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雖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動作依然不斷，身在奉化老家，並無礙遙控南京政權。他於離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親信顧祝同為江蘇省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主席，又命財長宋子文取走重要財政檔案，再命黃埔弟子賀衷寒、康澤等積極籌組復興社，以鞏固特務勢力。唐縱也透露蔣於下野之初下令組織“十人聯絡組”，又稱“十人團”，分佈各地。(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二十八)他為了儘快復出，有借重國民黨內汪精衞及其改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婦一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達杭州，當晚與蔣閉門深談，翌日報紙只透露“晤談甚融洽”，不及內容，惟融洽屬實，是日蔣汪聯名致電胡漢民，促其入京，已發蔣汪合作的先聲。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長孫科偕何應欽等飛抵杭州，張人傑、張繼設宴於煙霞洞，蔣汪同時赴宴，狀至愉快。這一批國民黨要員又於宴后辟室會商，決定共同入京。林森與孫科在南京顯然難以應付，外交與財政問題尤不堪負荷。
蔣、汪等於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開緊急會議。再過兩天，孫科就主動宣佈辭職，由汪精衞於元月二十八日繼任行政院長，並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指定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國民黨召開中政會，正式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自此蔣委員長成為最高領袖的代名詞，又逐步恢復到一人軍事獨裁的局面。寧粵決裂時，粵方堅持蔣下野以及撤銷總司令以奪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費。蔣氏不僅迅速復出，而且重握軍權，只是換了一個頭銜，由蔣總司令搖身一變成為蔣委員長。
蔣汪合作，各取所需。蔣因寧粵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粵方之勢，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種。同時蔣已得罪了胡漢民，另外需要元老級的老國民黨來抬轎子。而汪氏的改組派與粵亦有意識形態的矛盾以及權力之爭，也不難被分化。至於汪本人，無論動機在於共赴國難或政治分贓，於多年流亡之餘，終於有主政的機會，自然難以拒絕。
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變”。此一事變，在國民黨史冊上，“不惟表現了我軍犧牲不屈的精神，加強了民族抗戰的意志，國際視聽亦為之一變。”(台灣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十二章)其實這一作戰，卻是在對蔣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況下出現的。蔣介石與汪精衞絕不是抗日首義作戰者，他們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再攘外”。他們上台時就批評孫科政府陳友仁對日政策太過強硬，所謂強硬，不過是要和日本“和平絕交”。陳友仁也不客氣地批評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聲言：“餘敢正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衞戍京滬的十九路軍。此軍的前身是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是陳銘樞。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軍，總指揮是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當年都是陳銘樞第四團的團附、副官、連、排長。這一陳家班的部隊，由於寧粵談判討論國民黨複合問題時，自江西調到京滬一帶，任衞戍之職，為對寧粵雙方的保證。廣州方面是不相信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軍的衞戍京滬，就順理成章了。雖然如此，蔣介石卻始終不放心，因為十九路軍不是他的嫡系軍隊，自然難以絕對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蔣介石的親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東北，如今十九路軍駐在京滬，礙手礙腳，自所當然。於是，把十九路軍調走，也就是遲早的事。
正在這時候，日本海軍為了不讓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專美於前，也派遣軍艦四艘到上海示威，並開進長江，向江陰要塞掃射。接着又把軍艦集結在漢口，舉行陸戰隊武裝演習。同時，上海的日本僑民又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連舉行居留民大會和遊行，請日本政府迅速用斷然手段徹底解決中日間所有懸案，根本制止中國的反日運動。日本浪人更乘機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帶撕毀中國商店的反日標語，甚至毆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東打傷中國工人。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現了“長江流域日本人聯合大會”，日本僑民三千餘人在會中決議：“日本須斷然膺懲暴戾的中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個日本和尚給打傷了，日本僑民兩千餘人，就在二十日這天，藉口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同時在閘北地區搗毀了中國商店，毆打行人。這些情形和關東軍假借黑龍江的日本僑民請願，向東北進兵“保僑”的手法，如出一轍。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侷限期緝拿兇手歸案法辦。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曉，日本浪人兩次放火燒了楊樹浦的三友實業社毛巾工廠，並砍傷了用電話報警的守衞巡捕，日本陸戰隊也同時出動。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軍增派兵艦趕來上海。一月二十三日，日文報紙傳聲警告：日本艦隊司令和日本僑民宣言：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制止抗日運動，並解散各抗日團體，否則自由行動。
日本人既已橫行至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電中央，表示説：“據報：日本海軍及陸戰隊強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條件，並聞將取斷然處置。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十九路軍這種決心抗日的舉動，顯然與蔣介石處處對日本低聲下氣的政治不合。於是，他決定立刻調走十九路軍，並且向日本人屈服，答應日本人道歉、賠款、解散抗日團體四條件。可是，雖然答應了四條件，日本人還是大動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已極為苛刻，而蔣汪南京政府縱使向日本人既磕頭又作揖，可是日本人還是不肯罷休，大出蔣介石意料之外。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記中説：“聞昨日對上海日領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認，彼亦已滿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衝突也。”(《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發出退讓後又被日本人出賣的哀鳴!
