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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完晚自習出來,我發現歷史老師辦公室的燈光還亮着,就走上那幢尖頂大樓。他在看書,但我覺得他在等我。看見我進來,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説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這刻沒病,向毛主席保證。
我沒去拿茶杯,站在辦公桌前。窗外飄起了小雨,辦公室燈光柔和,我心裏有種找到家的感覺。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眼睛裏閃着光澤。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結構平房裏,一個房間隔成兩部分,有個小後門。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經歷,只知道解放後某一年的某一個政治運動起,他父親成了受管制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工職。到底什麼樣的人算作“反社會主義分子”,連歷史老師也説不清。母親先是在銀行作職員,後也沒了工作,在家做些縫縫補補的事。他們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個斜坡,後門石塊壘起五六級,粗壯的黃桷樹枝椏往鄰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間,就以黃桷樹依岩石搭了個吊腳樓。
歷史老師家後門還有棵葡萄樹,藤葉蔫巴巴的,欠肥料欠愛護。他有個弟弟,在文革武鬥中死去。他弟弟死後,那棵葡萄樹突然竄長,枝蔓四處勾延,纏着黃桷樹,貼着牆和瓦片,枝葉茂盛,而且果紅甜香。從樹葉上掉下的豬兒蟲也綠得瑩晶,蠕動着肥壯壯的身軀,葡萄引來許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圓的半夜裏,後門外面有怪叫和哭鬧聲。“是死兒變鬼,成樹精爬在樹上了。”鄰居九歲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覺,揉揉眼,直衝沖走到街上逢人便講,他説他看見的。他滿街滿巷走,被趕回家的母親當街賞了幾巴掌,才把他從夢遊中喚回,罰他在有齒的搓衣板上跪着。
大人打孩子,天經地義,看熱鬧的人只看不勸。就跟到江邊看淹死的人,山上看無頭屍體,路上突發病昏厥的人。人們的眼睛一般都睜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瘋瘋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歷史老師説他有幾個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來,你可聽聽他們談文學。你自己來挑挑書看,”他的口氣裏真有種希望我去的意思,這是他第一次誠懇地把我當平輩。他們都是一羣有同等經歷或背景的人,幾個人聚在一起,讀書談文,討論共同感興趣的題目。聽自己改裝的收音機,他們不象這裏的一般居民,只有收香港電台的流行歌曲,他們聽別的節目,收別的台:美國英國的中文短波廣播。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聽“敵台”,三十來年,都是要判重刑的,雖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麼嚴了,干擾音也不那麼強了,但一提起這二個字,還是讓人心驚肉跳。
這地方,暴雨若下起來,非常驚人,從山坡上能看見閃電和雷雲,在江面狂飛,但暴雨不會長過十分鐘。就跟重慶人胸中有氣得出,氣未出盡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這個城市長年細雨綿綿,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傢俱黴掉爛掉,所有的蟲類都趕出牆縫,湊熱鬧到餐桌前聚會一番,才稱心如願。
細雨下起時,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漿,滑溜溜的,沒一處乾淨。雨下得人心煩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下雨天特別多,買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涼鞋。冰冷的雨水從腳趾往外擠,凍得渾身直打顫。
細雨,有時細得變成了霧,在空中飄忽不落,看不清遠處,更看不見江對岸,僅僅聽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這麼一個細雨天,我順江往山坡上爬,石階不平整,好象一踩就會滑動。我戴了頂舊斗笠,竹葉已從折斷的邊框伸出根鬚,斗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須身子朝前傾,雨水才不致於灑在身上。
歷史老師家的門是假合上的。據他説,鄰居是不去他家的。不去怕是有什麼禁忌,而禁忌就是對我的誘惑。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裏裝滿誘惑,叫門。
等了好半天,也沒人應。
