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於西安事變發生時，越牆逃走，折腰受傷，回來後在滬杭溪口等地治病養傷，同時處理善後，有不少小動作，如審判張學良、自請辭職以及籌劃解決東北軍等等，但是大方向已無可改變，內戰絕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國高漲的抗日情緒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華挑釁，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觀趨勢，非任何主觀意願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澤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針對他認為“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對張楊的訓詞》，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以蔣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相責、以信義相責，宣稱“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如果蔣氏放棄過去錯誤的政策，“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贊助”。(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冊，頁二二八)一週之後，中共又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履行諾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裏，國民黨終於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內戰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在會上，一方面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另一方面也通過了聯合各黨各派的議案，但不許發表。(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會後，蔣介石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一面主張開放言論，一面禁止宣傳共產主義；一面主張集中人才，一面詆譭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一面主張釋放政治犯，一面強迫被捕的共產黨員自首。”(轉引自楊樹標《蔣介石傳》，頁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壓迫下政策轉變中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多少反映蔣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繼續剿共的情況下，仍想以談判方式來收編中共的黨與軍。
國民黨三中全會後，周恩來曾赴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時為三月下旬。許多具體問題沒有結論，顯因蔣想借統一而融化之，而周則要在統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則上已達到國共合作的共識。中共遂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説明“今後發展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
一九三七年五月，蔣介石傷瘡銷假後，與汪精衞一道到廬山，召集學者名流座談。陳布雷記道：
是年夏間，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之學術界名流談話，且舉行教育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院各部會亦多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陳布雷回憶錄》，頁一二）
周恩來亦於六月四日上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等談判。蔣提出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其本人為具有最後決定權的主席)，監督國共合作；紅軍由南京政府發表三個師的番號，朱德、毛澤東出洋；以及堅持國民黨派員擔任陝甘寧邊區正職長官等。蔣想吃掉中共的意圖仍十分明顯，周恩來哪肯接受，遂於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於六月二十五日還是做了一些讓步，原則上同意組織蔣提出的那個“同盟會”，然必須確定共同綱領，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且保持中共在黨組織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獨立性。邊區正職長官可由國民黨派，但必須從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選一人。至於紅軍改編，必須由朱德為指揮官。蔣介石仍不肯接受，協議未成。但是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大戰迫在眉睫，一致對外，已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了。……總之，誠如內地學者所説：“蔣介石雖然被迫與共產黨進行兩黨合作的談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義下，把共產黨聯合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聯合在國民黨當中逐漸溶化掉。”(見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九四)
説到七七事變，許多學者喋喋不休爭辯誰在盧溝橋上放了第一槍。請問強盜在你家裏橫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來，誰先開打又有什麼意義呢？其實，事變在盧溝橋發生並非偶然，盧溝橋與豐台為北平對外交通的兩個門户。日軍已於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強佔豐台車站，如果再控制盧溝橋和宛平城，即可對北平形成合圍之勢，以鞏固其所謂“華北特殊化”之目的。日軍演習與士兵失蹤都是為了藉故生事，後來那名失蹤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尋獲。(參閲劉鳳翰《抗日戰爭史論集》，頁一〇一至一一三)然而日軍仍要進入宛平搜查，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侵佔宛平，宛平守軍起而抵抗，是謂七七事變。
北平市長秦德純於七月八日，發電報給仍在廬山的蔣介石，報告事變情況。據陳布雷説，蔣於九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仍不願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見《陳布雷回憶錄》，頁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願擴大，但不擴大是以中國屈服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擴大。在蔣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樣不抵抗，無異政治自殺。同時毛澤東、朱德以下紅軍將士致電蔣介石，請纓抗日救國。蔣遂於七月十六日在廬山又邀集全國軍政要人，舉行談話會。八月中共派周恩來等參加，提出國共合作宣言，主張發動全民抗戰，共赴國難。中共又做了些讓步，但仍堅持國民黨只能派人蔘與指揮紅軍。蔣介石若即若離，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紅軍改編問題上讓步，願意與中共共同抗日。
蔣介石雖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心知肚明日本軍閥氣焰正熾，不可能“覺悟”，則戰爭勢不可免。他於七月十七日對盧事講話，實已為全民抗戰做了心理準備。(參閲蔣七月十九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第二冊，頁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蔣自廬山返京，國民黨內包括廣西李、白的反蔣派系，紛紛擁蔣抗日，更使蔣無從退卻，停戰談判破裂，日本侵略軍於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舉進犯，二十九軍頑強抵抗，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先後陣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繼陷落。蔣介石於二十九日在日記上寫道：
歷代古都，竟淪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後之處理，此不足驚異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頁一一四〇)
中日兩國軍力固然強弱懸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實在令人驚異。蔣於事前一再電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進尺，“中央決心運用全力抗戰”，要宋“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於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決，貽誤戰機，以至於倉促應戰，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軍，導致迅速潰敗，連失名城!他於七月二十九日記者招待會上，自認平津失敗問題，“願由余一身負之”，並表明抗戰的決心。抗戰一詞，也是蔣介石首先堅持用的，以表示中國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應戰!
