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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寒紀

    一身慘綠,四境深藍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一九五四年我十九歲,以高中二年級肄業身份考大學,誤入台大法律專修科,就是後來的法律系司法組。入學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在課堂上,我極為頑皮,喜歡挑老師的錯。當時司法行政部部長林彬老師教我"刑法總則",有一天他講到李大釗的死,講錯了,我立予糾正,他很有雅量更正。還有一位孫嘉時老師,做過建國中學校長,人很渾,又教的是"三民主義",更是我糾正的對象,兩人甚至在課堂上吵起來。教我英文("英美法學名著選讀")的是曹文彥老師和桂裕老師。桂裕老師學問淵博,又高壽,四十年後我辦《求是報》時,還有信給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滿口上海腔,並且念出的重音多於應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我聽了大笑,教我"中國司法組織"的是徐世賢老師,他也高壽,他一輩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師林彬創辦法律專修科,一輩子做的最大壞事是提拔了一個大酷吏大渾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國文"的是曲穎生(顯功)老師,燕京大學出身,寫過《韋莊年譜》,他謙虛有禮,對我的國文程度一再讚揚,日後還請我到他家吃過飯。教我"經濟學"的是王作榮老師,那時他三十二歲,初來教書,還是生手,有一次畫曲線圖"巷"住了,竟畫不出來"。他是很有才華、也很有啓發力的。表情雖然嚴肅得像張撲克,但也會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頭大聲將他一軍:"三民主義到底有沒有缺點啊?"他應聲脱口而出:"當然有啊!"

    我追問:"缺點在哪裏啊?"他厲聲回答:"我不敢講啊!"然後突然笑一下,全班為之鬨堂。我離台大法學院後三十四年,幾次看到他早起獨自快步十大馬路上,風雨無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東路口兩人對面碰到,我問他還記得他有個學生叫"李敖"嗎?他説,人家説李敖是他學生,沒想到今天有緣重逢。後來石齊平約我們見面,自此偶相過從、吃飯聊天,我義助章孝慈舉辦拍賣預展那天,他還親臨送花捧場。他跟高新武他們打筆仗的時候,我還參戰衞護過他。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他有信給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線縮短至居住附近地區,難有把晤機會,甚覺悵然,承贈大著及在世界論壇報所發表之專欄,雄風依舊,文采燦然,仍有大才小用之嘆也。承支持,順致謝意。榮實無意與人爭一日之短長,陸嘯釗兄請代致意。榮近出版財經文存一本,錯字大多,現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書,當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頌

    著祺

    弟工作榮拜七八、四、四

    可以看出他在禮數上的周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他還特別下帖子,在天廚餐廳請了一桌酒席,有石齊平、傅棟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為我是他最老資格的學生。歸來我有日記如下:

    工作榮請於天廚。

    王作榮對我説:"當年以為人老了那樣我一定不那樣。結果今天就是那樣。"

    我説王老師應為支持李登輝"贖罪"。大家大笑。

    石齊平説李敖説坐牢的時間上帝不算。王説:"上帝不算?有這種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後來為了他支持李登輝,寫了許多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眾怒。最後一次,我們在湖北一家春吃飯,我當面指着他説:"老師啊,請你搞清楚,現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還多。"此後為了我公然陸續舉證指責他不該支持李登輝,兩人關係疏遠了。不過在他胃癌開刀時,我還是到醫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後,對我敬而遠之,禮數也不見了、信也不寫了、飯也不吃了。師生之誼,竟為一個雜碎李登輝而絕。王作榮老師當年介紹李登輝入國民黨,他們關係甚深,他告訴我一個秘密:人家説李登輝曾以《出埃及記》中摩西自比,這不是真的,因為李登輝曾告訴他:摩西其實是蔣氏父子,他們"出中國記",來到台灣。王作榮問你不是摩西你是什麼?李登輝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那和華(上帝)!"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商業週刊》有專文報道《李敖談王作榮-王作榮晚節要保就得大義滅友》,其中有幾段説:

    四十年前,曾經是王作榮學生的李敖對他的老師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強調:"工作榮應該為過去支持理登輝而贖罪,以自己下台巡李登輝下台!"……

    雖然李登輝與王作榮淵源深厚,但是李敖卻以王安石的詩勉勵自己的老師:"公自平生懷直氣,誰能晚節負初心。"政壇也曾流傳一則笑話,保險公司對工作榮有三不保:"滅災不保、人禍不保、晚節不保"。

    為了晚節,李敖説:"起來吧!王作榮,現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榮,王作榮有王作榮的幹法。"他以一個歷史上的例子説,十二世紀時有一位英國主教名叫貝凱特,他勺國王年輕時代是酒肉朋友,也曾當過儲君的家庭老師,後來國王登基,將貝凱特納為心腹,並封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於是一言九鼎的宗教頭子,但是為了維護主教的權力,競與國王鬧翻了,國王乾脆派人殺了他,不料卻引起公憤,最後只好罰殺貝凱特的武士在他的墳前看墳,以平息眾怒。李敖認為,王作榮應該要有貝凱特的骨氣,為了台灣,請彈劾李登輝下台……

