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去跟王朔有關。
四月下旬，有一天，我們文學部忽然來了一個奇怪的任務，讓我和一位老編輯帶領四個來廠實習的大學生到廠資料室翻文學雜誌，説是要給張藝謀提供小説線索，張藝謀需要一個城市題材的線索，最好是寫青年人的，六月份必須有頭緒。
在八十年代，有什麼事情比得上為張藝謀打工更讓一個電影人感到無上榮光的呢？至於精英們是什麼看法，我們毫不關心，我們關心的是人民，偉大領袖説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讓學院派見他孃的鬼去吧！張藝謀就是我們的英雄，他是電影的大救星，呼兒咳喲。有了票房，我們全廠都有救了。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了我當年的一位小朋友。小朋友姓韋，因熱愛文學，自己取了個奇怪的筆名叫小蟲。
小蟲認識我的時候還在南寧三中上學，三中是南寧最好的中學，升學率達到９８．７％，小蟲很順利就考上了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放寒假的時候小蟲從上海回來，到圖書館宿舍找我玩，話不出三句就聊到了張藝謀。
張藝謀的名字像一種奇妙的催化劑，使小蟲茶黃色的臉上泛起了一層好看的紅色，她的眼睛閃着光，閃着光的眼睛説，張藝謀，我們真是太崇拜他了，我們經常在寢室裏談論他。她想要説出一些談論的內容，但它們梗在她的喉嚨裏，一半由於激動，一半由於難以啓齒（她們覺得張藝謀特別具有男性魅力，他緊皺着的眉頭、刀削般的臉，無一不是魅力的來源，與此同時，她們莫名地嫉妒鞏俐）。忽然，她像跟我吵架似的説：張藝謀一點都不土！
這話使我一愣，為了表示我跟她完全一致，我説：土與不土的説法體現了一種文化霸權。
小蟲覺得此話特別解氣，連説：就是就是。她們寢室有一個北京女孩，家住航天部大院，平日十分驕傲，見她們熱衷談論張藝謀，就説：張藝謀最土了，老農民一個。小蟲她們認為，北京女孩不但侮辱了張藝謀，還侮辱了她們全體，眾女生像被捅了馬蜂窩的馬蜂，你一口我一口，把北京女孩蟄得遍體起火，最後只好説鞏俐比張藝謀還土才平了民憤。
見小蟲意猶未盡，我就告訴她，這張藝謀是我們廠的人，每個月領工資的時候我都在財務室看見他的工資袋。小蟲立即跳了起來，她緊張地盯着我，好像我在頃刻間變成了一個騙子。張藝謀是一個神話，他應該出現在法國的嘎納、德國的柏林，以及被嘎納和柏林的折光變得無比遙遠的黃土高原（雖然這黃土地就在陝北，但它在我們的印象中卻不是在中國），他怎麼可能在平庸的廣西呢，而且還有一個工資袋。
等小蟲覺悟到張藝謀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神話的時候，她再次跳了起來，好象聽見了晴天霹靂，她像電影裏一名面對行刑隊的共產黨人，用下地獄的決心説道：我一定要見到張藝謀。
從此，小蟲差三隔四，就要從她家所在的衡陽路騎車來到我們廠，她先順着圍牆，從大門到後門之間來回張望，然後又假託找文學部的林蛛蛛，進入了廠內，她騎着車在廠辦公大樓、攝影棚、宣發科、道具車間、圖書室等處倘佯，在荒草環繞的攝影棚，小蟲也像我當年那樣，扒着門縫朝裏看，蜘蛛叢生灰塵瀰漫的荒涼景象使小蟲感到無比失望。她又無師自通找到了通往宿舍區的邊門，在千篇一律的樓房之間，小蟲仰着頭，在一家又一家的陽台上仔細辨認張藝謀照片上出現過的衣服。她走過幼兒園和飯堂，來到家屬區的露天放映場，一排排水泥台階在冬天的陽光下空蕩蕩地凸起，有幾隻麻雀停在上面。難道張藝謀會在如此簡陋的放映場上看電影嗎？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小蟲回到家，給我打電話，我告訴她，張藝謀長年在外面拍片，很少回廠，像我這樣住在廠外的人也沒見過他，不過凡住在廠裏的人都見過他。於是小蟲堅決要求，萬一我看到張藝謀出現在廠裏，立即就給她打電話，她把她父母工作單位的電話都留給了我。結果是，整整一個寒假過去，我和小蟲都沒有見到張藝謀。
