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丟掉大陸江山，責怪蘇俄幫中共的忙、責怪美國為德不卒、責怪毛澤東談談打打?選其實，這些都是遁詞，和或戰都是他的決定。他在抗戰後期就想以軍事解決共產黨問題，抗戰勝利後在中外壓力下，不得不擺出談和的姿態，但他的“和”無異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戰”。他原以為可以一舉消滅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趕出大陸。他承受和談破裂之“果”，由於他先種下了和談破裂之“因”。
戰時美國的對華政策，近程目標是增強中國的抗戰力量，至少不至於潰敗；遠程目標則是於戰後希望出現一強大團結而民主的中國。“民主”，乃是與法西斯、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國是盟主，故民主亦可為親美的代名詞。“團結”，才能解決當時中國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國共間的矛盾，才能統一、才能避免美國國務卿伯恩斯（ＪａｍｅｓＦ．Ｂｙｒｎｅｓ）所謂的“兄弟鬩牆之爭”（ｆｒａｔｒｉｃｉｄ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見Ｂｙｒ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ＦｒａｎｋlｙＰ．２２６）、才能有效地打敗日本、才能成為像個樣子的現代國家。“強大”，因為中國太弱，非強大不足以於日本敗亡後，填補權力真空，成為亞洲的穩定力量，羅斯福以四強名義相授，可説是給中國打一強心針。這是羅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魯門全盤承繼。羅、杜兩總統先後派遣居里（ＬａｕｃｈｌｉｎＣｕｒｉｅ）、威爾基、華萊士、赫爾利（ＰａｒｔｉｃｋＨｕｒｌｅｙ）、馬歇爾（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特使來華，都直接、間接與執行此一近程、遠程的政策有關。即使蔣介石所指責的“親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為了有效擊敗日本，扭轉中國戰場的劣勢，美國想武裝八路軍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説當時美軍原有在中國沿海登陸的計劃，需要包括共軍在內所有中國軍隊的配合。以遠程言，從美國人的現實觀點看，中國要民主團結，必須先要容納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各派。美國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但也不喜歡蔣介石獨裁。所以“親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蔣介石之大不韙去延安，“親蔣”的赫爾利也要冒蔣介石的大不韙去延安。蔣介石雖向美國人力言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但美國政府的情報確認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疏而不密。伯恩斯、赫爾利與斯大林等蘇俄領導人接觸中，也體會到俄國共產黨對毛共的輕蔑與不在乎。當時在重慶的美國使館中不少外交人員即認為毛澤東僅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蘇俄的第五縱隊而是一股中國內部勢力，並贏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認同，乃是不可動搖的事實。既然是國內勢力，從美國人的觀點看，非團結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團結中共，中國內戰勢不可免。內戰一打起來，民主統一的中國固然泡湯，甚至造成亞洲的動盪，威脅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國利益，亦非美國人所樂見。羅斯福的副總統華萊士於一九四四年訪問重慶時，即親聞蔣介石一意詆譭中共時，充滿惱恨與拙劣的邏輯（ｆｕｌｌｏｆｂｉｔｔｅ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ｏｒｌｏｇｉｃ），擔心他將成為中國的克倫斯基（Ａ．Ｆ．Ｋｅｒｅｎｓｋｙ）（見Ｂｌｕmｅｄ．，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Ｐ.３５１）可謂不幸而言中，最後毛澤東取代蔣介石正如列寧取代克倫斯基。老蔣失去了江山，也傷害了美國的利益。
明瞭美國對華政策，才能理解為什麼蔣介石的胡宗南大軍包圍陝北，養兵八年，時時竄動。而日本宣佈投降時，雖然國共摩擦更趨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於一朝，直攻解放區，即因蔣不敢冒美國之大不韙，遽然發動內戰也。國內厭戰、反戰的民意，在蔣介石心目中尚屬次要。
事實上，國共和談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國人。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對解放區採封鎖與防堵甚至攻擊的策略，不會主動與共產黨和談。然而羅斯福有鑑於蔣介石對日作戰表現差勁，亟欲加強其作戰能力，乃想到整合共軍武力。再由於若干美國記者突破封鎖線，訪問延安，印象頗佳，認為極有氣象，與重慶之委靡不振，呈現強烈的對比，更促進美國政府謀求聯合共軍、增進中國抗日實力的需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羅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日，與蔣談話十四次，談及“防共而不抗日”的問題，敦促蔣“對共產黨儘量優容”。（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上），頁二Ｏ一四）開羅會議之後，羅斯福又派副總統華萊士（ＨｅｎｒｙＷａｌｌａｃｅ）來華，任務也包括勸蔣與中共談判。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華萊士與蔣長談四次。蔣強調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壞，儘量挑撥離間之餘，仍只好答應美國軍事代表團訪問延安。