真正的全面應戰，則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滬之戰。翌日，國府外交部即發表抗戰自衞聲明。八月十九日，蔣終於同意中共有關紅軍改編的主張，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翌日，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接納中共，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見，嚴格而論，“八一三”才是蔣介石決心全民抗戰的開始，他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軍委會既成為最高統率部，編制大為擴充，設秘書廳以及六個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事宜。在舉國一致對抗外國侵略的情況下，蔣介石終於成為統一中國之最高領導人。
這位最高領導人如何領導中國抗戰呢？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於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序中説：“揆諸領袖革命奮鬥之經過，凡世人以為萬無可勝之理者，領袖無不優為之。”其中最印證此理的，是説蔣介石“決定持久消耗戰略”以為“抗戰勝利的基礎”的幾段話。全文如下：
抗戰開始以後，領袖認定中國當時的軍備，絕不容許拿硬拼力戰的方法，去抵抗挾有現代化陸海空軍的敵人。為了要粉碎敵人“速戰速決”的企圖，和避免敵人不斷攻擊的毀滅，乃決定利用中國眾多的人力和廣大的土地，採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戰略：一方面不斷的消耗敵人；一方面擴散戰場，分化敵人的優勢，同時積極的培養戰力，捕捉反攻機會的到來。
在這一最高戰略運用下的戰爭指導，第一期要“以空間換時間”，來增強戰力，第二期則堅持敵後遊擊，來爭取“積小勝為大勝”，自始至終的領有着戰場，避免敵人的各個擊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機會的反攻。這是抗日戰略指導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領袖戰爭決策上最高的創意。
在這最高戰略運用之先，曾經遭遇着極大的危局，那就是開戰後的次月，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的八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後，日寇一面以精鋭的部隊沿平漢路南下；一面以海軍陸戰隊從上海進犯。假如這個時候，平漢線的決戰不幸失敗，敵人即可長驅南下，直搗武漢腹地，剖分中國為東西戰場，留着中國沿海的重要物資，分割了中國奮起應戰的戰列部隊，整個抗戰的全局，將會因此支離破碎，喪失了持久消耗的憑藉。
領袖洞察了這可慮的危機，毅然的以一部兵力集中華北戰場，在平綏、平漢、津浦沿線各個要點，採取縱深的重疊配備，多線的分段設防，對日寇進行逐次的抵抗。特別是先機的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險阻，佔領了側面陣地，確保山西的天然堡壘，迫使進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側背威脅，不得不將向南的作戰正面，改為向西進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長驅南下的威脅，使太原會戰延緩了第二年的武漢會戰。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個師集中到華東，利用湖沼複雜的地形，對國際觀瞻所繫的政略要區——淞滬，主動發起猛烈的攻勢。
這改換作戰正面的大會戰，在吳淞、江灣、瀏河一帶，經過三個月的寸土必爭，迫得敵人將“由北而南”歷史上有利的作戰軸線(如像元朝對南宋的作戰，滿清對明朝的作戰)，改變成為“由東而西”不利的仰攻態勢。這主動攻勢的一戰，使敵人完全追隨了我軍的行動，喪失了主宰戰場的先機。這顯示中國“抗戰到底”決心的一戰，迫使敵人先後七次增援，動員精兵三十萬人，傷亡到六萬以上，將主力確實轉用到淞滬戰場。這開拓“持久消耗戰略”勝利之路的一戰，掩護了沿海學校工廠物資的西遷，和千千萬萬忠貞同胞的撤運，保留了指揮作戰的動能，造成了戰局持久的契機。
這顯示中國軍隊英勇浴血的一戰，不僅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唱出了“中國不會亡”的豪壯歌聲；海軍的勇襲敵出雲艦，封鎖淞滬一帶港汊，布放水雷；筧橋空軍的英勇擊敵；尤其是“八一四”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紀錄，擊敗了進攻中國領空的寇機，粉碎了敵人“三月亡華”的迷夢，和國際間東亞病夫的譏諷。但這輝煌戰績，不能不感謝蔣夫人領導建設空軍的辛勞。
這數不盡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領袖轉移南北作戰軸線的輝煌結果。這絕不是一般兵家所認為“違反節約戰爭原則”的看法，這是着眼深遠的戰略優勢作為!(頁一二五至一二八)
