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亡命又亡國
蔣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國內，徐蚌慘敗，精銳盡失，權力基礎大受衝擊；在國外，美國總統杜魯門態度冷淡，宋美齡出訪，毫無成就。國內外局勢既已大大不利，和談的呼聲又甚囂塵上，然而蔣介石又如何能厚顏再與共產黨和談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來頂。但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總統”的權力架空，照樣以總裁的頭銜行“總統”之實權，和談代表出發前還須先到溪口，向他請示，國民黨內部於是更加紛亂，和談一破裂，共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橫渡長江，不到兩天，南京就被解放。親蔣的美國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與中共對話，果然與燕京的黃華見了面，並得知毛澤東、周恩來歡迎他以私人身份訪平，他亦有意，並積極進行，只因美國國務院反對而未果。但司徒堅持不去廣州，直接自南京飛返華府述職，結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參閱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５，３３３，３４１），他顯然不願意再給蔣介石抬轎子了。蔣介石得知南京易手，第二天下午就決定離開溪口。
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別，竟是蔣氏父子永別故里。蔣經國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顯然已有預感：“溪口為祖宗墓廬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蔣氏父子一行於當日下午抵達寧海縣東北角的團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艦。（參閱王舜祁《蔣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載《拆穿蔣介石》，頁五四五至五四七）
太康艦把蔣介石送到上海，召集湯恩伯以下軍官訓話，表示要親自指揮大上海保衛戰，再度侈談與城共存亡，及至五月二十五日，共軍攻入上海，即乘靜江號軍艦逃出，再從澎湖馬公坐飛機飛往臺灣，於六月一日在高雄降落。當時蔣已成驚弓之鳥，降落後卻不敢下機。孫立人將軍晚年親口告訴汪榮祖，他曾親自上飛機報告蔣，“這裡都是自己人”，蔣才下機。休息數日後，轉往臺北草山第一賓館居住。據侍衛室特別警衛組中校警衛區長趙秉鈺的回憶，蔣聽說是草山，大發脾氣，不甘心“落草為寇”，乃下令改稱“陽明山”。（見《追隨蔣介石逃臺的點滴回憶》，載《拆穿蔣介石》，頁五六二）當時閩粵重鎮均先後為共軍所佔，臺灣的二二八事變才發生兩年，大有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之感。
蔣介石為了穩定內部，以國民黨總裁名義，別組辦公室，以便指揮、調遣與安保。對外則於七月出訪菲律賓的委裡諾總統，以及於八月往見韓國的李承晚總統，想組成一個國際反共聯盟。但是由於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不感興趣，乃無疾而終。（見Ｃroziｅｒ?燻ＴｈｅＭａｎＷｈｏＬｏ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３４０）不過他在臺北至少暫時站穩腳跟，他於下野之前，早已有所佈置，省主席是心腹陳誠，國庫黃金亦已私運抵達，在廣州的國民政府無從“染指”。
七月中旬，閻錫山在廣州繼何應欽“組閣”，計劃堅守湘南粵北，以保住廣東。適於此時，蔣介石突率大批隨員從臺北飛抵廣州，以國民黨中常會名義通過設立“中央非常委員會”，自任主席，代總統反居副主席。此一組織顯然成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權力，直接控制黨、政、軍、經大權。蔣雖然尚未復職，但“非常委員會”由他主持，一切實已完成復歸其個人獨裁之下，諸如在軍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吳璉兵團、延宕劉安琪兵團，使防守廣東徒託空言；在財政方面，他控制存臺金鈔，使廣州國府求之不得，窮於應付，仍不免大軍缺糧，通貨膨脹。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湯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紹良的職，並立即押解來臺，形同綁架，而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事前均不知情，獨斷獨行連法統都不顧了。
蔣介石把兵調走，把錢扣在臺北，破壞了防衛兩廣的部署，令粵籍將領十分憤慨，特別是張發奎一再建議李宗仁，趁蔣於穗臺之間飛來飛去之時，乘機把他扣起來，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願“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六五四至六五五）其實，“其人之道”是平民亂政，破壞軍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總統”的職權，將其拘留，付諸司法機關公平審理，何至於“徒招惡名”呢？
