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城市和棉花有着親密的關係。在它四周的鄉村，農民幾百年來靠種棉為生。所以，當有一天這座城市突然在棉田的包圍中矗立起來，人們就想，讓我們拿什麼來作這城市發展的根基呢？我們有棉花，也許我們應該建造紡織廠。於是，從50年代開始，這座城市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一口氣建造起近十家紡織廠。説它一口氣，僅用此形容神速。好比我們形容那些身大力不虧的強壯婦女，説她們一口氣生了多少個孩子。這些紡織廠，不僅設備、廠房、技術由蘇聯人提供，就連生活區的建造也由蘇聯專家一手設計。很快的，這些紡織廠和由它們派生出的生活區就佔據了這城市近一半的面積。如今，當90年代的我們經過這些由蘇聯人設計的紡織工人住宅區的時候，我們一面端詳着那些面目相近、老舊而又略顯笨拙的樓羣，端詳着樓房頂端那一溜溜燻得烏黑的排煙道，一面仍能體味出蘇式建築的用料實惠、寬大沉穩和嚮往主義的浪漫熱情。比方説每一片生活區內整潔規矩的綠地花園；比方説與花園們相匹配的職工俱樂部。在每一個俱樂部屋頂上，都豎着兩個相隔很遠的龍飛鳳舞的紅色大字：舞——會。遠遠看去，這兩個站立了四十多年的瘦削的大字，好似兩個彼此相望、卻永遠也走不到一起的孤獨的舞者。
接着，有外地工人為支援紡織廠的生產一批批進入這城市了：天津工人的到來使這個城市的居民學會了吃魚；上海工人的到來使這個城市的居民體味了糯米的奇妙。這是一個由紡織工人填充起來的城市，一個讓蘇式住宅覆蓋了的城市。安德烈就出生在這座城市裏。
安德烈姓安，名叫德烈。安德烈的出生年月大概是1954年3月左右。安德烈這名字是父親為他所起，名字本身也是當年中蘇友好的一種體現。安德烈的父母就是響應政府的號召，由上海搬入這裏支援城市建設的，他們都是中學教師。父親穿過蘇聯印花布襯衫，母親也穿蘇式“布拉吉”。當年他們都向往過蘇聯老大哥的美妙生活，他們也希冀着小安德烈長大之後能夠去蘇聯留學。當然，他們想不到國際局勢和國內局勢的快速變幻，使安德烈不再會有去往蘇聯的可能。不過，假設真要能去，安德烈真想去麼？他的父母從沒問過他有什麼打算，他的打算對他們也許並不重要。
那麼，安德烈究竟屬於一種什麼樣的人呢，他似乎屬於那種年齡越往前走、思維越往後退的人。他很少自己做主選擇什麼，他就讀的小學、中學都是父母替他選擇的。小學三年級，有段時間他很迷戀朗誦，曾經想要報名參加學校業餘朗誦小組，父母得知後立即做了阻止：意義不大。他們説。安德烈便停止了朗誦。到了後來，“”開始了，社會一片混亂，學校停了課，大部分同學都去了農村插隊，安德烈卻由於母親一個熟人的關係，進一家區辦罐頭廠當起工人。這在當時特別叫人羨慕。但讓安德烈高興的並不是他留在城市做了工人，而是同班的李金剛也留了下來。
安德烈和李金剛從小學一年級就是同班同學，後來又一塊兒上了同一所中學。小時候，他們永遠坐同桌，他們一塊兒寫作業，他們合夥組裝礦石收音機，他們互相串門——多半是安德烈到李金剛家去。李金剛的父母都是來自天津的紡織工人，他們家就在紡織廠的某一片蘇式住宅區裏。安德烈喜歡李金剛的居住環境，那些一模一樣的樓羣和一模一樣的樓間花園給了他一種生活本身的寬厚和穩定感，無論從哪一個單元裏出來的居民都是笑吟吟的，叫人感覺這些大樓的哪一扇門都可以是李金剛的家。安德烈的家是不具備這種氣質的，他家住在父母為之工作的中學宿舍區，有點嚴肅，叫人拘謹。安德烈和李金剛從小區大門口那個冰棍車上買過冰棍喝過汽水，也在週末的夜晚，溜進戳有“舞會”大字的職工俱樂部看過大人跳舞。他們還在小花園裏剝過一隻死貓的皮（貓系李金剛掐死）。“”剛一開始，高年級的一些造反同學曾經在校園裏堵住安德烈，質問他為什麼起一個“蘇修”才叫的名字，安德烈回答不出，旁邊的李金剛挺身而出地替他作了回答：“為嗎不能叫？知道安德烈的‘德烈’是哪個德哪個烈麼？是的德列寧的列！”高年級同學被和列寧震住了，李金剛的天津口音也使他顯得格外理直氣壯，李金剛的機智勇敢更是讓安德烈深深折服。從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把自己那個烈字去掉了下邊四個點。日月如梭，李金剛始終是安德烈須臾不可缺少的摯友。他們從兩個男生長成了兩個男人，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安德烈娶了自己的表妹，李金剛一直在紡織廠當電工，和一名紡織女工結了婚。