“史政局”這一對“由北而南”作戰軸線轉為“由東而西”作戰軸線的歌頌，後來被蔣緯國一路和聲不絕。——自蔣介石死後，蔣緯國從發表《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一九七七年出版《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到一九八五年出版《八年抗戰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止，這位曾任戰爭學院院長和三軍大學校長的二公子，都一再重複演繹他父親這一“軍事上的豐功偉業”。蔣緯國的演繹，是以“強使日軍增兵上海，改變日軍作戰線方向”為主體的，重申“對上海之敵採取攻勢，以迫使日軍改變其作戰線為沿長江自東向西”。蔣緯國的結論是：
改變日軍作戰方向，是領袖在戰略指導上的傑作。這一傑作，打破了日本“速戰速決”的企圖；造成了中國持久的條件；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拯救了中國的命運。
歌功頌德事小，歷史真相事大。讓我們先看看八一三淞滬之戰的經過。
就軍事常識而言，當時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甚至兵員都遠遜於日本，戰鬥力薄弱，絕無可能主動開闢戰場。相反的，日本為了要使中國屈服，故既於七月十一日決定向華北增兵，復於七月十二日製訂向青島、上海派兵的計劃。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官谷川清，就主張進兵中國經濟中心上海，以及攻佔中國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國政府投降。蔣介石在判斷日軍可能在淞滬一帶發動，才主動備戰。當八月九日發生大山事件，十一日，日本海軍雲集上海，提出無理要求，淞滬戰爭一觸即發，蔣始命張治中向上海推進。翌日凌晨佔領租界周圍要地。但到達上海的部隊不過兩個師、一個旅。直至開戰之後，國軍主力始陸續從其他地區調入淞滬戰場，才實現主力轉移。可見蔣介石絕非故意要在淞滬一帶主動開闢戰場。而日方為使中國屈服，勢必要在淞滬大打特打。
基於上述基本事實，我們再看蔣緯國所説淞滬之戰，一開始“對上海之敵採取攻勢”，是很耐人尋味的。因為當時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就是想用攻勢來消滅淞滬地區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蔣緯國在《八年抗戰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中説：“以主力集中華東，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根據地。”正因如此，所以，淞滬之戰的最初局面，就變成了一段“圍攻時期”。然而據顧祝同自述，即於此“圍攻時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擴張戰果，致未能達成預期目的”，反倒惹來“犧牲甚大”、“損傷極重”的後果。(見《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一)何應欽在《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也指出“我軍缺乏強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壓敵艦及克服街市之障礙，故進展遲滯”。(頁四十五)是以，在“進展遲滯”、“予敵之威脅有限”的局面下，所謂“圍攻時期”，“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根據地”就不可能了!蔣介石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舉拿下敵方根據地的幹法，其實和三十七年前(一九〇〇年)西太后下令甘軍、武衞中軍，乃至義和團“主力集中”，想一舉拿下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所在地)的幹法別無二致。——當時西太后的部隊圍攻了八個星期，可是仍舊拿不下來，最後聯軍援軍趕到，自己偷雞未成反蝕米，如今蔣介石的部隊只圍攻了十天，日本援軍就趕到了。於是，“圍攻時期”轉眼變成了“防禦時期”，一切局面就逆轉了。而“防禦時期”，仍因：“缺乏空軍及炮兵支援”，“日軍又猛烈反擊，使攻勢終告失敗”，“乃退守蘇州河南岸，全般動態，愈形不利”，不久蘇州河南岸陣地被日軍突破，遂於十一月八日夜，向崑山、蘇州一帶撤退，由於地形窒礙、道路壅塞，在日機轟炸、掃射下，傷亡極為慘重，秩序也大亂，整個陣線動搖。(詳閲《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二至一七三)顧祝同説，不但前面仗打得“整個陣線動搖”，連“原擬守吳福線”等陣地，“亦未能有效利用”(頁一七三)，可與白崇禧所説，“上海抗戰原計劃本是節節抵抗”(頁一四〇)，然“因敵人掌握空權，行軍不易”，“復以命令下達倉促，部隊準備不周，故原計劃尚未實現便開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一四一)，相得印證。由此可見，整個淞滬之戰，打得其實是事與願違的，最後連向後面既設陣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實施”了。顧祝同痛心地描述説，“在上海我軍開始撤退後，日機猛炸我京滬鐵、公路沿線各要點，蘇州每日均在空襲中”，“乃決定於十一月十四日入暮後，向武進撤退。是日，蘇州遭日機大肆轟炸，我離蘇州時，蘇州城內外多處大火焚燒，難民扶老攜幼，沿途充塞，部隊亦絡繹西進，秩序混亂已極。過去戰地情景，我雖已見慣，而此時一幅亂離慘痛的畫圖，深印腦際，歷久竟不能磨滅。”(《墨三七十自述》，頁一七四)——這個仗，打得真糟糕。
