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書，企圖掩飾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侵略亞洲各國的罪行。此舉引起亞洲各國政府強烈抗議，尤其是全世界的中國人更感憤慨，因為中日戰爭，中國人民傷亡最慘重，死亡於戰亂者達一千五百萬，國家元氣消耗殆盡，戰後劫難旋踵而至。日本政府估計錯誤，以為三十多年，日軍暴行造成的創傷在亞洲人民記憶中已經消退。近年來許多跡象顯示，日本人對“大東亞共榮”的美夢並未忘情：國內放映“大日本帝國”影片，尤有甚者，竟修建“滿洲國紀念碑”；日本名導演大島渚最近的一部影片《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國內譯為《俘虜》)中，主角日本軍官自稱曾到滿洲“平亂”——意指盧溝橋事變，日本軍國主義的心態畢露無遺，難怪亞洲人民對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的意圖無限疑慮了。日本右派分子從未停止鼓吹日本重整軍備，並且公開尊奉紀念“戰死的英雄”，把頭號戰犯東條英機牌位送進“靖國神社”。相形之下，德國人對納粹暴行所持態度，迥然不同。前西德總理史密特，曾在猶太人被害者墓前下跪，代表全體德意志民族向猶太人懺悔致歉。也許我們可以結論，畢竟條頓民族比大和民族有良心良知，勇於認錯——日本人篡改歷史到底是一種怯懦的行為。但事實上德國人即使想篡史也不可能，因為這幾十年來猶太人一直鍥而不捨，把納粹罪行的證據，點點滴滴，全部收集存檔，有關這場浩劫的書籍、電影、戲劇，林林總總，可謂汗牛充棟，鐵證如山，而且不斷向全世界公佈。猶太人不容許他們的後代子孫忘卻這場滅種的悲劇，更不容許德國人翻案篡史。直到今天他們還在追緝納粹戰犯，每年集中營倖存者都會約同從全世界回到以色列追思被納粹殘害的親友。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最大的受害者，我們的努力比起猶太人真是相差太遠。雖然國內已經出版不少有關抗戰的史料，但尚未能影響國際，尤其未能影響日本人民，使他們瞭解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國政府所造成的滔天大禍。事實上戰後“遠東軍事法庭”有關日軍暴行之證據文件共有七百冊，現存日本法務省。當然日本政府不會把這些文件公開，讓日本人民知道他們政府的野蠻行為。倒是一九七二年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了該社記者本多勝一所著《中國之行》一書，在日本曾引起相當大的震撼。本多勝一一九七一年到中國大陸訪問了中日戰爭期間日軍在東北及南京上海幾次大屠殺的倖存者，並揭發了日軍在東北慘無人道的暴行。瀋陽“滿洲醫科大學”的日本醫生把中國人用做細菌試驗，注射斑疹傷寒菌到人體內，人還活着便予以解剖，研究體內情況。本多在書中列出當時的實驗報告並附詳細表格。讀到日本醫生所寫的這些完全客觀絲毫不帶人類感情的科學報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本多並參觀了三個東北“萬人坑”，這些“萬人坑”為埋葬中國礦工所設，不少礦工因生病體弱無法勞動，便被活活扔入坑中任其瘐斃，迄今照片上仍可看到坑中累累白骨。至於“南京大屠殺”那些慘聞，就更加驚心動魄了。幾周內，三十餘萬南京市軍民慘遭屠殺。這本書一出，日本知識界頗為震驚，但也有些反應聲稱：“當時並不知情。”果真如此，日本政府的愚民政策十分成功，難怪文部省要大膽篡史了。希特勒殘殺猶太人，然而今日六百萬猶太冤魂聲討正義的呼聲在世界上何等響亮，而一千五百萬中國亡魂又是何等的沉默。我們當然不能靠外國人來替我們申冤，外國人的報導倒是曲解事實的居多。美國學界一直流傳着一個荒謬的説法：國民黨沒有抗日。前時報雜誌名記者懷特(TheodoreWhite)報導抗戰，把國軍説得一文不值。他那本《來自中國的雷聲》對國民政府的國家形象損害頗大。他報導當時的狀況：士兵營養不良，徵兵制度不合理，少數官員腐敗顢頇。在抗戰後期或有其真實性，但抗戰前期中國軍民英勇抗敵的事蹟呢?民國二十七年“台兒莊之役”國軍以少擊眾，一舉殲滅敵軍勁旅磯谷、坂垣師團二萬精兵，成為抗戰第一大捷。二十八年“崑崙關之役”消滅中村正雄旅團，使敵軍五年不敢再犯桂南。第一二三次“長沙會戰”亦是同樣激烈，戰果輝煌。這些著名戰役都應寫成專書，推往國際。事實上在西方，許多有關二次大戰的書籍也是近幾年才剛問世。美國公共電視台最近推出一系列二次大戰紀錄片，頗有教育價值。如果我國即將成立的公共電視台也能仿照美國，將中國戰史製成紀錄片，相信對台灣的觀眾，尤其是青年觀眾教育意義重大。記得我在台灣中學念中國曆史，教科書上中日戰史一筆帶過，這場民族災禍交代得何等草率，紀錄片正可補教科書的不足。
