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在台北陽明山的國民黨高幹訓練班——革命實踐研究院——裏，有一個特級軍事教官，這個人黃面孔，有中國名字，可是不是中國人。國民黨高幹要向他行禮，叫他老師，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侵略中國元兇——日本岡村寧次大將?選這個大罪犯怎麼會成為蔣介石座上的貴賓呢？
岡村寧次是當年發起“九一八”事變的日本少壯軍人。“九一八”事變的秘密作業，在日本陸軍省方面，有三個重要負責人，就是軍務局長小磯國昭?穴後來做到首相?雪、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和補任課長岡村寧次，當時岡村寧次是大佐?穴上校?雪，但是他主管日本所有校級尉級軍官的調補，權力之大，可以左右局面。果然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上台後，就分別安插黨羽，積極侵略中國。據高宮《軍國太平記》的紀錄，岡村寧次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和同班的永田鐵山在德國温泉有密約，要大幹一票。他和永田鐵山掌權後，自然加速了這一“櫻花社”思想的節拍。所以兩年以後，“九一八”事變就發生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岡村寧次有功，從關東軍副參謀長而參謀本部第二部長、而仙台師團師團長、而華北陸軍最高指揮官，最後做到日本侵略中國的頭子——派遣軍總司令。
岡村寧次在中國橫行的時候，他提出“治安強化運動”；珍珠港事變後，又提出“完成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的號召，努力把中國作為侵略世界的基地。在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方面，他更是積極。據《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紀錄》第二卷，明説：
十二月一日宮崎參謀返部，向總司令官岡村大將報告大本營案之概要，總司令官之全盤作戰指導與大本營之所示完全不同，遂具申攻略重慶之意見。
這表示岡村寧次對侵略中國，跟大本營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是有獨到的心得的：
岡村總司令官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對派遣軍各參謀，宣示進攻四川、昆明，建設大陸要塞?穴對西方?雪，覆滅中國空軍基地，及中國東南沿海之作戰準備等意見，以做一九四五年之作戰課題，特別指示大東亞戰爭獲勝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與美軍死拼，並使中國政府迅速屈服。派遣軍應排除萬難，達成屈服中國政府之目的，並對此迅速研究，俾向大本營具申意見。
在“使中國政府迅速屈服”的方法上，岡村寧次主張“進攻四川”。在《中國派遣軍今後之作戰指導腹案》裏，有這樣的決定：
太平洋方面美軍之反攻，雖已及於中國大陸，然因日軍一號作戰之結果，中國政府已形動搖，其西正面之總反攻，預期可能延至本年中期以後，派遣軍判斷彼時中、美聯軍將由陸、海兩面實施總反攻，作戰態勢對日軍至為不利。故現下應捕捉政戰兩略上之最後時機，以最大決心，覆滅中國抗戰根據點之四川省要域，制止中國軍之總反攻於未然，並促使中國政府之崩潰，以利全盤之戰爭指導。
但是，日本大本營基於全面作戰的考慮，使岡村寧次的積極侵略中國計劃打了折扣；岡村寧次手下的第六方面軍也不贊成進攻四川。在《沿海岸對美作戰準備綱要要旨》裏，有這樣的紀錄：
關於進攻四川之建議，始終未獲大本營之完全同意，而於一月二十二日下達大陸命令，但總司令官之作戰思想，毫無變更，經研究結果，為打破一月二十二日大陸命令及大陸指令之限制，決再相機向大本營具申意見，於一月二十九日命第六方面軍研究進攻四川作戰——最低限度須依一月二十二日大陸命令及大陸指之規模——速行提出報告。
然第六方面軍岡村司令官之見解，原與總司令官不同，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集會時，曾面謁總司令官，擬提供中止進攻四川，專心對美戰備之意見，但因總司令官先已宣佈大陸命令，並命第六方面軍傾注全力準備進攻四川，故不便再行申述，但迄六月前後岡村司令官與總司令官之作戰思想，仍未一致。
岡村寧次這種目無上級也目無下級的專橫，由此可見?選記錄上説：
第六方面軍迄未呈出有關四川作戰之研究報告，故總司令官於三月底，巡視漢口、衡陽，以資督促，對方面軍司令官之消極態度，頗表不滿，於四月二日歸還南京。
不久以後，日本就投降了，岡村寧次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對各司令部訓示中，所謂“神州必滅，戰爭必勝”的氣焰，也就不得不收拾起來了。
日本投降以後，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後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説：
