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細雨中，戴着一個大斗笠。她在野貓溪江邊，在停貨船的躉船前等父親。
江上各類運輸船遠比客船多，開得慢悠悠的，細雨飄霧時，汽笛更是聲聲不斷。她不知道父親在哪條船上，濛濛細雨變成了瓢潑大雨。她着急起來，不時在沙灘上走動兩步，但還是等着，她心裏正燃燒着對母親的怒火。
父親已三個月沒有回來。當她終於看到父親扛着隨身衣物走上跳板時，她就迎了上去。
父親回家就開始打母親，他從未動手打過她，結婚十五年來，這是第一次。
母親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個多月就很出懷，她不躲開父親的巴掌，只是用手護着肚子，“求你別打，不要傷了娃兒。”
父親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親想去拉他，又不敢。母親抱着架子牀的柱子，流着淚説，“你説怎麼辦，就怎麼辦，不就行了！”父親站了起來，薄薄的一扇門被他弄得哐當哐當響，二姐三哥嚇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來。父親連轟帶打把他們統統趕出門。
緊掩的房門擋不住父母的爭吵，不斷有哭泣聲，二個人都在哭。二姐牽起四歲的五哥到院門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沒有露面。到晚上還不見孩子們回來，父親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着斗笠晃悠悠地進堂屋，她想溜上閣樓，被母親看見，只好隨母親回到房間裏。
一跨進門檻，母親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彈着斗笠上的雨水，裝着沒聽見。母親扯過斗笠，給她一掌。大姐避開了，嘴裏罵了一句。母親氣得臉都白了，走過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還手。母親有身孕，行動不太方便，但個子比大姐大。母女倆鬧得天翻地覆。院子裏的鄰居都來觀看，但誰也不上前勸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濕的父親，帶着大大小小四個兒女回來，才把大姐一把拖開。
“你怎麼敢和你媽對打？我可以打，你作女兒的卻不能動手，”父親對大姐狠狠斥責。
大姐哭着説：“爸爸，我是幫你呢，你還幫媽？”她一扭頭就衝進沒點燈昏暗的堂屋，從圍觀的人羣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講下去，她説她只能講到這兒：母親懷上我，她和母親打架。
我怎麼逼她也沒用，她掉頭就走了。
一個大問題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樣，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誰。這個貌似極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許南岸每個破爛的屋頂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來的秘密。大姐這頭斷了線，四姐自顧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會説。周圍的人都回避我的問題，我已感覺到謎底會令我非常難堪。但越這樣，我越急於想解開這個謎不可。
記得幾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長途汽車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跡，她説她又另有所愛，要離婚。丈夫來抓姦，未抓着，嚇唬她要去黨支部告她，要鬥她作風敗壞。兩人打起來，她用碗砸過去把他砸傷。
母親説你怎麼嫁一回離一回，一回比一回瘋狂，不吸取教訓，也不聽我的話。大姐一把拉住我，對母親説：全是你，你自己是個壞母親，你沒有權利來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們倆人爭吵的話，好象跟我有關，但剛開始吵，二個人就合起來把我趕出去，再接着吵。
我楞着在門外，父親走了出來，他把我拉到八號嘴嘴下面的峭巖上，坐在我的身邊。他那時眼睛在陰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個小黑點正朝東移動，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愛的船，駛下去，就能到達他永遠也回不了的家鄉。
2
