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為何遲遲不抗日
日本自甲午之戰後，即有侵華的野心。馬關條約不僅要求朝鮮獨立，以便日後的併吞，且要割取遼東半島，後因三國干涉還遼，補償賠款了事。此事至少說明兩項事實：其一，日本對中國確有領土野心；其二，帝國主義在華的均勢。俄、德、法三國並非有愛於吾華而干涉還遼，實因其本身的帝國主義利益，雅不欲日本來破壞在華之均勢也。但歐戰一起，列強忙於空前未見的大戰，全力投向歐洲，無暇東顧，不得不讓日本在遠東崛起，破壞均勢，日本對華侵略的步步高昇，乃是勢所必然，如幣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條、如山東問題，接踵而至。巴黎和會上提出的山東問題，證明列強所尊重的是強權而不是正義。中國與日本同屬戰勝國，卻要把山東的權益移轉給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對此事的反應是強烈的，爆發了有名的“五四運動”。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緒揮發之後，舉國上下並沒有把精神放在面對日本的侵略上，更沒有處心積慮來思考如何救國，仍然繼續內爭，打內戰，從軍閥混戰到革命軍的北伐，槍口一直是對內的。
北伐的勝利，至少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全中國人民對軍閥的厭惡——他們賣國、他們喜打內戰、他們欺壓老百姓。北伐勝利之後，創立了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蔣介石時代的來臨。蔣介石及其國民黨雖以“民族主義者”自居，但他們對民族前途的考慮，並不比舊軍閥好，有時更壞。他們同樣地出賣國家利權、同樣地打內戰、同樣地欺壓老百姓!國民黨打內戰甚至打得更兇，先是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黨”，然後是一九二九年的“武漢事變”，用武力來消滅國民黨內的異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一九三O年的“中原大戰”，用更大的武力來消滅國民黨內的另兩個異己——馮玉樣的第二集團軍與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中原大戰的慘烈，對國家元氣的損傷，實為軍閥時代所未曾見。更由於中原大戰，蔣介石遊說張學良進關助陣，讓日帝有機可乘，導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攻佔瀋陽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在東北的關東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想鯨吞滿洲，顯然是由於中國人的沒出息，自相殘殺，不能一致對外，有機可乘。九一八發動的那一天，蔣介石正在南昌坐鎮“剿匪”呢。蔣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記裡，引九一八事變為恥。他以為恥，因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日軍攫取了東三省。事實上，中國軍隊根本沒有還擊、根本沒有抵抗。張學良及其東北軍揹負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卻是最高統帥蔣介石下的。張學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電令，並曾對一些人透露過，包括北上責問張學良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內。其實在九一八之前，報上已登出蔣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萬寶山事件後，蔣介石即已自江西發電給南京政府及張學良說：
官民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的《盛京時報》)
同年八月十六日蔣介石又拍“銑電”給張學良，說得更清楚：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張學良接到命令後，於九月六日打電報給在東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電文今藏遼寧省檔案館《日人中村案》第一○四號)
可見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僅事後不是什麼秘密，事前亦甚明顯。精於情報的日本關東軍豈能不知？你不抵抗，我豈有不撿便宜之理？九一八一發動，中國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蔣介石之恥，但蔣介石卻要張學良代背黑鍋!