我面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着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閒話語句，並以將上斷頭台的心願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一一九二）
岡村寧次又在戰後，《何應欽將軍感謝會致謝辭》中説，何“多年的親日態度，早為日本國民所周知”。蔣介石派最親日的何應欽去受降，原非偶然，因他要與打敗的日本軍頭“親近”，以為己用。蔣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即致電岡村寧次，提出投降原則，其中包括不尋常的“暫保現有武器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命令”。換言之，他要日本人僅向他指定的人投降繳械，不然依舊維持原有武力。他不要共軍受降的意圖已十分明朗。岡村寧次完全懂得蔣的意思，提出“使重慶中央政權容易統一”的所謂“和平以後對華處理綱要”，並保證如延安持抗日、侮日態度時，“則斷然懲罰之”。八月二十一日，中國在江西芷江接受日本投降。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親自交給日軍代表今井武夫蔣介石的一份備忘錄，再度強調日軍不得向其他中國部隊的指揮官，“投降繳械及接洽交出地區與交出任何物資”。當冷欣奉蔣之命到南京去接洽受降時，岡村寧次更露骨地建議，願以一百二十八萬在華日軍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據白崇禧透露，岡村的建議深獲蔣心，特予“嘉許”，只因美國人反對以及其他種種考慮，未能採納。雖未採納，八月下旬天津日軍果然拒向共軍投降，發生劇烈戰鬥，何應欽奉蔣命要求岡村寧次堅決反擊。洋人有“血濃於水”之説，而蔣可謂反共尤濃於血矣。正由於在反共上相互合作與投契，岡村寧次雖然是“九一八”事變的元兇、雖然是侵略中國的死硬派、雖然是天字第一號的劊子手，可是，蔣介石居然判他無罪?選我們試看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判決全文：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七年度戰審字第二十八號
公訴人本庭檢察官
被告岡村寧次，男，年六十六歲，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
指定辯護人江一平律師
楊鵬律師
錢龍生律師
右被告因戰犯案件，經本庭檢察官起訴，本庭判決如下：
主文
岡村寧次：無罪。
理由
按戰爭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戰期間，肆施屠殺強xx搶劫等暴行，或違反國際公約，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為要件，並非一經參加作戰，即應認為戰犯，此觀於國際公法及我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二第三各條之規定，至為明顯。本案被告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發生於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穴酒井隆、谷壽夫業經本處判處死刑，松井石根經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先後執行在案?雪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閲時八月，所有散駐我國各地之日軍，多因鬥志消沉，鮮有進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跡其所為，既無上述之屠殺強xx搶劫，或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自不能僅因其身份系敵軍總司令官，遽以戰犯罪相繩，至在被告任期內，雖駐紮江西蓮化、湖南邵陽、浙江永嘉等縣日軍，尚有零星暴行發生，然此應由行為人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準執行在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
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
據上論結，應依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一條第一項，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本庭檢察官施泳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審判長石美瑜
審判官陸超
審判官林健鵬
審判官葉在增
審判官張體坤
