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從不主動與人提起生日，甚至對親人，甚至對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記，後來就真的忘記了。十八歲之前，是沒人記起我的生日，十八歲之後，是我不願與人提起。不錯，是十八歲那年。
學校大門外是坑坑窪窪的路面，窄窄的向一邊傾斜。跨過馬路，我感到背脊一陣發涼——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轉臉，只是眼睛往兩邊掃：沒有任何異常。我不敢停住腳步，到了賣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轉頭，正好一輛解放牌卡車急駛而過，濺起路沿的泥水。兩個買冰糕的少年跺腳，指着車亂罵，泥水濺在了他們的短褲和光腿上。老太太將冰糕箱往牆頭拉，嘴裏唸叨：“開啥子鬼車，四公里火葬場都不要你這瘟喪！”
一陣混亂之後，小街還是那條小街。
我楞楞地站在雜亂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説話太多，弄得自己神神經經？從童年某個歲數起，我時不時覺得背脊發涼：我感到有一雙眼睛盯着我，好幾次都差一點看見了釘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過。
那個男人，頭髮亂蓬蓬的，從沒一點花哨色彩閃入我的眼睛。他從不靠近我，想來是有意不讓我看清。只是在放學或上學時間才可能出現，且總在學校附近，也從不跟着我走，好象算準了我走什麼路，總等在一個隱蔽地方。
這一帶的女孩，聽到最多的是嚇人的強xx案，我卻一點沒害怕那人要強xx我。
我從未告訴母親和父親，不知如何説才好，説不清楚。很可能，他們會認為是我做了什麼不規之事，必將臭罵我一頓。好多年我獨自承擔這個秘密，漸漸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懼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大約隔半月或十天，我總有背脊發涼感覺。此事本沒什麼可怕可恨，可能與生俱來，可能每個人都會遇到。人一輩子，恐怕總會有某個目光和你過不去，對此，我可以裝作不在乎。説實在的，平時願意看我一眼的人本來就太少。
而每次我想抓機會捕捉這個目光，不過是為了某種確定，就象小心地逮一隻翠綠的蜻蜒。每次這目光都能躲開我：或許虛飄飄的東西本不應該拽緊，一旦看清，反有大禍？
我不敢多想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閃忽迷離，許多事糾纏在一塊，串成一個個結子，就象我行走的小路邊，石牆上的苔蘚，如鬼怪的毛髮一般，披掛下來。
2
我的家在長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並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溝坎。如果長江發千古未有的大水，整個城市統統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還會象個最後才沉沒的小島，頑強地浮出水面。這想法，從小讓我多少感到有點安慰。
坐渡船從對岸朝天門碼頭，可到離我家最近的兩個渡口：野貓溪和彈子石。不管過江到哪個渡口，都得在沙灘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鐘左右，才能到達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門口的岩石上，可遙望到江對岸：長江和嘉陵江二條河匯合處，是這座山城的門扉朝天門碼頭。兩江環抱的半島是重慶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樓房，象大小高矮不一的積木。沿江岸的一處處躉船，停靠着各式輪船，淌下一路鏽痕的纜車，在坡上慢慢爬。拂曉烏雲貼緊江面，翻出處處閃閃的紅鱗，傍晚太陽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裏，從暗霧中拋出幾條光束。這時，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燈火跳閃起來，催着夜色降臨。尤其細雨如簾時，聽江上輪船喪婦般長長的嘶叫，這座日夜被二條奔湧的江水包圍的城市，景色變幻無常，卻總那麼淒涼莫測。
南岸的山坡上，滿滿地擁擠着簡易木穿鬥結構的小板房、草蓋席油毛氈和瓦楞石棉板搭的偏偏房，朽爛發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進去就暗糊糊見不着來路，這裏擠着上百萬依然在幹苦力勞動的人。整個漫長的南岸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設施：污水依着街邊小水溝，順山坡往下流。垃圾隨處亂倒，堆積在路邊，等着大雨衝進長江，或是在炎熱中腐爛成泥。
一層層的污物堆積，新鮮和陳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樣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鐘，能聞到上百種不同氣味，這是個氣味蒸騰的世界。我從未在其它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集場，聞到過那麼多味道。在各色異味中生活，腳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為什麼要長個鼻子受罪。