這天下午最後一堂課下課鈴聲響後，我正在整理書包，歷史老師走進教室。我們一起下樓梯，走到空曠處，他未提二天前失約讓我久等的事。彷彿沒有這件事，自然也談不上道歉。他只是問了問我複習功課的事，受傷害的感覺重新在我的心裏翻起，我轉身快步走開。
他叫住我。“有事對你説。”
我停了下來。一停下來，我就後悔，我不該如此輕易就向他讓步。但我已經停下了，沒法再走開。
他説很抱歉那天讓我空等。公安局和校黨總支找他去談話，説他家裏常有聚會，公安局不相信他們是在讀書，認為是在組織反動集團，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學校方面對此事很害怕，有可能開除他的教職。訓話結束後，他趕去約會地點找我，我已不在。此後其他人也一個個被公安局找去調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車從我們身邊駛過，塵土直噴到臉上，我們也未躲，各自心裏擱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發現我們是朝西面走。
“看來我們得吃點東西。”他不由分説，把我帶進一家離街面較遠的小館子，三張桌子都空着，我們在靠窗的一個桌子前坐下後。坐着等菜時，他問，“怎麼啦，還在生氣？”
我説：“開除回家，你怎麼辦？”
“重新當工人唄，”他笑笑説。“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兩碗綠豆稀飯，一碟泡菜，一盤涼拌藤藤菜端了上來。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説是他在修繕隊做零時工時，從房頂上摔下來弄壞了腰，多少年了，腰痛還是沒好，喝了酒，就覺得肌肉鬆馳多了。他讓我喝灑，我遲疑了一下。我以前從沒有喝過酒，只在逢年過節時，在父親杯子上呷一口，極不喜歡那刺鼻的味道。而這會兒，歷史老師正在苦惱中，我得讓他高興。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發現沒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麼討厭，一點兒也不扎喉嚨，很香。
“你喜歡，”他説。
我笑了。
我説起了我家裏的事，1947年我母親與父親的相遇，1949年這座城市被共產黨攻陷前後的事，我複製着當年的衣着，當年的天氣，當年的石階和江水。他關切地聽着，讓我説下去。但什麼話也沒説，只是給我再要了一碗綠豆稀飯。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覺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統統扔給他，而一點也沒想到他。
“你災荒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問，停了吃飯。
他笑笑説，“恐怕每個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個家庭又都不一樣——對每個人來説，很不一樣。”
他説想照這樣的思路往下寫，寫成一本書，想寫他對生活和命運的感受。大姐也這麼説過，大姐想寫她自己，那是發泄，是對不公平的命運的訴怨。他説，他想找到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北京有一些寫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條新路子，作品貼在大街的牆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給他們的讀書會施加壓力，也就是這個背景。他就是寫了，也不想發表，不到時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來，我握在手裏。剛才聽他説要寫書，我的心一下子被牽得遠遠的。
“別怕，不會喝醉的。”他看着我説。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説，“還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歸我了。”
我於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覺得臉紅了起來，記憶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個結巴也未打。我説到我出生前家裏親人因飢餓而死，也説到大姐幾次大吵大鬧離婚。我猜想，她想借換個男人換一種生活。
歷史老師接過我的話説，你大姐用耗盡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對付一個強大的社會，她改變不了命運。