為什麼不抵抗？有許多人說：中國太弱，不能與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戰、不是挑釁，而是敵人打上頭來時，必然的自衛行動，打而後輸，總比不打就輸要好。何況九一八時，在東北仍有不少部隊。一九三O年張學良進關時，只調進七萬人。駐在關外的遼寧有六萬人、吉林有八萬人、黑龍江有五萬人，共計仍有十九萬人之多，而日本關東軍僅有一萬多人。一萬多的日本關東軍，不折一兵、不損一將，輕易地奪去了東三省，而且乘機劫掠，據不完全的估計，中國的財產損失在十七億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與彈藥的損失，據最保守的估計，日本接收飛機二百六十二架、迫擊炮及其他各種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門、戰車二十六輛、步槍和手槍十一萬八千二百零六支、機關槍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數字見陳覺《九一八後國難歷史資料》第一卷)這樣多的武器，如果東北軍拼命抵抗，縱然失敗，也必然給關東軍以相當的創傷，挫其侵略銳氣。不抵抗的結果，不僅平白讓敵人奪去土地與武器，而且更增敵人的氣焰，更進一步想要染指華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九一八後兩個月差四天，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外宣言中乃力稱：
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極力避免衝突，加意保護日僑，使無任何不幸事件發生。
半個月之後，十一月三十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外交部長職宣誓會上的訓詞中又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
九一八以後的一二八事變，我們已經看到是十九路軍開打的。蔣介石下野復出後，一心一意設法與日方妥協，締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並把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去打共產黨。
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蔣介石在《對剿共軍事將領訓詞》中，更強調：
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卻沒有多大關係。……專心一志剿匪……無論外面怎樣批評、毀謗，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惟一要務!(《西安事變資料》第一冊，頁六)
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說極為露骨的話，東三省與熱河如此輕易地失去了，居然“沒有多大關係”，可見他站的是什麼立場。為了“專心一致剿匪”，只有繼續遷就日本。同年五月便籤訂了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中國軍隊答應撤退，並保證“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蔣介石更於七月二十八日，以“妨害統一政令”為名，通電迫馮玉祥解散民眾抗日軍。但是處處退讓，忍辱負重，並不曾減輕日軍的步步進逼，進一步又要製造蒙古國了、又要強迫中央軍退出華北了。然而，日本得寸進尺，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繼續忍辱負重，以至於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何應欽奉命簽訂了可恥的、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因其可恥，所以事後何應欽與蔣介石都矢口否認，說是根本沒有《何梅協定》這回事。最近在臺北出版的《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四三三至四三四中，只提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聲明，認為“所謂《何梅協定》，實繫有意造作之名詞”!當然在這本《紀事長編》中，不會有七月六日一條，從六月三十日一跳就跳到九月初去了。蔣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對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與學生代表的講話中，也否認沒有什麼《何梅協定》，說是日本人的宣傳，“完全是自欺欺人”，“絕對沒有這一回事”，但同時又露出馬腳，欲蓋彌彰。蔣委員長說：
去年六月的時候，日本向何部長提出要求中國撤退河北境內的中央軍隊，並撤銷所有平、津、冀、察黨部和特務機關，何部長回一封極簡單的信答覆他說：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們中國已經自動辦好了，不必訂什麼條約，信中只說這幾句話而已。
既然是書面答應了別人的要求，而且“自動辦好”，再簡單也是“協定”，有義務要遵守的。再說，這封簡單的信，並不簡單，原是日本人代擬的文稿，要何應欽簽字的，其中並沒有“不必訂什麼條約”云云。全文如下：．
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種事項期望，均承諾之，且自動實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應欽。
何應欽親筆簽字答應梅津承諾日本人的“各種事項期望”，並且“自動實施”，還不夠稱作“協定”嗎？如果不是“協定”，日本人會“頗表滿意”(高橋覺書的作者高橋坦的話)嗎？事實上，何應欽籤這個字，並不像蔣介石所說的那麼輕鬆，他在被迫之餘，立即向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請示，並附原文，汪院長覆電同意，何遂於六日簽署。最近臺北黨史會出版的抗戰史料中，收錄了一封出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的電報，即何應欽在簽字那天發給蔣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員長蔣：哂密極密。關於河北糾紛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書面答覆，經與汪院長再三斟酌考慮，歷時三星期，一再與日方磋商，近始決定由職備一普通信，送達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其文曰：“徑啟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應欽二四年七月六日”等語，原件於今日寄平軍分會，派人送高橋轉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謹聞，職應欽。魚未秘印。