老是在説，抗戰時日本人投下的炸彈，有好多沒有爆炸，落在山坳溝渠，埋在地底；國民黨1950年才最後放棄這個城市，埋下炸藥有幾千噸，潛伏特務十幾萬——也就是説，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務，經過五十年代初的大清洗、大鎮壓、大槍決，依然可能有無數特務漏網。解放後入了共產黨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裏，他們——男特務女特務們——都要出來搞破壞，殺人，放火，姦淫，做各種壞事。他們不會在對岸中心區的水泥大廈間、柏油馬路上活動，喜歡偷偷潛行在這個永遠有股臭味的南岸：這個本來不符合社會主義形象的地方，自然該反社會主義的人物出沒。
只稍走出門來，倚着潮濕濕的牆，側着耳朵聽：打更棒棒一聲聲敲着黑夜，沒準一個蜘蛛網罩住的房門，會神秘地露出一隻舊時代的紅平絨繡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轉角的男人，黑氈帽壓低，腿上藏着尖刀。陰雨天暗時，走在髒水漫流窄坡上的每個人，都是一副特務嘴臉。隨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二尺，沒準就可挖到未爆炸的炸藥炸彈，或是一本寫了各種奇怪符號的密電碼本，或是用毛筆記錄了各種怪事的變天帳。
而一江之隔，半島之上的城中心，便有許許多多的區別，那是另外一個世界，到處是紅旗，政治歌曲響亮歡快，人們天天在進步，青少年們在讀革命書，時刻準備長大做革命的幹部。江之南岸，是這大城市堆各種雜爛物的後院，沒法理清的貧民區，江霧的簾子遮蓋着不便見人的暗角，這個城市腐爛的盲腸。
從過江渡船下來，顫顫悠悠過跳板，在礫石和垃圾的沙灘上走上十多分鐘，抬起頭來，一層層一迭迭破爛的吊腳樓、木房、泥磚土房。你只會見到一個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陣，唯有我能從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磚的房子，面前一塊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這一帶的人都管這一角叫八號院子嘴嘴，它位於野貓溪副巷。野貓溪副巷整條街只是一條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級低低高高不勻，苦楝樹，黃桷樹，還有好些有時臭有時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應當倒成一堆堆木塊的破房子。八號院子嘴嘴院牆和大門黑黝黝，一側牆紅黑磚相間，任意地潑了點色彩。那是得福於一場雷雨，電劈掉了半壁牆，重砌時，碎磚不夠，找來一些紅磚填補。
這還不是我的家。從窄小的街上看，只會看到一個與整個地區毫無二致的灰暗屋頂。和八號院子平齊的是七號院子，我家院子是六號，順山坡地勢，略略高出前二個還象樣的院子，牆板和瓦楞長有青苔和黴斑。天井和堂屋有近二十多平方米，左右是一大一小二個廚房，四個閣樓。大廚房裏有一個小回廊，連接後院，還有陰暗的樓梯，通向底層的三個房間和兩個後門。
這麼一説，象個土財主的宅子。的確，原先不知道是個什麼人家的住房，1950年共產黨來了，房主人很聰明地落個下落不明，傢俱和幾台土織布機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裏的水手家屬們，立即半被分配半自動佔領了這院子。所以當我説的什麼堂屋，迴廊，後院，偏房，閣樓等等，只是方便的稱呼。
這個原先的獨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麼房間都住着一家人，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鄉下親戚熟人時來時往，我從小就沒弄清過這個院子裏住了多少人，數到一百時必掉數。
3
我家一間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釘着六根柱子，象囚室。其實我們這種人家，強盜和小偷不會來光顧。窗只在下雨時在冬天夜裏關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牆房擋得嚴嚴實實，開了窗，房裏依然很暗，白天也得開燈。從窗口使勁探出頭往那牆頂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黃桷樹的幾枝丫丫。從中學街操場壩流下的小溪，在樹前的峭壁上衝下陡坡，從那兒流入江裏。夜深人靜，溪水嘩嘩響，一點也不象野貓，倒象一羣人在吵架，準備豁出命來似的。
我家幸好還有一間閣樓，不到十平方，最低處只有半人高，夜裏起來不小心，頭會碰在屋頂上，把青瓦撞得直響。有個朝南的天窗，看得見灰暗的天。
這兩個房間擠下我的父母、三個姐姐、二個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閣樓裏兩張我父親手做的木板牀，睡六個孩子。樓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裏，一個藤繃架子牀，餘下地方夠放一個五屜櫃，一把舊藤椅，一張吃飯桌子。
家裏孩子大了，夜裏只能拆掉父母房裏的桌子，放一個涼板牀，兩個哥哥睡。白天拆掉涼板牀，騰出空來放桌子吃飯，洗澡的時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説起來手續繁雜，成了習慣也簡單。