這個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組成一個統治集團，一個新的特權階級。我們只想一個多餘的茅坑，當幹部的，不管小官還是大官，他們有自己專用的抽水馬桶、浴室、電話、傭人、奶媽。飢餓時期哪聽説餓死過一個幹部？這些人的第一條準則是鞏固特權集團的共同利益，並且傳給自己的子女；第二條是在這集團中往上爬。這第二條經常與第一條經常產生矛盾，由此鬧出禍及老百姓的政治變亂。
有兩個文革。第一個文革是幹部們互整，不被人整倒，也會整別人。既然吃政治這碗飯，就得手拎着腦袋瓜，既然享受特權，就得冒被整的風險。有什麼可抱怨的？本來這就是他們選擇的。不管是當事者，或是當事者的後代們，現在如何憤恨寫文字控訴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另一個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們借毛主席在黨內與劉少奇等人搶權的機會，做了造反派來發泄報復。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捱整，整了十一年。
我不眨眼地盯着歷史老師，他説得激動起來，手在桌子和胸前划着。第一次聽他説這麼長的話，好象他也並不在乎我是否聽得懂，也不問我是否同意。我感覺他的神情有點可憐，他比我有知識有學問，但也一樣苦悶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們是對等的。
小酒瓶早見底，酒盅裏還留有少許酒，歷史老師不時拿着，不時放下，舉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説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飯，平日一人在家吃飯，就更簡單。他的臉，不知是喝了酒發紅，還是點出這件事令他害羞。我只看進進出出的店主，另外二張桌子坐了人。
小館子裏仍很清靜，窗外太陽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只有五六點來鍾。店主用一把蒲扇在煽涼一鍋新做的稀飯，可能七八點時，來吃飯的人會多些。
他第一次提妻子，一句帶過。我聽別的老師説過，他妻子在一所小學工作，做辦事員，不教書，女兒只有七歲，就在妻子的學校上學。好象都不在南岸，在另一個偏遠的郊區。他想告訴我他家裏經常沒有別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沒有接他的茬。
“你的眼睛能代你説話。”他説這話時，聲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個小小的念頭，你的眼睛都告訴了我。”
對此，我搖了搖頭。
你知道嗎？我在心裏對他説：我唯獨藏起了我的孤獨，我拒人千里之外，我絕望的需要總想把自己交付給一個人。但是我不能讓我的眼睛説出這種渴望，我怕它們泄露我的內心，以致我不能與你的眼睛對視。
3
他們兄弟倆：弟弟略高，哥哥略矮，二人的面貌都略帶點憂傷。父親病亡後，母親辛辛苦苦把他們帶大，他們相差四歲，形影難離。文革開始，造反了，他們先是在家操練毛主席語錄，用語錄辯論。然後他們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躍分子、筆桿子，造反派分裂後二人卻莫明其妙地參加了對立的二派。
這樣的事，在這座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麼稀奇。在1966年，在1967年和1968年，連在家糊布殼剪鞋樣的老太婆，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偉大領袖或偉大副統帥的教導，講出讓人啞口無言的革命道理，家裏人經常分屬幾派，拍桌子踢門大吵。
很快就出現軍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軍內各派借文革互相清算。“八一五”一派有駐守重慶的54軍在後面支持。後來派駐重慶的53軍，支持“反倒底”。人們這才發現這城市有那麼多巨型國家軍工廠，現在被不同派控制，這城市成為文革武鬥全國第一戰常各個制向點、交通要道、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經常夜裏戒嚴。在1967年上半年開始動刀動棍，7月就真槍真炮地打起來。
