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王剛《英格力士》，致青年讀者
讀王剛的這本新長篇，享受憂傷。
我很少在讀了一位未謀面的作家的書後，產生去認識其人的衝動。錢鍾書先生説過，你覺得雞蛋好吃盡管吃，有什麼必要非見那隻下蛋的雞呢？誠哉斯言。
但我也偶有例外，一次是在書店立讀了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以後，不但覺得非同尋常地好，而且想跟他認識、侃談，後來他果然應我之邀到我家來，相聚甚歡，以後又在我家樓下小飯館餐聚過兩次，可惜那不久以後他竟溘然仙去，令我神傷許久。另一次，是讀了王剛的《月亮背面》，也是託人知會，問能不能來聊聊。他來了，當我由衷誇讚他寫得好時，他竟突然失態，眼裏湧出淚花來。我跟王小波和王剛約會時，早已是去職賦閒的邊緣人物，他們不棄，而且還很重視我對他們作品的反應，這多少令我有些意外。
我欣賞王剛的《月亮背面》，主要是覺得他對所描寫的人與事，不僅是熟稔，而且根本就是打那舞台和人堆裏滾過來的，因此也就不僅是一般的生動、深刻，可以説是力透紙背、入木三分。我沒有寫關於《月亮背面》的文章，但我口薦給不少人，其中不乏比王剛還小一兩茬的年輕人，他們的反應是一致認為過癮有趣，聽到他們發出“投機活，投資死”這類言過其實的讀後感慨，我就覺得作為寫書的，王剛至少是已經在種豆得豆了。
後來很少聽到王剛寫小説的消息，也跟他相忘於江湖。
忽然眼前來了本他的新長篇小説《英格力士》。我所期望的是《月亮背面》的續篇，一讀，竟不是。可王剛為什麼非得照顧不管是來自任何方面的期望呢？他只根據自己內心的衝動來寫。這樣的寫作出發點，使作品一開始便具有了成功的可能。
就人物、故事、細節、對話而言，我並不覺得有多麼稀奇。“文革”以及那前後極左當道的大背景裏政治與性的雙重壓抑，不説境外的寫作者，就是本土的作家，已經都積累了不少的文本。《英格力士》裏寫到的婚外戀或者説是婚外的性關係，以及少年從性懵懂到性開竅，實在都太常態，整本書裏完全沒有性變態，人性惡也都只能算是些小惡，所有的人物都平庸得那麼可愛，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可能是王剛只想把這本書寫成一部隱去實名的回憶錄或者是懺悔錄吧，他並沒有張開自己本來具有的想像力雙翅，我不用拘泥這個詞，我寧願用恪守這個語彙——他在把握文本時，是在力圖恪守少年的鮮活記憶，他像羅丹從事雕刻一樣，在這部書裏只是去掉那些他認為是多餘的東西，讓那記憶中的原生態準確地顯現出來。這些素材如果讓另外的作家處理，或者王剛本人在另一種心境和寫作狀態下書寫，是很容易通過想象與虛構，將人物、情節原型變化得更豐富，更詭譎，也更具前衞性和刺激力的。比如，那位仁慈的英語教師在深重的性苦悶泥潭裏掙扎時，他是完全可能在求歡失敗、偷窺失算、意淫難補的絕望中，轉而從那同性的忘年交方面去真誠而惶恐地尋求代償的。曹雪芹早借《紅樓夢》裏賈母之口發表了這樣的宣言：“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裏保得住不這麼着。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的。”現在書裏的英語老師完全是被冤枉的，他站在“我”的肩上並沒能窺視到那位美女的胴體，其實，就是他完全看清楚了，並在窺視中禁不住自慰，又怎麼着？如果是莫泊桑或者是列夫·托爾斯泰，會對筆下的這一人物這一情節，持怎樣的心懷？如果我們對此的猜測結果還會有所分歧，那麼，如果是放在大江健三郎或者奈保爾筆下，我們的答案恐怕就很容易趨於一致了。而在所有這些作家的筆下，這位紳士風度的英語教師仍然能保持其令讀者心悸的超常仁慈。