1980年，我家住在這個院子已有二十九個年頭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剛搬進這間小房時，父母只帶着二個女孩。毛主席在五十年代鼓勵生育，人多熱氣高，好辦事，而且不怕打核戰爭，炸死一大半人，中國正可稱雄全世界。大陸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十年代邁入了十億。
從我生下，我們一家成了八口，我從未覺得家裏擠一點有什麼了不起，以前，下鄉插隊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來，現在文革結束了，知青返城，開始長住家中。到1980年這二間板房快擠破開了，象個豬圈，簡直沒站腳的地方。這年夏天的擁擠，弄得每個人脾氣都一擦就着火。
幾天前母親對我説，大姐來信了，就這兩天回來。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鄉插隊知青，因為最早，也就最不能夠回到城市。她離過三次婚，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歲，生了孩子就往父母這裏一扔，自己又回去鬧離婚結婚。“天棒！”母親一提起大姐就罵。“我啷個會養出這麼條毒蟲？”大姐一回來，呆不了幾天，就會跟母親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罵，罵的話，聽得我一頭霧水。直到把母親鬧哭，大姐才得勝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為什麼，大姐不在，母親就會念叨。一聽見大姐要回來，母親就坐立不安，時時刻刻盼望。我總有個感覺，這個家裏，母親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覺得無關的拐拐彎彎肚裏事。
就這年夏天，好多事情讓我開始猜測恐怕那些事與我有關。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讓我套出一點口風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親一樣，在盼大姐回來。
我是母親的一個特殊孩子。她懷過八個孩子，死了二個，活着的這四個女兒兩個兒子中，我是麼女，第六。我感覺到我在母親心中很特殊，不是因為我最校她的態度我沒法説清，從不寵愛，絕不縱容，管束極緊，關照卻特別周到，好象我是個別人的孩子來串門，出了差錯不好交代。
父親對我也跟對哥姐們不一樣，但方式與母親完全不同。他平時沉默寡言，對我就更難得説話。沉默是威脅：他一動怒就會掄起木棍或竹塊，無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貼的皮肉。哥姐們，母親一味遷就縱容，父親一味發威。對我，父親卻不動怒，也不指責。
父親看着我時憂心忡忡，母親則是兇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覺自己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大失望，一個本不該來到這世上的無法處理的事件。
4
父親在堂屋裹葉子煙，坐在一張矮木凳上，葉子煙攤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紅漆掉得只剩幾個斑點，凳面有個小方塊，嵌鑲着四塊瓷磚，中心是朵紅花。這樣講究的凳子不知從哪兒來的。他熟練地裹煙。堂屋裏光線黯淡，但他不需看見。他眉毛不黑，但很長，臉上骨骼突出，眼神發亮，視力卻差到極點，一到黃昏就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很少笑，我從未見過他笑出聲，也從未見他掉過淚。成年後我才覺得父親如此性格，一定堆積了無數人生經歷。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裏我最不瞭解的人。
我放學回家，見房門緊閂，裏面傳來洗澡的水聲。
“是你媽回來了，”父親説，極濃的浙江口音。“餓了沒有？”他掉過頭來問。
我説，“沒有。”
我把書包掛在牆釘上。
父親説，“餓了的話，先吃點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們回來，”我説。聽着房門裏洗澡聲，我突然不安起來。
母親一直在外面做零時工，靠着一根扁擔兩根繩子，幹體力活掙錢養活這個家。四人抬的氧氣瓶，過跳板時只能二人扛過去。她搶着做這事，有一次一腳踩滑掉進江裏，還緊抱氧氣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話就説，“我還能抬。”
她不是想做模範，而是怕失去工作，零時工隨時都可能被開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剛建好的藥廠砌鍋爐運耐火磚，母親趕去了。那時還沒我，正是大饑荒開始時，母親餓得瘦骨嶙嶙。耐火磚又厚又重，擔子兩頭各四塊，從江邊挑到山上，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鐘。一天干下來，工錢不到二元。另外二個女工，每人一頭只放了兩塊磚，又累又餓，再也邁不開步，就悄悄把磚扔進路邊的水塘裏。被人看見告發了，當即被開除。
不久母親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員，失去了打零時工的證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員介紹工作。
那個居民委員是個好心人，對母親説：有個運輸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親趕緊説不怕。和母親在一起工作的盡是些“羣眾監管”有歷史或現行政治問題的人，沒人肯去幹的活，才輪到這批人去幹。
