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節手機
當人們對孫二孬的橫空出世，各種版本的傳聞，流傳甚廣的時候，只有孫二孬甘苦自知，他最清楚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他經營的秘訣之一，就是別把錢看成是錢。你要是認為他賺了一百塊錢，他實際上只不過賺了三十塊錢。當然，那七十塊錢並沒有白花，為他贏得了比賺到七十元錢更大的經營空間。
我們寨子裏上了年紀的人，都在私下裏説孫二孬是個“野種”。他媽媽胡榮花尚且搞不明白的事情，別人當然也説不清楚，孫二孬到底是不是真的姓孫。但從他在商品經濟大潮中異軍突起，經營的手段暗合了《孫子兵法》這一點來看，他姓孫應該是確鑿無疑的。因為在他的DNA密碼裏，好像有着幾千年前的老祖宗孫子的遺傳基因。
按我這個混蛋邏輯，全世界會打仗、善經營的人，都應當姓孫。回顧歷史，在二戰中，能征善戰的巴頓將軍，應該叫“孫巴頓”；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當今世界上，首富比爾·蓋茨，應該叫“孫比爾·蓋茨”。這種推理，當然是在開國際玩笑。
其實，真正姓孫的人，除了三國時期的英雄孫權、民國時期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現在的大款孫二孬以外，不一定都是成功人士。寫了兵書，總結出戰爭規律，提供了“三十六計”的古代著名軍事家孫子，他的遺傳基因，在眾多姓孫的後代身上，並不一定發揮了作用，而在孫二孬的骨子裏，這種基因的能量，卻得到了充分的釋放。比如，他懂得“將予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在關鍵的時刻，找關鍵的人物，運用特殊的公關手段，為自己鋪平道路。這些公關手段，從送煙酒開始，發展到送衣物家電，送鈔票首飾，送金卡債券，送保健營養，送美女偉哥，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能夠運用的手段，孫二孬全部調動出來，隨風潛入各個角落，“潤物細無聲”，不管有多大開銷，只要能夠炸平前進的道路，孫二孬的眼皮都不會眨一下。一個農民，在都市裏闖天下，若沒有這種本領，是不可能站穩腳跟的。
送禮是有很深學問的，你要是不捨得、不敢於、不善於送，你將一事無成。其中最基本的遊戲規則，只有從收禮者的需要出發，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要不然，你想請客，大家都吃膩了，誰稀罕你那一桌酒席？你送禮，小磨油都放餿了，還要落下不清正廉潔的議論，誰稀罕你大包小包？孫二孬就深得其中奧秘，“送禮不送腦白金”，什麼時髦送什麼。當手機開始興起的時候，孫二孬送出去的手機，不下數百部。在這之前，他還送過傳呼機這種小玩意兒，給了不少手中掌管項目和執法執紀的人。
在我們這裏，20世紀90年代中期，迅速地流行一種叫做“BP”機的通信工具。電訊部門首先建立了傳呼台站，“126”是人工尋呼，“127”是自動傳呼。腰裏有一個這種“摩托羅拉”尋呼機的人，一時間，風光無限。只要“BB”地響或者振動起來，就一定是有人在尋呼你。簡陋的數字機只能顯示號碼，中文顯示的機器還能留言，可以出現“親愛的，我想你”字樣。在接收尋呼的表達上，也不知是港台味兒，也不知是譯音，呼你不叫“呼你”，有的説是“擴機”，有的説是“扣機”，有的説是“拷你”，反正誰説得嗲聲嗲氣的，誰的“BP”機不停地有動靜，誰就是資深的用户。
在高新技術的應用領域，領導們當然是率先垂範的。兩千多塊錢一部尋呼機的時候，他們的腰裏，最早別上了這種玩意兒。他們一旦接到了尋呼，可以隨意用一部固定電話立即回話，下達指令，回覆情話，確實提高了工作效率。