    李敖要求王作榮要"大義滅友"、"敢打老虎",成為台灣第一位彈劾總統的監察院長,以留名青史,效法凱撒被刺時,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後一劍的布魯達斯所言:"不是我愛凱撒少,而是我愛羅馬多。"

    工作榮桃李滿天下,可是他曾對家人説:"李敖是我眼中惟一的天才。"……

    整體而言,李敖認為工作榮"炮轟"李登輝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榮自己老了,再加上健康不佳,想在最後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在發酵,使王作榮一直處於天人交戰中,深恐一世莫名毀於旦夕;再則是湖北人的鳳派性格發酵;最後則是外省人給他的莫大壓力……

    "有知識分子的風骨,但也有湖北人滑頭的性格",這是李敖對工作榮性格的定論。在心態上,李敖以過去對老師的尊敬,仍不忘期盼工作榮:"要以高風亮節,給李登輝難看!"

    絕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這是我對身為監察院長的王作榮老師的最後諍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師生因緣,恍然如昨。被改寫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愛柏拉圖甚於餘物,吾愛真理甚於吾師。"西哲風範與決絕,惟我有焉。

    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動辦理退學,那時法律專修科已確定改制司法組,但我毅然決定離開了,後來談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組,發現我的輩份甚高。"名流"中,司法組一九五六年次有蘇秋鎮、紀鎮南、胡述兆: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陸嘯劊;一九五八年次有呂傳勝、許家深;一九五九年次有朱石炎、翁嶽生;一九六0年次有張麟徵、張德銘;一九六一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專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正好是我二十歲生日,生日後兩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對傳統"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喪禮,力持喪禮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國文老師鄢曾蔭先生婉為勸我説:"李敖你讀書明理,按古禮,不能這樣幹吧?"我説:"按古禮,按《易經》是喪期無數;按《墨子》是我母親要殉葬;按《禮記》是我父親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禮,更不得了了。"他見我學識淵博,我的禮比他還古,為之語塞。爸爸死後,有一位老先生特別奔走,料理後事,他就是人稱"沈二爺"的沈銘三先生。沈二爺因為輩份是外祖父級的,我們稱他"二大老爺"。他是典型的中國正派仕紳,愛護朋友,對朋友的忠心可靠,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極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民國前二十四年,我則是民國二十四年,正好前後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紀大,他對國民黨來了以前的政治社會,有着微妙的眷戀。他不相信國民黨,認為國民黨自私、沒原則、不可靠。當跟他同歲的國民黨蔣介石弄出了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讓外蒙古獨立的消息傳來時候,他氣憤地對爸爸説:"璣衡,你看,國民黨在賣國!"後來局勢逆轉,國民黨收繳全國黃金以發行金圓券時候,他基於對國民黨的不相信,堅決不肯拿出黃金來兑換,他説他寧肯被查出來,黃金沒收、人槍斃,他也不要給國民黨來騙。沈二爺的不相信是正確的,金圓券很快就崩潰了,他保住了他的黃金,憑這些黃金,他有了逃難的本錢,最後逃到台灣來。爸爸死的時候,沈二爺在大熱天裏,四處奔走籌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於我,使我們能夠完成學業,他因為是前安東省主席高惜冰的親戚,得在彰化紗廠做個看門的小職員,八七水災時盡忠職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歲才死。沈二爺沒受過什麼新式教育,愛看的只是一部書-明朝呂坤(新吾)的《呻吟語》。《呻吟語》是中國正人君子的教科書,在沈二爺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個典範。沈二爺使我對朋友之道,變得甚為古典,我變得喜歡交夠朋友的朋友,這些朋友,都是舊式的。我對工業社會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賞,我覺得那種友情現實、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們對我,也是一樣。,不過隨着各人際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過分偏離,當然也就漸行漸遠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補。"我對老朋友的限制名額式的珍重,由此可見。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歲進台大歷史系一年級的。頭一年誤人法律專修科,原因是聯考時總成績被數學拉下來。所以這一年重考,必須加強數學分數。幸虧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學胡家倫指導有方,他為我惡補一陣,結果數學考了(不如説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歷史系,並且名列前茅。由於對中學教育和法律專修科的不滿,考取歷史系可謂一償宿願。

    進台大文學院的拱門,呼吸着遠比中學自由的空氣,我一度感到滿足。可是,很快地,大學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謂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猶有過之,尤其是我身歷其境的文法學院,其荒謬、迂腐已經到了不成樣子的地步,六七個大學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師甚至搞不清文學家薩羅揚(WilliamSaroyan)是誰;而法律系的一些師生,卻連大法官布萊克(HugoLaFayette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學院裏生活,可是卻對學院的空氣感到十分不滿,大學教育帶給人們的不該是讀死書、死讀書、甚至讀書死,它應該真正培養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養出一些有骨頭、有判斷力、有廣博知識、同時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但是,事實上,大學教育在這方面可説是失敗的,大學生很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特立獨行。他們只會抄抄筆記,背背講義,然後走進教堂或舞會,在教堂裏,他們用膝蓋;在舞會里,他們用腳跟,他們的神經系統已經下降,他們不會用腦筋!