母親隨整個運輸班班轉到離家很遠的白沙沱造船廠，下體力活，汗流夾背，和男人一樣吼着號子，邁着一樣的步子，抬築地基的條石，修船的大鋼板。她又一次落到江裏，差點連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髒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後，心臟病，貧血轉高血壓，風濕關節炎，腰傷，一身都是玻在我上初中時，才換了工種，在造船廠裏燒老虎灶。算是輕活，燒全天。半夜裏把煤火封好，凌晨四點把火啓開，通煤灰，添新煤旺爐火，讓五點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滾燙的開水。
她住在廠裏女工集體宿舍，週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飯倒頭就睡。哪怕我討好她，給她端去洗臉水，她也沒好聲好氣。
捲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扛子生起肉皰，象駱駝背，兩頭高，中間低，正好穩當放槓子。擦到正面，Rx房如兩個乾癟的布袋垂掛在胸前，無用該扔掉的皮疊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擰一把毛巾，她就躺在牀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牀當頭，雙腿不雅觀地張開。房間裏響着她的鼾聲，跟豬一樣，還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牀上，厭惡得把臉掉轉到一邊去。
母親在外工作，病休的父親承擔了全部的家務，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到，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飯。我生下後由父親把我帶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隊，全家肉票加起來，割半斤肉。做成香噴噴的一碗，眼睜睜盼到天黑母親回家。母親還不領情，揮揮筷子，繞過肉不吃。父親有次火了，拍桌子，擱了碗筷。他們二人你來我去，然後把我們轟出門，關門吵架，爭得越來越激烈，聲音卻明顯放低，很怕我們聽明白似的。我認為母親是到父親身上撒氣，心裏更對她窩一肚子火。
母親很少帶我們出門，不管是上街或是走親戚。母親歲數越大，脾氣越變越怪，不時有難以入耳的話從她嘴裏鑽出來。粗話，下流話，市井下層各路各套的，點明祖宗生殖器官的罵法，我從小聽慣了。但這是我的母親，她一説粗話髒字，我就渾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親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東西的聲音極重，經常把泡菜罈子的水灑在地上；她關門砰地一聲，把閣樓都要騰翻的架勢；她説話聲音高到象罵人，這些我都受不了。
我當面背後都不願多叫她一聲媽媽，我和她都很難朝對方露出一個笑容。
我總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當母親生我養我時，更明白説，十九年前時，是一個什麼樣的母親，懷上了我？
打我有記憶起，就從未見到我的母親美麗過，甚至好看過。
或許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記憶裏的母親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變成現在這麼個一身病痛的女人的，壞牙，補牙，牙齒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腫，眼睛混濁無神，眯成一條縫，她透過這縫看人，總認錯人。她頭髮稀疏，枯草般理不順，一個勁掉，幾天不見便多了一縷白髮，經常扣頂爛草帽才能遮祝她的身體好象被重物壓得漸漸變矮，因為背駝，更顯得短而臃腫，上重下輕。走路一蹩一拐，象有鉛墊在鞋底。因為下力太重，母親的腿逐漸變粗，腳指張開，腳掌踩着尖石碴也不會流血，長年泡在泥水中，濕氣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剛醒來，我聽見母親趿着的這雙木板拖鞋，在石階上發出好聽的聲音。她從天井走到院外石階上，打着一把油紙傘，天上正飄着細雨。我突然想她也有過，必然有過絲綢一樣的皮膚，一張年輕柔潤的臉。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親為什麼不願照鏡子。她曾向三個姐姐抱怨，説家裏一面象樣的鏡子都沒有。誰也沒搭這個茬，看來，她們比我還知道母親實際上討厭鏡子。
在母親與我之間，歲月砌了一堵牆。看着這堵牆長起草叢灌木，越長越高，我和母親都不知怎個辦才好。其實這堵牆脆而薄，一動心就可以推開，但我絕對不會想到去推。只有一二次我看到過母親温柔的目光，好象我不再是一個多餘物。這時，母親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這目光只是一閃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歲這年，我才逐漸看清了過往歲月的面貌。
5
房門打開了，洗完澡的母親對我説，“六六，你把倒水桶給我提來。”她穿了件自己縫的和尚領無袖衫，褲子短到膝蓋，腳上是一雙舊的木板拖鞋。