想到小蟲對張藝謀的熱愛，我感到自己的工作甚有意義。
我帶領四個大學生殺到廠圖書室，把《收穫》《花城》《鐘山》《當代》《十月》《中國作家》《人民文學》《作家》《青年文學》統統搬出來，桌子椅子頓時一片狼藉。我心想，如此惡讀，哪裏還能見到天日，不如我到北京找王朔，王朔願給就給一個，不願給就得死了心。
立即就自告奮勇。主任聽了大喜。
吾廠地處偏遠，女編輯一個比一個膽小，一個比一個怕累，既怕壞人，又怕名人，既怕坐火車，又怕找不着地方住，怕舉目無親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最後還怕無功而返遭人恥笑。有一年，廠裏讓一位女編輯到北京觀摩外國電影，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她回來後卻發誓：這輩子再也不去北京了。大家莫名其妙，一問，才知道因為北京太大，從住地到電影院，要坐半個小時公共汽車，害得她起早摸黑，辛苦異常。現在出了一個初生牛犢，不知道怕老虎，一開口竟説要去找王朔組稿，主任立即批准，當天就讓她就去財務室領一筆錢買票，還讓她中午到家裏吃飯，好好商量去京組稿的事。
説王朔是老虎一點都不誇張，王朔雖然不像張藝謀那樣得到全球矚目的國際獎，但他深受廣大青年的愛戴，同時也深受電影界的愛戴，那一年正是"王朔年"，王朔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已成燎原之勢，我是流氓我怕誰（這話説得多痛快啊，無奈的小人物口唸此語，身上頓時充滿了力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多少年以後，它還是一句優美的詩），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有多少混沌中的青春熱血，受到王朔語錄的召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領袖的語錄在我們的心中還歷歷在目，王朔的語錄就已長驅直入，它們混淆在一起，使我們的熱血像開水一樣沸騰，像火焰一樣招展。
直到１９９２年，當時我已到文化報當記者，應邀到港澳中心參加香港作家梁鳳儀的財經小説研討會，會議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聯合舉辦，來了各路精英，以及一些平日很難見到的人物。我的身邊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她伸長脖子不停地四處張望，面露焦灼之色。會議開始之後，她終於忍不住了，她先是問我看到王朔沒有，我説王朔不會來的，他怎麼會來呢？女孩萬分不解，她揪着我問：為什麼王朔不來呢？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好像王朔不來是由於我的阻撓。她跟我論理道：聽説作家都要來，為什麼王朔不來？她説着説着就有點想哭了，她帶着哭腔説：我是聽説王朔會來我才從海淀趕來的，我連早飯都沒吃，跟學校都沒請假。他們騙人。説完女孩便萬分委屈地走了。
此事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覺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實在算得上是膽大妄為，對於我等凡夫俗女來説，膽大妄為不是去炸白宮，剌殺克林頓，而是膽敢隻身一人到人地兩生的北京組王朔的本子。記得當時我口放狂言，全身感到十分暢快，但主任剛一同意，我立即又感到心虛，萬一找不到王朔怎麼辦？萬一組不回來稿子怎麼辦？而且根本不是什麼萬一，而是完全可能的。坐在主任家裏，吃着他的炒米粉，我心裏一陣陣發虛。