    大體説來,台大文學院四年,雖然不無閲歷、不無師承、不無交遊,但基本上、內心裏,我是孤寂的、自負的。一方面我深感沒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師",一方面我又深感沒有可與我並駕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個獨行者。雖然如此,我也抱着"暫與俗人偕"的態度,與人和光同塵,偶有鴻爪可記,也頗發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學院後,因抽籤住校未中,又沒錢在外祖房,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號台大第一宿舍與陸嘯釗同擠一張牀,雖然有時鬥嘴氣得不講話,但在不講話中,陸嘯釗還是送水果給老朋友吃。陸嘯釗與我交情長達四十四年,深知我為人。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他對陳良矩説:"李敖為人,絕不先向你開槍。但你先向他開槍,他就用機關槍打死你。打死以後,還要補上一陣槍。"真知我之言也。

    二、後來我分到第七宿舍,與張京育同房。張京育人還可以,但其貌不揚,像個拉三輪車的,並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後,他和他太太俞雨梯請我和汪榮祖、陸善儀、劉顯叔、陳烈在台大校友會館吃了一頓飯,飯難吃無比,陳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們都不能吃完,但他卻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來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輪車伕式的!

    三、台大校本部送報生,原由台靜農的兒子擔任,後來轉給莊因,莊因轉給我,我轉給陳彥增、孫英善,陳彥增、孫英善轉給張丕隆他們。有一天我看到報販子在送報,乃間張丕隆怎麼回事?張丕隆説:"你們真笨,一個個大清早起自己送報!我們卻把權利轉包給報販子了,每月抽頭,鬼才自己送報呢!我們不做勞工,做資本家啦!"

    四、機械系高材生盧保,為人温和、用功而節儉。開學時從南部北上,他母親給他十個鹹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學期,放假回家,還帶回去半個。

    五、在台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間先後有翁松燃、陳彥增、莊因、王建人、陳良柒、孫英善、陳鼓應、陳又亮、李耀祖等人。陳又亮年紀最小,慧黠可愛。有一次我跟李耀祖衝突,扭成一團,陳又亮衝過來勸架不成,突然大叫:"你們踢到我睾丸了!我疝氣病給踢出來了!"説着就握着小雞鬼哭狼號起來,大家一時驚愕,武鬥自停。這時陳又亮破涕為笑,原來是假借卵子來退敵的。

    六、陳又亮後來在美國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後回台灣看我,説:"我一看到過去的老情人,就對她們丈夫感謝萬分。一一所有老幫子都歸他們,所有新技嫩葉都歸我,焉能不感謝、焉能不感謝!"

    七、陳又亮的女朋友,多看來既老且大,像他媽媽。結果滿校園是情人,滿校園是媽。二十多年後我再見他,舊話重提,我笑他有"戀母情結",他説:"對,一邊叫牀,一邊叫媽。"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組第一屆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時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頭日曆上,常常出現這樣的自問自答:

    "某月某日,有某某某講演。決定:不去。""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遊。決定:去。"看到他這樣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説你何必這樣子脱了褲子放屁啊?他不以為件,反倒説,這是家教。我問什麼家教?他説他爸爸規定,兒子們有任何事或請求,都不可徑自面陳,一定得先寫書面報告,給爸爸批。他們家裏就這樣"公文"來"公文"去的,所以他養成習慣,也就自己過癮了。我問他你爸爸過去在大陸是否做大官?他説是呀,可惜到了台灣,吃不開了,只做個立法委員。我説原來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真是妙人!他自官場上退下來,可是官癮未退,沒了衙門,以家做衙門;沒了屬下、以兒子做屬下,於是從繳學費、繳電費、繳水費、到買電影票、買衞生紙、買花生米,都無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陣,以過於痛。國民黨淪落到台灣做政治窮措大,但還是"孔乙己"派的,"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積習難改,不是他個人的事,這種"報告狂",其實師承有自,來自蔣介石。國民黨出版的《蔣總統與中華民族同壽》一書,是一部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張羣的一篇《我們對於總統言行的體認》。這篇文章集合了"總統府"的大小文學恃從之臣們的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節"總統之嚴肅家風"項下,有蔣孝傑署名的一段:"總統在家中,不論對人對事,都非常認真嚴肅,大公無私,即如蔣部長經國、蔣校長緯國欲晉見時,亦必須先行報告,獲得允許,方可進去。"可見"報告狂"之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蔣介石也。

    九、歷史系高我一班的馬宏祥,我們叫他"老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陳彥增和我,同他在學校前面打彈子,他把我們打敗。我們先走了,時己深夜,我們藏在校鐘下的矮叢裏,決心在老馬歸途,嚇他一下。不久老馬低吟而回。陳彥增和我,雙雙以外衣矇頭,邊跳邊叫而出。老馬大叫一聲:

    "是鬼啊!"這時我們己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

    十、大二時候,我選了姚從吾老師的"遼金元史"。此公挺着一個大肚皮,講課時最喜歡用手去揉搓,滿頭白髮,造型厚實樸拙,他一大把年紀,卻對我們滿口自稱"兄弟"。第一堂課下來,班上女生眾口紛紛,笑謂他怎麼跟我們稱兄道弟呀?他那麼老,被他稱"兄弟",多倒黴呀!

