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第一回變成鉛字，是1958年，也就是現在“示眾”於此的評論《談〈第四十一〉》。全文大約1700多字，發表在《讀書》雜誌該年第16期，《讀書》當時是半月刊，16開本，該文約佔一個頁碼，頗引人注目。那一年我才16歲，是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在那以前，我給若干報刊投過稿，都被退稿，這篇卻被堂而皇之地刊登了出來。現在的讀者來讀此文，一定會感受到那時中國的文化語境。我的這篇文章的基本論點是階級敵人之間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這是那個時代的主流話語，在今天，這樣的觀點似乎已經邊緣化了，但仍不失為
一種嚴肅的觀點。那時《讀書》雜誌的編輯接到這篇自發投稿，很快就將它編髮了出來，記得封面的提要目錄上還用粗黑字體標出，算是那一期的重頭文章之一。寄來樣刊時，編輯附信，看樣子以為我是個成年人，甚至是個學者，希望我“繼續不吝賜稿”，我當然“不吝”，我寫得勤着呢，馬上又寄了稿子去，但不得不説明我的真實身分，結果那稿子被客氣地退了回來。我後來在經歷了“文革”劫難終得復刊的《讀書》上發表文章，是過了21年，37歲時，那時我已經正式進入文壇。
以一個16歲的少年，能寫出這篇《談〈第四十一〉》，起碼是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廣泛閲讀，涉獵多，視野自然寬；二、掌握了理論以後，能夠拿來實踐，那時候文藝理論上的主流工具，是馬恩列毛文論，恩格斯在給哈克納斯的信件裏所提出的“典型環境裏的典型性格”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是使用得最多的評論圭臬，這樣的理論是大學課堂裏才加以講授的，高中語文課還涉及不到這樣高深的內容，我是自己課外去讀的，讀了就結合具體作品思考，思考成熟了就寫成文章；三、16歲少年，寫出這樣的文章，敢投《讀書》雜誌，當然是“少年氣盛”的表現，但也正因為氣盛，所以文章自我圓滿，一氣呵成，編輯沒作什麼修改，是全文照發。這三點裏，氣盛尤為重要。寫文章最怕畏首畏尾，沒有自信，哆哆嗦嗦，下筆如賊。16歲的我，並不認為自己只能寫些“習作”投給報刊上的“少年園地”。記得17歲時讀了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和他的兩部《文鈔》還有《革命戲劇集》，就居然寫了篇一萬多字的《羅曼·羅蘭論》，也曾投寄過，被退稿，但毫不氣餒，作家文豪，寧有種乎？想到那時最了不起的大文人，勢必每天也要如廁，就不信文章只能是由他們來寫，書也總只能印他們的。後來把這樣的“心得”跟一兩個也想當作家的同學説了，他們先是驚詫，後來也啞然失笑，於是大家鼓舞起來，起勁地讀，起勁地寫，氣盛出文，實際上，也出人——出作家，或者別的什麼家。中國儒家學説教育我們要謙虛，這裏面有精華，但往往弄得我們在權威面前無比謙卑，這就説明其中也有糟粕。我痛感當今的中國，比謙虛更重要的品德是敢為人先，勇於突破。
近來常有傳媒記者來問我，對如今的少男少女作家怎麼看？我羨慕他們。他們現在不但能在報刊上發表作品，更能出書。我那時候是因為被誤會為“非少年”才能在《讀書》發表這篇文章的，一旦真相大白便難以為繼。另外你看我那文本，雖然文通句順，卻只是努力地去進入主流話語，還不大懂得凸現個性以別一般。我那以後憬悟到以我那麼年輕的身分，只能先到報紙副刊上去爭取發表“豆腐塊”的機會，寫些貼近我自己生活的小文章，積累經驗，靜候機遇。到“文革”前，我大約發表出了70篇文章，有散文、雜文、小小説、影評劇評
、兒童文學等等。當然，後來“文革”爆發，只好驚悚地夾起尾巴；“文革”末期，“寫癮”復發，也曾在當時的准許框架內運筆；到“四人幫”覆滅，一個新時期發端，於是抓住機遇，寫出、發表了《班主任》，總算從此走上了寫作的正路，一步步走到今天。
對於今天的青少年寫作者，我要説的概括起來就是三個字：要自信。展開來説，就是：不要被權威嚇倒、不要被名家嚇倒、不要被頭銜嚇倒、不要被輩分嚇倒、不要被經典嚇倒、不要被理論嚇倒、不要被評論嚇倒、不要被排行榜嚇倒、不要被獎項嚇倒、不要被潮流嚇倒、不要被廣告嚇倒……天生你才必有用，你有了真實感受，有了靈感勃發，有了妙思佳構，你就氣盛為文，一氣呵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