安德烈的表妹是安德烈姨媽的女兒，因為父母早逝，她從小就生活在安德烈家裏。安德烈對錶妹很好，表妹也十分依戀安德烈。安德烈的父母早已看出了這種依戀，出於對這女孩子的憐惜，他們願意安德烈娶她為妻。或者，這種考慮還出於上海人的清高和對這座城市的提防，他們願意一家人還是一家人。他們暗示安德烈，安德烈接受了這暗示。當他接受了這暗示的時候，他第一次試着用打量戀人的眼光打量他的表妹，結果他發現無論如何她更像是他的妹妹而不像他的戀人。她蒼白、纖弱，下頦尖尖的，老愛半張着嘴像是對什麼事表示不理解，又彷彿隨時要你告訴她什麼事應該怎麼做。安德烈望着他的表妹，執拗地想起他剛當工人那會兒，十七歲吧，有一天和李金剛一塊兒到紡織廠浴室去洗澡。那是一間男女合用的浴室，男女輪流使用。他們進來的一小時前，女工們剛剛使用過這間浴室。雖然浴池裏的澡水已經換過，但室內仍然蒸騰着讓男人敏感的女人的體味兒。安德烈就在邁進浴池的時候，就在一團團熱乎乎的女人氣味中，浴池邊緣散落着幾枚女工遺忘的黑色髮卡，其中一枚還纏絞着一絲纖細的長髮。他長久地盯着它們，體內突然湧起一股從未有過的衝動。他幾乎無法自持，他把自己潛入池中以遮掩自己的羞澀。他衝動着，頭腦裏閃過班上一些女生的樣子，他發現他頭腦中的女性裏沒有他的表妹。
愛情是什麼呢？愛情是怎樣的？安德烈不知道，可是他已經決定結婚了。父母為他們搞了一個小小的訂婚儀式，沒請外人，就是家中原班人馬和一桌有別於平時的晚飯。那是食物比較匱乏的年代，桌上擺一瓶八毛五分錢的紅葡萄酒，已能看出格外的喜慶。全家人都喝了一些酒，表妹也興奮地猛喝一大口，結果她讓酒給嗆着了。酒嗆得她劇烈地咳嗽着，單薄的肩膀抖得厲害。當她終於平息了咳嗽，卻半天説不出話來。她靠在椅背上，微微閉住眼，淡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眼皮上的毛細血管清晰可。安德烈注視着表妹跳動的眼皮，他看見有一顆眼淚從她稀疏的睫毛下邊鑽出來，順着眼角流到顴骨上。表妹的眼淚使安德烈有種重任在肩之感，他就彷彿是要替他的全家、也替他死去的姨父和姨媽承擔起照顧這孤女一生的義務。他認可了這個事實和義務，一邊又有點心酸。他抽空兒去了李金剛家。當他走進那片熟悉的樓羣，當他推開李金剛家那扇被他推過無數次的門時，他幾乎落下淚來。李金剛知道他要説什麼，拉着他到小酒館喝酒。但是安德烈什麼也沒説，他也沒有掉淚。他只是需要看見李金剛，和李金剛呆一會兒。在安德烈的生活裏，從前沒有，以後也再沒有別的男性朋友了。
後，安德烈有了女兒。女兒是先天性心肌炎，妻子在生產之後又患了風濕性心臟病。安德烈需要照顧兩個病人，對此他卻沒有更多的抱怨。也許因為他是個健康的男人，他體態勻稱，行動敏捷，方方面面都很正常，具備這樣的健康他理應照顧病弱的親人。也許不僅僅因為他健康，是他那後退的思維使然吧；生活要我這樣啊。有時候他想。他上班，下班，照顧妻女，買菜做飯……到了90年代中期，安德烈已經是罐頭廠有着二十多年工齡的“老”工人了。
