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暑假前，一羣台灣高中學生對高中歷史課本第三冊第九十八頁及三民主義課本上冊第三十二頁有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間，提出質疑。他們説：歷史課本敍述廢約時間為“三十一年十月十日”，三民主義課本敍述廢約時間為“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兩個時間不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國立編譯館在各報公開答覆，説：“‘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美、英‘宣佈’撤銷不平等條約，而正式與我簽訂平等互惠新約則為‘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故兩書所述均正確。”這種答覆，是很有問題的。因為“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只是美英兩國通知廢約的時間，尚未完成法律手續，又怎麼能算呢？至於“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的新約，照國民黨教科書和歷史寫法，認為是空前絕後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光榮紀錄”，而且把這光榮紀錄的功勳歸之於蔣介石。不平等條約是蔣介石廢除的嗎？就讓我們用公開的史料，檢查檢查吧。
先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內容。照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出身的張其昀《黨史概要》所抄，內容如下：
一、領事裁判權美國與英國人民或社團在中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撤銷，今後美英在中國領土內的人民或社團，應依照國際公法的原則及國際慣例，受中華民國政府的管轄。
二、使館界及駐兵區域美國與英國依辛丑和約所取得的特權，如使館界、北寧路駐兵權等，一律撤銷。使館界的行政與管理，連同使館界一切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均移交中華民國政府。
三、租界美國與英國在中國的租界一律撤銷，其行政與管理及一切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均移交中華民國政府。
四、特別法庭美國及英國在租界內的特別法庭，一律撤銷。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權美國及英國在中國各口岸使用外國引水人等特權，一律撤銷。
六、軍艦行駛之特權美英軍艦駛入中國領水之特權撤銷。以後中國與它們兩國之間，軍艦互相訪問時，均依通常國際慣例相互給予優禮。
七、英籍海關總税務司之特權英國放棄其要求中國任用英籍海關總税務司之特權。
八、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美英兩國人民在中國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之權，一律撤銷。
九、影響中國主權之其他問題此次新約未涉及的問題，如有影響於中國主權者，應由中國與美英各國之間，依照普通承認的國際公法原則及近代國際慣例解決之。（頁一七一〇至一七一六）
張其昀又綜合寫道：
自從三十一年雙十節，美英二友邦自動對我聲明，願放棄在華特權，另訂平等新約，歷數月之商討，中美中英新約於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簽字。佳音廣播，中外騰歡，當新約簽訂之日，我國民政府特頒明令，激勵全國人民，淬礪奮發。……民心士氣為之一振。（頁一七二〇）
如果張其昀所説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自然要“淬礪奮發”，“民心士氣為之一振”。但問題是，在我們又發又振的同時，是不是還要看看真相呢？真相是不是真的同條約一致呢？
照國民黨的宣傳，當然認為是一致的，所以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台北《中央日報》上説是“完全廢除”，並且“從此，解除了中國近百年不平等條約的枷鎖，而立於世界平等地位。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光榮地位，即在世界史上亦有其光榮地位”。
但是，如果我們拿出九龍的地位出來，國民黨又怎麼解釋呢？九龍明明是中國的領土，它在一八九八年被訂了九十九年的租約，國民黨怎麼不要回來呢？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英國各報登出英國政府聲明説：
帝國政府曾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及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一日公開宣佈，準備於遠東軍事行動結束後，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談判，以廢除英國人民迄今仍在華享受之治外法權。帝國所與諮詢之美國，亦曾發表相似之聲明。帝國政府茲為強調其對中國盟友之友誼與聯繫計，決定就此事做更進一步之表示。……願於最近將來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
但是聲明歸聲明，在談判時，九龍地位英國卻不算在內，拒絕談判。