蔣介石原是決心要調走十九路軍的，擬“以憲兵第六團接替第十九路軍防務，俾非戰鬥之憲兵緩衝其間，可保中日兩軍不發生衝突”。但是由於日本人的色急難待，突於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閘北，“首向中國警察開始攻擊，繼則攻擊中國正式軍隊”。十九路軍不及調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參閲顧維鈞《關於中國政府在滬東開始時決定和平政策之説帖》)
蔣介石調來憲兵第六團固然遲了一步，但是十九路軍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產生了鬼使神差的結果。憲兵第六團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達真如，其實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就在真如，當晚全線抵抗的命令，就發自真如指揮所。
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發出了，義正辭嚴，全文如下：
特急。銜略公鑑：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二十八夜十二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衞，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軍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豔子印。(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中央週報》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聲稱“四天佔領上海”的，可是，十九路軍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頭。關於十九路軍抗日血戰，中外文字報道極多，但是論得最具歷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這篇文章有一個重要的點破，就是説日本侵略時，“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這顯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態度曖昧。章炳麟這種點破，在另一篇《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太炎文錄續編》第五卷)裏，説得更明白。他説蔣光鼐、蔡廷鍇他們“不及俟命，率所部二萬人迎擊”，分明是説，十九路軍挺身抗日並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獲得勝利，中央也就非常顏面無光。最要命的一點是：十九路軍的行動，無異證明了蔣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錯誤。這種錯誤，即使是他的師保吳敬恆也不得不暗中承認，他有一封密件給何應欽，承認“不抵抗”以“保留元氣及實力”的政策，其實是一種“迷夢”，“大難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許。”因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軍連日師共產黨之作戰法”，以跟日本人打個明白，才是正路。——可見連蔣介石師保級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軍的感召，不認同蔣介石所為了。
在一二八事變一開始，十九路軍的負責人之一——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就電呈中央，説：“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賜電調京滬、滬杭兩路友軍來滬增援，毋任翹企。”
當時駐軍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師的俞濟時部隊。俞濟時是黃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蔣介石親信俞飛鵬的侄兒。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選。事實上他也是黃埔一期中露頭角最早的。
最早主動提出支援十九路軍的也是俞濟時。據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蔣委員中正復第八十八師俞濟時師長勖勉調滬增援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俞濟時自杭州呈陷電大意是：“滬案嚴重。十九路軍應戰頗獲勝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將本師調滬增援。乞示。”蔣介石覆電説：“中本日隨政府同人已到豫，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中正。東。”由這個電文，可以看出，想“調滬增援”十九路軍一事，乃出自俞濟時的主動。俞濟時主動提出電文的時間是一二八事變後的第四天，那時八十八師的任務是“駐防蘇浙拱衞京畿”，離上海最近，“調滬增援”，自然較快。再據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肆《陸軍第八十八師——“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概述》：