兩天後，七月八日，蔣介石覺得不妥，又致何應欽，指示他致梅津函“從緩發出”，謂：“即使要發，亦應有字句之改正，發否盼立復。中正。齊申機蓉。”翌日，何應欽回電，當然已經發出了。蔣介石對全國中學校長的講話中，說得很輕鬆，但原件資料顯示，蔣、何兩人都不輕鬆，因為他們心裡明白，這明明是一種書面的協定。既已白紙黑字簽了字，又要賴賬，是不可能的。至於蔣介石為什麼肯籤《何梅協定》呢？一語道破，他要貫徹“安內”政策，內既未安，他要不計一切代價地不抗日。當時全中國要求抗日的呼聲愈來愈高，當然對蔣介石有壓力，但他不為所動，堅持安內的既定方針。
蔣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獲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回應，尚有可說，但日方是橫橫無理、得寸進尺的。然則不抵抗非僅不能救亡，反而會導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贏得國際干涉與調停，亦尚有可說，但國際強權對制止暴日，並不熱衷，而不熱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國太亂、太弱、太沒出息。如果中國人團結一致，舉國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軍在淞滬那樣的英勇抵抗，必會令國際刮目相看，增加干涉與調停的意願。其實，國際上關注九一八事變，主要不在日本侵佔中國東北，而在乎日本違反了一九二八年締訂的《非戰公約》，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脅。如果中國強烈反抗，不僅日本因付出較高代價而有所自制，而且國際上也會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決國際爭端。是以，我們認為如果蔣介石全力支援張學良抵抗日軍侵佔東北，很可能不敢製造滿洲國，也不一定會因九一八而導致全面的中日戰爭，所謂能戰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國府首任駐日大使蔣作賓於九一八後的十一月二十日記道：
日報載，南京聞齊齊哈爾失陷，當開秘密會議，有蔣前往東省督戰之說，各方人心至為奮激，美國得此消息亦態度轉硬。(《蔣作賓日記》，頁三八二)
此則並非空穴來風，美國駐華武官邁耶(WilliamMayer)，曾於情報函中提到：
本週最轟動的消息：“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國民黨四全代表秘密大會上鄭重宣佈，他已決心北上盡其職責，為黨國效命。”雖然是秘密會議而蔣的決定立即傳出去。許多報道稱他即將離開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StatesMilitaryIntelligence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實上，他離京並不是北上抗日，而是藉機下野，以表示他原來是要親赴東北督戰的，只因被逼下野，壯志不酬!我們如稍用點腦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後不抗日之故。如決心抗日，必能團結黨內外的抗日共識，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後，抗日不僅是國內的共識，連美國駐華武官也鄙視中國不抵抗，而為馬占山喝彩，讚揚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認為表現出來的“戰鬥意志”，足以贏得中國抗日的最後勝利。外國人旁觀者清，更能看出當時中國的分裂與不團結。但是團結的最大障礙乃是元首蔣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國內的敵人，而不太在意國外的敵人。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絕對錯誤的、絕對說不通的，連國民黨元老胡漢民都認為攘外必先安內是自殺政策，主張從“攘外中求安內”。(見《什麼是我們的生路》)但蔣為什麼要堅持他的錯誤政策呢？甚至於在九一八以後，他仍然頑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後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也就是說把國內的敵人解決之後，再談抗日，這個先安內後攘外的口號，似是振振有詞，其實經不起分析與駁斥。所謂“安內”，要消滅“共匪”。其實……蔣介石要安的內，豈止共產黨!他還要消滅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諸多“雜牌軍”。“其他”都是國民黨，對北伐又有功，還是不行，照蔣介石看來，他們是“新軍閥”。但是蔣介石要安的內，又豈止於國民黨內的新軍閥，像胡漢民等國民黨元老，照樣要“安”!是以要安內成功，必須等到蔣介石成功地剷除一切反對他以及可能反對他的勢力。
還有一個理由，說是中國太弱，需要時間養精蓄銳、整軍經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還說，中國抗戰得還太早，如果再過幾年中國更強了，抗日可更加成功。這種說法實在可哂。這些人似乎認為，那時的日本帝國正在走下坡，而中國正在欣欣向榮。事實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後日本軍國日盛，而中國的情況則每況愈下。要安內去拼命打內戰是培養國力的辦法嗎？繼續內戰絕對是繼續消耗有限的國力。所以，從這個觀點看，先安內再抗戰根本是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因為真正安內完畢，中國更加沒有攘外的本錢，油盡燈枯，還抗什麼戰？