蔣介石當時也擺姿態，暗示九龍如不在內，“則談判可能破裂”。不料姿態剛擺好，陶百川主持的重慶《中央日報》就先泄了底，在社論《向羅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將簽約的消息，於是姿態就擺不成了。陶百川在《關於重慶中央日報一篇社論問題的更正與補充》（《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中，承認蔣介石“對該社論確表不滿”，“認為泄漏外交秘密，飭將該報總編輯袁業裕先生交付軍事審判，但並未罪及他人。袁君旋經葉楚倫先生保釋，不了了之”。不過卜少夫在《佈雷先生對一個新聞界後輩的關顧》（《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透露蔣介石發了大脾氣，因中英美三國政府原約好在元旦同時公佈，故有違信約，而且此事説明重慶的外交部不能保密。卜少夫説，陶百川“因此丟掉中央日報的社長”，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約與收回九龍問題的補充》（《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則寫道：
其實，中美、中英新約，雖有擬議定於一九四三年元旦在重慶、華盛頓及倫敦三地同時公佈，當時中國政府因收回九龍問題與英國政府屢經交涉而不得結果，曾予英國駐華公使一印象，若九龍問題不解決，則談判可能破裂。茲由一富有權威的中國國民黨黨報提早發表元旦簽約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謂“討價還價的力量”，此亦為引起當局震怒的重要原因。當時駐英大使顧維鈞奉召返國，參與其事，曾於所撰回憶錄中提及此點，可供參考。
在英國堅持不談九龍地位以後，蔣介石就屈服了。硬不起來的原因是：“不宜為九龍局部問題而致破壞全局，且於同盟國之形勢亦多不利，故決定退讓。”（見董顯光《蔣總統傳》）但是難以理解的是：英國租借地，北有威海衞，南有九龍。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軍閥”曾經要求收回各國租借地。當時英國允許退還威海衞租借地，至一九三〇年正式收回。所以還九龍的理由，已因威海衞一例而不能成立。蔣介石的“屈服”，再一次説明他“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本質。於是，九龍地位問題，就成了平等新約的一個最大諷刺。九龍收不回來，還叫什麼收回租界呢？還叫什麼“解除了中國近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枷鎖”呢？所謂“光榮紀錄”、“完全廢除”，真相竟原來如此?選
而且就誰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言，無論事實上或形式上，蔣介石都無法不面對一項挑戰，那就是汪精衞南京偽政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行動。這項行動，發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蔣介石早兩天。早兩天還只是就這次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説的，其實，若照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汪精衞與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籤的協定，明明“已有平等條約的形式”，那就早的不止兩天而是兩年了。（見傅啓學《中國外交史》第二十四章）國民黨的國立編譯館“不願漢奸廢除不平等條約廢得比國民黨早”，就只好篡改歷史，硬把沒簽約的“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張冠李戴起來，這當然是煞費苦心的，難怪高中學生都搞不清是怎麼回事了?選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還是落在漢奸後面，因為早在“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江寧條約百年紀念會”上，汪精衞就率先演説已將英美驅逐，已取消領事裁判權，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了。因為漢奸都先發制人如此，所以十月六日的重慶《大公報》上，就趁美國總統特別代表威爾基（ＷｅｎｄｅｌｌＬ．Ｗｉｌｌｋｉｅ）來中國時候，呼籲趕快跟進。於是十月十日，才有了宣佈。但是宣佈不是簽約，當國民黨趕到“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與美英兩國簽約的時候，漢奸早就於“三十二年一月九日”向日本要回這些權利了。同年六月三十日，漢奸與日本再訂了“日本交還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權實施細則條款”，八月一日，正式從日本人手裏收回租界，並把這一天作為“復興節”?選
漢奸的這一行動，使蔣介石大感遺憾。在日記上説：“日汪先行發表偽廢除不平等條約，殊為遺憾。一般人士雖明知偽約為兒戲，然而中美新約繼其後發表，未免因之減色。”（《蔣總統秘錄》第十三冊）英美拖到這年才放棄不平等條約，其實做的，只是順水人情、空頭人情而已。傅啓學《中國外交史》中曾有論列，他説：“是時英美在華的勢力和地位，已完全被日本侵佔。在三十一年的太平洋戰爭，是英美的慘敗年。香港、新加坡、馬來半島、菲律賓、荷印、越南、泰國、緬甸等地，都被日本侵佔。英美當時放棄的在華特權，是已經喪失了的特權，對中國是‘惠而不費’，所以英美這項措施，是最賢明的措施。”劍橋中國史的作者亦認為一九四三年初，西方國家與蔣介石政府簽訂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一象徵性的舉措，以反制日本反英美帝國主義之宣傳。（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〇ｒｙ〇ｆＣｈｉｎａ，Ｖ〇l．１３，Pt．２，Ｐ．５３３）
但是，漢奸的快馬加鞭又不止此。他們不但跟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並且跟意大利也廢除了。王世傑、胡慶育在《中國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一書裏説：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日本政府與南京偽組織簽訂協定，規定將北平使館界之一切行政權與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還偽組織，日本人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權，則予取消。同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發表同樣之聲明。