就在這緊要關頭，蔣介石還要離間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衛兩廣之心更切，經蔣一番慰勉，動之以情，白盡釋前嫌，信其誠懇，促李歸政於蔣，真心合作。最後白崇禧顯然誤信蔣介石晚來的“誠懇”，失敗後前往臺灣與蔣共患難，結果不但當不上官，還遭到冷漠與歧視而又不得離境，鬱郁以終。
廣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無可忍，把蔣介石約來，嚴厲地教訓了他一頓，一五一十數說他過去的過失和罪惡。蔣最初顯得“緊張尷尬”，接著“唔唔諾諾”，爾後“面色轉現輕鬆”，令李大感意外，原以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鬧一番”，最後竟是“含笑道歉”。（見《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六○）這種反常以及與其性格決然相反的表現，未必如李宗仁所說，由於以元首的名器壓服了一生專橫的蔣氏，很可能由於多少年來無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評，突如其來的“嚴厲教訓”，令他初感驚詫，繼覺新鮮。李氏有備而來，所舉事證確鑿無疑，使六十二歲的蔣介石天良一閃，問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後若釋重負的輕鬆。這當然遠遠談不上痛改前非，蔣介石畢竟還是專橫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月十二日共軍已臨廣州市郊，“國民政府”再遷重慶。蔣介石嫡系部隊接管四川防務，李宗仁怕被逼勸進，甚至失去自由，乃決定出國就醫，於十一月十三日離渝。翌日，蔣飛渝想部署西南保衛戰，但軍心民心早已渙散，同月二十九日重慶市內已聞炮聲。蔣介石父子在危城中，雖有專機“美齡號”等候，仍有一段異常的亡命經歷。蔣經國在《一位平凡的偉人》一文中說，蔣介石“起身趕到機場”，沿途並無阻礙，說是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群，水洩不通，汽車無法通過，父親只好下車步行，走回寓所”。顯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機場”。董顯光在《蔣總統傳》中說法相同。然而蔣經國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說法，則是“下午十時，林園後面已槍聲大作，我只好向父親告實情，希望早離此危險地區。同時羅廣文自前線回來報告，知其軍力已被匪部擊散。而周圍各兵工廠爆炸之聲又四起，連續不絕。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混亂嘈雜，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午夜始達機場，即登中美號專機夜宿”，則是沿途已有阻礙了。
蔣介石死後，國民黨《中央日報》出版《領袖精神萬古常新》一書，收有秦孝儀的一篇《蔣總統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說：
領袖的行動，平時為著安全關係，雖然有車護從，但機動而簡單。除閱兵大典必需的禮節之外，從不曾用摩托車、警笛、憲警開道過，在重慶危急的時候，車輛壅塞，寸步難移，但是清楚了是領袖的車子以後，大家都自動在困難的情形下把路讓開。他真是貫徹了他從小所認為的“大總統應該和平民一樣”的觀點。
照秦孝儀的說法，則承認沿途有阻礙是實，但是並不是蔣經國所說的“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而是根本沒下車。為什麼沒下車呢？因為“清楚了是領袖的車子以後，大家都自動在困難的情形下把路讓開”。壅塞於途的難民潮居然會“自動讓開”，絕不合乎逃難的原理與常情。不管怎樣，蔣氏父子到頭來是走成了。他們“下午十時”出發，“趕到機場，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這兩小時中，“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果真如此嗎？還是秦孝儀所說的，蔣介石一直坐在車子裡，並沒下車步行呢？
我們從《毛故上將人鳳先生哀思錄》中，見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說是“運用了特種技術”使蔣介石到了機場，文章中已明說“就是領袖的車子也無法通過”，但如果真是蔣經國所說的“乃下車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種技術”嗎？由此可見，這一“特種技術”，恐怕是見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傳青史的吧？“徐蚌會戰”時，國民黨大將胡璉逃亡，他的“特種技術”是和戰車連長甘義三、副連長周名琴等人，乘坐戰車“突圍”，戰車是何等威風的東西，什麼也擋不住它，見人就壓，壓死人活該，最後“突圍”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鳳的“特種技術”是不是根本就是戰車。若不是戰車，那又將是什麼呢？江南《蔣經國傳》說：“當衣復恩駕駛的中美號專機臨空之際，由江口過江的解放軍，距重慶白市驛機場僅十公里，戰時陪都半小時後失陷。”只要有“特種技術”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時前從容脫險。——“特種技術”大矣哉?選古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此蔣得脫幾冤魂呢？