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遂以陸戰隊約六千餘人在艦炮支援下向淞滬進攻。此時第十九路軍之第十九軍(軍長蔡廷鍇)以其駐淞滬之第七十八師首先應戰，駐京之第六十一師及駐蘇常一帶之第六十師，隨亦陸續增援滬上，大戰遂啓。其時餘統率之第八十八師正駐防杭州，中央於一月三十日電令本師限於二月五日前向蘇州集結；並令限駐南京之第八十七師宋希濂旅於二月十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區集結，第八十七師師部及孫元良旅、另軍校教導總隊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區集結；中央並委派張治中為第五軍軍長兼第八十七師師長，統轄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參加淞滬會戰，並均歸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統一指揮。
在俞濟時去電蔣介石後第六天，張治中也有了反應。據二月六日《何應欽部長自南京呈蔣委員中正請以張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師師長並給以軍長名義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何應欽報告蔣介石説：“張文白兄以國難當頭，願率領軍旅效命疆場，查八十七師師長正在遴員，可否即以文白充任，並加給以軍長名義，使其指揮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乞示遵。”蔣介石批覆：“八十七師師長以張文白繼任，中甚贊成，請即委如何。中正。齊印。”由這個電文，可以看出，“願率領軍旅效命疆場”增援十九路軍一事，乃出自張治中的主動。(參閲《張治中回憶錄》第二章第四節)既由俞濟時和張治中的主動請纓，可見蔣介石最後同意派第五軍去上海，是出於被動的。而且除了第五軍外，蔣介石沒有再派任何部隊抵上海支援。所謂大家聲援十九路軍，卻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嚷嚷”、“乾打雷、不下雨”而已，因為蔣不下命令，誰的部隊都開不上前線去。援軍不至，真的關鍵不在別處，就在蔣介石那兒!即使派出的第五軍，也是疑雲重重。
首先，第五軍正式接替十九路軍的部分防線，為時已相當晚。據《張治中回憶錄》，他是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從南京和平門登車出發的，中午“到達南翔，即奉蔣光鼐總指揮的命令。……在十七日黃昏，我由南翔進駐到行鎮”。二月十七日已是“一·二八”後二十天，在“軍貴神速”的原則下，真未免有點“遲遲其行”。其中原因，也許連局中人張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蔣介石原以為十九路軍對日本抵抗不了那麼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隊去“接漏油”、去爭功，同時也“制止十九路軍”。《李宗仁回憶錄》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説：
先是，“一·二八”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一舉成名。蔣光鼐、蔡廷鍇一干人物頓時變成民族英雄，為全國人士所一致欽仰。但是中央此時卻抱退讓的態度。淞滬戰時，蔣先生曾令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面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則用來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爭範圍。這事使蔣、蔡等將領極感氣憤。
原來“文章”就在這裏!並且，照俞濟時《“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經緯回憶》附錄中所聽到的，第五軍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軍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斷十九路軍撤回南京”云云。蔣介石由於立場被動、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軍，一面陷十九路軍於孤軍作戰的情況。據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當時已盛傳“中樞分為兩派：一派是主戰派，一派是反戰派。主戰派是西南各實力派所支持的中樞大員們，他們想趁戰局之擴大而奪取中央政權；反戰派是中央大員們，他們妒嫉十九路軍的聲名過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聽任十九路軍孤軍奮鬥，諸事掣肘，不調援軍”。蔣介石本人做賊心虛，當然聽到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給第五軍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與十九路軍蔣蔡兩同志，共同一致團結奮鬥，對於蔣總指揮命令，尤當切實服從，萬不可稍有隔膜”(二月十六日電)，如“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亦必為反動派之所誣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二月十八日電)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極為可疑的。何況蔣介石的許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給歷史好看的，骨子裏常常是另外一套，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這一特色，很可注意。
事實上，蔣介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氣量，使他對十九路軍不可能“愛護特甚”(俞濟時語)的。照陳公博《苦笑錄》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與政府遷洛》的回憶，蔣介石對十九路軍曾有“許多埋怨”：