安德烈進廠之初，罐頭一詞在中國還是與奢侈一詞聯在一起的，它不僅標誌着食品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檔次，也常見於某人用於揭發批判某人的腐朽生活方式，諸如：“某某一家不顧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竟然常常拿罐頭當飯吃，甚至把吃不完的罐頭倒進垃圾箱，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罐頭是尊貴的，罐頭又似乎應該受到鄙視。可罐頭畢竟是饞人的，於是做罐頭的工人便也不可小視。那時安德烈每月都能從廠裏帶回一些免費的罐頭給妻女享用：糖水蜜桃，糖水山植，糖水鴨梨……這是廠裏給工人的優惠。這種時候他從不忘記李金剛，他常在下班之後回家之前，拐到李金剛家也給他放下兩聽糖水蜜桃什麼的。在這樣的一座城市，市民能夠吃飽飯，還能隔長補短地享受一個罐頭，生活就顯得挺安穩。安德烈和李金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他們對生活是滿意的。
但是時代不饒人。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全球商品的大流通，糖水蜜桃彷彿在一夜之間就失了往昔的魅力。當這個城市忽然有一天連美國蘋果和委內瑞拉香蕉都在水果攤子上隨處可見時，當人們口袋裏的人民幣也漸漸多起來時，人們為什麼還要光顧那些吃着不新鮮，開起瓶來又費勁的糖水蜜桃罐頭們呢。安德烈的罐頭廠只能生產千篇一律的水果罐頭，沒有上馬新品種的技術、資金和設備，它就只能走下坡路。到了後來，工資發不出來，廠裏就用罐頭頂工資，每月發工資那天，工人們只能把幾箱罐頭領回家。
安德烈在封蓋車間幹活兒，從前他坐在傳送帶前看無數玻璃瓶從眼前流過，他坐着，手下的瓶瓶罐罐被封蓋機咬住瓶口，密封之後再從機器下滑出來，閉着眼他也能毫無差錯地將它們各歸其位。這種簡單的重複性的勞動無需動用強體力，卻盡動用體力之外的語言——閒聊天，久而久之這車間的工人就把聊天當做了勞動的一部分。安德烈的對面坐着一個名叫姚秀芬的女工，和安德烈差不多同時進廠。因為坐對面，安德烈和姚秀芬説話最多。二十多年之後，當有一天安德烈決定離開罐頭廠時，他發現他生命的二分之一時間，卻原來是和姚秀芬一起度過的。聊天使他們知道了彼此的家境，彼此的經歷，甚至彼此愛吃的食物。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父母雖然都是上海人，可他最愛吃餃子；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沒有什麼不愛吃的東西。姚秀芬知道安德烈有個朋友叫李金剛，紡織廠的電工，還會修半導體收音機。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是本地人，她的爺爺奶奶就在這城市的周圍種棉花。他們聊着，直聊到彼此都結了婚，他們吃了彼此的喜糖，還聊。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女兒有心肌炎；安德烈知道姚秀芬夫婦和癱瘓的公婆一起住，她有時候遲到，是因為給老人換尿褯子……他們有一搭無一搭、有上句沒下句地聊着，姚秀芬羨慕安德烈好聽的普通話，卻不修飾她的本地口音。她還使安德烈知道了很多這城市獨有的詞，比如她把“告訴你”叫做“遞説你”；請人拿好一件東西時，她會説成“捉住它”。姚秀芬的本地話使安德烈覺得真實而有生氣，她的口音伴隨着封蓋機單調的“咔哧、咔哧”聲，從不使安德烈感到沉悶。中午了，當他們更熟一些的時候，也交換彼此飯盒裏的午飯。在這時姚秀芬比安德烈表現得要主動，當她得知安德烈喜歡吃餃子以後，她的飯盒裏有時候就裝着餃子。她把餃子換給安德烈，從安德烈飯盒裏要過一些似是而非的食物：一塊烙煳的餅，或是兩個蒸得鹼大的饅頭。她觀察着安德烈製造的食品，告訴他製作麪食的一些常識，比如餅煳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火急，二是面硬。還有什麼“軟面的餃子硬麪的面”之類的口訣。有一箇中午，車間裏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在吃飯，姚秀芬咬着安德烈飯盒裏一塊又乾又硬的葱花餅，突如其來地落下眼淚。