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政府是專制政府，專制政府的代表人是皇帝。
皇帝是被尊為“天子”的人，“天子”是上天的、老天爺的兒子，來頭極大，大家都怕他。
皇帝的權力很大，大到有時候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大。因為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所以，他常常要試試看，看自己的權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要做很多事，要對付很多人，甚至要代表老百姓，跟“鬼神”和“自然”打交道。關於最後一項，皇帝的權力就顯得很小很小，因為“鬼神”和“自然”並不買他的帳。比如説，天不下雨了，皇帝的表現就是向“鬼神”和“自然”求雨，求呀求的，碰到他運氣好，雨來了，於是老百姓就説皇帝很行；若碰到運氣不好，任憑你怎麼求，雨還是不來，皇帝也無所謂，他還是照樣做他的皇帝——絕不讓你做。
所以，在歷史上，很多人做了皇帝，很多人想做皇帝。因為做皇帝太過痛了，做皇帝權力很大。
皇帝由於權力很大，當他做一件對的事的時候，他會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好；當他做一件錯的事的時候，他會把一件事做得很壞很壞。一般傻頭傻腦的小百姓都以為：皇帝的身分，既是上天的兒子，一定有一種“天縱之聖”，有一種天才與聰明，可以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對。對這種情形，不但傻頭傻腦的小百姓以為如此，就是一些皇帝自己，也以為如此。他們真的以為他們是天才的化身，他們不會做錯市。於是，做呀做的，結果許多錯節竟做出來了！於是，為了使皇帝少做一點錯事，一種制度便慢慢冒出來了，這種制度，叫做“諫官’制度。－“諫”，是一種勸告，“諫官”，是一種專門管勸告皇帝的官。這種官勸告皇帝不要做錯事，勸告皇帝在做一件節前多想想，再想想。他們整天跟在皇帝身邊，到處找皇帝的錯。找到錯以後，便提醒皇帝。
這種諫宮，有許多種。有的叫“拾遺”，意思是把皇帝“遺”忘的東西“拾”起來，免得因遺忘而做錯了事。
唐朝有一個大詩人，叫杜甫，他就做過這種“拾遺”的小官。
“拾遺”真是小官。為什麼要把拾遺設計成小官呢？因為拾遺要給青年人做，青年人有火氣，比較不老油條，看不慣的，就要説出來。一説出來，“諫官”的目的就達到了。因為諫官一類的職務，本來就是有話就要説的官，本來就是張開嘴巴哇哇説話的官。為了使諫官肯説話、敢説話，不怕一切後果和損失，所以給他們的職位，便愈小愈好，一個人做了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幹，不幹就不幹，一點也不會有戀棧惋惜的心情。官愈小，便愈敢説話，所以諫官都是小官。
除了“拾遺”以外，還有一種小官叫“補闕”，表示要替皇帝彌補過失；還有一種小官叫“司諫”，表示專門管諫淨的事；還有一種小官叫“正言”，表示向皇帝説正確的話。總之，這～類的小官們，名目很多。不管什麼名目，他們的使命，統統都是向皇帝進忠告；他們的做法，統統都是挑皇帝的錯。
當然，古代傻瓜們挑皇帝的錯，並不止於“諫官”、“拾遺”。“補網”、“司諫”、“正言”這一類小官，一般大臣們，他們也可以勸皇帝。勸得成功，大家都高興；勸得不成功，他一個人倒黴。
就人之常情而論，沒有人喜歡在他做一件事的時候，旁邊插了個多嘴的人來搗蛋，何況這個多嘴的人還是要你給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權力，他本可以把向他多嘴的人殺掉或趕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這樣做，這種忍耐，的確需要一點功夫。
古代皇帝中愈有忍耐功夫的，愈會被人稱讚，他們接受臣子們勸告，或者雖不接受，但有耐心聽聽，就會被稱為是好皇帝。他們這種作風，就被稱為“納諫”，翻成白話，是接“納”“諫”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們的勸告，也有～個名詞，叫做“拒諫”，翻成白話，是“拒”絕“諫”言。諫言拒絕多了，或者因為諫言而發脾氣、趕人、打人、殺人，這種皇帝，歷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壞皇帝。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拒諫”傳説，是殷朝的比干的故事，比干因為勸皇帝，皇帝氣起來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當時的皇帝叫商紂，所以以後一提到“拒諫”的壞皇帝，大家就説商紂考第一（有一次，漢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罵做商紂，可是他沒生氣，他沒生氣，就表示他不是商紂）。中國最有名的“納諫”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諫官魏徵。魏徵在唐太宗生氣的時候，也不怕，也要勸他，在這種“緊要關頭”（緊要關頭是指有的皇帝就要因忍耐不住而趕人、打人、殺人的關頭），唐太宗卻常常把氣按住，不生了。唐太宗和魏徵之間，常常有一些有味兒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準備好了，剛要出發，魏徵來了，唐太宗立刻裝做沒事的樣子，因為他知道魏徵是反對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徵很直爽，他問：“聽説皇上要去南山，怎麼沒走呢？”唐太宗説：“本來是要走的，因為怕你生氣，所以決定不走了。”
