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哪裏敢，當時袁督師的罪名是通敵，通關外的滿洲人，以叛亂罪處死，誰敢同情他？”
“袁督師死在崇禎三年，十四年後，明朝亡了，滿洲人進了關，對這位所謂勾結他們的袁督師，採取什麼態度？”
“清朝明明知道這是冤獄，這是他們反間計的成功，但不太説得出口，因為一來用這反間計太卑鄙了，二來為袁督師昭雪即等於宣傳他是抵抗滿洲的英雄，對入關的滿洲人，當然不妥，所以袁督師的殉國真相，一直諱莫如深。袁督師生前有兩句詩：‘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點也不明，反而把他當賣國賊給殺了；心是苦了，可是後人又知道多少呢？兩百五十年了，一位為國冤死的英雄還不能被公開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師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後正好碰上明清兩個朝代，明朝説他是清朝的，清朝説他是明朝的，結果明朝又亡了，沒法替他公開昭雪；隨後又兩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開昭雪，才出現這麼大的一幅謔畫。人生際遇真不可知啊，個人在羣體鬥爭的夾縫中，為羣體犧牲了還不説，竟還犧牲得不明不白，死後蓋棺都不能公開論定。為什麼羣體對個人這樣殘忍？”
“個人只有和羣體的大多數一起浮沉，才能免於被殘忍對待，個人太優秀了、太特立獨行了，就容易遭到羣體的迫害，羣體是最殘忍的，個人比較好，羣體比個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壞，羣體比個人極端得多。所以，優秀的個人如果優秀得過分，就得準備付出慘痛的代價給羣體，作為‘冒犯費’。所以，許多優秀的個人為羣體做事，必須事先就得抱有最後還得被羣體出賣的危險。我想，當年的袁督師一定多少有這種認識，他的前任熊廷弼剛被冤枉殺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還來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為羣體而犧牲個人的準備。話説到這裏，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國嗎？你想走這條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準備，羣體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負義的、殘忍的。愈是偉大的民族，愈有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當你遭受了這種待遇，你可能變得愛中國，但卻不愛中國人。那時候，請你記得我的話，羣體就是這樣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羣體會歌頌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後，像我們歌頌袁督師一樣，談起我們這位廣東老鄉袁崇煥，想起他、懷念他、到他墳上憑弔憑弔他，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説完了一席話，康有為點點頭，表情有一點悽楚，沒再接話。這時候，小和尚開口了：
“師父，您剛才説您當和尚只當了十一年；而您現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歲，三十歲以前您做什麼？”
和尚一聽，臉上的安詳頓時失掉了，兩道濃眉緊緊皺起，他一對精明的眼睛從小和尚臉上轉向窗外，又轉向天空，整個房間忽然變成死寂，沒有一點聲音。康有為靜坐不動，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氣息，陣陣從他鼻子裏吸進，這一點呼吸的感覺，使他覺得在死寂中有一種生機。他只動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頭，兩眼凝視着空了的飯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輕摸着碗邊，沒有任何別的動作。
過了很久，康有為終於輕輕地用兩手挪開椅子，欠起身來。“打擾得太久了，師父。”和尚醒過來，望着他。康有為補了一句，“我也該告辭了。”
“還早啊，康先生。”和尚趕忙説着，站了起來，“喝杯茶再走。來，我們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來，普淨，一起來，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客房很小，簡單的擺設，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襬着長太師椅，太師椅兩邊夾着茶几。茶几兩邊轉成直角，各有太師椅一張，分別東向西向。北面牆上有書櫥，櫥上全是佛經。櫥中間伸出一張方桌，上面有文具，兩邊有椅子，看來好像是客房兼做書房。後面牆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條幅，寫着魏之琇遊憫忠寺詩：
琳宮深邃柏蒼蒼，
懺佛台因古國殤。
妙法有源逢聖世，
孤忠堪憫惜唐皇。
老僧戒約温而厲，
遊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殘碑説安史，
景山鼙鼓更淒涼。
康有為站在這幅字的前面，深深地被詩句吸引住。唐朝太宗蓋這憫忠寺後一百年，安祿山史思明這些將軍們坐鎮北京，曾在憫忠寺蓋了兩座大塔，後來安祿山史思明叛亂，幾乎將唐朝推翻，幸虧唐朝引用外國兵平亂，安祿山史思明又一再內訌，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後，唐朝還是完了、安祿山也早被殺了、史思明也早被殺了，只是他們留下的兩座高塔還淒涼地存在。又一百年過去了、又一百年過去了、又一百年過去了，塔終於倒了，也不知什麼時候，只留下斷壘殘碑。詩人來了，向殘碑説安史，想到大唐帝國的一世雄風，不論是帝王豪傑、不論是驕兵悍將，都雲散煙消了，安祿山史思明固然屍骨無存，就是蓋憫忠寺的唐太宗的陵寢，也早被翻開了。一幅大唐帝國的煙雲，在中國各處，都散開着、流失着，但在小小的這座憫忠寺裏，卻微妙地相聚着、銜接着。憫忠寺太小了，小得沒有人注意，但從有心人眼裏、從詩人筆下，它象徵的竟是那麼深遠、那麼淒涼。詩人從一粒沙裏能看到世界、從一朵花裏能看到天國，又何況憫忠寺，它有這麼多的塵沙與花草。從憫忠寺裏，詩人可以看到那萬馬奔騰、看到那中國先民的經營與破壞、歡笑與眼淚、生命與死亡，和死亡以後金石的追念，乃至於金石本身的變成殘碑斷壘。唐代過去了，五代又來；五代過去了，宋代又來；宋代過去了，元代又來；元代過去了，明代又來。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經黯淡，進入黑夜，黑夜裏，憫忠寺的廟門偷開了，迎進袁崇煥的孤棺；袁崇煥進入孤棺以後十四年，把他殺死在刑場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聲裏，淒涼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樹上。詩人寫下了“景山鼙鼓更淒涼”的句子，只有從有心人眼裏、從詩人筆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實在。
若亡而實在。看起來好像過去了，其實沒有、其實還在那兒。中國的哲學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論證。在一處空間裏，不斷的有人和活動的留影，留影處處在改換，後影已非前影，前影雖然看不見了，其實仍在原來地方。任何空間、任何古蹟、任何殘碑斷壘，愈有歷史性的遺存，愈有這種層層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間、只有古蹟、只有殘碑斷壘，只有它們才一幕幕面對了人世的興亡。時間在它們面前排隊走過，它們是時間的檢閲者、是歷史的證人，這一真相，詩人感觸最深，詩人把他的感觸留在紙上，紙掛在牆上，也做了新的留影。從詩人留影到紙，從紙反投這種留影到後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