（Ｂｌｕｍｅｄ.，ＴｈｅPrｉｃｅ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ｒｙoｆＨｅｎｒｙＡ．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９４２—１９４６，Ｐ．３３２—３３３，３５１—３５２）這個一二十人的代表團，就是所謂“狄克西團體”（ＤｉｘｉｅＭｉｓｓｉｏｎ），或稱“軍事觀察團”（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Ｍｉｓｓｉｏｎ），為蔣介石所不願見的美毛關係之突破。蔣不願見，因美毛軍事合作若有進展，蔣勢必無法獨佔美援，將更增強共軍實力。其實當時在華不少官員，包括史迪威在內，都主張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不久羅斯福又派赫爾利於八月間以總統代表身份抵達重慶。此公軍人出身，俄克拉何馬州人，自信極強而天真爛漫。他於美國對華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對中國的情況卻一知半解。他受到蔣氏夫婦熱情招待，對蔣產生好感，在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積極助蔣團結抗日，助蔣建立軍政統一的有效政府。換言之，他願把賭注完全放在蔣之一邊。即使如此，他仍須繼續美毛間的對話，以及化解國共間的矛盾。他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以代理駐華大使的身份，親自飛往延安，促進國共軍事力量的統一。毛澤東答以統一團結先須使中共分享美援，赫爾利認為可由一個聯合的國民政府來分配美援，並相信蔣介石會接受此議。周恩來乃應赫氏之請，同返重慶做進一步商談。此無異由赫爾利逼成國共和談。但蔣介石只肯“承認共產黨公開之地位”，即此一點，尚需整編共軍為國軍，“完全由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絕對不答應聯合政府，其實仍然要中共投降，與赫、毛在延安所得五點共識相差甚遠。周恩來致函赫爾利，重申取消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蔣介石則以籌組容納中共的“戰時內閣”，作為回應。赫爾利乃轉而支持蔣氏主張，使蔣“政治攻勢”得逞。（參閲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七三、四七六、四八五）簡言之，赫氏贊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後邀共產黨到蔣介石政府來做官的那種聯合政府，認為是合理解決的辦法。（參閲L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３１３—３１８）美國派在延安的軍事觀察團團長包瑞德（Ｃａｌ．ＤａｖｉｄＤ．Ｂａｒｎｅｔｔ）曾向毛澤東説：“你們要聽一聽赫爾利的話，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裏去做官。”毛回答説：
捆住手腳的官不好做，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地做，這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他（包瑞德）説：“不做不好。”我問：“為什麼不好？”他説：“第一、美國人會罵你們；第二、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我説：“你們吃飽了麪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干涉。現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麪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願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麼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選”（《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Ｏ三一）
毛澤東口氣很大，充分顯示不可能參加做官的聯合政府，然而赫爾利初未料到蔣介石連做官的聯合政府都不太情願，更不必談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國民參政會上，所提出的廢止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了。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抗戰期間雖然國共合作，但中國共產黨仍然是非法的，共產黨參加國民參政會是以“文化團體”的名義出席的，可見蔣對中共一直採取否定態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無論“使用”或“聯合”都無法真正落實。
赫爾利抵渝時，蔣介石與史迪威已鬧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蔣展示羅斯福的譴責函後，赫責史之不是，有助於蔣介石的“以夷制夷”，幫忙把史迪威給“制”掉了。史迪威離華後不久，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也辭職，遺缺即由赫爾利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繼。赫爾利大使便成為蔣介石的護航員，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召開六全大會，赫爾利更產生樂觀的幻想，以為蔣會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c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２１４），殊不知蔣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明説要“消滅共產黨”（原件今存南京二檔館國民黨中央黨部檔），而非合作，因而贊同蔣召集蔣所控制的國民大會，無視各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並附和蔣要求中共交出軍隊、交出地方政權，最多隻能從蔣獲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讓步。一九四五年四月，赫大使在美京華府更發表聲明，強烈支持蔣介石政府，替蔣之國民大會捧場；指責中共是分裂主義者，拒絕參加聯合政府。赫爾利以為蔣之國民大會若成功召開，中國便可民主統一了。結果他擁蔣反共的立場，得罪了毛澤東，被毛指為與蔣合唱反共雙簧，鼓勵蔣打內戰。七月間召開的參政會，中共也拒絕參加了。