作為籠罩全書的意象，那本厚大的詞典，以及“英格力士”這個作為書名的符碼的意藴，表達力度都還欠缺。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英格力士”的文化魅惑力，主人公對這一在當時尤具魔鬼特性的魅惑的內心反應，應該有更細化的揭示。這是我未能感到滿足的地方。
但我對整部作品的敍述策略，或者説敍述語調，或者根本就不是先理性地加以設定，而
是從內心裏汩汩流淌出的敍述情調，非常地滿足。
這正是我所渴望的，也是我打算向讀者推薦的。
那貫穿全書的情調，就是憂傷。
有評論家指出，書中英語教師的形象浸泡在仁慈的情懷裏，仁慈是高貴的品質，而高貴的品質常需藉助憂傷的情緒加以提升。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暴君一旦憂傷，那麼或者大赦政敵，或者暫放屠刀。而卑微的存在一旦不知憂傷為何，也可能做出極其殘暴的事情來。
來來來，來讀《英格力士》，享受憂傷。在這本書的第53頁，作者，也應該就是小説裏的“我”，敍述到那位英語教師時這樣寫道：“我常問自己：在記憶裏，每當面對他的微笑時，為什麼你總是傷心？”這是不需要回答的問題。能夠憂傷，這人就有福了。
當今世道里，許多人憂而不傷，愁而不傷，恨而不傷，怒而不傷，傷感成了稀罕的生命情緒，正因為如此，《英格力士》具有上個世紀德國史托姆《茵夢湖》那樣的適時出現的魅惑力，它能提醒國人：你為什麼不懂得憂傷？
憂傷催人懺悔，憂傷促人寬容。憂傷如果不能潔淨世界，起碼可以潔淨自我。
一位去世多年的文化界前輩陳荒煤——我不知道如今的年輕人還有幾位能知道他是誰，但他在上個世紀曾是頗有影響的人物——對我説過：“我最不喜歡‘淡淡的哀愁’那樣的提法。”我不知道“淡淡的哀愁”是誰的提法，但我聽到這個提法一點也不反感。陳荒煤年輕時候是位小説家，其《長江上》一篇曾產生影響。他送了我一本“文革”後新印的小説集，讀《長江上》，我讀出了淡淡的哀愁。他最後一篇小説題目叫《在教堂裏歌唱的人》，儘管他努力地從其文本里剔除憂傷的因子，令其瀰漫着豪邁的革命強音，但他那題目就仍然還是引出了我這個讀者的淡淡哀愁——就寫小説而言，他真是退步得太快了。他沒有“身後有餘忘縮手”，隨着革命的進程，他縮手不再弄小説，成為了主管電影的一位文化官員，但還沒等到“文革”正式開始，他就因支持拍攝《林家鋪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大毒草”而被揪出批判，後來更身陷囹圄，直到“四人幫”倒台才恢復自由並回到文化中心。我跟他結識時，他一定是已經深諳這樣一個不成文的“道理”——就人類諸般情緒而言，若加以政治判斷，則憂傷絕非革命所能容納的情緒，“眼前無路想回頭”，作為一個過來人，他是語重心長地教誨我：莫與“淡淡的哀愁”為伍——危險！止步！
但我卻改不了喜歡憂傷的脾性。這句話你也可以視為自我表揚。當然，憂傷並不能都歸結為“淡淡的哀愁”，憂傷情緒也是多元的，非常複雜，相當詭譎。現在誰也不至於因為憂傷、因為追求“淡淡的哀愁”而挨批受罰了，但這一脈情緒因子卻成為了稀有，像王剛這樣整本地以憂傷述之的長篇小説，似乎也很稀缺。
《月亮背面》現在來看仍不過時，但那個文本里沒什麼憂傷。《英格力士》能夠憂傷，
我以為是成熟的表現。讀這本書而能欣賞憂傷，我以為能接近或進入高貴的心靈境界。
或許會有人問：倘若作家們都憂傷起來，以至影響得社會上也憂傷過甚，那時候你還會激賞憂傷嗎？我也會的。因為一種東西忽然變成了一窩蜂、一股潮，那也未見得就是供應過甚，那裏面一定會有大量的偽劣品，而從大量偽劣憂傷的亂象中識別出真憂傷來，再進行深度鑑賞，其審美愉悦一定會更加濃釅。
世道真有可能會發展到連真憂傷也過多了，那又怎麼樣呢？我從不回答預言性問題，我對《英格力士》的感想也就説到這裏為止。Goodb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