識的讀者不可能認為這本書寫的就是我，我和書中的人物沒有半點關係。書裏的人物、事件、場景都是虛擬的。可是，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虛擬，這是我今天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學聲樂的大學生，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返城的知青。當我回憶起他們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青衣》和《玉米》的源頭就在這本書裏，安安靜靜的，一點蠢蠢欲動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一種多麼美妙、多麼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為了得到一份禮物而焦慮，只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裏，聖誕老人才會在漫天的大雪中穿過你們家的煙囱，把他的禮物放在你的襪子裏，早一天都不行。這個聖誕老人不是別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跡。寫作是滋補的，它可以滋補寫作。
老實説，書裏的大部分內容我已經忘記了，並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這裏了。畢竟是九年過去了——哪一個寫作的人會用九年的時間去回憶他的舊作呢？天底下沒有那樣瘋狂的作家。沒想到作家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們願意重新出版這部書。我找回了這本書，仔細地讀，感覺並不好，真的覺得對不住作家出版社的這一番好意。我只想把這本書推翻了，重寫一遍。我在無比慚愧的同時卻又無比地自信：如果現在寫的話，這本書一定會好很多。
還是不要忙着慚愧，不要忙着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是一箇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樣的話，你是一個多麼無趣、多麼可惡的傢伙，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須從那個時候過來，你只能從那個時候過來。所以，面對舊作，慚愧是虛榮的，自信也一樣蒼白。
胡適説，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話，寬容起碼和自由一樣重要。還是寬容吧，首先學會寬容我們自己。
所以就要感謝。我感謝作家出版社。這樣的感謝容易被當成一句套話，事實上不是。我願意把這本書的再版看成是作家出版社對一個寫作者的寬容。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