我輕輕推門走了進去。一張婦人的照片端正地在書櫥上,她的頭髮雖説是全中國一樣的掛麪式,但攏在腦後,漆黑油亮,橢園臉,脖子邊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這感覺讓我怦然心動。不用指點,我知道是他的母親。和他象極了,她的神色象有話要對我説。
在屋角有個用水泥糊補起來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鳥樹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機在緊靠書櫥的獨腳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綠一片。過道有粗粗細細的竹竿,擱在橫空的兩個樑柱上,洗過的衣服串在上面,在這細雨中耐心地陰乾。
屋子裏許多地方,椅子,牀頭,櫃子都擱着書,還有報紙。他和他的朋友都嗜書如命。他們聚會時可以一晚上不説話,各人看各人的書,也會一夜吵鬧不休,為書,為書中人的命運。
有好幾次,我就這麼在夢裏去歷史老師家。然後象他那些聚會的朋友們一樣,在房間的哪個角落裏坐下來,手裏捧着一本書,聽他們説話,整段整段背誦書里美麗的篇章。
也可能我膽小,見生人不習慣,也可能我心懷鬼胎,不想讓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從未去敲他的門。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夢,就覺得每天的日子變得短促而好過一些。
文革開始時,我四歲,文革結束,我十四歲,十年有七年時間本應坐在教室裏,大部分時間卻在義務勞動:造梯田支援農村,在工廠垃圾堆裏扒拾廢鋼鐵,甚至夜裏摸進工廠,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給收購站,換回一張交了廢鐵多少斤的條子證明。
每學期期末,專會打小報告的班幹部們總是控告我,説我表現最差。我害怕鑑定上“品學”出毛病:“不熱愛勞動”“不關心集體”,或者“對國家建設不積極”“政治活動不踴躍”。父親站在最亮處吃力地讀了,沉下臉不説話。母親識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親説的,就去求人讀,知道後覺得太丟臉,回來加倍發脾氣。
我的鑑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鑑定簡直轟轟烈烈:資產階級思想,看舊得顏色發黃的厚厚的小説,不止一次扯路邊的花放在書包裏;政治覺悟低,不願寫入團申請書,還説不想湊這無聊的熱鬧;從不願向老師和班幹部“交心”,不虛心接受羣眾幫助;團結同學不夠,課間休息時間不接近羣眾。這是小組意見,依座位排的十四個同學互相就學期表現,提優點缺點,我不知自己為何就成了眾箭之矢。班主任意見一欄總是:同意小組意見,希該同學接受經驗教訓,認識錯誤,改正錯誤。
好象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見到歷史老師?如果我記得不錯,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學校代過一週或是二週的課。但是我不會去注意他,正如他不會注意我。我那時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覺得我有什麼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認為我有什麼吸引人之處。
如果他不再次出現在我的生活裏?如果他也象老師、同學、鄰居,一樣對我冷漠?不,他不會象那些人。他出現在我的生命裏,我心裏該充滿感激,我想這便是上天對我不保這個夏天剛開始時,喜歡搗弄無線電的三哥,不僅自己裝拆配收音機,還喜歡幫人修理。有一天把別人不要的一個小收音機修好,給了眼睛不好使的父親。
我從父親那兒借來,半夜裏調旋許久,才聽到歷史老師説過的電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聖經》,裏面一個温和的聲音説着: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這些話就是説給我聽的,不然我不會如此激動,眼裏噙滿淚水。我是在那個偷偷收聽短播電台的晚上愛上《詩篇》,愛上《雅歌》的。我不管這個神來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護我。我對着寺廟裏的菩薩劃十字,對着十字架雙手合十,常被人笑話。有人指責我褻瀆神明,我卻不認為有什麼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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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報道,長江二十六年來最大一次洪峯,正從長江上中游湧向下游。我記得1980年9月還有一件事,是與這則消息在同一天宣佈,婚姻法修改草案規定:法定結婚年齡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但黨提倡晚婚,男女年齡相加應到五十歲。按法定年齡結婚,不會上法庭,自有主管單位懲罰你。
可能天生營養不足,發育遲緩,我十八歲這年,別人還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並不覺得是個成人,雖然再過二年就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這個讓不少人高興的“重申婚姻法”,與我毫不沾邊,男女之事,好象還離我太遠。