好在主任十分開明，他説：你去吧，組不成王朔的就組別人的，其他題材也可以。
於是，四月裏的最後一天，我乘坐南寧直達北京的五次特快來到北京。
走進一條灰色的衚衕，頭頂是北方的榆樹和槐樹，樹杈之上是藍色透明的天空，我十分喜歡這樣的天空，我一邊走一邊仰頭看，心裏想道：多美啊，北京。我微笑着，有一種透明的東西從我心裏和外面的空氣間來回穿梭，發出圓號般純金的聲音，嘹亮而遙遠，它們來自什麼地方呢？
長長的衚衕一會兒就走了一半了，衚衕的中段，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少兒出版社的辦公大樓，我迎着大門走進去，往右拐，有一個很不起眼的門洞，我沿着門洞的台階走到地底下，再往右，走到盡頭，就到我的房間了。中青社招待所在地下室裏，有十來個房間，房間裏只有牀和桌子，一部公用的電話分機放在走廊裏，電視在值班室，到了晚上，大家都擠在一塊看電視。
我住的房間是兩人間，八元錢一天，另一個牀位基本上沒人住，在整整兩個月的時間裏，我一直住這個房間。這樣穩妥的單身宿舍，使我感到像是在家裏，甚至比家裏還方便，在廣西圖書館的宿舍，打電話要下四樓走到輔導部辦公室，假如人家下班了，就只好不打。電視則沒有，如果我特別想看，就上別人家去。這裏的生活設施是多麼齊全啊，大院裏有浴室，有飯堂，還可以看錄像。
浴室裏蒸汽瀰漫，一個接一個白晰的女體從水汽中浮出來，像天鵝一樣美麗，她們帶着一種別樣的神情和別樣的動作出現在我的眼前，使我恍惚迷離。我穿衣服的時候看到對面的椅子上有一個年輕女孩，一頭濕漉漉的頭髮遮住了她的整個臉，不知是因為她的皮膚特別白，她的頭髮才格外黑，還是恰恰相反。我穿內衣時感覺到她在看我，我一抬頭，一眼看到她滿臉濃黑的頭髮中露出一隻烏黑晶亮的眼睛，以及與眼睛寬度相等的一小段臉，濃烈的雪白和烏黑，就像黑白兩種閃電的光芒交會在一起，這種高強的亮度使我幾乎往後仰倒。她的眼睛躲在頭髮後，不露聲色，有一種怪異孤標的猙獰之美。我覺得此人甚似日本古代美女，手持短劍，正準備切腹自盡。她到底是誰呢？我無端認為她必是天櫻。
天櫻是當年新進女作家，文壇上有關她的傳聞極多，我沒見過她的照片，但聽説她冷豔邪魅，迷倒男人無數。據説她就是踩着男人的身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登上文壇的，所以正派的人大都要對她表現出不屑以表明自己的正派。
我也打算斜着眼看她，側目而視。但她怪異的美像一種光，它的能量改變了我的視線。當年我就是這樣一隻自由的蟲子，遵循生命的指引，哪裏有快樂，哪裏有美，我就像飛蛾一樣撲向哪裏。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天櫻的確有六分之一的日本血液，並翻譯過日本女作家吉本香蕉的小説，長久以來我對天櫻的瞭解只限於她與男人的關係。緋聞總是比別的東西傳得更遠，而對於她的才華，男人和女人同樣隻字不提。兩年之後，聽説天櫻真的東渡日本了，當時我已到文化報當記者，聽到這個消息，眼前立即飄滿了櫻花的花瓣，在紛飛的白色花瓣中，一個女子濃髮垂肩，遮住了半邊臉，她手持一把長劍，劍身寒光閃閃，她鮮紅的嘴唇倒映在慘白的劍上。
當然這並不是天櫻本人，那個我在浴室裏相逢的女子也不是天櫻。她隱藏在我的身體裏，在某些時刻出現。
中青社飯堂的白菜豆腐也像天櫻一樣隱藏在我的身體裏，比天櫻更加真實。我學別人的樣子提着飯碗排隊打飯，置身於一片普通話之中，我感到自己好像正在溶入京城生活。我發現北京的大白菜真是太好吃了，大白菜燉豆腐裏的豆腐真是太好吃了，我從來沒有吃過那樣的豆腐，凍過的，有許多細小的網眼，像我家鄉的腐竹，北京真是北京啊，連豆腐都非同一般，它的網眼裏注滿了大白菜醇厚的甜汁，咬在嘴裏，齒間的醇美傳遍全身。最好吃的是北京的米飯，北方的大米日照時間長，使米飯散發出濃烈的米香，並且具備了糯米那樣的黏性。誘人的菜香在隊伍的前面裊裊上升，大白菜燉豆腐的菜汁拌在熱氣騰騰的米飯裏，讓我吃一百年都不膩。