看了這種判決書，不能不感到：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的日本軍閥，怎麼可能無罪呢？“一號作戰”乃抗戰八年中最慘烈的戰鬥，不是由岡村主持的嗎？卻完全不提，明顯地避重就輕。至於判決書中所謂無“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的話，對照起上面所舉的岡村寧次侵華史，就知道蔣介石的軍法官在如何抹殺歷史、為日本軍閥開脱了?選——岡村寧次開風氣之先，鬧出“九一八”事變，正是“計劃陰謀發動”啊?選岡村寧次統大軍於後，一心要“進攻四川”而後已，正是“支持侵略戰爭”啊?選這樣明目張膽的侵略元兇、這樣昭然若揭的史實，怎能這樣的抹殺、這樣的開脱、這樣的判決呢？
這樣的判決下來，是不是蔣介石根本不知道岡村寧次有罪呢？非也，蔣再無知，也是知道的。這種知道，在邵毓麟的回憶——《勝利前後》——裏，已經透露，邵毓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夜，曾與岡村寧次會談，“討論到一個重要問題”，討論後第二天清早——
我軍獨飛返芷江，向何總司令報告請示，隨即奉何總司令命，飛往重慶覆命，並請示一切。再度銜命於九月八日隨同何總司令飛往南京，參加了歷史性的九月九日正式受降典禮。這以後，我雖曾有數度機會和岡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陸軍總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辦理，進行頗為順利，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岡村離華返日以前，可以説他確已忠實執行降書所列各款及我陸總的指令，而盡了最大的努力。這和俄軍接受東北地區日本關東軍的投降，而將所有收繳武器，轉送中共擴軍，違反中蘇條約的事實相比，可説完全不同。因此，中國政府准予以其勞績贖罪，而免以戰犯起訴。
可見既然有“罪”可“贖”，自然反證是有罪的了。但是既然有罪，為什麼在堂堂判決書裏，我們一點也看不到有罪的痕跡呢？
至於所謂的“准予以其勞績贖罪”，所謂“勞績”，顯然是因岡村寧次在政治上投蔣所好，敵人成為反共盟友。然而周佛海的“勞績”雖然證據確鑿，卻只能免其一死，仍然有罪，判無期徒刑。難道周佛海有罪，岡村寧次反而無罪？蔣介石對漢奸嚴厲制裁，槍斃了不少，而對殘暴的日軍軍頭僅處死谷壽夫等寥寥數人，也是值得深思的對比。蔣介石判岡村無罪，而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東京那邊，把前任派遣軍總司令煙俊六判處無期徒刑，蔣介石真不愧是表演“國情不同”的能手，在國際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的國際標準下，蔣家法院居然能判出完全無罪的中國標準。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後，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麼？
何：託福託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岡村：是的。在士官學校我比您高好幾班，所以沒見過您。在九一八事變時代，我們才首次見面。當時我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您是中國軍總司令官，不過，互相併沒有敵對的感覺。那時候我時常到北平去見您，而到現在仍然未能忘懷當時您所講的一句話：“日本應該就此罷手了，如果仍繼續向中國本土揮兵侵略，則必使中國共產黨回益坐大，結果，也必使日本吃個大苦頭。”經過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東京聚首，回憶起來，不幸得很，當年您所講的這句話，到今天變成事實了。
何：是的麼?選當時我一直憂慮日本的一般軍人想要侵略我國，可是，碰到岡村大將——
岡村：當時還是少將。
何：碰到少將，一談起來，才認識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認為中日兩國非攜手友好不可。
説到這裏，何應欽居然把這“九一八”事變的侵略元兇，從“日本的一般軍人”給開脱出來了，再看他們怎樣攀同志：
何：總而言之，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從歷史上、地理上或從文化方面來説，都必須攜手合作。關於這一點，先生和我們看來很像是同志，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
岡村：其後我們再度見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時候，適值排日運動最激烈之時，空氣緊張，我在南京宿了一夜，當然無法訪問中國官廳，只好到領事館找現在國會議員的須磨彌吉郎君。可是，您來了電話，要我到您使館去吃飯，並約定不做任何有關政治的談話，這使我高興極了。那時候我記得您是參謀總長。
何：不，是軍政部長。
由此可見，何應欽跟日本軍閥是什麼交情?選再看：
岡村：您在重慶的時候，常常受到很厲害的轟炸吧？
何：時常有轟炸，就是日本的疲勞轟炸較為討厭，你們叫做什麼？
岡村：日本叫做神經轟炸。
何：一連轟炸一整天，教人無法工作。
岡村：都是我的部屬乾的。
何：多謝多謝?選?穴笑?雪
岡村：可是那裏的氣候很壞，真使飛機師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陽，有“蜀犬吠日”之説。