每份報紙,只有四版,油墨與紙張的劣質,手指總弄得很髒。在石橋廣場這樣的不算小的街上,總會有木框或玻璃架將當日的報紙——人民日報、重慶日報、光明日報掛出來。玻璃框很少,因為有人砸,不是偷報紙,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燈一樣,晚上大多地方黑壓壓一片,只有野貓溪的幾條街可見到路燈,説明這帶的無賴年少嫌疑最大,手還留自家情。就算每個街燈都能點着,南岸的大多巷子本來就沒有路燈,落定在黑暗裏,與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也不能比。
3
歷史老師對報紙的關注,超過對身邊發生的事。他説,上海的亭子間,巴黎的閣樓,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畫家,一個人的艱苦就是這個人的財富。他説,一個人再強,你也強不過這個世界,你也佔不盡世上所有的榮華。他還説,瀑布一直在那裏,無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顯示出來。
我喜歡他這樣對我説話,我覺得這些話非常深刻,太值得我欽佩了。這些字詞,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時才運用,他説這種話和上課時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我不由自主想,他開始把我當作朋友,認為我可以懂得他的語言。
我對報紙興趣增濃,這就是一個觀望身外世界的窗口,我連邊角小塊文章也不滑過。報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學月刊的欄目廣告,有一天我讀到一份文學雜誌《當代》三期的廣告——報告文學《冬天的童話》。作者是遇羅克的妹妹,遇羅克堅持“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場,在文革中被槍斃。他妹妹寫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讀到廣告,我就從他那兒找來雜誌看。邊讀邊抄好些段落在日記上,很感動。還雜誌時,我想和他談談,剛説到遇羅克1970年被槍斃時,才二十七歲,他突然叫我別再説下去,他的口氣非常粗暴,好象這事與他有關似的。
這出乎我意料外的舉動,叫我大惑不解。當我與他把話題扯到別的事上時,他才變得正常了,不過極其冷淡。
那天下午放學後,從他辦公室出來,我在學校圍牆邊的石頭上悶坐了許久。除了我,我想沒有哪個女學生會去找他説功課以外的事?論相貌教書,他不比其他的男老師好,有什麼了不起?不就因為他知道我對他的感覺特殊,他就可以想怎麼就怎麼對待我。我氣憤又傷心,一個膽小怕事的人!我不必看重他,更不必理睬他。
晚自習的鈴響了。是他的輔導課。
學生温習功課,有問題就向老師提出。有時,老師會針對某一普遍性問題,重新講解。他和其他老師不一樣,總坐在講台上,看誰舉手就到誰的桌前。他還喜歡坐在最後排,手裏拿的不是講義課本,而是報紙。他經常弄些摸擬試題,發下來,讓學生做。
那晚答考題,時間比背書過得快,兩個小時的時間即刻就完了。趁着人多,我溜出教室,走在小路上,他竟趕了上來。
“你走那麼快乾什麼?”他問。
“怕鬼跟着。”
“在罵我?”
“哪敢?”
“你這小鬼。你在生我的氣。”他握住卷報紙深深一聲嘆息,“不過跟你説話,我不感到累。”
他這麼一嘆息,我不理他的決心,馬上煙消霧散,無氣可出了。不過,我走得仍舊很快。
“你真怕什麼似的?”他建議,從校大門口走。
“好吧。”我同意了,時間晚了,學生已走散,我不必故意繞開校門走。
那個晚上,我是第一次和他走得那麼近。那近,是由於身旁沒有其他人,月光照耀着傾斜的碎石子路,樹葉在風中沙沙響。我們默默地走着,到應該分岔的路口,我側過身,停了下來,想對他説再見。
可是他好象心緒很好,他對我説,他想等到下一段路再聽到我説再見之類的話。他感覺出我害怕什麼,我的臉在發燒般燙。我朝他看了一眼,他沒注意,夜色把我的羞澀及莫名的驚慌遮住,我心安多了。
快到苗圃水塘,我站住,不往前走了。
“怎麼,不願意我送你?”他站在我右旁。他説這話時,我扶了一扶快掉下肩的書包帶子,不料與他的手指碰在一起,頭一抬,我和他的眼光碰上了。
我的心猛烈地跳動起來,他的身體和我的身體靠得是這麼近。這時,我低下了頭,聽見自己很輕的聲音在説:“我快到家了。你請回吧!”
他點點頭,説,“你還有一段路,別走小路。不用害怕。什麼都是註定好的,要逃要躲,效果不會太大。”
我揹着書包,轉身往坡下走,沒有回頭,直到肯定他再也看不見我時,才停下來想,他剛才跟我説什麼來着?
如果我回過頭去,歷史老師一定仍然站在路上目送我下坡。只要我朝回走,走近他,我一定能看見他的臉上那只有我能看見的悲傷,他的性格不許他講出來。假若我能體諒別人,假若他能直接向我説出來,或許我們能彼此心靈靠近。
而我正被自己內心的慾望折磨着,盼望他握住我的手,把我抱在懷中,親吻我。
母親從未在我的臉上親吻,父親也沒有,家裏姐姐哥哥也沒有這種舉動。如果我在夢中被人親吻,我總會驚叫起來,我一定是太渴望這種身體語言的安撫了。每次我被人欺辱,如果有人把我摟在懷裏,哪怕輕輕拍拍我的背撫摸我的頭,我就會忘卻屈辱。但我的親人從未這樣對待過我。這裏的居民,除了在牀上,不會有撫摸、親吻、擁抱之類的事。沒有皮膚的接觸,他們好象無所謂,而我就不行。我只能暗暗回憶在夢中被人親吻的滋味。就這一點,就證明我不正常。
歷史老師沒有,幾乎沒有碰過我任何部位的皮膚,可能他也害怕?