赫爾利的扶蔣、擁蔣立場也引發重慶美國使館內部的劇烈爭辯，使館人員如謝偉思等認為赫爾利的做法，將使國共內戰不可避免，有違美國政策。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慶。要軍援延安，告知蔣即可，無須與他協商。把一切的賭注都放在蔣之一邊，何異與殭屍共舞。赫爾利則怒斥這些人親共反蔣，甚至送上紅帽子。（參閲Ｅｓｈｅｒｉｃｋｅｄ．?燻LｏｓｔＣｈ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３３３—３６３）大使與使館職員的辯論，取決於政治多於雄辯，而羅斯福正風燭殘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邊，不久於四月中旬病逝，美國的政策遂定位於“扶蔣”之上，軍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參閲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１９３—１９４）
赫爾利自斯大林獲得更明確不支持中共的保證，這位國際共產首領甚至向美國人説，延安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黨（此點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響）也不認為毛澤東可能奪取政權。即使蔣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讚賞蔣是一“大公無私的愛國者”。此顯然完全贊同美方的扶蔣政策，故赫爾利向剛上任的杜魯門總統説：“斯大林無條件地同意美國對華政策。”（見《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七卷，頁三四Ｏ）赫於四月二十四日返回重慶後，深信由於蘇聯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範，統一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澤東於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會議上，發表談話，題目是《愚公移山》，公開反對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全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冊，頁一ＯＯ一至一ＯＯ四），並不就範。蔣介石老實不客氣，於七月二十一日，指示胡宗南向陝、甘、寧邊區的淳化縣發起攻擊，進駐爺台山，威脅延安。中共《新華日報》大舉揭露此事，攻擊重慶發動內戰。美國畢竟不願見內戰發生，更不願在日本投降之前，國共繼續發生嚴重軍事衝突，魏德邁將軍乃命美軍人員分駐國共接壤之處，以制止之。（參閲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二七、五二八）
八月十日已有日本即將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時日軍仍然佔領自東北至廣東的大量中國國土，立即發生接收與繳械的問題。蔣介石的嫡系主力偏處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軍顯具接收失土的優勢。蔣即以統帥名義，命令共軍“駐防待命”，不準“擅自行動”。蔣之用心，當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軍隊於敵人將要投降之際不準進攻、不準繳敵人的械、不準受敵人的降，必然説不過去，於理有虧。毛澤東針鋒相對，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向蔣介石發了兩通電報，指出“駐防待命”的命令，有違國家民族利益，有利於敵人，礙難遵行。（詳閲《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Ｏ八七）不過，在接收問題上，由於漢奸周佛海出任蔣之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三一》），以收編三十餘萬偽軍（參閲王俯民《蔣介石詳傳》，頁二三Ｏ至二三二），岡村寧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軍協助並提供海空運輸服務，蔣之劣勢一變而為優勢。毛澤東洞悉此情，早於八月十三日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發表《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一文，向“全國同胞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要求解放區抗日軍隊直接派遣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三七）當蔣介石的發言人稱朱德及共軍為“人民公敵”，毛即反唇相譏説“提起人民公敵，誰都知道這是指着誰”，“他叛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將中國人民推入十年內戰的血海，因而引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勝利到來了，他叫人民軍隊駐防待命，他叫漢奸維持治安，以便他搖搖擺擺地回南京”。（見同書，頁一Ｏ四七）毛將“人民公敵”這頂帽子奉還，套在蔣介石的頭上，國共長期“摩擦”之餘，大有於日本宣佈投降前後，爆發全面內戰的危機。
日本昭和天皇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世界廣播，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全國慶祝抗戰勝利，但蔣介石的心情十分複雜，憂喜參半，甚至憂多於喜。當日向全國及世界廣播，即以“要愛敵人”為説，竟將日寇加諸中國軍民的苦難與殘暴一筆勾銷，因其心目中別有牽掛，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於抗日。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的日記中感嘆道：