説句實在話，上海的一二八之役，兩方都不是很認真，佈滿上海的謠言，説蔣先生實在不願戰，只是十九路軍已啓釁，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蔣先生之不願戰，我也是原諒他的，當時根本上一些準備也沒有。我還記得一次我和汪蔣兩先生在浦鎮的車站山上的工程師住宅內談話時，蔣先生還説了許多埋怨十九路軍的話。我解釋着十九路軍不得不戰，而且上海的戰爭，我認為是政治之戰，而非軍事之戰，末後我更説：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釀成內戰。”
“內戰，我是不怕的。”蔣先生很堅決地維持自己的意見。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別的話岔開，我記着汪先生告誡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語。
正因為蔣介石並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軍，所以一旦陳公博他們北上游説張學良出兵的時候，蔣介石就下了“毒藥”。陳公博回憶：
這場上海戰爭打了一個月零三日，十九路軍為着日軍在瀏河登岸，感受側面的威脅，由閘北退到南翔，中間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請救兵，企圖張漢卿動員，以牽制日本之師，想造成一個南北全面戰爭之局。
張漢卿受了瀋陽不抵抗之名，大約這次總要吐吐氣吧!誰知我們到了北平，看看環境，已像一盤冷水澆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當時就有人告訴我，張漢卿絕不會動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訴我，説蔣先生先一日已派人來，説任潮和我並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們和張漢卿混了幾日，可以説毫無結果，漢卿倒以上賓之禮待我們，照例約了十幾個重要人員陪我們食飯，臨走時親自到車站送行，説到出兵一節，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我沒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為有人説漢卿還聽李先生的話，或者李先生可以幫我們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談了許多哲學，説了許多抽象的名詞，依然不着邊際，更不要希望他能夠向漢卿説話。
這一場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陽開第二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吧。這次旅行重新經過保定、石家莊、鄭州，以至洛陽的故宮，開了五天的全體會議，我便往山西，重與閻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績都沒有，只替十九路軍在閻先生那裏捐了十萬個手榴彈。
蔣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訴張學良，説陳公博、李濟深沒有代表性，這不是存心拆台嗎？如此看來，他恨十九路軍還來不及呢!又何來“愛護特甚”啊？
豈止恨十九路軍，照中國青年軍人社的《反蔣運動史》，蔣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軍”呢!書中第十四章説：
自一月底，上海十九路軍抗日戰爭起後，因此次戰爭，原為蔣汪所欲避免者，故戰前即有逼十九路軍讓防之舉(接防憲兵團早已開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軍竟於行將離防之前，不讓日人進佔閘北，出而抗戰，於是大拂蔣汪之怒。故戰事起後，蔣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懷畏日降日意志，蔣在奉化演講時，曾發表有名之三日亡國論，引致日本進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軍不聽命令(因戰爭前蔣曾下令，日若進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軍得全國人民之同情與擁護(國內外人民紛紛匯款捐物，自動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見絀(因人民士兵均恨蔣之不敢不肯抗日)。於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軍；由自慚而更妒十九路軍，積恨成仇，惱羞變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軍(少數蔣系軍隊乃激於民族觀念與愛國心而自動往參戰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實際坐視不救(因人民憤蔣不援，紛紛提出責難，乃假意表示謂已調兵，交通不便，難於到達)；第三步竟派税警團上級軍官王賡勾結日本，報告軍情，使日本調兵從瀏河上岸而壓退十九路軍!
這裏提到的“三日亡國論”，是出自蔣介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奉化武嶺學校紀念週的一次演講。演講題目是《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其中提到他為什麼在九一八事變後不對日本宣戰或絕交。他説：
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內侵佔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致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總理孫先生所謂：“中國若與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此乃事實如此，並非我總理故為危辭聳聽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