    十一、姚從吾老師有滿口亂牙,我從沒見過一個人有那樣亂的牙。他的牙,每顆都很大,並且N多,我始終懷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齒比一般人要多。當然我這樣説,毫無根據,但從亞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齒數目搞錯一點上看,這種牙多之感,可見也不椎我獨有也!

    十二、姚從吾老師長得一副中原者農相,這副相其實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學校長任上,共產黨打開封,他在亂軍之中,能夠逃出,吉人農夫相之故也!吳相湘老師在《姚從吾師盡瘁史學》中回憶,説姚老師當時"化裝為一老農"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型原裝即一老農,又何須化裝啊!

    十三:姚從吾老師學名姚士鰲,從德國留學回來,做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他雖喝過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還是土土的。學生們乃把"姚士鰲"戲呼為"姚土鱉",深為他所忌,乃用姚從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兩人照相,洗好後,我送他一張,背面題"士鰲老師惠存"等字樣。後來一個偶然機會,又看到這張照片,背後"士鰲"兩字已被他偷偷塗去,自改為"從吾"矣!

    十四、姚從吾老師待子甚嚴,他的兒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質繫念書,在校園遠遠的看到老子走來,必繞道而過。四十年後,我在東吳大學教書時,姚大湘還來聽過兩堂課,送我一本《姚從吾先生紀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師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們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訴我,他學做神父,可管得嚴,教會不准他們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廁所裏學的。我説:"你們神父在廁所裏學的東西可大多了!"

    十六、美同賓州愛丁堡大學李紹崑教授寫了一封信給我,並附寄他的《哲學·心理·教育》一書。書中有"悼方豪神父"一一文,提到讀了我的"方神父的驚人秘密"後,"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為我們本家續貂也"。李教授"續貂"文中透露,顯然方豪雖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無蹊蹺。其實,從天主教歷史來看,這一蹊蹺,又有何難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實秋《遠東英漢大辭典》解做"侄兒;外甥"。這是不夠的。

    《韋氏字典》對這字有另一解釋是anillegitimatesonofan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職中人的私生子"。可見神父家有"表妹"與"外甥",實在由來己久,且有英文專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驚小怪哉!

    十六、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JosephFoleyS.J)教授,人呼以FatherFoley,大禿頭,為人風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着他生殖器做鬼臉,説:"useless"(沒用了的)。蓋神父理論上不能用於女人,只能用於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時,買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喜歡該書見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後,我竟上了這書作者的課。李玄伯即李宗侗,這位老師,待人彬彬有禮,他有自備三輪車,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請我上車,送我一程。我後來在文星,還為他出過書。

    十九、教西洋史的劉崇鋐老師是系主任,為人甚笨,上課時講得頭緒混亂,但這種混亂,還是頭天晚上開夜車準備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袖宋本《資治通鑑》時,他用毛筆寫信給我,者輩風範,展現無遺。

    二十、夏德儀老師教"中國通史",冬天一襲長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還穿,對我説:"你比我還頑固。"此老高壽,移民美國後,還誇李敖文章不絕。

    二十一、勞幹老師教"秦漢史",上課時片紙不帶,隨口説出,其功力真不簡單。後來我在文星,他有信來,我還為他出了書。

    二十二、吳相湘老師是最能啓迪學生、幫助學生的,他對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斷。一九八七年,他七十五歲時從美國寫信來,讚美我寫的《孫中山研究》,並説:"兄於是書對湘時有念舊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動。回憶三十年前往事,真當時意氣論交人。"兩人師生之情,於斯可見。

    二十二、吳俊才老師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學繳筆記,我從來不記筆記,實在繳不出來。我花了幾個小時,寫了三十五張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兩張極力攻擊記筆記。我説:"大學為自由研究學術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犢連篇千冊一律之筆記實非必要。大學生之治學方法貴乎參考眾書獨立治學,不當株守筆記以應考試及先生審閲也!"吳俊才老師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誇獎別的抄筆記的同學,而大大稱讚我一陣!

    二十三、歷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張貴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大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鐘下班,不料他卻站起來,脱下襯衫,説:"你還可以洗一件襯衫。"

    二十四、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楊紹震,學問極差,卻又喜裝腔作勢、做洋紳士狀。上他"西洋通史"課時,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做知道,其實一無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為從來沒有那種史料。後來此人到東海大學去了,為了多賺一點錢,曾向校方哭訴,請求多發他津貼雲,傳為笑柄。

    二十五、歷史系有一極頑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適。他演講時到處説:"我當年親眼看見胡適一手把毛澤東提拔起來!"説時還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狀。因為痛恨胡適,連帶痛恨白話文,他説白話文是狗叫文。姚從吾問他:"既然白話文是狗叫文,你為什麼口中講白話?"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説話,不能不狗叫!"