文學和歷史都反映時代，如果説歷史是理性客觀的紀錄，那麼文學便是感性主觀的投射，二者相輔相成。抗戰文學正反映了苦難的中國，苦難中中華民族拼死抵禦外族入侵的悲憤與辛酸。抗戰文學史料的整理，實在是當今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近來國際上對這段期間的文學也漸重視，一九八年巴黎首次舉行“抗戰文學”會議，去年香港中文大學又舉行第二次，可惜兩次台灣都沒有派代表去參加，中國大陸倒派出不少作家學者，形成一邊倒的局勢。
《現代文學》同仁有鑑於抗戰文學對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於二十一期《現代文學》新刊第二十一期。推出“抗戰文學專號”。這個專輯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因為抗戰文學篇幅浩繁，史料不易蒐集，而且格於客觀形勢的禁忌，抗日期間有些思想左傾的文人作品無法納入。因此這個專輯的方針乃採取從有限的角度，來反映抗戰中國的一斑。已經廣為流傳的作品，我們沒有采用。專輯中的文章多為一些真情畢露的精品，有些是成名的前輩作家，如胡秋原、王藍、陳紀瀅、謝冰瑩、卜少夫、劉以鬯、何容、鐘鼎文等如今尚在台灣、香港，看了他們的文章，使我們瞭解到這些前輩作家抗日期間的愛國情操。王藍先生的《第一封家信》、謝冰瑩女士的《台兒莊》、陳紀瀅先生給女兒的信、胡秋原先生對青年軍的報導，都曾使我深深感動。我們特別感謝夏志清教授賜給我們的長文，這是一篇重要論文，給予端木蕻良以及他的天才之作《科爾沁旗草原》應有的文學評價。這個專輯由鄭樹森教授主編，他為此花費了驚人的時間與精力。專輯一共四百一十一頁，遠景出版社不惜工本促成其事。希望這個專輯能夠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同好研究抗戰文學的興趣，更希望戰後一代的青年讀者，能夠從專輯的文學作品中，去體認我們國家苦難的歷史。
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大悲劇。兩個文化文字如此相近的民族竟至互相殘殺。雖然這場戰爭的歷史背景異常複雜，但是這場劫難的教訓我們不能不銘記於心：“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設若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中國人能夠團結一致，復國建國，日本人何敢輕舉妄動。不幸中原大戰，兄弟鬩牆，遂予日本軍閥可乘之機，狂言三月征服中國。歷史的演變真是莫大的諷刺。戰敗的日本在烽火廢墟上建立起一等的經濟大國，而我們卻“贏得了戰爭，失去了和平”。猶記一九六六年返台，首次停留日本，看見東京高樓大廈高聳入雲，到處車水馬龍，一片繁榮，東京街上戰後的一代，個個衣履光鮮，神采奕奕，戰後的創痛在那些沒有記憶的日本青年身上似乎並未留下任何痕跡。我當時心情異常複雜，感觸良多，不禁深深覺到歷史的無情、不平。中日戰爭以及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使得我們對待日本心理矛盾重重。日本的精緻文化及物質文明，使得我們羨慕嚮往，情不自禁；然而歷史的傷痕又時常隱隱作痛，使得我們疑懼滿腹。仇日媚日都非正途，理性的考察與瞭解仍屬首要。甲午戰爭，中國敗北，清廷尚且派遣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到日本去學習他們富國強兵之道。今年八月《天下雜誌》出了一個日本專訪特輯，從各種角度深入報導。格於形勢，我們跟日本相生相剋的複雜關係，恐怕還會無限延長下去。然而在我們引進日本大汽車廠工業技術之際，我們必須心存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帶給我們國家民族無窮災禍，那一段痛史，毋容篡改，毋容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