對蔣介石非常沒面子的是，就在他做這一宣佈後十七天，十九路軍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蔣介石這種失敗主義的妄言!由於十九路軍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證明了日本人三日內亡不了中國，並且反證了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錯誤。可見十九路軍的勝利，正好反襯出蔣介石的失策與失敗。——十九路軍如此罪該萬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軍就在這種被“痛恨”下，最後陷於“各路援軍開赴不至”、“陷於孤立無援之境”(語見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汪兆銘、馮玉祥、李濟深、朱培德、陳銘樞致十九珞軍電文)，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電文，就可看到不少內中文章：
二月十六日——一二八事變後第十九天，十九路軍致陳銘樞銑電：“我軍連戰皆捷，然非主力戰，死傷已達二千，紀家橋一役，知敵亦不可輕。確報，敵到滬兵力已有三萬餘人，和議無望，敵只效佔錦州故智，我退彼進，永圖佔據，稍一讓步，閘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戰在即，兵貴萬全。滬戰如大勝，可為我民族復興之轉機，敗則將陷國家前途於萬劫。萬懇速請介公、敬之務在最近期內調二三師開來前線，預備急用，方能先為敵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江北部隊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鎮江有保安隊維持，八十八師之團可調歸建制，如辦不到，宜速定和議，不容猶疑也。”——這通電文裏，已有“萬懇速請”蔣介石救援的話。
二月二十二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二十五天，陳銘樞致蔣介石養辰電：“現細察前線作戰情形，及影響各國關係，依蔣、蔡等意見，絕不宜撤退，且因戰鬥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茲決定以南翔至瀏河之線為第二防禦地帶，由吳工兵監規劃工事，請即飭上官雲相所部，前來擔任做工為禱。前方兩軍協同作戰，情同手足，無殊一軍，必能發揮最大之光榮，請釋鑑慮。但為持久抵抗之計，務請俯照前言，迅調江西陳、衞、譚各部，兼程前來無誤，現在前線如何犧牲，亦可達到目的也。”——這通電文裏，已明白告訴蔣介石，十九路軍與第五軍相處甚洽，“請釋鑑慮”。並請蔣介石要守信用，“請俯照前言”，快派部隊來。
二月二十五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二十八天，十九路軍感到敵方部隊不斷增援，我方部隊卻望眼欲穿，不但遲遲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開來前方，已經深有被放了鴿子之感。這天收到蔣介石的徑戌電和有酉電，前者電文説：“廟行鎮附近正面已為敵方窺破，系我軍弱點，不宜以特税警務團(古團)擔任，望以六十一師替接，以固陣線，免為敵所乘為要。”後者電文説：“第二次決戰之期，約在豔東各日，我軍援隊非到魚日不能參加戰鬥，望於此數日內，儘量節省前線兵力，抽調部隊，即集各地區預備隊約在總兵力二分之一上數，方得應戰裕如，不致臨時竭蹶，對於瀏河方面，尤應準備三團兵力為要，如何部署，盼詳復。”這些都是空話。到了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二十九天，十九路軍感於全國有兩百萬軍隊，可是除了第五軍外，蔣介石竟不再派兵來，已經深知本身的下場與處境。這種心境，由致何應欽、陳銘樞並轉蔣介石的宥晨電裏，已經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徑戌兩電均奉悉。一、職部作戰兼旬，各師傷亡逾千，擔任正面過寬，處處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師廟行鎮一役，傷亡極大，調後方整理。其防線由毛師之張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團擔任一段。昨日敵來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動搖，着張炎人黑後反攻，雖告得手，但傷亡過千，官長損失尤大。三、敵企圖突破江灣廟行鎮間陣地，集其主力於大沈宅二帶，做縱深配備，連日作戰焦點，亦在於此。四、兵力配布，當遵所示要旨辦理，但敵軍不絕增援，我軍死傷日眾，空談配備，至可慮耳!”——這通電文裏，已隱然在説，你蔣介石兩次來電，只是“空談配備”而已，不派援兵來，空談只是令人焦慮耳，有何用哉!
二月二十七日——“一·二八”事變後一個月，陳銘樞致汪兆銘感酉電：“(銜略)必親譯。有日，我六一師與敵新到十二師激戰，傷亡甚大。現我軍益孤，鹹願死前線原陣地，不肯撤退。上官雲相師除調兩營任黃渡做工事外，忽奉令兩團守鎮江，一團守京歸谷司令指揮，未審何故？戴嶽獨立旅已抵杭，魯主席不願調列參加作戰，樞擬前往乞援，特聞。”——這通電文裏，已經明白指出，援軍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準開上前線來。
二月二十九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三十二天，陳銘樞致汪兆銘儉未電：“昨電諒經賜鑑。上官雲相所部，弁髦命令，不願赴援，樞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當亦無望矣!謹聞。”又致儉酉電：“兩電計達。卧病多日，頃鈞任兄來談蔣先生日來積極，又謂俄運兵東來，與日衝突，形勢漸逼，日方亟欲了結滬戰，我軍能在原線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蔣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誤于軍政部之不調兵，茲又誤於上官部之不願作戰，惟恃我孤軍之決死耳……”拖到三月二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三十五天，十九路軍終於發佈了撤退通電。(電文見一九三二年上海《時事新報》)到了第二天(三月三日)，十九路軍又聯合第五軍，發佈了更詳細的通電。