李宗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訪蔣介石，認為淞滬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應適可而止。”(《李宗仁回憶錄》，頁六七七)並建議部隊更番上陣，來消耗敵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動棄守南京，誘敵深入以實行長期消耗戰。但蔣委員長倔強不聽，結果“淞滬會戰，歷時三月，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李宗仁回憶錄》，頁六七八)李宗仁更沉痛地説：“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之壯烈，在中華民國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頁六八〇)既敗下陣來，人馬踐踏，慘不忍睹，而不出數週，敵人便從東西兩面“進迫京畿，將南京合圍”。(《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八一)李宗仁説，極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做孤注的一擲”(頁六八一)，這是對的。縱然非“意氣用事，不惜和日本軍閥一拼”不可，也該移到南京去打，不該在上海打。白崇禧説：“上海地狹薄海，敵人陸、海、空聯合作戰，極易發揮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衞戰，我軍為向國人交代，只做輕微抵抗，將主力撤至南京，深溝高壘，由沉着之將領指揮，敵人海、空軍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雖南京終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較大，敵人之損失也必更大。”可惜的是，李宗仁説得對，“蔣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來統兵作戰“(頁六八六)，不單是戰略上的，在戰術上也一網兜收、鉅細不遺。而這種戰術，至多隻能説是蔣介石自己的“戰術”。因為蔣介石指揮部隊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組織系統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級指揮的。李宗仁説蔣介石“個性倔強”，不聽人建議。那時的作戰計劃，全以他一人的意志為依歸，旁人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當圍攻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時候，蔣介石以為有機可乘、有功可圖，一切都自己指揮，當時淞滬地帶本屬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是馮玉祥、副長官是顧祝同，但蔣介石是親自越俎代庖的乾的。形式上，顧祝同雖然代陳誠指揮了張治中，但他並沒有“實際指揮”，不但他沒有，連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也沒有。(詳閲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常常“隔着司令長官、總司令、軍長、師長、多少級的直轄長官，把一連炮兵隨便調走了”，在張治中的回憶中，他還臨陣調走一個軍呢!在八一三淞滬之役時，張治中當時是淞滬警備司令，也是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當時羅卓英的十八軍撥歸他指揮，可是，妙事來了：十八軍竟暗中轉調給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而張治中竟不知道!(詳閲《張治中回憶錄》，頁一三一至一三二)
董顯光《蔣總統傳》説：
上海戰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動均由蔣總統親自設計和指揮。他對於前線每一將領不斷以電話接觸，並曾兩度親赴前線與其部下將領會商。這三個月來，他徹夜警覺，與在前線上之每一軍人相同。在此次戰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過三四小時，甚至這樣的短時間，仍因前線常來電話，以致打斷。自從他擔任總司令以來，在一切戰事中，他簡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揮官無別。(頁二七九至二八○)