嗚呼?選抗戰雖勝，而革命並未成功；第三國際政策未敗，共匪未清，則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選（《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頁二六七一）
他若能為所欲為，必以朱德不奉“駐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圍的解放區展開全面進攻，一舉蕩滅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戰尚未勝利時，他就親口告訴他的學者顧問拉鐵摩爾，“戰後中共問題必須要用武力解決”（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ＣｈｉｎａＨ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３９），自然無意組織什麼聯合政府，但當時國內外情勢絕不允他明目張膽地立即發動內戰，不過，他已掌握和平攻勢的有利條件。美國扶蔣態度已十分明朗，中蘇友好條約已經談妥，斯大林已公開揄蔣抑毛。延安在國內遭到圍困，在國際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開和平攻勢，在有利的情況下，逼對方就我之條件而和。日皇宣佈投降之前一天，在赫爾利的敦促下，認為重慶與莫斯科間的聯盟，必能迫使毛澤東前來請和（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４０４），蔣乃親自急電延安，請毛澤東“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當時國共間因“駐防待命”問題有糾紛，故毛覆電稱俟蔣對此事表示意見後，再考慮會見。於是蔣於二十日再度電毛，把“駐防待命”推説是盟軍總部的規定，説是“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後再亟力促駕，説是“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又説：“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言下之意，若不來，豈不是不體念國家艱危、憫懷人民疾苦矣。這是何等壓力?選毛遂於二十二日覆電，謂先派周恩來前來接洽。蔣怕毛推託，於接此電報後翌日，三度電毛，謂周氏來渝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並“已準備飛機迎迓”，做進一步之敦請，而電文均公諸報端，眾目睽睽，促駕來勢之洶，猶如錢塘之潮，一波高過一波，難以抵禦。毛只能於二十四日急電重慶，表示“極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來往電文見《重慶談判資料》，頁四至八）
蔣之緊迫邀請，乃是運用匠心的一種招數，顯欲將毛一軍，而且無論來否，自以為均操左券。若不來，蔣可説毛無和平建國誠意，不僅可卸內戰之責，且可將此責加諸對方。若來，蔣可以主人的優勢、有利的情勢，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條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謂先禮後兵矣，剿撫並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確沉重，壓力來自四面八方。然而蔣氏囚禁政敵的前科累累，諸如李濟深、胡漢民、張學良、楊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務暗殺，亦屢見不鮮。雖説美使赫爾利願做安全保證，但夜長夢多，防不勝防，萬一事發，推説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無論風險多高，毛勢在必行，否則未決雌雄，已輸了一招，絕非毛澤東所肯為，所以毛應蔣之請，並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邁派美機接送，赫爾利陪同，以防意外，並決定毛外出期間由劉少奇主持大計，都是以防萬一，設想周到的舉措。
毛澤東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赫爾利、張治中、周恩來、王若飛陪伴下，自延安飛抵重慶。蔣介石當晚在林園官邸設宴歡迎，爾後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
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心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頁二六五五）
毛來渝前的正午，蔣才集會商討方針，臨事才抱佛腳，原無新的腹案。誠摯相待尚須“決心”，可見誠摯來之不易。所謂政治與軍事整個解決，仍然是他一貫統一軍令與政令的説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軍隊與政權。因此，所謂政治要求予以寬容，極限不過是給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許到蔣政府做官而已。蔣氏和平條件更明確見諸於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之中，他列出三條：
一、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前引書，頁二六五六）
另組聯合政府根本不在考慮之列，蔣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澤東在重慶一住四十餘日，蔣毛會見時間不長，正式商談五次。歡迎晚宴時，蔣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勳章耀眼，似乎是向毛顯示他是最高統帥。蔣氏夫婦以茶會招待蘇聯大使彼得羅夫時，請毛作陪；又邀毛與美國大使一起吃午飯，似乎是向毛顯示他有美蘇兩大國的支持。蔣以聲勢懾毛，顯然無效，穿土布中山裝（即列寧裝，後來又稱毛裝）的毛澤東，絕不屈服，使蔣“腦筋深受刺激”。十月十日臨行前毛要求宿於林園，翌晨共進早餐，但話總不投機。毛離去後，蔣散步林園一週畢，於記事批閲公文之餘，“甚嘆共黨之不可與同羣也?選”（前引書，頁二六八八）