但是，漢奸的快馬加鞭還不止此。他們不但跟日本、意大利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並且跟法國也廢除了。維希政府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宣佈放棄治外法權、交還租界，並將宣言同時通知重慶與南京，且於五月中旬與南京汪政權簽訂協定，將平、津、滬、漢口、廣州等地租界移交給汪精衞。蔣介石抗議無效，法國維希政府更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汪政權簽訂“法還滬租界協定”，交出上海法租界。蔣介石一怒之下，於八月一日與維希政府斷交，並於八月二十七日承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但戴高樂並不承認蔣介石單方面宣佈取消法國在華不平等權利，不過同意以訂立新約的方式廢除之。於是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蔣介石還要與法國商談這個問題，更拖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法新約才正式簽字。可見漢奸的愛國戲，演得比蔣介石又早又快。在中法關係上，蔣介石同法國籤平等新約，遠落漢奸三年之後，國民黨的“光榮紀錄”、“完全廢除”，真相竟原來如此?選
蔣介石廢除不平等條約不但落在漢奸後面，並且落在“軍閥”後面。前面説到日本、意大利、法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漢奸完成的，比蔣介石要早得多。
以德國、奧國為例。“軍閥”在一九一七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國民黨在南方極力反對，但是參戰可以把中國國際地位提高，最後證明了“軍閥”比國民黨判斷正確，與德國、奧國的不平等條約，就因此作廢了。不但廢除不平等條約是由“軍閥”開始的，即使訂立平等新約，也是由“軍閥”開始的，那就是“中德平等新約”，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訂立。德國聲明放棄在華一切特權。可見自一八四二年來，第一次締結平等新約的是北洋軍閥，而非蔣介石的國民黨，要比國民黨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約早十一年?選
再以蘇聯為例。蘇聯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由外交部長齊採林（Ｇ．Ｖ．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對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提出報告，説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和它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Ｌｅ〇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簽署的宣言，就是根據齊採林這個報告。其中説：“蘇維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補償，而交還中東鐵路，以及一切採礦權、伐木、開採金礦，及其他為沙皇政府、俄國軍人、商人和資本家從中國取得的權利。”接着就是中蘇兩國的談判，而主其事者，就是顧維鈞。董霖在《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二期）寫道：
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顧氏屢將中國之願望訴諸一九一九年之巴黎和會及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之華府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奧兩國因戰敗而喪失在華特權。惟最早由外交途徑而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由顧氏主持。彼以中國外長資格與蘇聯特使加拉罕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中蘇協定，附有宣言、換文，同意解決兩國有關問題之普遍原則。該協定包括事項甚多，其最重要者為取消中國與帝俄簽訂之各項條約合同等：“依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蘇聯政府所發宣言之精神，以平等、互惠及公道為基礎”，另訂新約；蘇聯政府承諾廢除所有帝俄與第三國家簽訂有礙中國權益之條約等，並相互保證不與他國簽約有損中蘇兩國任何一方之權益。日後中蘇關係雖多變化，但“顧加協定”確開中外平等訂約之新紀元。
再以比利時為例。董霖寫道：
顧氏在外交上另一果敢舉動乃為宣告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之中比條約失效。比國曾憑此約，援引最惠國條款，得於中國擁有片面權益，但約期將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屆滿。中國政府因而通知比國議訂新約以代舊者，但對方則以該約第四十六條為根據，認為只有比國有權要求修改。當顧氏於一九二六年十月重主外交時，親自處理此事，建議比方在議訂新約期間，商訂一臨時協定，不意未被採納。中國政府嗣因此案久懸不決，毅然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頒發明令，宣佈一八六五年之中比條約失效。
後來，國民黨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與比利時籤中比新約的時候，已經晚於“軍閥”十七年；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與蘇聯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時候，已經晚於“軍閥”二十一年，並且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絕非平等新約，是典型的賣國條約。