那時，兩江三岸幾乎每家牀底下的雜物都被拉出來，牀底放上席子。牀上不睡人，堆放着棉被，疊放所有的枕頭。每家都以為如此，可防隨時從江上和對岸射飛來的子彈和炮彈。許多人家備有槓子、鋼釺。抗戰時期防備日本飛機空襲，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因為是石洞，保存之好，可能世界第一。七十年代為了準備打核戰爭，又加深加固，再挖鑿一批，城市的內臟早就象蜂窩，到處是一個個相連或不相連的洞穴。離防空洞近的，一條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每天天未黑盡，不管天有多熱，都趕緊閉掉大門，用槓子頂住門，各自把鋼釺剪刀菜刀等自衞傢伙，備在方便的暗處，早早熄了燈。
醫學院謝家灣有一夜武鬥，機槍架着射擊，坦克也開出來打。誰也沒見過那陣勢，特別是中學生大學生，慌亂中不擇路奔跑，翻牆的人太多，牆隨着人倒，壓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
8月，武鬥進一步白熱化。
“八一五”和“反倒底”兩派，為長江上的決戰作了足夠的準備。南岸、城中心、江北要害之處都設有強火力點。貨船輪渡都停航，江上冷清空曠得異常。連城中心的中心地帶解放碑交電大樓，“反倒底”的“完蛋就完蛋”廣播站，九頭鳥式高聲喇叭也暫時啞了。天空安靜得發白，沒人在意氣温上升悶熱。靠江岸住的人們見勢不妙，紛紛躲在牀底下、防空洞裏。
“紅配綠，醜得哭，紅配紫，一泡屎”、“閏七不閏八，閏八用刀殺”。1967年8月8日，我正是能隨口唸叨這些諺語的孩子中的一個。我的三哥的膽子賊大，那年他十六歲，登陸艇往兩江三岸射炮、江上大戰時，他一人跑到面對朝天門碼頭的八號院子嘴嘴，趴在岩石上看個痛快。
父親彎着身子，貼着房子的牆壁躲避子彈，去逮三哥。父親急出汗，邊走邊大聲叫：“三娃子！三娃子！”我快五歲了，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後面。
嘉陵江流入長江的地方，船的殘骸碎塊有的在燃燒，有的冒着濃煙。一艘登陸艇靠近江中的烏龜石，屁股在水中，頭還在江面上，正在下沉。另一艘登陸艇往下游那頭開得快沒影了。
八號院子嘴嘴沒三哥的影，父親往江邊的石階走，一回頭看見我，一隻手指着家的方向吼道：“回去，快些給我滾回去！”
父親的樣子真兇，我楞了一下，就沒命地往家裏跑。
三哥説一看到登陸艇下沉，他就奔下長長的石階到江邊，潛入水裏，撈到一個摸起來不錯的東西，游上岸來一看，只是一個塑料長筒，裝着十多個羽毛球。原來被打沉的艇上，是些好體育的學生。父親冒着彈雨把三哥抓回家，往牀底下一塞，他還在得意地整理羽毛球。
“反倒底”從下游軍工廠開上來的登陸艇，從嘉陵江殺出“八一五”的炮艇和一艘小火輪，在江上對戰。兩艘軍艇，四周都是用裝甲車的鋼板焊封的掩體，僅留槍炮眼。“八一五”大部分是學生，也有工人，裝備也不錯，但顯然不是“反倒底”登陸艇中轉業海軍的對手。“八一五”的炮艇被打了十二個炮眼，主機被擊中，來不及掉頭逃走，就進水朝下沉。
歷史老師親眼看見他們這一派射出的一顆炮彈，擊中對方的小火輪，轟地一聲爆炸開來。
他最初也不能確信弟弟在小火輪上，據“八一五”裏的人講，弟弟這種“秀才”，本來在岸上“後方”，自己跳到了小火輪上的。處理打撈屍體時，只發現了弟弟的透明邊框深度近視眼鏡，那副眼鏡，以及一堆江中撈上來的不知何人的斷肢，一起埋在沙坪公園紅衞兵烈士墓區裏。當年，這個全國武鬥最厲害的城市，有不下二十處比較集中的武鬥死難者墓區，專門葬着一批又一批誓死保衞偉大領袖的人，至今只留存沙坪公園一處，某些墓碑上有的有姓名，大部分連姓名也沒有，當時墓都做得很堂皇，刻有毛澤東書法大瀟大灑的詩詞和語錄。文革中期派別被解散後，就無人看管，碑石七歪八倒，長滿荒草，成了一大片亂墳。
他的母親聽到噩訊，正在家裏編織絨線衣，鋼針插進手心，一聲未叫得出來，中風死去。
他退出派仗，回到家裏，家裏已被弟弟那一派來抄砸過。
“8月8號，打槍打炮”，成了這城市一個新的諺語，表示不吉利。時隔十三年，有人將自己的親屬從沙坪公園紅衞兵烈士墓區挖出，重新安置時，嚇得魂飛魄散：“是冤鬼哪！冤鬼！”屍體只剩骨頭，這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奇怪的是頭顱骨全變成了綠色。有人説是由於射進腦袋的銅子彈，隨着腦子爛成水，染得滿顱骨銅綠。
誰都看得出來，歷史老師在小館子裏談論這類事時的平淡態度，是裝出來的，是強行壓制住內疚自罪。説起1967年8月8日這場武鬥，我覺得他關於二個文革的精彩分析站不住腳：如果造反派搞的是“老百姓的文革”，為什麼互相往死裏打？
他説：“成天説造反派蠻橫，其實造反派控制局面時，知識分子平頭老百姓很少有被鬥自殺的，等到軍管”清理階級鬥爭隊伍“，老百姓才受到比以前更嚴重的迫害。”
他這話是對的，從我上小學二年級開始，到處都是自殺的“五一六”分子，清理出來的“國民黨殘渣餘孽”和“反動文人”。那幾年江上的屍體多到都無人再去看熱鬧。
我坐在那兒，手在桌子上襯着臉龐，早已忘了吃飯，一點兒也沒覺得時間已從身邊滑過去，夜晚已降臨。