蔣介石在“統一軍令政令”的底線下，根本不會允許解放區與八路軍的存在，也不會同意重起爐灶，組織聯合政府來完成軍令與政令的統一。在此情形下，和談不可能談出任何可行的結果。毛澤東同意縮編若干軍隊，退出若干解放區，只是表示一點誠意，距離蔣的要求尚遠。國共重慶和談後所簽訂的《雙十協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過是裝點門面，根本問題並未解決。
唐縱在日記中透露，蔣介石説毛澤東本欲趁日本投降佔領華北，因來渝談判而未成。（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九一）事實上，在和談期間，美軍出動陸戰隊助蔣佔領華北。就蔣而言，此次和談的真正收穫乃是達到緩兵之計的目的，使蔣軍獲得寶貴的時間，由美國海空聯運送部隊到華北。不過，“毛”翁失“土”，卻在統戰上大有收穫。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以貴賓身份抵達重慶，逗留將近七週之久，周旋於各界人士之間，往往侃侃而談，時時心心相印，贏得無數同情與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園春》詠雪詞，“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氣勢不凡，使很多士人傾倒。
蔣介石於重慶和談期間，已秘密分發在江西時訂定的原《剿匪手冊》，準備展開軍事攻勢。同時授意張治中密電胡宗南，謂：“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做具體談判，如彼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團關於張治中向胡宗南傳達秘示致中央電》）事有湊巧，《雙十協定》簽訂前二日，一架國民黨運輸機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區，查獲編號為三二五一代電的蔣致閻錫山密件，附《剿匪手冊》兩本，泄露了“剿匪”的天機（見葉永烈《毛蔣爭霸錄》，頁四二八），《雙十協定》簽訂後，蔣失望之餘再密令各軍努力進剿，想以餓虎撲羊的兵力，完成軍令與政令統一之任務，不宣而戰的國共內戰實已爆發，但是進展遲滯，並不如蔣氏想象那樣容易克奏膚功。
中共於日本投降後，雖知美、蘇兩大國均支持蔣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繼續強硬抵抗。軟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僅出蔣意料之外，也出美國人的意料之外，還誤以為斯大林與毛澤東有什麼默契呢。其實斯大林得到滿蒙利益後，很願幫蔣的忙，只是對在華美軍感到疑懼。斯既對毛冷淡，毛自亦不必買斯之賬。一時之間，瞧不起秦皇漢武的毛澤東同時與蔣介石、斯大林、杜魯門對抗起來了。
支援蔣介石的在華美軍，旁觀者清，很快看到蔣軍不可能迅速解決共軍，遂怕被捲入中國內戰。更何況中共已對美軍助蔣提出抗議，蘇聯也要求美國自華撤兵，杜魯門基於中國統一的原則，武力統一既不可能或代價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統一的日程上來。要和平統一，國共又必須要回到談判桌上來。美國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爾利大使的親蔣反共立場既過於明顯，又與國務院在反共問題上搞得很不愉快，遂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辭職返美。杜魯門乃特命馬歇爾以總統代表赴華調解國共爭端。當時，馬歇爾在美國的地位僅次於總統杜魯門，而聲望或更過之。美國派出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來做調人，可見對國共問題的重視，以及要維護美國對華政策之心切。
馬歇爾於一九四五年年底飛抵重慶，帶來的不僅是馬氏個人的聲望，還有“胡蘿蔔與棍子”（ｃａｒｒｏｔａｎｄｓｔｉｃｋ）——如果聽話，不打內戰，和平建設，美國將提供大量經援與軍援；若不聽話，則停止一切援助。蔣介石對馬歇爾原有顧忌，因他與史迪威私人關係甚篤。馬歇爾固然不至於以私害公，但他絕非親蔣之人，更不會贊同蔣之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民主的聯合政府，依馬歇爾之見，乃理所當然之事，也是和談必需的先決條件。蔣必須依靠美國，並無拒絕馬歇爾調停的餘地。蔣之法寶無非是強調中共乃蘇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對俄冷戰的心態。不過美方則認為，若國共不能合作，導致內戰，反而失去以中國牽制蘇俄之實力。（參閲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Vｏｌ．1，Ｐ．６—７）
馬歇爾與國民黨代表張羣、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經過六次會議，於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獲致停戰協議，於十四日零時生效。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終於在國民政府大禮堂召開。（此會議之得以召開，實由於美方之壓力，見Ｂａ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licy，Ｐ．１８６）出席代表除國共兩黨之外，還有青年黨、民盟和社會賢達。
政協一直到月底才閉幕，中共在民主黨派與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頗佔上風，誠如唐縱所説：“在政治協商會，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難堪，令人難受已極，但又無可如何。”（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八Ｏ）最後通過五項決議，雖於國府委員名額有所爭執，但重要的是確定政府改組，結束一黨專政。蔣介石在開幕式上宣稱他將接受政協的決定，他在閉幕式上更講得甚是冠冕堂皇，聲明擁護政協訂定的《和平建國綱領》，願以“保障民主自由為職志”，以“建立法治國家為目的”，甚至説今後的政府要由各黨派的中堅分子以及社會賢達，共同來負責，説是“建國的重擔，既不是國民黨一黨的責任，更不是中正個人的責任”，最後還説：“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蔣介石致詞全文見重慶《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話説到這裏，毫無疑問，蔣介石已遵從政協的民主自由決議，願意結束一黨專政，改組聯合政府。（參閲ＶａｎＳｌyｋ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Ｐ．２４）當時在場聽蔣致詞的人，很難懷疑他的真誠，以為內戰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後看來，講詞中所謂“中正個人從幼年起，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平生的抱負和事業是隻知獻身於國民革命，以期救國救民”，語氣已見矯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別含深意的話：