(全文見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上海《時事新報》)兩件通電中，前者提到“後援不繼”的話，後者提到“援師不及”的話，當然都明白點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在。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對蔣介石的責問。在上海的部分國民黨中委，就致電責問他：“日人陸續增援，至窮師數萬，我方……合計不過三四萬人，每戰對敵，眾寡懸殊，益以疲勞，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電請援，聲嘶力竭，以致為敵所乘。……觀十九路軍通電，有“後援不繼”之語，孰令致之，當局不能不負其責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責問聲裏，居然還有蔣介石的哥哥在內。
蔣介石的哥哥蔣周康字介卿，號錫侯。他跟蔣介石同父異母。張明鎬《蔣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説此人“出身雖為稟生，實際不學無術，是個十足的草包子、糊塗蟲”。但終於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關監督和浙省府委員。“一·二八”事變後，蔣介石為中國人民所不諒，蔣介卿也被牽連，至感不安，乃寫信向蔣介石責問。蔣介石遂叫文膽陳布雷代擬覆函。據《陳布雷回憶錄》一九三二年條下：“三月下旬以蔣公電召赴南京，見市況蕭條，政府各機關均僅有駐京辦事處，熟人多不在京，餘承命代擬復長兄介卿書(答來書不遣援兵不增軍隊之責難，後棄置未發表)。”這封“棄置未發表”的信，四十九年後，居然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中，《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以《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蔣委員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書》為題，給發表出來了。這封信可以看到蔣介石當時的許多心態和巧辯，值得全文細讀：
接奉尊電，督責至嚴，循誦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滬戰事，弟以叢詬之身，又成怨謝之府，匝月以來，謗言百出，非謂袖手觀變，即曰調援不力，積毀銷骨，乃至勞內外邦人之詰責，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聞我旅滬同鄉集會之際，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見諒於友朋，復何從求信於國人，且當此國族蒙難閭里為墟之日，豈個人計較譭譽得失之時，故寧舍垢忍辱而不願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問，願為兄略陳之。自暴日進犯淞滬，中央即決定移駐洛陽，積極自衞，弟以袍澤之義，馳電全國，同誓生死，願淬厲奮發，共救危亡，其後十九路軍奮勇作戰，江浙所有部隊凡可調遣者悉以全數加入，傷亡損失，皆可覆按，謂為無兵增援，豈惟厚誣中央，亦使戰士氣沮。即我十九路軍冬日通電報告移防，所謂後援不繼，亦非謂中央有可調之兵而不援，乃謂以運輸困難而乏續至之援隊，詞意灼然至為明顯，而兄亦竟以此懷疑於弟，則弟復有何言？至就弟個人而言，自一中全會以後，雖複列名國府，備員軍會，初不過多數委員中之一分子，軍旅之事，發號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統，絕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無名義，可以檄調軍隊，亦無權責，可以指揮軍事，力之所及，亦唯以舊時袍澤之關係，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勵我將士秉中央之命而奮進，自上月二十三日敵軍再度增兵以後，戰局益趨嚴重，弟審度前線狀況，綜合各方情勢，曾於二十五日電知蔣總指揮光鼐有“第二次敵軍總攻擊之期約在豔東各日，我軍後方部隊全已運來前線，其他非到魚日後不能參加”等語告之，誠以後方輸援諸多艱困，有非可形之於筆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於前方，亦不能不以實際之情況儘量相馳告。弟在此浹旬之間，匪日不焦心苦思，期盡力之所能及，二中全會集會洛陽，弟之所以留駐南京者，實對續到部隊，可以隨時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時機也。二十九日幸有某部二團開到南京，略無休息，立時出動於前方，綜計前後開動之部隊，曾無一宵一夕之滯留，今訛言四起，若謂弟對增援遲速，有所抑阻於其間者，是則部隊與戰鬥詳報俱在，不難以事實證明也。語有之，流言止於智者，今之流言陸離光怪，乃發動於曾共患難，洞明實際局勢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於悠悠之眾口也。兩軍作戰，對於參加部隊之番號以及調動配備之情況，例須嚴為隱秘，免為敵方所乘，故淞滬苦戰匝月，所有部隊皆置於蔣總指揮之下而行之，此後戰局範圍自須視形勢而定，中央既有整個之策劃，全國軍人亦皆願一致效死，前線之如何充實、後方之如何移動，只須俟將來戰史與事實之證明，遑能執途人而告語。獨惜我國人不察，往往以熱情所激，多方詰難，若必欲迫令將所有虛實盡情揭布，使敵人共見共聞而後快者，而或者以不慊於個人之故，又從而播揚於其間，是則誣陷個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將士氣沮之影響實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闈之訓，長承兄長之教，許身革命，義無反顧，當此國族艱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誠，盡對黨對國之責，以期無愧於總理，無忝於所生，絕不辜負骨肉與親知期望之殷，遙念疆場袍澤浴血奮鬥，戰區同胞犧牲殘酷，誠何心再計一家之譭譽與榮辱，軌因未散佈其區區，不盡欲言。