岡村：府上受過炸麼？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兩三次。
岡村：不是有防空洞麼？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彈，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會晃動。這種情形前後有過三次。
岡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館屋頂上做一個記號，我可以叫他們不來炸呢！?穴笑?雪
看到了吧?選他們把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竟悠然以玩笑出之?選再看：
岡村：還有一件事，應該向您深深感謝：就是我們打了“敗仗”，卻沒有一個人變成“俘虜”，這是您的鼎助所賜。照國際上的慣例，戰敗的軍隊應被繳械，分別拘集軍官與士兵，並分開受戰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蘇俄、中共均是，但是我們卻不同。我們所受的稱呼，不是俘虜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説，沒有武裝的軍人，在簽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當我去見您的時候，您一開口就説：“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您鼓勵我：“我們一同努力做吧。”那時您並曾把中國政府的派令遞交給我，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回事務委任我來辦理，那張派令是怎麼寫的？
何：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
何：那個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發佈命令。
岡村寧次所説的九月十日，正好是九月九日南京授降後的第二天。頭一天還是降將，第二天就封起官來了。
接下去的對話，才更妙呢：
何：我們為遣返貴國人民，曾調配船舶三十萬噸，這佔當時中國船運力的百分之八十。
岡村：中國也曾給我們增配火車。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個月期內二百萬人終獲全部遣返完畢，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僑回國的情形，令我不勝其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後，感覺不需要時，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們遣僑的速度來計算，我們自中國大陸回來，必須要四十二三年的時間。
何：若按這種蘇俄式的速度來説，是需要四十多年。
岡村：你們當時因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揚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濟東北的軍隊，從而影響到國軍敗於共產黨，實使我們感覺抱歉?選
何：不，事情已經過去了。
岡村：關於這一點，根據我所聽到的，美國顧問團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國貽誤了遠東的局面。它妄圖國軍開往東北，但擁有美式裝備的精鋭部隊，多為南方人，中國自黃河以北沒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飯、吃饅頭，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須吃米的精鋭部隊開往東北，而為遣返日僑，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結果在內戰上招致了不利的條件。也可以説，為了儘速遣返二百多萬的日僑，結果受到很大的犧牲。
何：戰爭結束的時候，斯大林曾揚言以此報復了日俄戰爭的宿仇。但是當時蔣總統卻聲明“以德報怨”。
當岡村寧次聽到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政府寧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的時候，當他看到日本人有車有船可坐而中國人沒車沒船的時候，當他看到日本人有東西吃而中國人“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的時候，當他聽到蔣政府因為日本人而“敗於共產黨”“受到很大的犧牲”的時候，當然，岡村寧次感動了。——這樣的不管自己國家死活，硬把自己人民的苦難，順水人情送給外國人的行徑；這樣不論敗也好、勝也罷，一律向日本人做免費服務的可恥的、莫名其妙的賤種行徑，日本軍閥即使再看不起，也是要感動的。何況，這種免費服務還在繼續服務、服務到底呢?選
怎麼繼續服務、服務到底呢？
岡村：我最佩服的是您總不懊喪訴苦，您也許更謙虛地説你們本身有致敗的原因。當時美國報刊等對於何應欽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湯恩伯先生，頗有酷評，説你們過於“袒護日本”。