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隻鳥，正好魏徵進來了，唐太宗怕給魏徵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趕忙把鳥藏在胸前的衣服裏。魏徵説了一大堆話才走，唐太宗趕緊把衣服解開，可是鳥已經悶死了。
關於魏徵的故事，後代的人都很嚮往。有一天，元朝的英宗踉大臣拜住説：“我們這個時代，可還有像唐朝魏徵那樣敢説話的人嗎？”拜住回答説：“什麼樣的皇帝，才有什麼樣的大臣。一個圓的盤子，水放進去，是圓的；一個方的杯子，水放進去，是方的。因為唐太宗有度量肯‘納諫’，所以魏徵才敢説真話、才肯説真話。”元英宗聽了，報以為然。所以，還是皇帝重要，碰到一個壞皇帝，你亂多嘴，脖子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書，它是中國的（十三經）之一，叫機記），裏面有一段話，是告訴做臣子該如何動皇帝的。（禮記）説：
對皇帝，你要勸他；他不聽，再勸他，再勸不聽，第三次勸他。第三次勸他他還不聽，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對你的爸爸媽媽，你的態度就要不同了。對父母，你要勸他；他不聽，再勸他；再勸不聽，第三次勸他。第三次勸他他還不聽，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到他聽了你的話為止。
《禮記》這一段指示，其實許多古人都沒聽它。古人中有的勸皇帝，勸一次皇帝不聽，就嚇得不敢再勸了；有的勸三次不聽，他還是要勸，甚至要哭哭啼啼起來。
宋朝光宗的時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可是大臣們去請他，請得沒法，他只好出來，走到門口，忽然皇后把他攔住，説：“天好冷啊！我們喝酒去嘛！”皇帝一聽，就又不朝前走了。這時候，有一個大臣叫傳良的，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讓他回去喝酒。皇后氣起來了，大罵説：“你是不是要找死？”傳良聽了，立刻哭哭啼啼的説：“君臣如同父子，兒子勸父親不聽，一定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
這個故事，説明了古代勸皇帝的人，並沒有一定的中央標準局勸法，並不如機記晰要求的，勸三次不聽，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鉅子們，他們勸皇帝，常常採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馬；有的要表演自殺；有的拚命磕頭，磕得滿臉是血。有的皇帝對勸他的人很討厭，為了怕人勸他做某件事，乾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來個聲明，聲明的文字常常是——
有諫即死，無赦！（翻成白話是“不要勸我呀！誰勸我我就宰誰，絕不饒他！”）
敢有諫者，斬！（翻成白話是：“誰敢勸我，我砍誰的腦袋！”）
做皇帝的，本以為這樣“有言在先”，應該不再有人多嘴了，應該把那些長舌頭的男士們嚇唬住了，這樣一來，應該少去不少麻煩了。可是呀，沒用，還是沒用，還是有一些敢死隊前來衝鋒，來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國的莊王，説了誰諫就殺誰的，可是蘇縱還是要去勸他；又如晉國的靈公，也説了誰諫就殺誰的，可是孫息還是要去勸他。做皇帝的，簡直氣得沒法。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錯事，勸他不聽，常常要用無賴的方法去阻止。漢朝光武帝本來要出去玩玩的，剛上車，大臣申屠剛勸他不要去，申屠剛的理由是：天下還沒平定，你皇帝大人怎麼好去玩？光武帝不聽，下令開車，申屠剛見皇帝不聽，立刻趴在地上，把頭塞在車輪子裏，意思是説：“你要不聽我的，我就不要活了！你乾脆用車把我壓死算了！你壓呀！你壓呀！”這麼一來，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時候，有一次大臣陳禾向皇帝説話，皇帝聽得不耐煩，氣得站起來了，陳未立刻跑過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説；“請聽我講完。”皇帝不聽，硬是要走，陳示非要他聽，硬是拉住不放，結果裂帛一聲，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罵：“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陳木説：“你為了不聽我的話，不在乎衣服；我為了使你聽我的話，也不在乎腦袋！”