蔣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國騷然。蔣作賓於九一八之後十日，記道：“南京有六百餘學生圍攻外交部，王部長(正廷)受重傷。此間(日本)留學生亦有請願回國之集議。人情奮激，莫可如何。”(《蔣作賓日記》，頁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記：“文武各學生均來要求回國。舌敝唇焦，苦口勸導，終不見聽。”(同書，頁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記：“聞國內學生大鬧，共產黨亦乘機而起，前途未可樂觀。”(同書，頁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記：“南京學生大暴動，搗毀中央黨部及外交部，各處已成無政府現象。蔡元培、顧維鈞等均受重傷，蔣介石通電下野。”(同書，頁三九一)如果蔣介石真要北上督戰抗日，群情激憤的學生能不歡欣若狂、一致擁戴，還需要下野嗎？在廣州的胡漢民等國民黨因抗日而反蔣，蔣若抗日，又何必反蔣？
然而抗日激情不僅僅見之於年輕學生，穩健持重的國之碩老，如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電呼籲抗日。章太炎尤其積極，九一八之後，他並未立即抨擊南京政府，因國難當頭，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盪下領導抗日，但當他發現此一政府既無抗日的計劃，更無抗日的意願時，他便公開譴責南京政府賣國!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與熊希齡、馬良等於上海組織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並致電南京當局：如果當局不願或不能抗日，便應下臺，由別人來領導抗日。章太炎當然知道一旦與日本開仗，中國很可能被打敗，但他認為一個主權國家不能站起來為維護主權而戰，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國家。他雖失望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卻受到東北義勇軍以及十九路軍抗日的鼓舞，乃不顧衰病之軀，決心到北方一行，當時陸路已經阻塞，遂改由海道經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見的是張學良，他與學良有舊，想借其個人的影響力促使學良抗日。據湯國梨的回憶，學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蔣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隱情。至此他更深一層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堅不抵抗，對蔣介石亦益為鄙視，故尚在平、津一帶訪問時，即已嚴厲批評政府，同時趁講學之便宣揚愛國精神，鼓勵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蘇州講學，特別表揚“儒行”，標出“行己有恥”之旨，顯然是有現實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訴國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國的侵略，是極為可恥的。之後，他決心長住蘇州講學。這不是退隱，而是要繼承顧炎武講學以救時的傳統。同年年底，日軍炮擊山海關，並聲稱熱河為滿洲之一部，以便侵佔。章太炎憤怒之餘，於一九三三年二月與馬良發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謂滿洲在漢代已為中國之郡，稱為遼東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為中國的領土，而熱河從來不是滿洲之一部，更是中國的領土。此一宣言曾寄達日內瓦的國聯，在國內亦傳誦一時，代表當時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嚴厲指責蔣介石之無能，以致繼續喪失國土。他也更瞭解南京政府繼續“安內”、不願“攘外”的用心，於此力主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賴外援，而把抗日的擔子由全國的老百姓負起。他在與馬良、沈恩孚共同發表的“三老宣言”中，對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中國老百姓已別無選擇，只有勇敢地站起來抗日。馮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個表態抗日者。他於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眾抗日同盟軍”，誓死保衛察哈爾，並收復失地，馮氏此舉，使章太炎盡釋前嫌，兩人成為好友。從最近發現的《章太炎給馮玉祥的五封信》看來，章對馮的抗日決心，推譽有加，把領導抗日的責任冀望於馮將軍。但是蔣介石不想抗日，馮玉祥抗得起來嗎？他的單獨行動使蔣介石大為光火，乃於八月間將“同盟軍”給解決了，章太炎立即痛責蔣氏的阻礙抗日。那時蔣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認為國難當頭，仍然勇於內戰，已危及民族的生存，這樣的政府早已有負國民所託。但從蔣介石的眼光看來，章太炎這一批主張抗日者，不僅破壞對日和談，而且為“匪”宣傳，幫共產黨的忙。但章太炎毫不減弱抨擊政府不抗日的聲音。於是蔣介石託張繼警告太炎不要再談時事，要他“安心講學，勿議時事”。張繼曾與章太炎有金蘭之誼，奉命傳言，結果被老哥訓斥了一頓，指這位老弟要他不說話，“得無效厲王之監謗乎？”他告訴張繼，他的持論已算是厚道的了，“雖明知當局之有陰私，猶不欲訟言斥之。”他又反問張繼：“誰使吾輩為小朝廷之民者？誰使同盟會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張繼討了沒趣之後，蔣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蘇州送上現款一萬元作為“療疾費”。太炎宣佈此款作為公用後，繼續逼蔣抗日，蔣介石送錢給他，當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繼續不斷地批評蔣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時呼籲全國團結一致，準備抗日。