董顯光目的在捧蔣介石如何勤於“親自設計和指揮”，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蔣介石“在一切戰事中，他簡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揮官無別”。
正因為蔣介石的統帥方法是胡來的，所以，仗打下來，軍官固苦，士兵更苦矣!馮玉祥記得，在前方打仗的軍隊，“雖然很忠誠、很勇猛、很愛國，可是老餓着肚子。”陣地又因偷工減料造得很壞，裏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傷兵也常無醫藥，“沒有包紮所，更沒有擔架隊。”傷兵運到醫院，傷口已長了蛆，死了的無人埋葬(詳閲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等等慘狀。蔣介石打不過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對待官兵，實天理難容。
李宗仁説蔣介石“固不知彼，連自己也茫然不知”；馮玉祥説蔣介石“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這些論斷，都屬知兵者言。蔣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該知道仗不是這麼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這樣打起來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説蔣介石對淞滬之戰的決定，動機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氣用事，不惜和日本軍閥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對國際局勢判斷的錯誤”；第三“是由於蔣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來從事國際大規模戰爭”。其實依我們看來，還有第四，那就是蔣介石對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被十九路軍抗日搶了鋒頭一事，一直耿耿於懷，認為那是他們黃埔系中央軍的失招，因而如法炮製，妄想北齊笑話中“趁大家熱鐺子頭，更做一個”。蔣介石這種心態，在《張治中回憶錄》中表露無遺。張治中説：
上海為我經濟重心，繫世界觀聽，我滬上武力僅保安一團，守土匪易。在事變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予以重創，至少亦須保持我與租界交通，取攻勢防禦。若自甘被動，雖佔蘇福線或錫澄線，洵屬非宜；若迎戰不能一舉破敵，又不能持久支持，則使國人回憶“一·二八”之役，薄現在中央軍之無能矣。(頁一一五)
正因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軍之無能”，所以蔣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這時候，張治中提出了構想：
我對上海敵情的判斷，自信很實在、很正確。同時我有一個基本觀念：這一次在淞滬對日抗戰，一定要爭先一着。我常和人談起，中國對付日敵，可分做三種時期：第一種他打我，我不還手；第二種他打我，我才還手；第三種我判斷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這叫做“先發制敵”，又叫做“先下手為強”。“九一八”東北之役，是第一種；“一·二八”戰役、長城戰役，是第二種；這次淞滬戰役，應該採用第三種。(頁一一七)
張治中把這種構想形諸報告，向蔣介石提出，得到回電是：“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頁一一七)
蔣介石首先構想“以掃蕩上海敵根據地為目的，不惜任何犧牲，實行攻勢作戰”(《蔣總統來台後批閲之淞滬會戰經過與南京撤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但是，這一構想，由於他在發起攻擊時三次猶豫，“失機於先”，變得更不可能。
張治中“佔領全滬”、“把上海一次整個拿下”(頁一二二)的構想，本來已是如意算盤，這一如意算盤，顯然建築在敵情判斷的錯誤上。例如他説：“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堅，但因每一通路皆為敵軍堅固障礙物阻塞，並以戰車為活動堡壘，終至不得不對各點目標施行強攻。”(頁一二四)試問明明到處是堅，“不在攻堅”，又何能幸勝？根據四十多年後國民黨透露出來的史料，我們發現直到八月十三日當天，蔣介石還在問張治中“十五門重榴炮與五百磅之炸彈”能不能“破毀”鋼筋水泥的日本軍營呢!(參閲《蔣委員長致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指示對倭寇兵營與其司令部攻擊計劃準備及倭營之破壞電》)可見蔣介石根本還沒搞清楚起碼的工事情況與武器性能，就“徒憑一時之憤(蔣介石寫了別字，“憤”是“僨”字之誤)興”，打了起來了。他叫張治中不要“徒憑一時之憤興”，但他自己，比張治中還“憤興”呢!