由此可見，整天被國民黨罵的“軍閥”，他們並沒像蔣介石那樣喪權辱國；他們廢除不平等條約，也遠在蔣介石之前。上面所説他們與德國、奧國、蘇聯、比利時的關係，就是鐵證。其實，這些還只是犖犖大者，至於細節就不必細表了。（詳閲李敖《蔣介石研究五集》，頁二〇一）如果一一探討起來，我們會發現“軍閥”的苦心，可真令我們起敬。以收回上海會審公廨為例，便可見一斑了。
外國領事的會審權，始於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條約。普通華洋間民事案件，大都由知縣與領事會商了結。至於華人在租界內犯罪，由租界警察送交知縣審理，由領事會審。但租界設有會審公堂的，情形就比較複雜。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日，上海道與英、美領事締結《洋涇浜設官章程》。開始設立公共租界會審公堂，不久法租界也成立會審公廳，分別專理上海租界內華洋訴訟，華人為被告案件，概由外國領事派員會審；至於純粹華人民刑案件，仍由中國廳員自理。辛亥革命發生，上海道不能執行職務，領事團乘機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接管會審公堂，中國廳員亦由領事團委派。從此不但涉外案件要會審，就是租界內的純粹華人案件，也要會審了。外國領事握審判大權，雖經中國多次抗議，也沒結果。
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軍閥”孫傳芳的主持下，才訂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暫行章程》，將上海公共租界原有的會審公廨改設臨時法院，凡界內民刑訴訟案件除屬於各國領事裁判權者外，均由臨時法院審理，法官也由江蘇省公署任命。上海關係各國領事同江蘇省公署締結這一章程，同意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曾實施了三年。法院中任命的推事像徐謨、像吳經熊，都是同國民黨掛鈎的人，蔣介石可有這種“軍閥”的度量嗎？
何況，蔣介石後來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也得利於“軍閥”所用人才的餘蔭。早在一九三三年，波拉德（Ｒ〇ｂｅｒｔＴ．ｐ〇lｌａｒｄ）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中國外交關係》（Ｃｈｉｎａ’ｓＦ〇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〇ｎｓｌ９１７—１９３１）裏就指出：
在軍閥主義流行的時代，中國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國際公法有外交經驗及通曉國際情形的相當人物所定奪。這些外交官員中，有許多曾在中國教會學校畢業的。有幾位是曾在美國英國或其他歐洲國家大學裏得到高等學位的。實際上他們都能操一國或幾國語言。所以內閣和黨系可往復調動，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當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員，卻始終是在這種留學階級的青年們手裏。他們曾在巴黎與華盛頓會議裏，聲訴本國的怨嫌。他們決心要努力達到中國應受主權國待遇的原則。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業中，他們曾培植其基礎。
正因為“軍閥”有度量讓職業外交家去辦外交，所以中國能以弱國辦外交，辦得並不遜色，並且為國民黨“培植其基礎”。最後，當國民黨的局面愈來愈小的時候，蔣介石發明了以軍人或黨棍當大使、辦外交的菜事。終於，就連“軍閥”培植的一點點基礎，也被蔣介石給糟蹋掉了。
綜合上面這些真相，我們便看出來，國民黨口口聲聲説他們最早廢除不平等條約、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只有他們廢除不平等條約、別人沒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是完全與歷史不符的；相反的，蔣介石自己訂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像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等，其喪權辱國的程度，連清王朝、“軍閥”、漢奸都幹不出來?選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光榮紀錄歸之於蔣介石、歸之於國民黨，乃是歪曲歷史?選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蔣介石政府與西方國家“象徵性”地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又另訂不平等條約，豈僅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已。蔣介石為了打內戰，於一九四六年就與美國簽訂各類條約、協定、諒解達十三項之多，以換取美方的軍援與經援。這些新的不平等條約，包括中國全境對美開放、允許美軍駐紮和使用中國基地與設施、美商在華享有與中國人相同的經濟利益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商約事實上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多方面的權利允諾與最惠國待遇，實際上恢復了美國人在中國沿海以及內河航行權利、破壞了關税自主，而且還新增了允許美國軍艦任意行駛的特權。類此皆以法律的形式，使美國在華特權合法化。蔣介石居然説是“採取平等互惠的原則來簽訂的”。（見《蘇俄在中國》）當然從文字層面來看，雙方好像是互惠的，但實際上，當時中國不可能佔有美國市場，更不可能派軍艦去美國，所以本質上絕對是讓美國片面獨惠的、喪權辱國的。而《中美商約》之後，又簽訂了包括《青島海軍基地秘密協定》在內的一連串不平等協定。蔣介石又何以自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