蔣介石得脫後，飛往成都，於十二月七日將“國府”遷至臺北，三天之後，逃回臺北，從此與大陸永別，一去兮不復返矣。從此臺北成為小朝廷的偏安之區，國民黨欲說還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丟後，徑稱臺北是“首都”，不過為了維持小朝廷的國家假象，稱臺北為“首都”，卻又極為必要。這怎麼辦呢？無奈之下，只好假造外電，說華僑四海歸心，視臺北為“首都”云云。回想中國歷史，商朝前後六百四十年，也不過遷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過遷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遷都一次，唐朝比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離開首都，都不過一年即回；唐代宗離開首都，不過半年即回；唐昭宗離開首都，不過兩年即回；最長的唐僖宗離開首都，也不過五年即回。並且他們是五個皇帝責任分擔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蔣政權搞得“首都”、“行都”、“陪都”遷個不停，形成前無古人的場面。
亡命之餘，蔣介石又自承亡國。他於一九五Ｏ年三月十三日，在“陽明山莊”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就有這麼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選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隻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選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選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我們一般同志如果今日還有氣節和血心，那就應該以“恢復中華民國”來做我們今後共同奮鬥的目標。（先總統蔣公全集》，頁一九五六）
蔣介石說得很清楚：“中華民國”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終”就“滅亡”了，這不是“亡國”又是什麼？遺憾的也許是必須逃到偏遠的海島上來亡國。當年陳布雷曾環顧鐘山的壯麗，嚮往歸隱或歸葬於雞鳴寺或靈谷寺（參閱陶永標《尸諫——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自殺經過》，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果然於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悽然自殺。靈谷寺、雞鳴寺，都是六朝的名剎。靈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間（五世紀）寶誌禪師蓋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五一四），他以社稷存亡，問於志公，志公回答說：“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後來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預言成真，趕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壞，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國”了。梁武帝餓死的地點，就近雞鳴寺，雞鳴寺是當時同泰寺的故址，寺的東邊有坡道通城，俗稱為臺城，八十六歲的梁武帝即殉國於此。陳布雷選上這兩座古寺而寄情、而流連、而殉死南京，真選得無獨有偶了?選宋人題靈谷寺，說是：“六帝園林墮劫灰，獨餘靈谷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喚得齊梁一夢迴。”其實，在南京的蔣政權連“墮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為六朝至少還在原地“亡國”，蔣政權連“亡國”都要亡到海島上來了。
“中華民國”原是國名，是“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個國名。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定都南京，遷了國都、改了國歌、換了國旗、變了政體，成為一黨專政。章太炎就公開說中華民國亡了，並自稱“民國遺民”。所以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已是第二共和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定都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第三共和之興，取代亡了的第二共和。蔣介石亦於毛澤東建國五個多月後自承亡國，萬里寄蹤的蕭公權教授亦在海外以“亡國大夫”自稱了。最不可思議的是，蔣介石亡命之餘、亡國之後，不但不下詔罪己，居然把自己升為五星上將，與麥帥相儔。失國而封帥，應該是史無前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