    當時胡適系的學閥們整他,把他開的選修課,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課同一時間,以達到沒學生選他的課的效果,讓他自行了斷。可是汪榮祖一個人跑去選了他的課,他雖只教一個學生,但夷然自得,氣派不衰。他罵人,把"他媽的"發音成"塔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六、徐子明自稱做過文學院長沈剛伯的義父,真相不詳,沈剛伯教"英國史",但我沒選過他的課。我在文星時強力批評過他,説他太懶等等。後來在胡之偉(胡志偉)、趙萬年的婚禮上,他還向我打趣,説:"我這文流氓鬥不過你這武流氓。"

    二十七、教"中國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沒選過他的課,他是書呆子,上課時説他一生只知道一位電影明星,名字叫做"瑪麗夢蓮露"(MarilynMonroe,譯名應為"瑪麗蓮·夢露")!其實這種有趣的孤陋寡聞也不止李定一,胡適亦然,胡適知道遠在天邊千萬人所不知的神會和尚,卻不知道近在眼前千萬人皆知的大明星瑪麗蓮·夢露,引得人們大笑。

    二十八、黃祝貴老師教國際現勢一般科目,以兩手空空、口若懸河方式上課,足見其博聞強記。他跟我談得來,曾到我宿舍看我,並簽名送我書。不料三十年後,跟我同屆的李遠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師節致詞時,特別向黃祝貴老師表示敬意,並感性他説:"在台大,經過三十多年仍能留下這麼深刻印象的老師還不大多。"我猜李遠哲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突表態,似與我揭發他對恩師王企祥負義行徑有關——他抓個毫不相干的黃祝貴來墊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師重道的。

    我想黃祝貴對這突如其來的感性戲,一定一頭霧水也。

    二十九、我在大學從不作弊(但為了抗議軍訓課,考軍訓時,大家交頭接耳過),因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績,我覺得做一個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績重要得多。有的同學成績不錯,但因作弊,成績更好了,丘宏達諸位是也。

    台大同學中,有兩位死去的,一位是歷史系的華昌平,在歷史系他班次低於我,卻常來與我談大間題。後來他無法解脱,跳海自殺了。-他是海軍游泳選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決心,亦云壯烈。另一位是醫學院的王尚義,他在台大學醫七年,但畢業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臨死時候,我在他身旁,美國女傳教士也在旁勸他重信那穌,他點頭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並不"投機"的朋友,我並不喜歡他。我覺得他不成熟,多其不應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沒有定見和深度,今天信那穌,明天拜居士,後天又躺在牀上,為大落的自我而哀鳴,死前又重信那穌。我對他的總括印象是他大浮動,甚至大好虛榮。當然他的興趣很廣,人又聰明,多才多藝,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氣質但卻遠不如他的渾小子們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氣質卻遠不如他的渾小子們,使他們成為他的"忠實讀者",這種"忠實讀者",在尚義早夭以後,更對他油然而起了一種悲劇意味,這也是他的"遺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較受歡迎的一個原因。王尚義去世後,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託,幫了一點忙。那次經驗,使我恍然大悟"自命為尚義的好朋友們"到底是一副什麼樣子?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實最先失態;以"耐冬"自期,其實最早凋零。王尚義死後,這票人沒有一個成材的,這也證實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現高明光大的偉大人物是多麼不容易,偉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歷久彌新的惟一一位。台大有史以來,從未能出現像李敖這樣偉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頓有史以來從未出現像費滋傑羅那樣偉大人物一樣。台大、普大可以人才畢出,但論偉大,卻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木令耆在海外發表《王尚義與李敖——個6時代的兩種表現》,文章中説王尚義和李敖他們有"脱離了母系環境,少年被移植後的失落惆悵"的處境,是真的;説"正當他們開始有些對人生認識的知悟,正當他們想迎風而飄,隨着祖國曆史的潮流向前邁去,他們被父母帶去到一個陌生的小島,他們與祖國正動盪着的新時代隔絕了。從此他們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壓制,如同正向藍天方向上長的幼樹,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內,既看不見天日,也無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義和李敖"一個時代的兩種表現",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義是"軟性人物"的主線上,也分析得很不錯。不過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個大錯誤,説李敖"不做偽君子,寧做真小人"等話,顯然是誤讀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這樣説的:

    我最討厭裝模作樣,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得"一馬當先"——當先去做"壞人"。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我二十歲時父親的去世。我父親死後,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可是我不肯這樣為"弔者大悦"去做"偽君子",我的喪禮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場面前捱了臭罵,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這裏明明憤世的指出:"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的條件下要我選,我才"寧做真小人",並不是一開始就以做"真小人"為職志。木令耆説我"不顧自己的尊嚴,犧牲君子尊嚴,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話,倒是實情。我寫《論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一文,就特別點破這點。多少年來,在國民黨堵塞每一種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沒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頭,難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個性、新聞性,但這些招數使出來,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下來,卻被部分淺人以丑角、以卓別林視之,視正常為反常,這種代價,是我們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説李敖"他身經百戰之後,依然凜凜抖發英姿",正因為我們有"不顧自己的尊嚴,犧牲君子尊嚴,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氣魄,我們才能一戰再戰、拆穿偽君子啊!木令耆説:"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離悲劇的能力。他能轉悲為喜,他成為一個喜劇人物,而不是小喜劇,是莎士比亞的大型喜劇人物。""王尚義呢?他是希臘古典悲劇人物。"