4
漲水前退水後,又長又寬的岸灘,沙泥裏混着鵝卵碎石,鏽黃鋼纜繃緊在地面。被波浪鑿打得傷痕累累的大礁石,猙獰地立在江水中。在漲水時讓水手膽寒的巨石,退水時變成一個形如烏龜的小島。
每年夏天,遠遠近近的人,都到江邊較平緩的石灘地段去洗澡。我們不説游泳而説洗澡。下河洗澡的人,翻動着或凸或扁的肚皮,與河水遊耍着。精瘦的小男孩們,打水仗,扔沙彈,一律光赤着身子。泊在駁船邊的貨船上的水手們,熱得發慌,黑亮着一身皮肉,栽個迷頭,泡進一江黃湯裏。對我們這些從未見過私人浴室廁所的人來講,有一江水,不管何種顏色,怎樣折騰都是福氣。長江從上游高原奔流到四川盆地中央,在重慶這一段,水勢已經不太急喘。但每年夏天江裏仍舊淹死不少人。很多是洗澡特膽大的,也有船翻扣斃在江裏的,被謀害扔到江裏的,當然也有對這個人世滿腔怨恨一頭栽下水的。死得再光彩,走得再冤枉,都一樣,長江絕不會被填滿。
“快走嘍,看水打棒!”滿街滿院吼聲象鑼鼓。幾條街上的人,趿着拖鞋,捧着飯碗,順坡跑向江邊。
看死屍,是南岸人日復一日刻板生活少有的樂趣。在彈子石渡口下端的迥水沱邊,有個鋸木廠。那兒水緩,岩石高,鋸屑總把那一段江水,擾成一種怪怪的濃湯。屍體沾裹着木屑,顏色不明不白,腫脹得象一段樹木,很難辯認出淹死的是什麼人。他們的衣服褲子早就被水流沖走,或是彆扭地裹在身體某一段,雖然幾乎赤裸,卻不易看出男女。不過,只要奔來圍觀的人中有親人或仇人,泡得發紫的臉,七竅裏就會流出鮮紅的血。
可惜,淹斃者“認親認仇”的可能性不大。大部分屍體,從上游不知幾十幾百裏外漂來,如果不在這骯髒的河灣靠岸,就會再漂上幾百裏幾千裏,到更遠的異鄉。但是,如果他們漂到岸邊的時間,在淹死七天之內,還會維持最後一個性別特徵:女的仰着,男的俯着。我開始知曉男女之事後,想起這些不幸者,心禁不住怦然一動:江水泡得那些男男女女肉爛骨銷,不就是在擁抱他們,給他們最後的愛撫,性的愛撫?