她似乎是在替他委屈，她似乎是對着嘴裏的硬餅説：你是一個男人，可你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啊。但是她什麼也沒説，她從不隨意品評別人的家庭。安德烈卻還是從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淚裏發現了一種關切。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點不安。多年來他好像已經成了一個不需要被關切的人，他更是一個不需要讓異性為他落淚的人。當時他很想抬起手為她擦擦眼淚，猶豫之間，卻見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淚擦乾，並努力對他笑笑。他們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發現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讓淚水沖洗得很晶瑩。
後市場上出現了速凍餃子。有一天安德烈帶來一盒速凍餃子，以此阻止姚秀芬再為他包餃子。姚秀芬卻對安德烈的餃子嗤之以鼻：貴，她説。也不香，她説。她撇着嘴，像一個家庭婦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時表現出的那樣。
安德烈，包餃子太麻煩。
姚秀芬説，你高興我就不嫌麻煩。
安德烈説我挺高興。
姚秀芬説你高興我就高興。
安德烈説你高興我也高興。
姚秀芬説你高興我更高興。
安德烈説你高興我更更高興。
至此，他們突然打住不再説話，就像被彼此這暢如流水的對答嚇住了。
這樣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續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蓋車間閒散的聊天氣氛沒有了，人們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討論着怎樣才能離開這半死不活的罐頭廠。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閉口不談這個話題，雖然他們知道，這話題於他們也是萬分緊要的：物價在漲，醫療沒有保證，堆在家裏權作工資的水果罐頭沒法處理——眼下誰也怕一日三餐拿罐頭當飯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兒又因病休了學……他們卻不談這個話題，彷彿要共同堅守住他們持續了二十幾年的閒聊，或是深怕因此誰會比誰先離開一步。這時候李金剛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
李金剛最近也一直在為離開紡織廠奔走。時代的發展使棉農們越來越不願意種棉花，他們或是撿着好伺候的種，或是乾脆離開土地外出去做生意：錢要來得快，日子才有吸引力。這城市的紡織廠原料就奇缺了，工廠的工資也是有了上月沒下月。李金剛在為自己找出路的時候，看見報紙上有一則廣播電台招聘播音員的廣告，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便攛掇安德烈去試試。他鼓勵安德烈説在小學你朗誦就比別人好，説不定能考上。從實際出發，離開罐頭廠生活才有希望。
是啊，從實際出發，離開罐頭廠生活才有希望。安德烈也這麼想。他覺得他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希望”這個概念了，他又覺得廣播電台對他是太遙遠了，是李金剛的提醒才使他回憶起小時候他的確酷愛過朗誦。他還在這時想起了姚秀芬。他想着，又竭力打斷着這想念，姚秀芬是他的什麼人啊。就在他懷疑、畏縮、自卑的時候，李金剛又自作主張為他報了名，並陪他去應試。結果安德烈被廣播電台選中。