傳呼機的好景不長。人們眼熱這種通訊工具的時候，並沒有像當年孫二孬罵放電影的老齊那樣，惡毒地説“買一台傳呼機讓老婆帶，好日那些有這種洋玩意兒的人”，而是傳説了各種不好聽的戲謔。有的説：“這是電子拴狗繩兒。”有的説：“這種東西美國佬是給奶牛戴的，掛在奶牛的脖子上，到了一定時間，農場主發出召喚，正在牧場上吃草的奶牛，聽到BB的響聲，就知道該回去擠奶了。”有的編成了順口溜兒：“腰裏別個‘BP’機，不是妓女是司機。”
也真的是這樣，領導們很快就用手機把傳呼機淘汰掉了。只剩下司機們為了方便工作，佩帶這種傳呼機的時間較長一些。“BP”機價格一降再降，從兩千元下降到一千多元，再下降到不足四位數。直到後來，無線尋呼台為了開展業務，尋米下鍋，乾脆把“BP”機白白地送給用户。
降到五六百元一台時，好多人還用不起，杜思寶單位裏的通信員小宋，節衣縮食買了一個，卻沒有人“扣”他。這個機靈的小夥子，很有自己安慰自己的辦法，用機關裏的幾台座機，撥出腰裏“BP”機的傳呼號，自己尋呼自己。在眾人面前，藉助傳呼機“BB”的響聲，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崗位的重要和女朋友的愛戀。
你説這世界變化快不快？傳呼機由盛到衰，前後不過幾年的光景。現在連撿破爛的、掃大街的都用上了小靈通、手機以後，使用傳呼機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今天，上小學的孩子們，恐怕根本不知道，幾年前，社會上還有“BP”機這種方便快捷的通訊工具。
手機最早出現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裏。大款們神氣活現地提一部磚頭大小的無線電話，叫做“大哥大”，這是一種身份的象徵。他們收打完電話後，“啪”地擺在桌子上，那種“牛B傲人”氣勢，足以讓官員們汗顏。
傳到我們這裏的時候，“大哥大”的體積明顯變小了，成為“一把攥”。這種模擬信號的機器，號碼用了七位數字：“900××××”。一部手機開始要兩萬多塊錢，如同不鏽鋼茶杯一樣，仍然是領導們率先使用的。這種最早的“摩托羅拉”手機，黑不溜秋的，鈴音只有三四種，翻蓋接聽。那時候，杜思寶還是一個小小的副科長，局長們還沒有手機。孫二孬送給他這麼一部手機的時候，他嚇得藏起來，許久才敢偷偷地用一兩次。
沒有兩年，上級根治耳朵上的腐敗，各級紀檢部門收繳了一大堆這種破玩意兒。繳了以後，大家理直氣壯地換上了新一代的“摩托羅拉”、愛立信等牌子，用數字信號傳輸的手機，號碼也升到十位數：“139×××××××”，用手機的隊伍日益龐大，號碼又在139後邊加上一位，變成了十一位。
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強大，悄無聲息地改變着人們的生活。到現在，除了前邊的那個“1”是根據國際編碼不能變更以外，其他的數碼變化得讓人摸不着頭腦，與百姓們有所區別的是，有職有權的人可以用特殊的吉利號碼。手機除了打電話以外，還具備了發送短信、上網等功能。最普及的當數發短信，不僅為了時髦，還能夠節省話費。千萬不要責怪現在的人，理想和信念淡化了，一切向錢看，因為説話也是要收費的。當今社會，特別是在城市裏生活，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金錢卻是萬萬不能的。
2004年的時候，作家劉震雲寫了一箇中篇小説《手機》，馮小剛把它改編成了電影，一下子演火了。電影中有一句台詞説，“做人要厚道”，可這部電影本身就最不厚道，揭露了人性最陰暗的一面。當各種媒體對這部影片炒作得沸沸揚揚，名人們還為此打了不少口頭或者文字官司的時候，我們這裏大多數男人和女人都津津有味地看了這部正邪不分的影片。看過一遍之後，大家反而緘口不語。在機關裏，在酒桌上，沒有多少人熱烈地議論它，因為它太揭人的痂疤了。
杜思寶就是因為這部手機，差點受害。他是眾多思想發叉的男人中，受到衝擊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