在這幢尖頂樓二層的辦公室裏,我感覺到夜色紫裏泛藍,殘留白晝的熱氣,附近水田裏的蛙鳴把亮火蟲吹出樹叢,耀眼地飛舞。
當我一開口對歷史老師説話,就感到高興,他喝着茶,不時咪着眼睛瞅我。
三哥在江邊洗澡的人堆裏,又瘦又黑。母親老是數落三哥:“你不要命,我還要你的命。”三哥的耳朵不進椒鹽,哪聽母親的?他的命是輕輕拈來的,隨隨便便耍的,我從來沒見他破一點皮。
三哥身後老有二三個淌着鼻涕的小破孩兒,不管三哥理不理睬,仍涎着臉,提着松跨的褲衩,赤腳跟着他們的英雄。
大姐的第一個女兒還只有二個月時,三哥看着嬰兒粉紅的臉蛋好耍,趁打瞌睡的大姐不防,偷偷把嬰兒抱下河去。他撤開手,讓嬰兒在江水中自個兒撲騰。大姐忽有所感地驚醒過來,跳下牀,院內院外找得呼天搶地,看見三哥託着嬰兒回來,濕淋淋的衣服還滴着水,頭上沾着一根黃蔫蔫的稻草。“她不用教就會遊。”三哥説,不把大姐的怒吼當一回事。
母親氣得臉色煞白,但也沒有動手打他,晚飯照舊給他多添了一碗。
“水打棒,早晚的事。”大姐恨着母親,臭罵三哥。
三哥瞪了一眼大姐,聳聳鼻子,就竄出院門,溜個沒影了,準是下河去洗回頭澡。
“老三,你回來。”母親着急地叫道。桌上還留着稀飯泡菜。“孤頭鳥,沒良心的傢什。”
我的腳不聽使,往堂屋外走。母親一清二楚地對我説:“六六,你不許跟着去!”她急急收拾一個自己手縫的布包,裏面裝了換洗衣服和鹹菜,趕回廠裏去。她一週回來一次,總忘不了把我打整一番:絕對不準下河洗澡,單獨一個人更不行,到江邊看在岸邊耍也不行。水裏會伸出手爪,拋出套子。水不認好人,更要抓娃兒。
從我能聽懂話能走路,母親便不斷地説水的可怕。我這個江邊長大的舵工的女兒,竟然從未學過游泳。沿江住的男孩女孩,沒有一個不是好水性。而我,也從來不是個聽話的孩子,偏偏聽進了母親不準下水的話。
我害怕渡江,説不出來的怕。尤其是節假日,人多,象牲口擠着,艙頂有救生衣,翻船往往就一眨眼工夫,誰能搶到救生衣?有次我下坡準備過江,正看見渡船翻在江中心:一江都是黑乎乎的腦袋,象皮球浮在發怒的江水中,一冒一沉,嚇得我在坡上坐了下來。
歷史老師沒象平時那樣,聽我説下去,而是笑話我怕水,不敢游泳。他説,游泳很簡單。女孩子學蛙泳好看,説着他站起來,走向我。繞着我走了半圈,從背後抓着我的雙臂,我的皮膚即刻火燒火燎。他的手大而温暖,非常有力。讓我的手向前伸直,隨着他的手一起划動。他的神態很坦然,以致他挨着我的後背時,我都沒覺察出他的心眼。
突然明白後,我臉一下紅了,氣惱地甩開他的手,退後一步。
他板着臉説,你不想學就算了。
房間裏真靜,我感到有什麼事要發生。過了好幾秒鐘,我什麼也未等到。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次小傻瓜,就往門口走。
“不多呆一會?”
“不。”我説着走到門口,把辦公室門的把手握住,“我把這門關上?”
“不用關,”他仍站在原處。
拉着書包帶子,我轉過身勉強笑了笑。他沒動,兩眼專注地看着我。“想來就來,要不要我送?”他説。
“不。”我説完,長嘆一口氣,彷彿想把胸中的抑鬱悵惘吐個乾淨。
我走出那幢樓好遠,眼裏噙滿淚水,他可能根本就不喜歡我,也可能就是有意玩弄我,就象小説裏那種男人,騙女人上當,然後把女人拋棄。
他就是那樣的男人!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決定今後再也不理他了。但在晚上躺上牀時,我禁不住又想着他,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逃跑?是我不對。我撫摸自己的臉,想象是他的手,順着嘴唇,脖脛朝下滑,我的手探入內衣觸到自己的Rx房,觸電般閃開,但又被吸了回去,繼續朝身體下探進,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傳遍全身,我閉上了眼睛。
整個白天,我在努力拒絕回想與他在一起的情景,沒有想過他一分鐘。黑夜籠罩,一切歸於寂靜,歷史老師的形象便出現在我的腦海裏。
如果那會兒他動手抱住我,我會怎麼樣,掙扎還是順從?