蔣介石這封信中，欲蓋彌彰之處有五：第一，蔣介石説“後援不繼”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調之兵而不援”，乃是因“運輸困難而乏續至之援隊”。但是，事實上，全國有兩百萬軍隊都哪兒去了？“可調之兵”豈不大都被蔣介石調往江西去打內戰了？這樣造成京畿地區御外侮上的防務單薄，豈不正是蔣介石的責任？第二，蔣介石説“運輸困難而乏續至之援隊”，但從一月二十八日起，前後有一個多月的期間可供運輸，可是部隊卻始終調不上來，這叫什麼速度？此中有人“抑阻於其間”，豈不太明白了嗎？第三，單從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陳銘樞致汪兆銘電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雲相師已經“忽奉令兩團守鎮江”、“不願赴援”，則蔣介石所謂“某部二團開到南京，略無休息，立時出動於前方”之説，就與事實不符了。眼前的上官雲相師尚且如此，天邊的其他部隊，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蔣介石説“軍旅之事，發號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統，絕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謊。“指揮軍事”的“權責”，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説他做不了主，又其誰能信呢？第五，蔣介石説調動部隊，“須嚴為隱秘”，不能隨便告訴路人。隱秘固然不錯，但總要調到部隊上前線才算啊!若根本沒調，反以隱秘為護符，這就不對了。
大概連蔣介石自己都發現這封信的答辯未免太牽強好笑了，所以最後“棄置未發表”。但在半世紀後，我們就他的心態和巧辯來做解剖，還是有助於真相的揭發的，自不容我們放過也。
上海撤守以後，經過國際聯盟等的斡旋，在三月四日停戰，五月五日簽訂停戰協定。中國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黃強；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謙吉。外交部次長郭泰祺在三月二十五日發表談話，雖説：“敢以人格擔保，斷不為喪權辱國之事，可請國民放心。”(天津《大公報》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但是五月三日，抗日聯合會的代表四十多人，還是衝了進去，打傷了郭泰祺。郭泰祺兩天後裹傷簽下協定。協定內容重點是：
一、確定停戰。
二、中國軍隊暫駐現在地位。
三、日本軍隊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設立共同委員會，佈置日軍撤退及華警接收事宜。
細究內容，卻大有文章。所謂中國軍隊暫駐現在地位，就是中國軍隊不得恢復進駐淞滬，所謂日本軍隊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軍隊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國所佔的領土。其為“喪權辱國之事”，一看便知。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時事新報》有這樣的評論：
……敵軍入寇，未能逐出國門，停止戰爭，猶待妥協條件，彼雖曲，我雖直，而彼則駐兵有地，撤軍無期，我則人民徒遭絕大蹂躪，軍警俱有明文束縛，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
國民主戰而政府不戰，國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國民力援十九路軍，而政府坐誤戎機，國民紛紛組織義勇軍，置身火線，而政府擁兵二百萬，參戰者不過四十分之一，國民反對議和而政府毅然簽字，則一切責任，顯然獨在當局……
但是，蔣介石是不管這些的。他悍然做下“喪權辱國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機當上了“蔣委員長”，連郭泰祺都升了官，當了駐英大使。
十九路軍的參謀長黃強，是參與停戰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後寫《黃莫京將軍自述》，有這樣的追憶：
上海停戰協定，雙方已簽字，在我十九路軍的一方，其情緒之難過，只可拿故中央委員楊滄白先生詩一句：“回面應知有淚行”，才形容出來，不久這回面帶淚行的十九路軍奉命開赴閩省。(見《大成》第六十七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開到福建後，十九路軍又被蔣介石用來做“內鬥內行”的籌碼，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蔡廷鍇因“榆關陷落，平津危急”，通電中央，表示願意在“忍痛撤退，移師來閩”之後，“負弩前驅，為國效命”(《蔡廷鍇願負弩前驅為國效命電》，載南京《中央日報》，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可是蔣介石當然不肯。最後，十九路軍以“閩變”被蔣介石解散，一個最能抗日的軍隊，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滅不了它，一年後卻被蔣介石輕易消滅了。
是以把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事蹟，記在蔣介石的賬下，絕對是不虞之譽。恰恰相反，他聯合汪精衞復出後，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再攘外”，特別想要剿滅江西的蘇區。為此，他對日本侵略是絕對要妥協的，不肯還手的。陰錯陽差的是，陳銘樞的十九路軍，因寧粵之爭而調往京滬，否則蔣介石絕不會讓非嫡系軍隊衞戍京滬。如果是嫡系部隊駐守，在蔣介石直接調配控制之下，絕對不會於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還不是會像九一八那樣不抵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