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於大膽地相信，正確地觀察人們的性格是一種罕見的才能（或習慣）。根據我的經驗，我甚至發現，即使是正確地觀察人們的面孔也決不是人們普遍都具有的才能（或習慣）。人們在判斷中，兩個極為尋常發生的錯誤就是把羞怯與自大混同——這確實是個很尋常的錯誤——，以及不瞭解固執的性格是在與它自身永遠不斷的鬥爭中存在的；這兩種錯誤我想都是由於缺乏前一種才能（或習慣）所產生的。
不論是在這本書中，還是在實際生活中，董貝先生都沒有發生激烈的變化。他在心中一直感覺到自己是不公正的。他愈抑制這種感覺，他就必然愈不公正。內心的羞恥感或外部的境遇可以在一個星期或一天中結束這種鬥爭；但它是窮年累月的鬥爭，只有經過長時間的較量才能決定勝負。
我在日內瓦湖畔開始寫這本書，在法國又寫了幾個月，然後才到英國繼續完成它。寫作與寫作地點的聯繫在我的心中是這麼奇妙地強烈，因此直到今天，雖然在我的想像中，我熟悉小海軍軍官候補生家中的每一個梯級，我也能向弗洛倫斯結婚的教堂中的每一個條凳式座位或向布林伯博士的學校中每一位年輕的先生的牀架發誓，我瞭解它們；但我卻仍然混淆地想象卡特爾船長是隱居到瑞士的羣山中與麥克斯廷傑太太隔絕的。同樣，當我由於什麼機會想起海浪老是在説着什麼話的時候，我的記憶就會追溯到在巴黎街道上漫步了整整一個冬夜的情形，正像我寫完我的小朋友與我離別的那一章的那個夜裏，我曾經懷着一顆沉重的心，煩亂不寧地確實那樣走過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