母親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裏倒洗得混濁的水。母親説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應該到家了。
我故意地説，“你等不到她，她準是騙你的。”
“不會的，”母親肯定地説：“她信上説要回來就得回來。”
提起大姐，母親的臉變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罵斥道：“好生點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掛二神。”
我提着滿滿一桶水，邁過高過房內地面一截的木檻。“別倒掉，隔一陣，你得拖樓上的地板，”母親在房裏大聲誇氣地説。
水精貴，一是水費高，二是常停自來水。幾百户人家，共用一個在中學街後的自來水管。排隊不説，那水總黃澄澄的，如果下江邊去擔江水，汗流夾背地挑上來，還得用明礬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飯菜有一股鐵鏽味。除非斷了自來水，平日江水只拿來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僅容得下一個不大的水缸，還只能放在公用廚房裏，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夠。男人都下河洗澡，懶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褲衩。反正這裏的男人，夏天整個白天也只穿褲衩，打光背。
講點臉面的男人夜裏一盆水從頭澆到腳洗，大部分男人不講臉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誤，白褲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無遺。我是個小女孩時，就太明白不過男人有那麼個東西，既醜惡又無恥地吊在外面，我到廚房去取東西或往天井水洞倒髒水，就看見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個緊挨一個，擠在唯一必經的過道邊上，他們甚至當眾在天井的水洞裏解小便。
綿長的夏天，經常一個月不下一滴雨。長江開始漲水，上游來的水漲得很慢，一夜間卻會淹沒上百米的泥灘。這城市之熱，沒住過的人，不可能明白：從心燒，貼着皮膚的毛孔，火苗般一絲絲地烤。沒有風，有風也是火上加熱，象在蒸籠裏，緊壓着讓你喘不出氣。
家裏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裏女人們一個個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摻一丁點熱水，然後閂好房門，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緊張，動作飛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點肥皂，用水衝一下，就算洗過了。
我們家有五個女人，時間來不及，就不能一個一個洗，有時幾姐妹得一起鑽進房裏。我受不了我赤裸的身子被別人看見，哪怕姐姐或母親也不行。因此我經常等到最後，端一盆冷水鑽進房內，閂上門，擦洗身體。家裏人認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間房間被一個人獨佔，誰也不會高興。
這是夏天。天稍稍涼快一點，洗澡就更不方便——沒那麼多熱水，又上不起付幾角錢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幹活的人一走近，就可聞到一股汗臭，街上每個角落鑽出的許多氣味，又增加了一種。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熱，同樣是難忍，這裏從來沒暖氣，也沒取暖的燃料。人們只能用玻璃瓶裝熱水，暖暖手，一家人圍在煮飯的爐子邊，有時乾脆蜷縮在被窩裏。夜裏睡覺，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進被窩，腳手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過來。我的手難得有個冬天不生凍瘡，手指象紅蘿蔔。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着水桶，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身子傾斜着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側的樓梯前，右手換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響的樓梯扶手，準備上閣樓去。
“你別忙着去拖地嘛，炊壺裏還有熱水。”母親不高興的聲音，衝着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會兒洗不成。”
母親一會要我這樣，一會兒要我那樣。我擱下水桶，沉着臉，站在樓梯前不動。
她在掃灑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掃帚拿在堂屋乾的地方舞了幾下，掃帚上殘留的水被幹的地吸去不少。
父親抬起頭，示意我按母親的意思辦，先洗澡。
我只得聽父親的，取了臉盆去廚房倒來壺裏的熱水，關上房門，脱光衣服準備洗澡。看着自己汗漬漬赤裸的身體，聞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覺得噁心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