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在朋友家裏的"派對"上，與嚴文井伉儷邂逅。記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們回家都感到困難，於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飲品小菜，熱情地邀請大家換杯重開宴，客人們也且把窗外傾缸般的雨聲權當伴奏的樂曲，更歡快地交談起來。不知哪位説起了到峨嵋山旅遊的事，同行的旅伴們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攀上了金頂，又冒着寒氣，苦苦守候在山巔，等待着佛光的出現，但是那回極頂的人們運氣不佳，直到不得不撤離金頂時，也無緣見到那呈正圓形的虹彩——佛光出現，於是，嘆着氣下山，下山時有的人還互相囑咐説："回去有人問，咱們可別説沒見着佛光呀！"這段閒話引出了一片笑聲。笑聲落下後，只聽有個人用低沉的聲音説："我登山向來不求極頂的。"我循聲一望，講這話的正是嚴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嚴文井已經出版過散文集《山寺暮》，並且到延安參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寫了許多童話，還有一部長篇小説《一個人的煩惱》。1949年後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門當過多年領導，於我而言，他是文壇老前輩，也是革命老前輩。改革開放以後，我才有幸與他謀面。記得1978年夏天，還正是報紙社論強調"兩個凡是"的當口，當時的中國作家協會和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聯合召開了關於我的小説《班主任》的討論會。在那個會上，我頭一回見到了馮牧、陳荒煤、朱寨等久聞大名的評論家，他們都對《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評價，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幾個發言過後，主持會議的馮牧説："請嚴文井同志發言。"我這才知道還有嚴老與會。他做了一個很生動的發言。他沒有更多地從理論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證，來肯定那篇小説在反映社會生活上所達到的真實程度。他的發言正彷彿引人登山攬勝，步步有景，樹茂溪清，但適度而止，不做最後結論，沒有極頂，卻留給隨登者豐沛的思考空間。後來我參加北京出版社《十月》叢刊的創刊工作，也開了個會，拿出創刊號擬目徵求意見，嚴老也到了會，他沒做法長篇大套的發言，只是用手指點着目錄上我那篇還沒定稿的小説《愛情的位置》，高興地説："好呀，愛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後來與嚴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觸，感到他有一股與舊我舊框框舊道道徹底決裂的難得勇氣，並知道他對新的文學潮流新的文學人物常有頗具力度的提攜之舉，但那大都並未形諸筆墨、公諸社會，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靈付出。
那個"派對"上嚴老不經意地説出了他性格中的一個特點，使我聯想到對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時，遷入多年牆壁從不再加粉刷，我見到時幾乎已呈灰黑色。後來遷入樓房，有頗大的客廳，很快也就顯得舊敝，因為他一直養貓，縱容那貓咪在傢俱上磨爪嬉戲。他雖很早就謝了頂，但花甲過後氣色依然紅潤，身體底子很好，卻並不刻意養生求壽。有一回見到我笑嘻嘻地説："我已成無齒之徒。"又一回我見他脖子上鼓出一個大包，還沒説出勸他去醫院檢查的話，他倒先説："更標緻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絕對良性！"他一生寫作大體都取邊緣體裁、題材，寫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闊恣肆的氣象。
那個"派對"持續到後半夜雨仍很大，我們年輕些的都打算狂歡一宿，嚴老卻表示他興盡欲歸，於是我們幾個人舉着雨傘去到街邊，費了好大勁才找到一輛空的出租車。把嚴老和他老伴送走後，繼續喝酒聊天時，我還不住地自問："登山何必非極頂？有人攀到巔峯自然應該為他祝賀，但自己能盡力並且盡興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