一二九學運發生後，章太炎全力支援學生，親自打電報給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釋放學生，宋回電給他，保證“和平解決”。終於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給章太炎，保證相互信賴，庶幾團結一致共渡難關。章太炎於逝世前十日，回了蔣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賴必須基於愛國主義，並指出為了抗日必須容共。章氏雖未及親見國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畢竟預見此一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書，屬以其信濟艱之義，勸誘國人，抑言之非難，欲其心悅誠服則難，邇來所以語河北者，獨雲保愛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東人非始終可保，必不輕於依附。至於小小委蛇，如晉張軌之在涼州，非不與劉、石酬酢也，而領土必不肯棄，名號必不肯更，則所以自守者固在。一聞勸勵，當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殺敵致果，為國犧牲，此在樞府應之以實，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頃者，東方於津、沽等處，又增兵矣。觀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脅迫，欲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則猶未也。然勢之所激，往往有出慮外者，樞府雖以剿匪諸師進駐晉南，陰為犄角，一旦有急，則未知河北之意，果願其入境否也？鄙意應之以實，本無他慮，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據之以興背證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東，以堅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遺棄也，能以一部應戰固善，不能獨戰，則必有濟師之請，而晉南諸師，可與併力矣。為今日保全華北計，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難守，而但南抗黃河，河流既長，處處可以竊渡，幸遇水潦漲盛，容可暫安，水涸則必無以阻敵矣。抑鄙意以為今之國計，固不宜恣言遠略，惟領土未亡者，則不可不加意顧全。北平既急，縱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難兼顧。蓋非常之時，必以非常之事應之。今共產黨之在晉北者，其意不過欲北據河套，與蘇俄通聲氣耳。此輩雖多狡詐，然其對於日軍，必不肯俯首馴服，明甚!若能順其所欲，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間，漸可成為緩衛之勢，較今之左支右絀者，其得失必相懸矣。蓋聞兩害相權，則取其輕，與其使察、綏二省同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黨之為害輕也。以上就形勢立說，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開誠佈公，以懸群眾，使將相之視樞府，猶手足之頭目，轉移之妙，自在廟堂，此非草野所能與，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陣辭，當不以臨渴掘井為誚。六月四日。(《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頁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後，章太炎反對一黨專政，不承認南京政府，自稱中華民國遺民，遭到國民黨黨部的通緝，只好銷聲匿跡。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在給孫思昉的信中說：“東事之起，僕無一言，以為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總司令就是當時的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副司令就是張學良。後來，他親自北上面見張學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視蔣氏的南京政府，攻擊不遺餘力。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當局有鑑於抗日的呼聲，宣佈召開“國難會議”，但議程限於禦侮、剿匪、救災三項，基本上並無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請出席之列，但他斷然拒絕，聲稱：“軍事貴速，能斷則一言而可，不斷則眾議而無成，紛紛召集，將以奚用？”要抵抗，馬上決定抵抗，用不著召開什麼國難會議。他懷疑“當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聯盟會議為分謗之機關”，所以雅不願參加，以“為黨國諸賢任過”。章太炎繼續譴責日本侵略，更直指蔣介石“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置國土淪喪而不顧。乃要求以國民名義，“將此次軍事負責者，不論在南在北，一切以軍法判處，庶幾乎平億兆之憤心，為後來之懲戒。”章太炎在這最後的一封信裡，重申九一八以後一貫的主張，要求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他直言共黨與日本應兩害取其輕，應該聯共御日，不能再喪失領土於外人。當時蔣介石仍然堅決貫徹內戰，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章太炎這種“國共合作”的建議，當然是完全聽不進去的。無論國學大師章太炎或無數年輕學生，都手無寸鐵，奈何不了蔣介石。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張、楊終以武力逼迫蔣介石走上國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關章太炎參閱Wong，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ch．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