    "這兩人處在同一個時代,一個滅亡,一個出頭。"是真的。王尚義的悲劇,乃在他根本就是一個"軟性人物"、一個弱者。

    但我永遠不明白,這麼善良、這麼有才華的青年人,為什麼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漢,而要變嗓成娘娘腔,最後肝癌上身、憔悴以死?為什麼死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為什麼"軟性"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王尚義全錯了,他在"一個時代"裏,完全做錯了表現。-在"一個時代"裏,只該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戰鬥的表現、男子漢的表現、把敵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現。可惜王尚義不懂這些。從這些陽剛的角度看,王尚義的早夭,無寧對他是好的,否則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淪為"男瓊瑤",這樣多要命!王尚義死後多年,我感而有詩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黃連心似婆,自古失敗在嘗試,可知傳法有果陀?

    自信頗能道出王尚義的悲劇所在。王尚義雖然多愁善感,但笑起來,卻也爽朗得很,毫無保留。不過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帶苦。一天我們兩人在杭州南路午飯,店中收音機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紅》,歌聲中"叫一聲小桃紅……就使我想起從前"幾句,迴腸蕩氣,哀婉動聽,王尚義若有所思,一再為之擊節,沒過幾天,就傳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學中,有一人值得特別一提,就是施啓揚。施啓揚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後,來往不斷,相處甚得,甚至一起偽造文書,幫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學畢業論文題目是《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寫作過程中,因為牽涉到中國法制史,特別到法學院找材料。施啓揚陪我,拜訪了戴炎輝教授。後來我發現原來戴炎輝的著作,多是抄襲日本學者仁井田升的,特別告訴了施啓揚,他大吃一驚。那時他也研究中國法制史,可是法學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關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輝借走,別人都無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啓揚在一九五八年畢業於台大法律系法學組,並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狀元。論者以為施啓揚一定非常用功,其實不然。事實上,他是一個考試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領在考場一小時內,用他清楚端秀的寫字,把所知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在"考工記"上,佔了大便宜。他平時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時間很多。他的天資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畫,別人一看就笑了,他卻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開始興風作浪。後來施啓揚退伍,時相過從,他的法制史研究幾乎全靠我提供資料。他出國後,為《文星》寫過一篇稿子——《從歌德學院到海德堡大學》。並寫信來,提到德國學生為爭言論自由舉行示威,他"也跑去湊熱鬧"之事,可以看出施啓揚的熱情一面。在他留學期間,發生了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被捕案,這案當事人是他的老師和同班同學,聽説他曾寫信回來向台灣當局抗議。五年以後他回台,與我來往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國民黨當局的情況開始變化,他做了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這年五月十三日,他打電話告訴我,説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報》,有張其義寫的專欄文字,標題是《台灣的"文星集團"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請我注意。這時他日漸"歸正",我則性文星已垮,處境日惡。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鍾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復廳結婚,由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證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學中,只請了我一人。施啓揚結婚後,夫妻兩人,相激相蕩,求仕之心愈濃、物慾也愈強。有一次我賣了一套《古今圖書集成》給國際關係研究所,他居然從中要了我的紅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紅包是當時價值新台市兩千八百元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橋書店翻印的,原版要當時美金五百四十元。為了使《古今圖書集成》順利賣成,我送他了,但是心裏一直覺得不是味道。因為書是我直接寫信給吳俊才老師賣成的,施啓揚實在沒有攔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時一直表示羨慕我有小汽車的事,我想這位老朋友一定窮瘋了。有一次,有外國友人向我要台灣鉗制言論自由的法令,為了使譯名準確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啓揚家,請他代譯成英文。他猶豫了一陣,慢慢翻譯出來。為了使他安心,我機警的當場照他的譯稿抄了一份,不帶他的筆跡出門。不料到了門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話,他説:"李敖兄啊,也該為政府留點餘地啊!"我聽了,大吃一驚,我所認識的施啓揚怎麼説出這種話!我心裏想,這位者兄大概跟國民黨搭線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興,義形於色,説:"啓揚啊,這樣的政府,它給我這種人留了什麼餘地呢?,,從此以後,我就沒再見過他了。後來在我坐牢五年八個月期間,施啓揚已全面國民黨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二次政治犯人獄半年,這案子表面上是蕭孟能告我,骨子裏卻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獄後當天,即揭發獄政黑暗,終於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陰錯陽差的,施啓揚反倒成了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務部長。施啓揚的升任部長,基本原因,是他深知為官之道,為人全無鋒芒與野心,又具有"崔苔薔"(吹牛、台灣人、青年人)的條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國的博士,自是國民黨提拔的最佳樣板。事實上,他的本質是十足的官僚,膽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託。他在法務部長任內,我寫過幾封信指責司法與獄政黑暗,不但寄給他,並且一一公開發表。他除了請老同學程國強回我一次電話外,一直龜縮不理。這時候的施啓揚,早已不是當年的施啓揚了,他一心做官,眼裏早已沒有老同學了。在做官的熱中下,他曲學阿世,一路朝所學和所用變成兩截的絕路走去。為了取媚當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來保護元首、明天宣稱長期戒嚴合法來維繫政權;今天重申此時此地不宜組黨來一黨專政、明天聲言調查局絕不會監聽立委電話來掩護"錦衣衞";今天表示台灣沒有政治犯來歪曲事實、明天又大興土木蓋新監所來躁蹭人權……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為了做官,自我作踐,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啓揚當年,在大學生李敖公開寫文章給雷震《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時候,他也匿名"揚正民",寫《一個大學生的信念與看法》,投稿給《自由中國》,並偷偷去造訪雷震,可見當年的施啓揚,尚不失其真誠的一面。但是曾幾何時,人就變了,變成了官場中人,醜陋不堪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啓揚跟我聊天,談到老學弟朱石炎。他説:"朱石炎是司法界一個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來説動他,他也會糊里糊塗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啓揚變了,但他的本質又不是什麼壞人,難道這種變化,是被國民黨套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嗎?我但願如此。