安德烈是封蓋車間第一個找到新職業的人，並且這新職業是如此地讓大家覺得不可企及。他們要他請客，在一個青工的提議下，他們還“揍”了安德烈一頓。“不打你一頓真是咽不下我們心裏這口氣啊！”他們嘻嘻哈哈地把安德烈推來掇去，他們的話又熱乎又知己。姚秀芬和兩個女工在一邊看着，笑得比別人更厲害，她有些誇張地拍着手，把腰彎得很低。安德烈從來沒她這麼高聲地笑過，他覺得他的心都要碎了。
姚秀芬的笑聲還使安德烈忽然有一種久違了的衝動，他非常希望能有一個清靜的地方，能有一個單獨的時間和姚秀芬在一起。他奇怪為什麼二十多年他們從來沒有設想過單獨在一起那麼一次，二十多年他們就像兩根平行的鐵軌那樣，距離是如此迫近，卻永遠平行着伸向不知去處的遠方。就在這天下班前，他叫住了姚秀芬，問她打算怎麼辦。她知道他是問她的以後，就告訴他説，她和丈夫可能去鄉下給承包了果園的一個親戚打工，辛苦是辛苦，錢比罐頭廠有保證。他仍不放她走，斷斷續續地説着詞不達意的意思，那是一個幽會的意思，是一個多年來始終被他們有意無意不斷掩埋的意思。但是姚秀芬立刻領會了，她知道這將是他們的告別，而這告別不是為了再見。她沒有忸怩，只問了一句：“你覺得哪天好？”他告訴她，他打算去找李金剛。
晚上安德烈找了李金剛，李金剛為此作了一個切實可行的策劃：明天，晚飯以後，7點鐘之前，他會把老婆孩子引到岳丈家中，空出房子給安德烈，時間是三個小時。也就是説，明晚7點至10點，李金剛家是獨屬於安德烈和姚秀芬的。李金剛説完當即把家門鑰匙了安德烈。安德烈攥住李金剛的鑰匙，就像攥住了一個曖昧而又確鑿的事實，這事實讓他突然糊塗了一下，也突然驚怕了一下。
第二天一上班，安德烈就把晚上的安排告訴了姚秀芬，姚秀芬的臉立刻漲得通紅。一個白天，他們很少講話，心中擂着鼓，臉上卻加倍地漠然。中午，姚秀芬一反常態連午飯也不吃，説是要回趟家。她的回家使安德烈禁不住一陣陣胡思亂想，他想她是躲了我吧，他想她是後悔了吧。直到下午上班姚秀芬準時出現在車間裏，安德烈才定住神。
下班了，安德烈和姚秀芬騎上自行車各走各的，他們在李金剛家附近一家電影院門前碰了頭，一塊兒把車存上，再步行着往李金剛家走。這是安德烈的主意，他覺得把車騎到李金剛的樓門口目標太大。
這是初春的一個晚上，乍暖還寒的氣候，華燈初上的時刻，安德烈和姚秀芬向着李金剛的家，向着紡織廠那片生活區走。他們走得很急，像是怕被熟人認出來，又像是怕這寶貴的三個小時耽誤在路上。他們似乎都知道他們奔了李金剛家要去幹什麼，這共同的知道又使他們不約而同地有點慌張和慚愧。就這樣，只半站地的路，他們卻像是走了一輩子。
終於，安德烈看見了那片黑沉沉的蘇式住宅區，幾十幢大樓規矩而又錯綜地隱蔽在夜幕下。他看見了進入住宅區的大門口，從前停着冰棍車的位置，現在是一間閃着霓虹燈招牌的美容廳。他們從美容廳門前走過，拐進了樓羣。他們正在接近目的地，但是安德烈忽然走不動了，因為他他忘記了一個致命的問題：李金剛家究竟是哪座樓是幾單元幾層幾號。幾十年他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樣地出入李金剛的家，他不用也從來沒打算記一記李金剛的門牌號碼。他對李金剛家的熟悉是一種無需記憶的熟悉，就像一個每天吃飯的人，當他用筷子把食物送進嘴裏時，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別送進鼻子裏去”。可是這個晚上，這個本該獨屬於安德烈的晚上，他喪失了記憶。他仰望着在夜色中顯得更加一模一樣的笨重的樓羣，仰望着那些被漠不關心的燈光照亮的窗，甚至連李金剛家那座樓的方位也找不準了。他就像掉進了一個陷阱，一個荒誕無稽的噩夢。他被急出了一身冷汗，冷汗濡濕了內衣，夜風吹得他打顫。他手握李金剛的鑰匙，那鑰匙幾乎被他攥出水來。站在他身旁的姚秀芬默默地、無限信任地着他，更讓他焦慮無比。他走進一處樓間花園，妄想以此喚起記憶。但是他發現這裏的花園一模一樣，站在花園裏他無所收穫，這裏沒有絲毫痕跡能讓他發現李金剛的家之所在。他們出了花園，又上了樓間兩路。