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變。
那一年，父親受聘於南洋大學，到新加坡去教書了。母親帶着妹妹，仍住在那棟日式小屋內。儘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樓大廈，師大的這批日式宿舍，仍然維持着原狀。我和慶筠，在幾百次幾千次的爭吵討論，痛苦掙扎，流淚傷心……之後，兩人都比較理性了，終於發現我們婚姻中最大的問題，不是賭，不是窮，不是愛得不夠深。這些都可以糾正，都可以克服，我們真正克服不了的問題，是我們的寫作。夫妻二人，從事同一樣事業，潛意識中，仍然有競爭。慶筠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是正統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視比我強。但是，今日的社會以成敗論英雄，寫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沒有用的。他很迷惑，繼而迷失。他無法在我面前掩飾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為榮。可憐的我，可憐的慶筠，我們因有“共同興趣”而結合，最後，卻因這“共同興趣”而分手。正像慶筠説的，我們不是神，我們只是一對最最平凡的凡人！那年，我和慶筠分居了一段時間。我帶着兒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條巷子裏。是兩層樓，樓上有三間房間，樓下是客廳餐廳和廚房，前面後面，都有小小的院子。這房子對我來説，實在太豪華了。初搬進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雖然房東算得很便宜，對我仍然是筆大數字。搬進去第一天，鑫濤來看我們，見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他在客廳中一站，用極肯定、極權威的語氣説：
“你負擔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筆來，你就負擔得起！不止負擔得起這棟房子的房租，你將來還會擁有一個你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穩穩的、篤定的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讓你的才華，發揮到極致，絕不能讓它睡着了！”
鑫濤這人，實在奇怪極了。我一生沒碰到過像他這樣的人，他渾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斷，絕不拖泥帶水，他思想積極，想做就立刻付諸實行。他不止對自己的事堅定果決，連帶對朋友的事也堅定果決。我們剛搬到台北，他對慶筠説：“你不必回鋁業公司上班了。現在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到報社去當編譯，報社的上班時間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時間可以去寫作。另外一條路，是你暫時放棄寫作，去從事翻譯，翻譯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難得的人才！”
慶筠兩條路都沒有走。關於第一條路，他説：
“聽起來很不錯，可是，我不要靠你的關係進報社，我要靠我自己！”至於第二條路，慶筠簡直有些生氣。
“翻譯是一種再創作，再創作和創作怎能相比？難道你屬於創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譯嗎？”
兩條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的開始寫《幾度夕陽紅》。慶筠看我寫得頭都不抬，他一咬牙，決定回鋁業公司。我對他説：“我們暫時分開，你願意去清水也好，去蘭嶼也好，去綠島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讓我和孩子再來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來，我還在這兒等你！”
慶筠也是個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沒去清水、蘭嶼或深山大廟，居然不找一個地方去從事他心心念唸的寫作，他仍然留在鋁業公司上班，這一上，就上了一輩子。前些年，才從鋁業公司調到經濟部。他一腳走進公務員的圈子，就再也沒有跨出來。我和慶筠拖到那年夏天，兩人都覺得累了，情雖未了，而緣分已盡，為了讓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飛翔，我們終於到律師樓，去簽了字，協議離婚。小慶給了我，從此，小慶就跟着我姓陳，稱呼我的父母為“爺爺、奶奶”，他從出生，就在陳家，似乎註定是陳家的孩子。