張治中當時“憤興”地説“日本無論來多少援軍，絕無制勝的可能”(參閲陳公博編《炮火下的上海》)；蔣介石當時“憤興”地説“敵軍步兵之怯弱，實不值我軍之一擊”(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蔣委員長文未侍參京電》，載《蔣馮書簡》)；結果援軍登陸後，蔣介石又“憤興”地説：“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最後上海戰場明明撤了退，蔣介石還“憤興”地説：“此次陣地轉移，我們已移至滬戰最後一線，大家應抱定犧牲的決心，抵死固守，誓與上海共存亡!”(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四十八)事實上，這些“憤興”造成的代價，是“凡參戰部隊死傷皆在半數以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致廣州綏靖公署主任餘漢謀指示請由粵再調三師來京增援並望速多派部隊參戰電》)、是“我軍各部已經死傷大半”(參閲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五)、是一連“惟餘連長一人”(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六)、是“全營官兵自營長以下，偕城做壯烈之犧牲”《蔣馮書簡》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蔣委員長齊侍參京電》中説十八師路團姚營是“全營殉難”(《蔣馮書簡》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蔣委員長文午電》)是“空軍更不敢白日活動”(《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一四六)、是“對自己的空軍到前線協同作戰一事不存奢望”(《憶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一一)、是“使處於劣勢裝備的我軍，除利用夜暗進行猛襲外，幾乎很少有還手的機會”(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一)、是動員能力跟不上“陣地傷亡極大”(《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二一)、是“後方糧食彈藥幾無法送至第一線”(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是“根本沒有看見過敵人的面孔，便被調下火線了”(《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一一)、是高達“十九萬人”的戰士的“犧牲”(《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蔣介石手忙腳亂地應付戰局，只會説“以戰術補正武器之不足、以戰略補正戰術之缺點，使敵處處陷於被動”等話、只會説“上下一心，鎮定自如，固守陣地，屹立不動”等話、只會説“深溝廣壕，堅壁厚蓋，固守艱鉅，乘機襲擊，大敵則避，小敵則戰，制敵死命”等話、只會説“負傷不退，寧死不屈”等話(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四)。最後兵敗山倒，竟還説：“不是作戰的失敗，乃是退卻的失敗!”(《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第十五卷，頁一四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蔣介石對將校研究班學生講《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第十五卷，頁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沒開講以前，先把《戚繼光語錄》第五條向大家唸了一遍。戚繼光説：“夫人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云我破着一腔熱血，報國家，賊來只是向前便了。……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蔣介石説九一八時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塗戰，其實他在八一三時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塗戰”。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狹薄海”的上海地區作戰，先就給日本得了運兵與聯合作戰之便。想在這種地區做陣地戰，想守住已屬難能；“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蔣介石“憤興”起來，就是如此輕敵的。這種輕敵，他後來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第十五卷，頁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衞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方面佈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來，以致整個計劃受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頁五四五)
可見蔣介石在軍事素養上根本不佳，他口口聲聲明朝抗倭英雄戚繼光，殊不知戚繼光時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國，登陸地點就在“杭州灣金山衞”!真不知蔣介石是怎麼從戚繼光戰史中學教訓的!