何：不，日本軍隊的復員，還是由於岡村先生的決心堅強，在戰後混亂時代未得日本陸軍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復員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萬軍隊的復員，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
岡村：我所以能擺脱戰犯，亦多虧了您派來的律師幫助。這雖然是件私事，我是應該向您致謝的。現在我又想起來的一件事，就是您認為我過去打仗的對手是中國，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國軍隊。我答應，如果對外不發表，我可以做，因其內容一經發麥，我必被殺害。於是我以鏖戰了八年的中國軍為對象，以其缺點為主，寫了一篇《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
何：那一篇文章到現在我都沒給外人看。
在提供律師服務以後，一九四九年，岡村寧次投入日本祖國的懷抱、中國祖國投入台灣的懷抱——蔣介石把大陸給丟了。雖然丟了大陸，但對岡村寧次，卻仍繼續服務，服務到底。岡村寧次回日本後，因為麥帥總部對他不肯輕易罷休，仍揹着“追放罪”，不能從事政治活動，因而仍舊要國民黨給想辦法。據蔣介石手下大特務蔡孟堅《由中日和約談到董顯光使日經緯》的回憶，詳情是這樣的：
在敬公?穴指何應欽?雪返台後，我仍駐東京，某日松野、岡村二位偕同一位京都財閥坂內義雄請我在上海酒家吃飯，坂內帶一部日本歷史名畫家狩野探幽所繪的中國七十聖賢圖，計數十冊，因總統尊奉聖賢，求我攜呈總統，表示“以德報怨”的大恩，當予接受轉呈，松野即席説話，謂重光葵?穴系投降時外相?雪、有田八郎?穴系戰時外相?雪、岡村寧次?穴系戰時“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雪、谷正之?穴系戰時駐南京偽大使?雪均系因侵華被判追放罪，再有一年日本獨立後，才可解除，而從事政黨政治活動，因系侵華定罪，如中國方面能向麥帥總部表示不予以追究，則他們四人即可提早一年解除追放罪，他們若獲准解除，即可從事政治組織成立政黨，必做親華?穴台灣?雪主張，盼我返台，請我政府以外交方式向聯合國佔領軍總部提出“對此四人侵華罪犯不予追究”。當時我想到這些敵人，既未殺他，即可救他，所謂“非敵即友”，不費之惠，自亦未可厚非，若加以拒絕，一年之後，可能又成敵人，因此我即作答：“……不致對四位侵華罪犯予以苛求，如我下情上達，我料必可邀準，待我返台後，再做答覆。”
等到蔡孟堅返台後，就立刻辦妥了這件事。最後由張羣出面“轉知彼時外交部電駐日本代表團長，就此事向東京佔領總部提出備忘錄，迨總部接得此備忘錄，即批准該四人解除追放的申請，他們即從此再從事政治活動”。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關愛，真是無微不至的了?選
岡村寧次的故事告訴了我們：蔣介石對侵略自己國家的外國人，有着離奇的度量和寬大。他對自己同胞中的異己，絕不放過；但對非我族類的外國人，卻“看來很像是同志”，親熱異常。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桂林《中央日報》載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向參政會報告，説戰犯處理方面，“計經審查認為罪行成立者，共計二千八百七十九案，被害民眾可考者一萬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但是據石美瑜《審判戰犯回憶錄》卻説：“全國各法庭統計共受理戰犯二三八八名，除南京大屠殺案罪魁谷壽夫、蹂躪港粵之酒井隆等主要戰犯，經判處死刑以昭炯戒外，其餘二千餘名，悉以罪嫌不足，經宣告無罪或不起訴，遣回日本。”石美瑜所説的“罪嫌不足”的二千餘名，自然就是謝冠生報告中“罪行成立”的二千餘名，顯然最後還是被國民黨給放了。何應欽《中日合作與遠東之集團安全保障》演説中，對日本人明説：“對於戰犯以其為非做歹在貴我兩國之間闖下滔天大禍，處置雖較嚴峻，但一至中共進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際，本人即設法徵得盟總同意，將當時羈留上海的貴國重要戰犯二百五十餘名，遣送返日，交由盟總送巢鴨監獄執行，其中一部分服役成績良好，且先後予以假釋。”可見蔣政權所處分之日本戰犯，只是谷壽夫、酒井隆、田中久一?穴華南最高指揮官?雪、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穴南京大屠殺中以殺人比賽出名的三個日本人?雪等幾個人而已，最後的二百五十餘名，也都給放了。這種作風，令人想起清政府“寧贈外人，不與家奴”的心態，今昔對照，真是好有一比?選何炳棣教授在其中國人口研究一書中，估計抗戰八年，死亡一千五百到二千萬中國人?穴見Ｈｏ，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５２?雪絕對是言而有據的，蔣介石判戰犯無罪，放棄對日索賠，都是有愧於國家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