一直到分手後，我才想起書包裏那本《人體解剖學》。他説的事，眼光那麼高遠，觀點那麼深刻，與這本書完全不一致，我竟忘了把書還給他，也忘了責問他為什麼如此卑劣？他還沒走遠，我叫住他，我們倆在路燈下漸漸走近，他的臉被路旁樹枝的黑影遮沒，象是一個沒有面目的幽靈。
“怎麼啦？”他問，他聽到我沉重的呼吸。
“還你書，”我坦然説，一字一句：“書我看了，也看懂了。”我把藏到身後那本書拿出，放在他的手中。在我的目光注視下，他拿過書轉頭走開，明顯有點驚慌失措。
這是我第一次在精神上佔了優勢。看着他很快走遠，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感到慾望的衝動，我心跳個不停，骨盆裏的肌肉直顫抖，Rx房尖挺起，硬得發痛。我不得不雙臂緊緊環抱自己的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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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無論怎麼被夜風吹着，我也冷靜不下來。腳踏風琴聲，嗡聲嗡氣地從路邊的託兒所石牆內傳出來。^{大小=42}找呀找呀，找到一個朋友，點點頭來握握手^{大小=48}裏面的小空壩孩子們在丟手絹。小小孩只有白天在這裏玩，怎麼在晚上七八點鐘呢？幾條街都有股糞臭，是挑糞的農民弄灑在路上，也可能是廁所糞池滿溢出來？悶熱，沒有晚風，倒聽到樹葉嘩嘩響，水溝卻沉默地淌着。
一走進六號院子，就看見人比往日多，有其他院子和不是這條街上的人，本來院子人不少，一多幾個人就擠翻了。“生了個兒娃子！”“石媽的福氣好，抱孫了！”堂屋裏四姐和德華一人坐一木凳在吃飯，五哥也回來了，父親在房間裏搬弄半導體收音機。
我扔掉書包，取了盆子去大廚房打水。石媽的灶上正在燉着湯，冒着熱氣和肉香，其它灶都清靜地燒着一壺水。那些想來吃紅蛋的人已一鬨而散，她的房間是後院第一家，緊靠大廚房。房門未關，她的兒媳婦躺在牀上，説話聲極不耐煩：“啷個還沒燉好，人都等成哈巴還得不了吃。”石媽答道，“要等半夜，那種好東西才有效。”
她們在説吃胎盤。這裏人都有這個習慣，從接生站要回胎盤，帶上鹽和鹼到江邊用江水洗淨，切成碎塊和着豬肉燉。都説胎盤積聚了孕婦所有的營養，吃了能補產婦的身體。共用的大廚房燉胎盤時，偷嘴婆最多，在自己灶上，用一個長柄勺伸到別人的鍋裏。膽大的，直接到別人的灶前，盛一碗，匆匆忙忙邊吹涼邊喝。碰見了，總有回話：“幫你嚐嚐鹹淡。”
每次一聽到有人興高彩烈吃胎盤，我就要作嘔。我記得有一次大姐在家裏生小孩，與母親吵起來。
大姐用筷子敲着只剩少許湯和肉的碗，不高興地質問對母親：“這是豬肚，媽，你肯定把我的胎盤扔了？”
母親沒吭聲。
大姐氣憤地嚷起來：“湯象是一樣的白，滋味也差不多，但我清楚得很，這不是胎盤！”她就知道母親不肯燉給她吃。母親不相信吃胎盤，説野蠻得很。母親雖然沒文化，但她有她的原則，人不能吃人身上的東西。
5
但是母親相信巫醫，她認為巫醫就是比西醫強。我十三歲，挑河沙時，眼花踩空了步子，帶着羅筐從石階跌下去，把左臂拐肘扭了筋，腫得動不得。
痛到半夜裏，母親把我悄悄弄到水溝後面的一條街，神情慌張地敲開一扇門。那門和窗都小得出奇，一個手裏夾着香煙的女人坐在黑洞洞的屋中央。我們進去後，才點了盞煤油燈，燈芯只一丁點，放在屋角單腳櫃上。看不見她的臉，僅看得見她夾着香煙的手，她沒抽，只是拿在手中。她説你們不請就進屋來就不對頭，你們根本付不起錢。
母親問多少？
她扔了快燃盡的煙頭，用手比了個數。
母親二話未説，就點了頭。
她站起身來，讓我坐到牀邊。她用一種香味奇特的藥膏塗了手，在我左臂上緩緩地摩娑了幾遍，嘴裏不知叨唸着什麼。然後她點起一柱長長的香，細細地燒炙我的拐肘，象有股滾燙的電流傳遍我的全身。
“行了，回家去吧！”她氣喘噓噓坐下。
我跳下牀，手活靈活甩，沒事一樣。母親給她錢，她堅決不收，母親不明白了。
她説她就要母親那副爽快勁，她知道我們沒錢。但她不許我們説出去，“你們沒見過我，聽到了嗎？”她惡狠狠地説。
就是那一年冬天，血從我的身體裏流出來。我躲在布簾後，不知怎麼辦。四姐憋了許久的尿，覺得奇怪，才發現我在尿罐上簌簌發抖。她把衞生紙遞給我，讓我墊在內褲裏。每年的冬天，遇到來例假的一週，我的神經就緊張，血流得太多，我怎麼詛咒都不肯減少一點，上着課，就往家裏飛奔，內褲、絨線褲，包括罩在最外面的長褲都被打濕了，既丟臉又不舒服，回到家裏，沒多的絨線褲，穿條單褲，守在灶坑前，烤洗了的絨線褲，等着幹了再穿，心裏唸叨老師恐怕又要處罰我了。
我的右手心上有顆黑痣，算命先生一看見這隻手，表情就不自然，只説“阻切中脈，多紋交叉”一句，就不再多言。我的肚臍右上方有個小時開刀留下的傷疤，象一隻睜着的眼睛，總在看着我，每次脱衣服洗澡，我的手在這個地方就划着大大小小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