蔣介石軍事上鬧笑話，其中一個原因，是因他誤信德國顧問。根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總顧問法肯豪森呈蔣委員長報告》，其中有“故長期抵抗，宜永久依託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隊，雖未能完全驅敵出境，然究能到處拒守，使敵不能前進”(《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頁一八一)等話。由於德國與日本的關係，德國顧問的主意實在不無可疑。(參閲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頁八十二、九十五)當然不管主意好壞，蔣介石既然採納了，就得負責任。最後，相當於全中國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就這樣傷亡了。(據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估計，頁三六五)“在抗戰一開始之際，最珍貴的軍隊便受到了如此嚴重的損害。”
李宗仁説：“檢討京滬會戰的得失，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最高統帥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我們極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做孤注的一擲。”(《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滬孤注一擲，也應該打積極的防禦戰，而蔣提出的“獲勝的要道”，令國軍堅守陣地，來對抗敵人的飛機大炮(見《先總統蔣公全集》，頁一〇七三)，卻是單純的、消極的防禦戰，形成失去主動、慘遭捱打的局面。這種“戰略上的嚴重錯誤”，國民黨學者雖也同意“似非得計”，但總以有桑榆之收為辯。以張其昀為例，張其昀在《黨史概要》中説：
總觀八一三戰役，我軍毅然以主力使用於淞滬方面，因上海乃我經濟重心，中外觀瞻所繫，故我不惜任何犧牲，予以強韌作戰。雙方作戰重心，乃由華北移至華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長江下游工廠物資，得以內運，國際觀感亦為之一新，所獲政略上之成效尤偉。以作戰觀點言之，敵擁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於發揮陸海空軍聯合之威力，我則後方交通未闢，集中遲緩，本難發揮優勢，而欲與敵在上海行陣地戰，似非得計。然就全國地形言，如當時在黃河流域與敵作戰，尚不如在長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較為有利。上海敵我主力三個月之激戰，使在華之敵軍，不能任意行動，造成我華北有利之形勢，尤其使山西之我軍，有準備之餘裕。結果在山西之敵軍，始終不能西越黃河一步，此實為戰略上最大之成功。(頁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不過，張其昀這種戰略論，是會被國際軍事家見笑的，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聯合畫報社)曾委婉轉述出國際軍事家的看法：“我軍從閘北戰線撤退，實力保存不過十分之五；敵軍則增援二師團，加入戰鬥，鋭勢正不可擋。我軍退保蘇州河南岸，陣地雖已縮短，敵艦炮攻擊威力減低，依然招架不及，難於還手。當時，國際軍事家認為我軍在上海所引起的牽制戰，對於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來蔣介石“最精鋭部隊三十萬人被牽制着留在上海作戰”的幹法，實際上，卻是“對於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滬之戰，蔣介石“把當時在北戰場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隊，都調到了上海”，為了“吸住日軍的主力，不讓他們一舉而席捲綏寧陝甘川滇，走蒙哥可汗與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徵四郎向日本參謀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這一行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為北邊懷來和張家口的失守和南邊保定的失守，竟陷於兩面作戰!結果，十一月八日上海和太原同時失守!回想八一三後兩天(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快速反應，立刻下了全國總動員令，編組了上海派遣軍和華北派遣軍，分路雙殺，三個月不到，侵略者就佔盡了“直接有利”的便宜。當時華北派遣軍司令寺內壽一分析：“中國的軍隊，經過了山西會戰、南京會戰以後，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任何地區，只要有一個聯隊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掃蕩的任務。今後中國軍隊無力作戰，只要掃蕩掃蕩就可以了事了。”(參閲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雖然語言相當狂妄，但就軍事觀點看，也不無部分道理在，因為照蔣介石和他手下大宣傳特宣傳的“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當年不論在北戰場或東戰場，都志在誘敵深入——“實施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書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爭“區區之點線”，為何當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線？當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時力築蘇嘉鐵路，聯絡京滬鐵路和滬杭鐵路，並在杭州灣的乍浦和長江下游的福山鎮修要塞兩座，兩座要塞之間建立“興登堡防線”，包括常熟、蘇州、吳江、嘉興、平湖在內；又在隴海線以北，修“馬其諾防線”，從潼關起沿黃河南岸到考城，再東經曹縣、單縣、沛縣，沿運河到利國驛、台兒莊，再穿運河經邳縣、郯城，直到連雲港。這些蔣介石的戰略是陣地防禦戰。在北戰場，是準備日本軍隊進到黃河沿岸的“馬其諾防線”時，再殺敵致果。在東戰場，也摩拳擦掌，準備日本軍隊拿下京滬進到“興登堡防線”時，再殺敵致果。結果兩條勞民傷財的國防線，都在兵敗山倒下泡了湯、都沒發生阻敵效果。(參閲沈亦云《亦云回憶》)由此可見，真的情形乃在“區區之點線”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評蔣介石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固屬知兵之言，但這一錯誤的真正嚴重性，李宗仁卻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觀點道出這一真正嚴重性錯誤的，乃是龔德柏。
