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友中，英文忠厚而幽默，我很愛他。他供職於我的家鄉的那個州城裏，文人都知道他，尤其鄉里的那些作者、讀者，地裏的蘿蔔長青長白了，紅薯真紅了，就記起了他。但州城所有商店的營業員不知道，因為他不講究穿，也沒有以漂亮的媳婦而給人炫耀的意識，每次與妻子相隔了距離去商店，他總蹴在門口台階上吸紙煙。前些年我進商州，找的是何丹萌，後來何丹萌調走了，那間黴而黑的屋裏接替的是他，我就又找他。那間屋子一直住文人，且兩位主人都給我備有被褥，我覺得我與這間屋子有緣分，曾一次夢裏夢到幾百年前這
塊地方就是我家的。每次去，方英文説：“元春又省親了？”我説：“再投奔梁山嘛！”
我回鄉的樣子很野，挎包裏塞一件換洗衣裳，裝一冊《道德經》一冊《諸葛神數》，兩條紙煙，牙刷和鋼筆全在口袋了，一下車進商州，喜歡買囫圇一張“鍋盔”大餅，一邊走一邊擰着吃，見着他，手裏還剩多半張，他總要説：我給你照張相！但他沒有照相機，多年來還是沒有。
他兒子兩歲，要兒子看着我，問：“他是誰？”兒子説：“賈平凹！”他説：“小孩不能叫大人名！你重説。”兒子説：“是人。”他於是説：“我這兒子是哲學家呀，是現代派呀！他雖然剛才叫你名字，可證明你名字老幼皆知嘛！”
住下的這個夜裏，他必然就開始攻擊我的文章，朗讀他的文章，直朗讀得我的頭枕在牀頭昏迷了，他説：“你不會欣賞！”把被子替我掖好，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就來打門，端一杯奶和兩根麻花要我吃。我正要感激他，他從口袋又拿出那文章從頭又念，連標點也念。我説：“還好。”他説：“不好，是麻花好。你不是個君子！”
他的妻子極像山口百惠，十分疼他，稍不見他，就在門口呼喚“方英文”。他一聽見就得意了，説：“她離不得我！”單位派他出差，他要對妻子説：“你要想我了，就看咱們兒子，那是我脱的殼。”但突然一次吵架了，竟然説出個離婚二字。他説，你敢寫離婚書嗎？妻子沒想真的寫了，他看着離婚書臉都綠了，但很快説：“寫得不錯，只是兩個字錯了，你改一改。”妻子撲哧笑了，世界從此和平，此事他好得意，作為經驗傳授我四次。
一次我應約寫一篇創作談，他知道了，説：“搞不了創作的人才常常寫創作經驗的。”我很窘，把那篇文章揉了，以後再不寫這類東西，也不讀這一類的東西。
他常給我來信，無事來信。聽説我當了一個社會上的名譽性的官兒，來信的一頁紙上四分之三是他給我送頭銜。我不敢迷那些虛名了。以後有人當眾張揚我是什麼什麼職名兒時，我就覺得他在笑我，於是就擺手，説那些名分是追悼會上才用的。
有一陣他來信愛作畫，先是一杯茶，我就回信畫一壺酒，他於是又來一盤雞，我到後來乾脆送他一海的酒一林的肉，他憤怒了，來信説他先是君子，是我勾引他也成吃喝小人。最短的一封信，是他寫了一句話：“你一定想我！”
我確實想他：他有挺闊的嘴，胖胖的屁股，一邊和我下棋一邊放屁。而兒子忙亂地掀他的衣服，擾亂得棋下不成，責罵兒子，兒子卻説他在尋放出的屁哩；然後一塊兒去廁所，兩人親自小便，説些同廁所一樣不衞生的趣話；然後我們談文學；或者像考狀元一樣相互命題作文。
夏天裏回商州，他説某某雜誌開闢了他的小説特輯，某某評論家撰寫了對他的批評，“真的，大有成名的跡象了！”我沒有理他，也宣佈不寫一個字吹捧他，人太熟了，容易捧殺或棒殺，現在文壇上佛魔不分，天才與小丑混淆，我不落嫌疑和罪惡。他也説：“看你寫我的批評真還不如聽我老婆的讀後感。你要實在想寫我了，以我為題材寫你的散文去！”
於是我寫了以上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