像這類當作紀念品，當作一種鼓勵和象徵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據的。漢朝成帝的時候，一個叫朱雲的，本是陝西地方的一個小官，但他要求見皇帝。在大庭廣眾之間，皇帝接見了他。朱雲説：“現在朝廷的大臣，都是站着職位吃白飯、不管事的，都不能幫皇帝的忙，我請求皇帝給我一把劍，殺個壞大臣，好給這些人一點警告。”皇帝一聽，氣起來了，説：“這個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殺掉他！”於是左右的人跑來抓朱雲，朱雲用手攀住宮殿的欄杆，死不肯放，別人用力一拉，結果連堅固的欄杆都給弄斷了。朱雲大叫説：“我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雲遊了，只不知道你們可怎麼辦！”這時候，將軍叫辛慶忌的，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頭來，他説：“這個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話説得對，不該殺他；如果説得不對，我們應該包容他。我願意以一條老命，來為朱雲爭取他的命！”話説完了，辛慶忌就梆梆梆梆磕起頭來，磕個沒完，磕得滿頭是血。於是，皇帝氣消了，説算了。後來木匠要來換欄杆，皇帝説：“不要換了，補一補就好了！就讓它那個樣子，作為一種鼓勵、一種象徵。”
還有一種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許鉅子可以有話直説，原因卻不是由於皇帝度量大，而是伯外國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時候，大臣戈謙勸他不聽，旁邊有人拍皇帝馬屁，知道皇帝討厭戈謙，特進馬屁要求把戈謙趕走，皇帝同意了。這時候，一名叫楊士奇的，立刻勸皇帝説：“現在外國人來朝見皇帝的很多，這件事著傳到外國去，洋鬼子們就要説我們沒有度量、沒有自由了，這是不好的。”於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種情形，皇帝寬大是為了怕歷史，怕歷史家記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趙匡風，喜歡打鳥（那時候沒有獵槍，用的是彈引。有一天，玩得高興，左右報告説，有大臣為了急事來求見，皇帝叫人把這個大臣叫進來聽報告，聽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氣了，他問：“為什麼這種普通的事現在來報告？”那大臣答説：“我認為這種事並不普通，至少比打鳥還重要！”’皇帝更氣了，立刻拿傢伙打這大臣的嘴，結果門牙兩顆，打掉在地下。那個大臣一句話也不説，只是彎下腰來，把門牙撿起，往口袋裏一放。皇帝奇怪了，問他説：“你檢門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説：“我怎麼敢告皇帝？這件事，自然會有歷史家去寫！”皇帝一聽，笑起來了，下令送這大臣許多錢，表示抱歉。
歷史上關於臣子勸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為勸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們，還是要一個接一個，勸個沒完。宋朝一位做過諫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他還做過一篇《靈烏賦》，高叫作為知識分子的人，要——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個人只有為“鳴”不計一切，才算是一個人。一個人要寧肯為“鳴”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國歷史上，向皇帝諫淨的人，理由並不見得正確，目標也不見得遠大，但是他們的基本精神則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壞的，我要説；
不讓我説，不可以！
（附記）有人拿諫諍事實與制度，來比擬言論自由的事實與制度，這是比擬不倫的。諫諍與言論自由是兩回事。甚至諫諍的精神，和爭取言論自由的精神比起來，也不相類。言論自由的本質是：我有權利説我高興説的，説的內容也許是罵你、也許是挖苦你、也許是尋你開心、也許是勸你，隨我高興，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諫諍就不一樣，諫諍是我低一級，低好幾級，以這種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地勸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