龔德柏一生為言論自由八次被捕，最後一次最長，被蔣介石秘密關了七年，到六十七歲時才出獄。出獄後，他秘密寫了一部書——《中日戰爭史》，其中批評蔣介石的錯誤，當然不能問世。一九八〇年，他以九十之年，齎志以歿。龔德柏死後，李敖得到此書秘本，發現他頗有獨到之見。我們不同意龔德柏的一個主要結論，認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國，中國抗日戰爭，不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獲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國之前，先要中國屈服的，除非中國想當朝鮮第二，抗戰便不可能避免。這當然也顯示“日本無人”，把反共的蔣介石硬逼向聯共抗日之路。不過龔德柏批評蔣介石的淞滬之戰，確是博大精深的。他認為蔣指揮上海作戰，完全違反孫子兵法所謂“不若則能避之”的原則，以至於遭到慘重的損失，使“中國訓練多年之二百萬國防軍，百分之七十以上損失淨盡，幾使中國亡於日本”。龔氏指出，中國人痛恨日本蠻橫無理，人人奮戰，死而無怨，但“這樣的無意識地犧牲掉”，“由人道的立場思之，亦不勝悲痛”。然而孰令為之？孰令致之？蔣介石説上海作戰的目的在“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照預定計劃，集中兵力，侵略我們華北”，龔德柏認為是“幼稚的話，不但蔣委員長不應説，即稍有常識的人也不應説”。因為“在上海做全面戰爭，用兵百餘萬；而日本對抗我們，只用四個師團。兩個半月後，始決定增兵，由金山衞登陸，以結束上海戰爭。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過其所能動員的極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們把這些兵統統殲滅，亦不能牽制日本不向華北用兵。觀後來日本在華北的兵力大於上海南京戰場，即其證明。蔣委員長若真説過這話，也不過打敗了，無話可説，只得藉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見，所謂“由北而南”作戰軸線轉為“由東而西”軸線，全是“解嘲而已”。而蔣緯國所説八一三淞滬之戰“雖有相當損失及放棄若干重要都市，但卻達成了迫誘敵人走向錯誤方向之戰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謂“走向錯誤方向”的，卻原來是“蔣介石”自己!這個以“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力保吳淞要地”的“國軍作戰計劃”，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之中。
至於國防部史政局《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中所説的“民族救星”在轉換作戰軸線上的“天縱英明”、“延緩了第二年的武漢會戰”云云，也全是諛詞。試看蔣介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的一段不經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蔣介石説日本軍隊“從前他攻陷我們南京，本可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第十五卷，頁四八八)可見蔣介石自己承認過當時日本軍隊有一鼓作氣攻下武漢的能力!這也就是龔德柏所説的：“假使日本軍閥在南京攻陷後，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軍兩師團，在船上待命。江陰攻下後，即由海軍保護，溯江直上，沿江佔領九江武漢宜昌重慶。試問世界的大戰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韓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頡利，即是這種氣魄。日本軍閥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該!”“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漢重慶都失陷了，試問蔣委員長，有什麼方法繼續作戰？”可見當時日本沒有“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殺雞，自己失算而已，絕非在蔣介石八一三淞滬之戰的事先算計之中。事後説什麼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實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點“韓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頡利”的“氣魄”，一九三七年年底，武漢重慶就“都失陷”了!我們真替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一九三八年之春，中國國民黨在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四月一日那天的第四次會議中，吳稚暉提議並推舉蔣介石為總裁，確定領袖成為黨中領導的重心，其性質等同孫中山所擁有的“總理”。此乃蔣介石權力的最高峯，他自己也認為是三十年來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黨政軍大權。(參閲張其昀《黨史概要》第三冊，頁一二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