我相信，我們國內此後不會再有私有的武裝軍隊、分立的地方政權，來妨礙政令與軍令的統一。否則無論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動。
在此他暗指中共黨軍（私有武裝）與解放區（地方政權），妨礙了政令與軍令的統一。換言之，中共如不交出軍權與政權，則政協所標舉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擁護他認為的真民主，自無義務順從“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問題在於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為黨軍、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系軍隊以及國民黨黨軍視為整個國家的軍隊。事實上呢，國共兩黨是各擁有“武裝軍隊”的政黨。葉公超曾向蔣介石提及，英國人問起國民黨政權既從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為罪惡？蔣介石的答覆是：“吾人推翻清帝制與軍閥割據，不得不有武力，今無此目標，自應不能私有武力。”（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六八）他應想一想，清帝制與軍閥割據之所以被“推翻”，由於封建腐敗不得人心，而此正是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重蹈覆轍的弊病，共產黨正可以此理由，擁有“私有武力”來推翻國民黨專政與蔣介石的獨裁。
若知蔣氏真正的意圖之後，始能理解為何他於公開尊重政協決議之餘，不僅不付諸實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縱的日記已經承認，蔣介石在“國際要求”下，不得不召開政協的，並非心甘情願，認為“此次政治協商會議是失敗的”，是一種“屈辱”（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七八、五八Ｏ、五九一），美國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蔣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們説蔣挾持了中國成為一個民主而富裕國家的一線希望。（參閲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１９４４—１９４９，Ｐ．９０；Ｈａｙｆｏ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Ｐ．２０５）
更不幸的是，政協開會期間，大批特務多次前往搗亂，侮辱出席代表。政協的民主同盟代表黃炎培與張申府的居處，被便衣人員侵入騷擾，民盟提出嚴重交涉，請求查究，國民黨代表孫科以政協主席資格，表示道歉，但特務仍未收斂。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上午九時，近萬羣眾在重慶較場口慶祝政協會議成功時，特務又來鬧場，高聲喊打，大會總指揮李公樸、政協代表郭沫若、馬寅初、施復亮等被毆傷，造成流血的暴力事件。過了不久，重慶的中共《新華日報》社與民盟的《民主報》社也被暴徒搗毀，報社人員多被毆傷。民盟主席張瀾特於二月二十三日致函蔣介石，指出特務一再鬧事，雖一再“請求政府懲辦禍首”，沒有結果，而又發生搗毀報社事件，責問蔣介石説：
使我公知之而故予優容，則人將疑其不誠；使我公竟不知之，則人將謂其不明。中國民主同盟同人本於愛護國家、促成民主，併為維持我公威信起見，謹請迅予嚴懲較場口血案及搗毀《民主報》、《新華日報》之主使人，並解散特務組織，責令陪都各治安機關切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使人權獲有保障，而政治協商會議所鄭重通過之一切決議，得以確實進行。（載《政治協商會議資料》，頁四六五至四六六）
特務根本是蔣之工具，若非示意，哪會傷人？唐縱日記中透露，二月六日官邸彙報時，蔣主席即有“對民主同盟為共黨做鷹犬應予膺懲”的指示（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八七），張瀾的責問和要求豈非與虎謀皮？
蔣介石慫恿特務的結果，終於出了大亂子、吃了大苦頭。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政協開會期間被特務打破頭的李公樸在昆明被暗殺了。四天以後，著名的西南聯大文學教授聞一多在參加李公樸追悼會後也被人槍殺了。李、聞都是民盟的骨幹分子，蔣介石一直認為民盟是共產黨“鷹犬”、一直想要“膺懲”，所以事發之後，十目所視，莫不視向特務，成為震動中外的重大政治謀殺事件。民盟失去兩大要員，固然打擊不小，但蔣介石及其政府受到的衝擊更大，對國民黨的最後潰敗，有推波助瀾之功，不亞於幾個師的威力。
民盟秘書長梁漱溟親往昆明調查此案後，於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調查經過和結果：
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來説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獲兇手”，只拿出聞案來“公審”，是李案“吞”而聞案“吐”。二是承認是昆明警備司令部兩個中下級軍官乾的，這是“吐”；但是出於兇犯“個人氣憤”，這樣就“吞”去了暗殺的主謀者。三是“公審”只許中央社記者參加，這是“吐”；但拒絕《大公報》記者及其他報社記者參加，這是“吞”。四是“公審”好像審判完結，這是“吐”；但問是否再審，他們答不出來是“吞”。（梁漱溟《憶往談舊錄》，頁二二九）