    台大外系老師中,有一入值得特別一提,就是台靜農。我在歷史系的時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沒教過我,但在我窮困時,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書版《資治通鑑》、《昭明文選》、《三遷志》等書,他曾幫過我大忙,到我宿舍來看我,我一直感念他。一九六三年我在《文星》寫文章攻擊台大文學院,也攻擊到中文系,我本以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靜農被"挾持"、不能脱身的結果,後來想起,這是我淆於感情所做的錯誤判斷。其實,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靜農就是禍首。此公青年時代,跟魯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學、坐;日監獄,不無知識分子的偉大懷抱與氣概。可是到台灣後,四十多年下來,他表現的,是逃避現實,整天教書以外,搞的是飲酒、刻印、寫毛筆字。他的學術著作,極為可憐,只有一本《靜農論文集》而已,還是八十歲時台大中文系為他印的,問他為什麼如此疏於出版論著,他的答覆竟是:"我不在乎。"我把這本論文集統計了一下,發現全書四百七十五頁、寫作時間長達五十五年、篇數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寫八頁半、每天寫0·0二三頁。每頁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寫十九個字。統計之下,原來台靜農每天只寫十九個字,便成了大學者!自大陸而渡海,可以在這島上風光通吃四十多年,這不是笑譚嗎?四十多年光憑詩酒毛筆字自娛(實乃自"誤"),就可變為清流、變為賢者、變為學人、變為知識分子的典範,受人尊敬,這個島知識分子標準的亂來,由此可見活證。如果台靜農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個樣子,但他在一九八四年與梁實秋同上台受國民黨頒"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一九八五年又與日本人字野精一同上台受國民黨頒"行政院文化獎"……老而貪鄙,無聊一至於斯。至於用毛筆字"恭錄總統蔣公"言論,更是無恥之極了。楊牧等糊塗人,在報上推崇他"有知識分子的耿直與狷介",哪有"耿直與狷介"的人拍蔣介石馬屁的?

    林文月在報上回憶台大中文系自台靜農以下交誼活動,全篇都是濫情之作。其實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學閥中之酸者也!當年這羣教授意淫美人兒林文月,頗有爭風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惟女弟子是尚。一九六一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見。經我寫文章揭發,才有男生當助教。林文月風華絕代,當年以台大校花聞,二十多年後,在一喜宴上與她同桌,胡茵夢在旁,大胡茵夢二十多歲的校花,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來,胡茵夢也風華不再,前後美人兒,都以"終老"下場,亦可哀也。

    我離台大多年後,陳依玫訪問我,我對她説:"陸游的詩説:欲求靈藥換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個大學時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換,我做得永遠使我不滿意。你問如果我現在是個八十年代的大學生,不知將如何安排這四年。我想,如果時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學過這四年,我覺得從大學中換凡骨、洗俗情反倒過慢,慢得使自己不滿意,感到浪費過多,大學中除非有啓發性的師友,否則效果不如休學自修。但是啓發性的師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從自己困學得來的自修成績,遠超過師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論學,只是自己做學問,他的學問已經無須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學四年中,好像師友跟我,變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識上的共進。我念書,我做學問,都是單幹户,和他們不相干,我的一切幾乎都來自書本,而不是來自師友的啓發。""假設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如何安排這四年,不如假設我魂歸那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如何挖掉那四年!

    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學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對我全部的學生時代,都願意挖去,我並不留戀。我覺得學校是一個斷喪性靈的地方,對愈有天才的人,斷喪得愈厲害。

    蕭伯納説他不願再假設回到學校重温學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願再假設回到監獄重温坐牢生活一樣。對我來説,幾乎也是如此。"