我的臉紅着,耳朵里老鼠在樓板夾層的跑動,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嬰兒在委委屈屈地哭啼。過了一陣,堂屋裏有人在咳嗽。我輕腳輕手在牀上坐起來,咳嗽聲就停了,一躺下,那聲音又響起,故意不讓我睡覺似的。
堂屋有個樟木棺材,又重又大,是我家對門鄰居程光頭為他的老母親做成的,用了他一個長工休假。棺材比我的年齡還大,我還在滿地爬時,就在最裏端的石牆一邊擱着了,冷冷冰冰的,有一張不夠長的塑料布搭在上面擋灰。裏面堆了陳年穀糠殼,不知誰把一個不下蛋的母雞放在裏面,一睡就是幾星期,弄得程光頭站在天井,叉腰跺腳罵爹罵娘。雞主人忌諱罵棺材會落得晦氣,但也迎着程光頭對罵開了,好象是他的雞受了委屈。
程光頭是駁船上的伙伕,船停在江北維修,放假回家。清晨打太極拳,夜晚拉二胡,都是看不得聽不得的水平。他愛摸自己剃剪的光頭,不等頭髮長出,就要用剃刀仔細地刮掉。每回從船上回家,還未到院門口,就開始叫起“媽,媽,”一直叫到走進院門,跨入堂屋右側自家門老母親跟前才停止。他的父親在日本人空襲重慶時喪命,母親才三十出頭,未改嫁,兩隻三寸小腳,獨撐着一艘打魚船在嘉陵江上,把他拉扯成人。母親如今已是七十奔八十的人,病病歪歪,大都在屋裏躺着。
婆媳不合,在這條街是家常便飯。可他家的情形有點特殊。他太有孝心了,半夜也會從老婆牀上跑到母親牀前,幫母親掖被子,怕母親受涼。老婆後來受不了,一氣之下住進紗廠集體宿舍。院子裏的人聽見“媽,媽,”的叫聲響起,就上前搭訕:“喲,孝子回來啦。”他笑嘻嘻地點點頭。
蓋得嚴嚴的棺材,母雞在裏面沒有悶死也是怪事一樁。文革中程光頭做過工宣隊,去過北京,參觀過先進經驗,回來後津津樂道,是我們這一帶最見過世面的人。那幾年他把棺材搬回自家半截敝開的閣樓上。堂屋貼滿語錄、忠字,偉大領袖的畫像。一大早他指揮向偉大領袖做請示彙報,沒有人敢不來,我不會唱歌,聲音細而尖。
除夕夜的飯菜太香,窮人家平時吃得節儉,過年還是有好吃的,藕燉肉骨頭,鹽炒花生米,特別是涼拌紅蘿蔔絲,上面澆了平時不會有的香噴噴辣滋滋的辣椒油。但母親不管我們有多饞,都不讓我們先動筷子,通通趕出房間,讓我們在冷溲溲的堂屋或天井站着。她一人在房內,天知道在幹些什麼,嘴裏心裏唸叨着什麼。母親説不這樣,祖先會不高興。
“祖先都不在了,啷個會知道?”我不識好歹,姐姐哥哥們都閉嘴不説,我偏要説。
“亂講,祖先這陣子就在我們邊上站着。”母親恨了我一眼。
等一家人可以坐攏在桌前,母親指着桌上碗筷説:“你們看,剛才筷子頭朝外,現在頭朝裏了,祖先來過了。”
“來過了。”四姐附和。
“六六,你拿筷子改不改?”母親逮住了我。我舉着筷子,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狀。
“你看,筷子不能握在頭上,在頭上,你以後會離家遠走,再也回不來。你拿近點,這樣就總會呆在父母身邊。”
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
“不行,這樣也不對,你耳朵生翅膀了,總聽不見我的話?不能叉開筷子,叉開了,你守不住錢,會一輩子窮。象這樣,拿穩,大拇指和二指壓在一塊。看你。教都教不轉,得了,你今天先吃飯,明天給媽改過來。”
姐姐哥哥端着飯碗,埋頭吃他們的飯,象未聽見一樣。
一到清明節,父親有時一人,有時也帶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小心摘,留住根。他説這樣明年我們還可以摘到,餓肚子那幾年就是連根也吃了,到現在野菜越來越難找。
這種野菜,奇怪極了,只在清明節前鮮嫩嫩,過了節就顯出老相,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地滾動在菜葉上,也那樣,有點象女人的生命。它葉不大,也不寬厚,生有一層淡白色的毛,茸茸的,一小棵一小棵。用清水洗淨後,切碎,放入和好的麪粉裏攪混,用手拍扁,一個挨着一個,放在炒菜用的鐵鍋邊上。待鍋底水乾,便揭開蓋,把鍋傾斜地在灶上轉動。熟的清明菜有股清香,粘粘連連的,有個好聽的名字:清明粑。
父親叫我們吃清明粑時別説話,他的嚴肅勁和母親祭祖先時不一樣,有種讓我們畏懼的東西。父親遠離家鄉浙江,在戰火連綿、生死未卜的行軍途中,遇到鄉親,才知道了父母早已去世,他的祖先之魂,太遠了一些,不容易召到飄流它鄉的兒子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