此案之所以不能在高壓之下一口“吞”了，因為特務幹得太明目張膽、民憤太大，然而梁漱溟的調查畢竟無以查出整個內情，內情必須要由裏面的人來透露。當時戴笠已因飛機失事去世近四個月，蔣介石派唐縱到昆明去處理這件案子。唐赴昆明前，於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五時接到軍統人事處處長鄭修元（化名鄭履冰）長電，“報告李、聞案與警備部有關”。唐於二十三日飛抵昆明，鄭修元以及雲南警務處處長李毓楨與昆明警察局長龔少俠向他“報告李、聞案真相與經過情形”，唐要他們“對外謹慎言論”。唐於二十六日由昆明飛上海，翌日飛九江，前往牯嶺去見蔣介石報告此行經過，唐説：
主席憤怒猶未已，大罵霍揆彰是瘋子。餘曰，聞一多於招待記者會時，侮辱領袖，力斥特務分子，刺激過甚，青年人血氣方剛，一時控制不住。主席長吁短嘆，曰：汝再赴昆明一行。（《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三四）
事情鬧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蔣介石大發脾氣，大罵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備總司令也，又是陳誠的親信。唐在牯嶺遇見陳誠辦公室高參張振國，説是霍受領袖痛罵，無計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處將行動有關人員拘捕，挺胸做烈士?選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蔣又召見唐，唐向蔣陳明：
李聞二案宜分開，以示非有計劃之行動，聞案以受刺激而出於義俠之偶然行為，李案以雲南人出面承擔，為報復李公樸構煽部隊之義俠行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則暫作懸案。（前引書，同頁）
“以示非有計劃之行動”，豈非“此地無銀三百兩”？無異自認是警備總部有計劃之行動，為了向社會交代，必須編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編造得不好，所以蔣介石要把它暫作“懸案”。唐縱於七月三十一日再度飛往昆明，與盧漢、顧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體步驟。雲南省主席盧漢説：“案情不必調查，已成公開秘密。”當時的公開秘密就是特務乾的，乃決定“由地方青龍、金馬等組織中挺出一人擔當本案責任”。（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三五）已可證明原非兩個中下級軍官因一時氣憤而殺人，乃是警備總部有計劃的行動，所以才必須找替罪羊出來“擔當責任”。
唐縱得知全部真相，並以特務們的案情報告“簡略草率”，為之“甚不懌”?選（見同書，頁六三七）他的日記所記雖語焉未詳，但蛛絲馬跡已很清楚，很可旁證沈醉於《軍統內幕》一書中所説霍揆彰實系主兇：
霍殺害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來是想討好蔣介石，希望改派他當雲南省政府主席。因為霍是陳誠系中的重要骨幹分子，他從陳誠口中瞭解到蔣介石對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滿以為這樣一來可以更加得到蔣的寵信，卻沒有想到竟會得到相反的下場。（下冊，頁四五七至四五八）
陳誠説蔣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確。事實上，案發前一個多月的六月五日，蔣有明確指示“對民盟不必姑息”，“應施打擊”。（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二二）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樸、聞一多以邀寵，則蔣雖不殺李、聞，而李、聞卻因蔣而死矣。美國方面對此事件的反應是十分強烈的，杜魯門總統於八月十日寫了一封“措辭嚴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國大使館立即轉送蔣介石，其中特別提到“最近昆明發生暗害中國著名自由主義者事件，不容忽視，這些殘暴的謀殺事件不論其責任誰屬，其結果已使美國注視中國局勢，且日益認為中國當局只圖以軍隊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決重大社會問題，而不採取民主手段”。（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十七）馬歇爾亦曾於有人在場時，當面向蔣介石提及李、聞二教授被刺事，令蔣十分難堪。（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
蔣介石連手無寸鐵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論“小米加步槍”的中共，更遑論聯合政府?選但是聯合政府乃是戰後和談的基礎，基礎既不存在，則國共停戰不過是暫時的，虛有其表耳。至國共在東北公開兵戎相見，一發而難以收拾矣。
蘇聯軍隊進據東北後，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於蔣介石的過度親美以及美軍出現華北，使蘇軍延遲撤兵（斯大林要求美軍同時撤出未果），乃不再阻止新四軍與八路軍發展。蘇軍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撤出長春，即由三萬中共軍隊進入，逼投降國民黨的偽滿軍退出。蔣遂以“俄國已決心在北滿製造共產黨偽政權”（見蔣介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反省錄）為理由，密令徐永昌進剿。此時雖距公開內戰還有好幾個月，但“停戰”變成斷斷續續的“休戰”，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實亡。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蘇軍撤出東北，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回到南京，五月五日宣佈還都，五月六日斯大林邀蔣介石訪俄，蔣竟然認為是“離間中、美關係之最大陰謀”而加以拒絕。五月十九日開始在東北發動攻擊，先後攻克四平街與公主嶺，又於二十三日攻佔長春。蔣原説共軍非撤出長春不能繼續和談；馬歇爾乃要求蔣下停戰令以免擴大，而蔣以視察東北為名，告訴馬歇爾回來再説。蔣顯然覺得一舉奪取長春，證明中共實不堪一擊，乃想大打一陣後再停戰。宋美齡陪蔣介石於五月二十四日抵達瀋陽後，致一英文長函給馬歇爾，除表示仍將遵守前訂停戰協定外，提出三項要求：一、中共讓中央政府接受東北主權；二、中共不干涉恢復全國交通；三、國共代表意見不一時，美方有最後決定權。