剛離婚那段日子，我情緒低落。覺得我這一生，似乎做什麼都做不好。既不能成為好女兒，又不能成為好妻子。回憶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實在有太多太多的錯誤。離婚，是結束兩個人的悲劇。我雖然有這種觀念，真正離婚後，卻感到無限的惆悵。畢竟，慶筠和我做了五年夫妻，畢竟，他是我兒子的父親呀！好一陣子，我無法寫作。對着稿紙，會忽然悲從中來，抱着兒子，也會情不自禁的悄然落淚。這種情緒，無法讓任何人瞭解。傷情之餘，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時，《幾度夕陽紅》已在《皇冠》上連載，這是我第一次“邊寫邊登”。《皇冠》登我這篇小説，為了遷就我的情緒，每個月刊出的字數忽長忽短。這樣，有一天，鑫濤來看我，他興沖沖的站在我的客廳中，對我很“肯定”的“宣佈”一件事：
“下個月開始，我要在‘聯副’上刊載你一部長篇小説，你最好馬上就去寫！”我大驚失色。這怎麼可能呢？《幾度夕陽紅》還沒寫完，我的頭腦有限，怎可能再開始一部長篇？何況我情緒低落，何況我還要帶孩子，何況，何況……
“不行！”我搖頭。“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你做得到！一定做得到！”鑫濤堅定的説，眼光逼視着我。他渾身上下，又帶着那種令我驚奇的“力量”，他點點頭，很認真的説：“讓我告訴你一件事，當初，我想在聯副上刊載《煙雨濛濛》，可是，長篇小説的連載必須要向上面報備，我報備的時候，上面打了回票。給我一句話説：‘瓊瑤？瓊瑤是誰？沒聽過這名字！聯副應該去爭取名家的稿子！’我聽了之後不太高興，把《煙雨濛濛》左看右看，鐵定是部好小説。結果，我利用我的職權，閃電推出《煙雨濛濛》，連預告都沒有發。報社以為是一部中篇，根本沒注意，一直等到刊載了一半的時候，有天社長一清早到報社，發現一羣女學生等在報社門口買報紙，社長驚奇的問她們在幹什麼，女學生説：‘來不及等報紙送到家裏來，我們要上學呀！只好到報社來買！’社長問她們要看什麼大新聞，她們説：‘《煙雨濛濛》呀！’社長驚愕的走進辦公廳，問大家：‘《煙雨濛濛》是什麼？’”
我笑了，對鑫濤點點頭説：“你編故事，也編得滿好聽的！最起碼，可以治療一下我的自卑感，我正需要這種故事！”
“我沒有編故事！”鑫濤一本正經的説，眼光顯得嚴肅起來。“這件事，百分之百是真的。我告訴你，只是要你知道，在聯副刊載《煙雨濛濛》的時候，報社裏沒有人知道瓊瑤！但是，今天我們報社開編輯會議，會議中，大家居然提出來：‘我們怎麼不去爭取瓊瑤的長篇小説？’言下之意，《皇冠》有你的長篇，聯副沒有你的長篇，是我徇私了！”他正視着我，一瞬也不瞬的：“瓊瑤，”他清楚而有力的説：“聯合報是台灣第一大報，能擠上聯副，不像你想像那麼容易！現在聯副要你的稿子，我就一定要上你的稿子！因為，這對你太重要了，僅僅一本《皇冠》，不夠來肯定你！”
“可是，”我嚷着：“我寫不出來呀！”
“你寫得出來！”他重重點頭，毫不懷疑的。“今天我就是用逼的，用催的，用榨的，我也要逼出你另一部長篇來，你最好馬上就去寫！我給你十五天的時間！”
“那麼，那麼，”我開始心慌起來。“《幾度夕陽紅》怎麼辦呢？”“《幾度夕陽紅》不能停，你要做一個計劃，半個月用來寫《幾度夕陽紅》，另半個月寫新長篇，兩部小説同時進行！”
我愕然的看着鑫濤，簡直不敢相信我聽到的！他真認為我有這種能力嗎？我自己卻不能肯定。鑫濤不看我，他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正在屋內練習槍戰的小慶，他説：
“你需要僱一個人，來幫你燒飯帶孩子，”抬眼看我，他正色説：“像你這種人，是不應該埋沒在廚房裏的！明天，我去幫你物色一個傭人！”“我……我……”我結舌的説：“我用不起！”
他看了我好一會兒。“你用得起的！將來，你要用多少人，你都用得起的！只是，你必須坐在桌子前面，去努力的寫！你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用來哀悼你的婚姻或過去！”
他走了。我呆呆怔着。然後，我拉着兒子，飛奔上樓，打開稿紙，去擬新長篇的“人物表”和“故事大綱”。
第二天，“阿可”來到我家，是個二十幾歲的苗栗姑娘，她來幫我做家事，帶孩子，燒飯，洗衣服。（阿可在我家，足足做了二十年，到四年前才“退休”回老家。）我一頭栽進我的書房，夜以繼日的寫我的新長篇。
新長篇“如期”在聯副刊出，書名是《菟絲花》。《幾度夕陽紅》並沒有因而停止，它繼續在皇冠上連載。鑫濤説對了；我做得到，我也做到了。雖然，兩部小説寫到後期，我必須用紗布纏住我腫痛的手指，勉強握着筆去寫，但是，我並沒有馬虎，我很用功的寫完了這兩部風格完全不同的小説。
一九六四，真是我生命裏很奇異的一年！
一九六四，我搬到台北定居，我離婚，我瘋狂般的寫作，我在兩大刊物上同時刊出連載小説，我還一口氣出版了四本書！這四本書分別是《煙雨濛濛》、《六個夢》、《幸運草》、《幾度夕陽紅》。我把四本新書帶到母親那兒，一字排開，排在母親的書桌上面，我抬眼看着母親，終於透出一口長氣，我説：“雖然我一直讓你失望，雖然我沒有考上大學，雖然我戀愛結婚離婚弄得亂七八糟，雖然寫了一本讓你們傷心的《窗外》……但是，我總算堅持着我從小就有的夢，走上了寫作這條路！媽媽，”我鄭重的説：“我會一直走下去的！”
母親默默的看着我，終於笑了。這個笑容，實在“難得”呀！一九六四年年底，《菟絲花》出版，接着，《潮聲》出版。我的書都由《皇冠》出板，一整年中，《皇冠》就忙着印我的書。那年，我是二十六歲，距離為了一張數學二十分的通知單，而仰藥輕生的時期，足足隔了十個年頭！這十年，我經過了多少大風大浪，捱過了多少痛苦艱辛。但是，二十六歲的我，終於肯定了自己的方向！