    歷史系四年中,跟我關係最深的女朋友是"羅"。在那種時代,戀愛環境頗為艱苦,連到旅館開房間都要被警察查,可見國民黨政府的專制擾民。袁方《記者生涯》書中記有蔣介石都關注到基隆男女教員開房間的事,可見此風之漸,原自上起。後來我和莊因等合祖了一間小房,有時和"羅"兩人在一起,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這天"情歸不處"(我不再是處男,她也不再是處女了)。當時我二十一歲,正在歷史系念二年級。在那個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內有房間,似乎未聞警察去查,我們提心吊膽的去過一次,性交、戲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羅"的戀愛,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對,她母親羅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裏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這種虔誠的基督教徒的水準,我至今猶有餘憾。在"羅"離去以後,我花了半年時間用日記勉勵我自己,但是,過多的日記其實活像理學家與宗教家們的內省功夫,這種功夫一個人做尚可,可是一與人接觸,便敗相畢露、犯錯累累,晚上在日記上自責,第二天一出了門,又復失控。如此週而復始,實在無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決定停寫了。這次記日記的經驗,使我此生很少做長篇的自省式的日記。我認為二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罷,都要有臨場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記一如軍校練兵,上了戰場能否打勝仗,還要看實際才行。

    我在台大送報期間,每大騎腳踏車到館前路,以現金批報,然後轉回來。有一大路過博愛路,在照相館的櫥窗裏,看到"檀島水仙花後"吳兆雲的照片,很為照片着迷,前後去看過好多次。後來發現我年紀愈大,愈有這種輕微的"畫像戀"(iconolagnia)的傾向,喜歡看我所選出的美女圖片,尤其裸體的,只是我選出的標準極嚴、極為挑剔,所以雖蒐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卻千百不得一。"文星"後期,林海音到我家來,聽説我雅好此道,送了幾張她眼中的美女圖片,她一走,我就給撕了丟到垃圾堆去了,原因無他,審美標準不同故也。照英國埃利斯(HavelockEllis)《性心理學》(Psychologyofsex)的説法,"畫像戀"的大類是"性景戀"(scopt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歡窺探性的情景、看黃色書看、看春宮畫、小電影之類,我亦顧而樂之。一般普通的表現是蒐集明星照片、海報,或到電影院看萊奧納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難免,只是程度深淺標準高下而已。除了"畫像戀"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經過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裝店的櫥窗裏,看了一個舶來品的塑料材料(?)的模特兒,造型、表情、姿勢、身材,皆屬極品,我看呆了,後來又去過幾次,留連不已。台灣一般百貨公司或服裝店所有的模特兒都是本土製的,都土頭土腦,不好看,可是當年延平北路那一個模特兒卻完全不同,我懷疑我又叫能有輕微的"雕像戀"(pygmalionism)的傾向,可惜我不是藝術家,否則我也許會像那位古希臘雕塑家一樣,迷戀上自己創造出來的美女呢。古書《聞奇錄》記唐朝進士趙顏有"畫像戀",對一畫中美女神往不止,畫工説:"餘神畫也,以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趙顏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畫中人真活起來了,這是"畫像戀"轉出的白日夢,我無此福氣也。古書《王子年抬遺記》記劉備有"雕像戀",他的甘皇后十八歲,漂亮無比,但劉備和她做愛時,卻要旁邊一個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劉備"晝則講説軍謀,夕則擁後而玩玉人",可見劉備是"雕像戀"同志也。

    如此這般的"雕像戀"後四十年,我在東森電視台做"李敖黑白講"節目,訪問了"情趣商店",老闆拿出"吹氣娃娃"展示,並説如果有資本支援,他們可做出與真人一樣的硅膠美女,長相、身材、尺寸等等都可任君選擇。我在電視節目中特別提到古書《中西紀事》的記錄,這書記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為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摺疊如衣服,以氣吹之,則柔軟温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入道。其巧而喪心如此"。我説這一有趣的見聞,可見清朝時代就有這種可以跟"它"性交的"吹氣娃娃"了,今天"吹氣娃娃"的最大缺點是不迫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現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樣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膠美人出來,不但身上有聲光化電配備,且具鬆緊、潤滑、顫動、吐納效果,一應俱全。或燕瘦、或環肥、或海倫、或瑪丹娜……任君擇之,並可照你提供的照片訂做一個,這豈不比真人更少麻煩?陳水扁若開一"台北市硅膠美人妓女户",豈不比真妓女更經濟、衞生、安全、人道?並且永遠不會抗議呢。以上意見,我從不認為是開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認真的建議,當然,為了不歧視女性,"硅膠裸男"亦照樣可大量製造,只要別像李敖就好啦。我在電視節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即郭先生、角先生、假xx巴、人工xxxx),技術之高,已全然擬人化,並且比真人還理想呢。真人縱大淫棍,一連兩次,也會"指頭兒消乏";縱威而鋼,一連兩次也會,"哲人其萎",但"硅膠裸男"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陽道永壯、青春不老,豈不更理想中用?若説硅膠不是真人,和"它"性交會有心理障礙,此真淺人之論,人生真偽,只在幻想力豐不豐富、只在一念之轉。若説面對真人才有情調,也是胡説。妓院中有妓女一邊接客一邊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經!卡經!"(閩南話"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樣,又何情調之有?結論是戀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膠雕像戀,,在現代科技效果下,虛擬幻境、上情下達,亦足多者。這種發現與真話,只有李敖説得出來並説得頭頭是道、有益眾生。"畫像戀"萬歲!"雕像戀"萬歲!"硅膠雕像戀"更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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