馬將此函交周恩來，周於二十六日回信，原則上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只對所提三項要求略做澄清，並要求停戰。但停戰須等蔣回京，蔣到六月五日才回到南京，馬歇爾立即要蔣宣佈停戰以便和談，而蔣僅允休戰十日，説是所有條件談妥後再正式停戰。馬要求無限期停戰，但蔣僅略做讓步，允多休戰五日（參閲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Ｖｏl1，Ｐ．１３６—１３９）及休戰期限將滿，在各方壓力下，蔣再延八天。最後中共對宋美齡提出的三項要求多少做了讓步，但蔣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蘇北地方政權問題。蔣不僅要共軍自蘇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員也須撤走，完全由國民黨接收。中共不答應，只允按照政協決議原則選舉改組政府之後，由新政府來接收。至六月二十九日休戰期滿前夕，雖經馬歇爾苦心勸説，蔣仍不肯接受馬氏的解決方案，也不肯暫行保留未有協議部分，不肯簽字停戰。也不願宣佈談判破裂，於七月二日要國共五人小組：周恩來、董必武、邵力子、王世傑、陳誠去商談未了問題，談了十天仍無結果，蔣藉此下令開火，並立即登上廬山，顯然是要躲避馬歇爾。
馬歇爾於七月十四日跟上廬山，此後飛來飛去，到九月一日為止，一共九上廬山（幸而馬歇爾夫人也住在廬山，尚可公私兩顧），一再向蔣進言停戰，仍無辦法。（見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Ｖｏｌ1?燻Ｐ．１９０）蔣卻於八月十一日又向中共提出五項要求：一、中共自蘇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熱河朝陽撤出；三、中共自膠濟鐵路全線撤退；四、中共於六月七日以後所佔晉、魯各地須撤出；五、中共須於十月十日之前自興安省撤退，自黑龍江、吉林兩省撤出一半。這五項要求又超出蘇北地方政權問題遠甚，真是沒完沒了。中共則要求停戰後才能談，到九月底，蔣終於答應停戰，馬歇爾正感高興，而此時蔣軍進攻張家口打得順手，中共抗議，若不立刻停止，和談全面破裂，責任由國民黨來負，頓形緊張。而蔣於十月二日又提出有關國府委員名額與駐軍地點兩點聲明。這兩點連馬歇爾都感不妥，要求見蔣，蔣則避而不見，馬將這兩點聲明交給周恩來後才得與蔣見面，此時馬已氣蔣，要求杜魯門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認為“蔣氏進軍張家口，同時又利用馬將軍和我繼續和平談判，這會連累及美國方面的信譽的”。（《司徒雷登日記》，頁九）最後馬與司徒雷登大使於十月六日和蔣談了八個鐘頭，連飯都沒有吃，蔣僅僅答應停戰十日。（見梁漱溟《憶往談舊錄》，頁二Ｏ四）
周恩來見到蔣之兩點聲明已不高興，及知馬要中共於停戰十日之內實行這二點才能停戰，更感有助蔣為虐之嫌，於十月九日給馬歇爾寫了一個備忘錄，説明不能接受兩項要求的原因，並責怪馬陰助蔣，無意和平。馬歇爾辛苦一場，結果是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據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訴梁漱溟，馬帥大發雷霆，氣得發抖。（見《憶往談舊錄》，頁二Ｏ七至二Ｏ八）
正在此危機時刻，國民黨軍隊於十月十一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據點張家口，蔣介石得此佳音捷報，高興之餘，更不顧中共反對以及政協決議，擬於十一月十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國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勢力仍想做最後努力，蔣於十月二十一日接見中間派人士後，又立即飛往台灣，顯無談判誠意，至二十五日國民黨拿下安東，大家才明白蔣早已決定大打特打了。
馬歇爾聲望極高、信心極強，對於調停失敗當然耿耿於懷。連親蔣的國民黨學者邵玉銘，在他的司徒雷登傳裏，也不得不指出，馬歇爾對蔣一意想用武力解決感到非常憤怒。（見Ｓｈａｗ，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M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１７１）黃炎培於一九四七年元旦寫的一首絕句：“去年一月政協開，今年決議燒作灰；借問將軍馬歇爾，將軍端為何事來”（見許漢三《黃炎培年譜》，頁二Ｏ一），很可表達馬帥離華前的落寞心情。馬歇爾最大的敗筆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協完成自由民主的決議，而不能大力使決議落實，他譴責國共雙方的“極端（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派”破壞了和平（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Ｖｏl．１，Ｐ．４３１—４３３），實系外交辭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見相當一致，固然沒有什麼“極端派”，國民黨方面派系雖多，一切都是蔣介石説了算，他若要和平，誰敢破壞？所以和戰的關鍵人物無過於蔣。蔣一心要“消滅共匪”，原無意要和，然逼於情勢，震於馬歇爾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後來發覺美國因戰略關係，冷戰形勢已成，不會主動放棄蔣政府，也不會斷絕軍援、經援，更因反共的“麥卡錫主義”（Ｍａ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抬頭，親蔣的“中國遊説團”（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Ｌｏｂｂｙ）在華府實力強勁，乃有恃無恐，大耍起“瑞元無賴”的性格，令馬帥九上廬山，吃盡苦頭，而和談不成。馬歇爾於和談失敗後，曾於十二月一日與蔣介石見面，坦白警告蔣，內戰將導致整個經濟崩潰，絕不可忽視中共的力量，而蔣不同意馬之悲觀看法，認為中共在他的攻勢下，不可能維持八至十個月。一週之後，蔣又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説，即使沒有美援，他亦將在十個月內消滅中共?選（參閲Ｓｈａｗ，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１８４）蔣既一意要打，勸阻不成，打輸了又怪美國人援助不力，又再度呈現了“瑞元無賴”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