偶爾有人打他們身邊匆匆走過，安德烈幾次下決心開口打聽，卻幾次放過了眼前的人。因為他是安德烈，他覺得他無法開口。可他們不能總是在這兒轉來轉去，安德烈逼迫自己必須硬着頭皮朝一幢可能是李金剛家的樓房走。他們走進了那樓，安德烈假裝着記起了單元、樓層的房號，就算是安慰姚秀芬他也要假裝。他假裝着已經找到了門，伸出鑰匙去捅那扇門的鎖，但他沒能捅開，因為這扇門裏有動靜。接着門嘩地開了，房內傳出麥克爾·傑克遜的歌聲，一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站在門口衝安德烈説：“你幹什麼！”年輕人那張營養很好的臉上是公開的敵意。安德烈愣在那裏，就像小時候遭到高年級同學質問時那樣答不上話來。身後的姚秀芬卻顯出少有的鎮靜，她説這不是李金剛的家麼，我們是李金剛的親戚，住在他家的。年輕人説什麼李金剛啊這樓裏沒有叫李金剛的。説完砰地關了門。
安德烈和姚秀芬逃也似的出了樓，只有再次把自己投進黑暗。鑰匙彷彿握在安德烈手中，他卻不敢再去試着捅一扇握的門。哪一扇門裏都可能有人，哪一個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問他為什麼亂捅別人家的鎖，必要時他們完全有可能被扭送到派出所。這想法讓他們氣餒，也使他們狼狽。他們沒有目的，也沒話要説，只沉默着在樓羣之間亂走。安德烈走着，差不多把幾十年他和李金剛在這裏的所有事情都了一遍，每一件小事都歷歷在目，這歷歷在目的事情卻沒有一樣能幫他記起李金剛的家。時間在奔跑，他們不敢看腕上的手錶，但他們都知道，時間已經不早了。
時間在奔跑，10點鐘就這麼來到了。10點鐘讓安德烈做出決定，他們應該離開這裏了。安德烈追隨着遠處的霓虹燈，朝着那間美容廳走。在一盞路燈下，他扭頭看了一眼姚秀芬，他發現往日裏紅潤健壯的姚秀芬，似是因了這樓羣的折磨，一下子矮小憔悴了許多。他看着她，像是問：咱們在哪兒分手？姚秀芬看明瞭安德烈的意思，她只把手中的一個飯盒遞給安德烈對他説：“餃子，你的。”安德烈就去接飯盒，心中想着，卻原來姚秀芬連晚飯都準備好了的啊。他奇怪一個晚上他竟沒看見她手中拿着一個飯盒，他也才明白了姚秀芬中午回家的緣由。他接了飯盒，但沒接住，飯盒掉在地上，蓋子被摔開，餃子落了一地，襯着黑夜，它們顯得格外精巧、細嫩，像有着生命的活物兒。安德烈慌着蹲下撿餃子，姚秀芬説撿也吃不得了。安德烈還撿，一邊説你別管你別管。姚秀芬就也蹲下幫安德烈撿。兩個人張着四隻手，捕捉着地上那些有着生命的活物兒。四隻手時有碰撞，卻終未握在一起。也許他們都已明白，這一切已經有多麼不合時宜。
安德烈離開了罐頭廠，去廣播電台報到。他將在經過一個月的短訓後，成為該台一個經濟欄目的播音員。這晚他獨自去了李金剛家，像要驗證自己，像要考試自己。他順利地走過了那間美容廳，順利拐進黑沉沉的樓羣。他無遮無礙地繼續前進，不知不覺就走進了李金剛的樓，敲響了李金剛的門。門開了，李金剛站在門口，迫不及待地告訴安德烈，今天他閒得無聊，在街上花四塊錢買了兩張社會福利獎券，居然連中兩輛自行車！安德烈似聽非聽，只自言自語般地説着：“我以為我再也找不到這兒了。”
這晚他沒有走進李金剛的家，他向他的摯友道了別，下了樓，又獨自在樓房的陰影中站了一會兒，聽着不遠處職工俱樂部裏傳來的節奏激烈的音樂聲，説不清心中是安靜還是疼痛。他已經出人意料地逃離了那個半死不活的罐頭廠，可他分明覺得，他連同他那個背時的名字——安德烈，又被一同網進了這片蘇式舊樓。他和這些舊樓有着一種相似的背時，所以他和它們格外容易相互愚弄。他想起連李金剛也要離開這些舊樓了，李金剛準備辭職開一間家用電器修理部。安德烈家的冰箱已經壞了兩個月，他打算過幾天讓李金剛幫他修修冰箱。這才是他的生活。
他騎上車往家，車把前的車筐裏擺着姚秀芬那隻邊角坑窪的舊鋁飯盒。安德烈準備繼續用它裝以後的午飯。他覺得生活裏若是再沒了這隻舊飯盒，或許他就被這個城市徹底拋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