北京的豆漿，竟然是裝在袋子裏的。油餅。油條。鹹蘿蔔。烤白薯。一切都變得意味深長。所有普通的食物全都搖身一變，閃着光，粉墨登場，在我的北京印象中轟然鳴響。
在轟響的聲音中我看到了飛機，它們在中青社的會議室裏飛翔，如果它們不是越戰中的美國飛機又是什麼呢？悶熱的蟬聲響起，密不透風的叢林，子彈、芭蕉葉、椰樹，燃燒的火焰、黑煙、氣浪，鮮血、鮮血、鮮血，《野戰排》。
與《現代啓示錄》相比，《野戰排》是一部沉悶的電影，但會議室裏人滿為患，聽説放《野戰排》錄像，所有人都覺得必須堅持。而我則認為是一種幸福。電影就是我的生活，它與真實的生活交替穿過我的身體，一分鐘前我在中青社的地下室裏，一分鐘後我就穿越時空，進入越南的叢林中，瘋狂的植物纏繞着我的身體，火光灼痛了我的眼睛，我是如此深地進入了虛幻的世界，進入了越南，以至於喚醒了我體內的越南的潛質，在北京的兩個多月時間裏，我總是對第一次見面的人聲稱自己是越南人，以便給自己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地下室就這樣成為了我的天堂。
我曾以為它是天堂的反面，是地獄。地下室是一個暗處的詞，潮濕、發黴、陰森，來自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住在地下室裏，就是住在地下的監獄裏，有人就是這樣理解的。
她説：你住在地下室裏？你真年輕啊！可以不在乎。
聽到有人將地下室跟年輕聯繫在一起，這更加使我感到地下室真是太好了。而我眼前的這個女人是這樣美麗，她的話更是真理。
她坐在我的面前。她的名字不夠灌耳，但她的美貌彌補了一切。
她已經有四十多歲了，我從未見過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還擁有如此徹底的美。對於這樣的女人，我不能稱呼她老師，也不能稱她為大姐、阿姨，平常的稱呼用在她的身上會顯得古怪，我只能直呼其名。
吳婀。
吳婀説：林蛛蛛，這個名字挺好聽。她又説，你的形象也不錯，可以演一個漁家姑娘。
只有電影界的人才愛隨時隨地地設想別人扮演某一個角色。吳婀既是電影演員，又是電影劇作家，還是小説家。她住在小西天的北影宿舍，在電話裏她説：坐地鐵，到積水潭下，過護城河的橋，往前走一段，就到了。一個灰色的院子，有很大的樹（是槐樹呢？還是榆樹），樹下有一排水龍頭（那些銀幕上的明星們就是在裏站着洗衣服的嗎）。我走進一幢房子，裏面光線很暗，我摸索着找到了樓梯口。木地板，很暗的走廊，兩邊的門互相對着。我走到最盡頭，敲開其中的一扇。
她光芒萬丈地出現在門裏。
我覺得她就像女皇一樣，能指揮無數男人。我忽然提出要看她的影集，她很快就遞過來。裏面果然有她與國務院副總理的合影，不是一張，而是一個系列。她陪副總理到西藏去，在雪山、寺廟、布達拉宮、帳篷前留下了合影。（如果沒有她，這些照片將黯然失色）但她從不濫用她的權利，她提到另一名演員出身的女作家，她説，你知道她到北京住在哪裏嗎？住釣魚台國賓館。
每一個女人都是一部天方夜潭。
吳婀這個名字剛剛出現就要消失了，這使我感到惋惜。她説她現在沒有本子，她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説，要寫整整一年，等以後有了本子就給我。她留我吃飯，我東張西望，她的房間一塵不染，不見人間煙火。正疑惑間，吳婀説她請了一個小時工，接着我就看到了一個長得很乾淨的姑娘，她在走廊裏做飯，做完飯她就走了，剩下我和吳婀兩人吃炒餅（我至今認為這是一種奇怪的食物）。
一個連炒餅都不動手的女人，她的故事無數。也許有一天她會自己把她的生活寫出來，我對此懷着極大的好奇。我對所有超越常規的女人均有濃重的好奇心。但我現在要與吳婀道別了，再見，吳婀，也許將來有一天，我會聽到你的緋聞，那時你的身體就會鑲嵌在小西天昏暗的走廊裏，越過北京四級污染的空氣，來到東城，你的面容鮮明如昨日，而我則神思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